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_薛振东.pdf

2023 年第 3 期(总第 299 期)THE NOTHEN FOUMNo.3，2023Total No.299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薛振东 摘要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之治”新境界，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心展开实践。“中国之制”为“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提供制度支撑和制度保障。反之，“中国之治”就是“中国之制”的实践过程，二者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二者的核心与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治理实践彰显的是制度优势，治理最终呈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功能性、有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换，以“制治合力”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关键词 中国之制中国之治党的领导制治合力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2123);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ZL20152);青海民族大学 PI 制团队项目(ZGY2204)作者简介 薛振东，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西宁810007)DOI 编号10.13761/23 1073/c.2023.03.004概念是对事物的总体性概况，通常用单词或短语来表达1 4。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之治”这一概念受到学术界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既有研究成果大概主要集中在“中国之治”生成逻辑、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2。从已有研究成果看“中国之治”即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学者普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称为“中国之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之治”。荀子天论中讲道:“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治”对应的是“乱”，治常用来表示的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是治理的结果，如 商君书开塞中谈到“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治还可以用来表示管理，治理，如 载敬堂集民说 :“民为邦本，官因治设”。吕氏春秋察今:“治国无法则乱”。其说明法治的重要性，而法则因制度设计才能得以发挥一定功效。以“治”“制”“法”三者有机衔接实现“良政善治”的结果需要一套稳定的社会机制。政治是以“公权力”为核心进而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一套社会机制。国家是人类在“氏族”废墟的基础上创造的有效管理和治理社会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在内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全球治理格局当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回避民族国家构建与建设任务，抑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与方法。近53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王朝国家的瓦解，需要用新的价值体系创建新的国家体系。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其中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整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民对新国家的认同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开始探索“中国之制”的建国道路与方案，在践行“中国之治”的道路上不断向前推进。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构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治理实践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不断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制度体系，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心进行的实践和探索。进一步探析“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内涵。一、“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的根本与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制度对于人们而言，可以促进人们行为模式的不断重复和可预见性。诺斯认为制度就是游戏规则。罗尔斯所言制度是一套公开的规则体系。无论制度是行为模式还是游戏规则，都说明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中国之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针对中国国家治理而构建的一系列法律、规则体系、制度安排，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进行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内涵，彰显了制度优势。“中国之治”与之对应的“西方之乱”，如西方“黑天鹅”事件、社会秩序动荡、反移民、欧洲大量难民无家可归、中东地区百姓忍受战争之苦、民族歧视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呈现“中国之治”繁荣景象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3、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一)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体系。政党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角色，是现代国家普遍的一种政治现象，在现代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产生的目的是为增进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4。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志”在追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和愿景。面对种种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放弃过，“抛头颅”“洒热血”“爬雪山”“过草地”，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从建党起，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使命，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践行使命。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换句话说，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自觉使命认知和使命追求。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能够自觉担负使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规律，通过执政党自身建设来认识使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5 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使命不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63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共二十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能够坚持“人民至上”，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如“改革开放”、“五年规划”、“全面小康”、“三步走”战略、“共同富裕”、“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建国一百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顶层设计中，中国共产党时刻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第四，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能够进行自我革命、自我规约。使命型政党要完成使命必须要有“规矩”，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中共一大第一个纲领内容就包含有关纪律问题的内容，中间经历了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再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纪律方面更加重视，出台一系列制度加强自身建设，以确保其使命型政党永不褪色。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确保“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从严治党、加强党性教育，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以政党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制度建设约束全体党员，整合所有党员的“智力”“德力”“体力”，聚合所有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众志成城”，引领“中国之治”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二)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不断提高更新知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使其能够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要求，并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其所领导的事业的执政党6。学习是增强本领的前提。不断学习也是解决自身危机的唯一出路。列宁说过，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通过学习，党组织能够以创新力和凝聚力推动党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坚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7。目前，世界各国政党无不面临生存、发展的各种挑战。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构建一种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常态化机制非常重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向全党号召加紧学习，学习政治、文化、理论等，结合中国实际指导革命;“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8 185。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学习作为重要的使命对待，不忘学习，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学习塑造思想过硬、素质过硬的学习型政党。中国异于西方:西方是“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而中国是“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9。作为一个“以党建国”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开展得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学习的良好作风和优良传统，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常态化的一种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已经形成制度化。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围绕党的十八大精神、依法治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球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与对策等学习了 43次，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政治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区块链技术、量子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安全、碳达峰碳中和、新时73代人才强国战略等内容学习 40 次。(三)中国共产党是创新型政党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新是国家的灵魂，亦是一个政党发展的重要元素。新时代需要创新，新时代的政党更加需要创新。通过创新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改变工作作风、克服执政能力面临的挑战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创新型政党建设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复杂，需要共产党人不断创新理念、创新方法等去解决一个又一个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基层党支部书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方式，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这些都是源于中国共产党是创新型政党，具有创新思维理念。“中国之治”的价值引领是“以人民为中心”，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实践，创新治理模式，践行“初心”与“使命”。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创造，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以及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之制”理论创新的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三步走”战略直至今天“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通过对“中国之制”理论创新，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目标。“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谋求“人民幸福”伟大事业的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创造了众多奇迹，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到 2022 年，中国 GDP 为 1210207 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中国 GDP 总量约为 18 0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如果没有创新力量的贡献，无法实现这样的经济腾飞。中共十八大以来，在飞机制造、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核电技术、生物医药、卫星导航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一系列成果，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党的理论创新和创新思维。二、“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实践过程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人类为了增进社会福利而构建起来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人类生活好坏、社会是否和平与稳定、人们工作是否有动力、个人才干是否有用武之地等一切都与政治秩序有关，而制度是衡量政治秩序优良与否的关键因素。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此，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之治”奠定制度基础，为“中国之治”的实践提供更好的制度供给。(一)制度是治理的依据当前国家间竞争，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竞争。国家治理，制度是根本，制度的好坏决定了治理的强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成绩，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力求建立一个美好社会。中共一大的纲领中明确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就开始探索建立新中国的国家制度;1949 年通过的 共同纲领，规定了国体和政体;1954 年通过了首部宪法。70 多年来，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为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83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一系列国家制度建设促进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谐。政治秩序描述的是一种有序而稳定的政治生活状态，反映的是人们对既定政治体系达成的一种政治共识。王浦劬认为，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是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有机构成”10 233。政治体系功效的发挥依赖于制度的功能，考察制度对政治体系的功效和作用需要将制度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衡量。正是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塑造政治认同、调节政治关系进而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维持政治体系运作起根本性作用的制度需要主导性制度或制度体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列举了 13 个方面的制度体系、150 多项具体制度。决定中“制度体系”一词出现 16 次，“制度”一词出现 222 次，具体又可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中国所有的国家治理都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实践，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又不断验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此可见，制度在一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正如 1980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所强调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1 333。中共十八大以来将“制度建设”摆在首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建设。(二)国家治理活动围绕制度展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制度体系，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旨在实现国家社会长期稳定与繁荣，综合运用权力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法治力量等，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过程。决定中“治理”一词出现 222 次，“治理体系”共出现 29 次，这足以说明“治理”与“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制度供给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制度供给健全，国家治理按照制度设计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才会有章可循。国家治理围绕着制度体系建设展开社会实践，同时，又将治理实践反馈于国家制度体系，进而不断促进国家制度体系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多年的制度建设为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更是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社区治理、疆域治理等初见成效，无不是依赖于国家制度支撑。2020 年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迈入全面小康的“千年跨越”，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等理念，2020 年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1 年和 2022 年持续增长。这些治理成就的取得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及其制度优越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列举的13 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其中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参与政治协商、利益表达、社会整合、建言献策等方面积极贡献智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国家治理问题召开民主协商、座谈会等 150 多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对“一带一路”建设、深化营商环境等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建言献93策，其中大部分建议和对策都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大小事务都依靠政府去解决，通过发挥基层群众自主性力量与智慧，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发展，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发挥国家制度优势，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制度供给，确保民族事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在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治理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设计下，做好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的治理，必须紧紧依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框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因此，“中国之治”的“善政良治”离不开“中国之制”的制度优势。三、以“中国之制”助推“中国之治”石国亮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有序治理景象称为“中国之治”12。“中国之治”从词意解释是中国国家治理，换句话说是在中国国家一系列制度体系下取得良好治理景象和实践经验。(一)“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决定将“制度”摆在首位，“中国之治”的根本就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之制”，而“中国之制”将为“中国之治”提供制度支撑。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而制度化就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13 12。制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准绳。依靠制度治理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70 多年来不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邓小平在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 3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就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4 27。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依靠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因此，完善而科学的制度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在“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制度建设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决定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之间的深刻内涵，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全面系统地谋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蓝图”。这一“蓝图”中，首要的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明确了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居统领地位，是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的根本。“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质。因此，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摆在首要位置。“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使党的领导制度系统化、定型化、规范化”15 76，让党的领导制度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中，统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并且能够发挥治理效能，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04(二)“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实践呈现“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践行使命，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创造的一系列繁荣景象。这一景象所凸显出来的“中国之治”的治理实践，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改革开放40 多年以及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背后的治理话语逻辑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话语表达。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之治”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之制”之制度精神的彰显。“中国之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之“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凝练形成的制度共识与制度安排。百年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治理之基础，探索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同的制度在治理实践中的功能又不完全相同。根本制度是管“总”，管“方向”，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的方略。基本制度体现在社会各领域，如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等，目的是为推动各个领域发展而作出的具体性制度安排。重要制度相比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而言，其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功能性上。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之治”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之制”具体治理实践的检验或是其治理实践的具体呈现与执行过程。(三)“制治合力”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良好的现代社会，既要秩序井然，又要充满活力，这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社会、居民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达到“良政善治”的状态。“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二者共同发挥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石。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无法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合力”，通过制度整合治理的碎片化和零散化，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时代“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印证了“中国之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也凸显了“中国之制”的优越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摸着石头跌跌撞撞的探索走来，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治理效能也随之不断提高。党领导政府不断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实现了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合力”推进国家治理的局面。治理实践彰显制度效能与优势，没有制度的治理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制度为治理奠定了基础，治理最终呈现的是制度的稳定性、功能性、有效性。“制治合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合力实现的是 1+12 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制度基础与治理实践经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继续发挥“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不断以“制治合力”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参考文献 1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M 吴勇，译 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 张天浩 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研究综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 李瑞君 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新疆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 李海青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 J 江14西社会科学，2018(2)5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 一九四九九)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 张振 试论“三型政党”的整体性及其价值J 社会主义研究，2013(6)7 王炳林，方建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的理论思考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储建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J 人民论坛，2013(12)10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石国亮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之治”J 前线，2017(7)13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李盛平，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 许门友 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 C/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19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吉首大学，2019 责任编辑于光大On the Internal Logic of“the System ofChina”and“the Governance of China”XUE Zhen dongAbstract: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a new realm of“the Governance of China”and all activities of China s state governance are carried out around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 System of China”provides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system guarantee for“the Governance of China”In-versely，“the Governance of China”is the practice process of“the System of China”，and the two have their inherent logic Thecore and root of the two lies in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party s mis-sion oriented，learning oriented and innovative party Governance practice reveal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and governance ulti-mately presents the stability，func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Chinese modernization，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and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which everyone has responsibilities，shares responsibilities and bene-fits from them through“joint efforts in system and governance”Key words:the System of Chinathe Governance of ChinaParty leadershipjoint efforts in system and governancesocialgovernance community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