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_高广旭.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高广旭（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摘 要 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蕴含的关于劳动正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伦理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正义重构了公平正义的理论形态，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拓展了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以伦理政治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劳动正义、美好生活和伦理政治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政治哲学 劳动正义 美好生活 伦理政治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以及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调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高广旭（），男，辽宁宽甸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刘同舫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劳动正义，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一重要论述表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将现代化的普遍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也体现了赋予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以新的政治哲学内涵的理论创新。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是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视角，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理论形态的重构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探讨，既在理论层面深化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阐释，也在实践层面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公平正义问题作了铺垫，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以马克思正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理论内涵的拓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了劳动正义对资本正义的超越。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资产阶级正义观的批判表明，以生产正义超越分配正义，以劳动正义超越资本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正义思想为指导，将公平正义的支点从资本转向劳动，重新回答了作为劳动对象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的生产过程由谁主导、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等问DOI:10.13916/ki.issn1671-511x.2023.03.002题，实现了正义形态从资本正义向劳动正义的转换。从社会财富生产的基本逻辑来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性质和分配方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需要。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只有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所有，才能保证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和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从根本上克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异化的问题。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不仅是一个关系劳动者为谁劳动的问题，更是一个决定劳动者劳动性质和劳动存在方式的问题。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角度看，当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只能出卖劳动力时，这意味着工人作为劳动者是被资本和资本家所定义的对象，或者说，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工人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无产者身份。进而，在劳动过程中，虽然工人也有劳动对象或在进行着对象化劳动，但是，这个过程对于工人而言，是一个与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无关的过程。换言之，当工人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后才能获得劳动的资格时，劳动已经不是作为人的活动在劳动，而是作为资本增殖的一个中介环节在劳动。由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不是热爱劳动，而是痛恨和逃避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将劳动资料归属于劳动者，也就是将劳动的对象性活动归还给劳动者，使得劳动者真正作为人在劳动和创造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资本的世界。因此，当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了劳动的前提和劳动的过程都属于劳动者，劳动的结果即劳动产品也属于劳动者时，它就为解决西方式现代化面对的分配正义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当社会财富生产的前提和过程均以公有制为基础时，社会财富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财富从作为资本的财富变成真正的物质财富。工人不是作为资本的生产者在生产，而是作为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创造者在生产。那么工人不是为他人生产和生产奴役自己的对象，而是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和实现自己全面发展条件的对象。简言之，公有制条件的工人生产本身就是正义的，因为它既符合工人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本质属性，也创造了一种使得工人生产摆脱抽象统治的生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以劳动正义对资本正义的超越。第二，实现了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统一。中国开启现代化征程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上现代化新方案和新路径。现阶段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既确保社会生产的前提、过程和结果以劳动者为中心，实现劳动者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享有中实现全面发展，也充分激发了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活力，有效调动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西方式现代化的正义谜题开辟了新的道路，它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语境下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矛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统一。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生产是一个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总体性过程，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全体劳动者共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劳第 期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动产品或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进行，而是按照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量来进行。对于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的以劳动时间和劳动量为标准的分配方式，马克思指出：“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可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结构中，分配结构是严格以劳动时间或劳动的量的逻辑展开，而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及其基础上的法权分配逻辑，在这里已完全失效，或者说已被生产正义所超越。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但是从中国国情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没有达到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程度，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尚无法完成马克思设想的生产正义对分配正义的完全超越。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要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既然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在当代中国既无法根本超越也无法回避，那么这里就需要有效处理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关系，或者说，有效处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预见到这个问题并指出：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坚持按劳动分配或按劳动时间分配，仍然是带有资产阶级的权利原则或平等原则的痕迹，而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存在着对于实际分配过程中的个人家庭条件及其具体物质需要情况的忽视，造成了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矛盾。由于“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分配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过程，与分配结构相伴随的权利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在相应的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分配正义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财富分配的权利原则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这一观点为中国式现代化解决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关系提供了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同作用；通过政府权力对主要生产资料和公有资本的掌控，驾驭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逻辑，发挥资本的社会作用，约束资本的逐利本性；通过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资本在促进物质财富生产方面的文明作用；强调劳动者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利合法性，以此规避生产力水平未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造成的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及其实践，既是对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继承，也是立足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中国化创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现代社会公平正义实践特征的理论自觉。第三，自觉认识到社会正义实现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总体性。毋庸置疑，正义是一种人类自古以来就珍视的美好德性，公平正义更是近代以来人类基本的政治诉求，并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正义虽然是人类从古自今都在追求的价值，但是它似乎总是停留于人类的追求和求索之中，总是给人一种既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内在准则，又是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理想愿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景。换言之，正义似乎总是在被追求又总是未能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未能将正义还原为美德或作为政治价值所立足的现实生活基础。或者说，我们始终未能从正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总体性的角度理解它，而是将其视为永恒的、自然的和绝对的善，遗忘了对于这种善的理解和实践只有与其产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才能是可能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为指导，始终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出发，从实现公平正义的物质生活基础出发，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总体出发。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正义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产生和存在不同的正义原则，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义原则，只存在对于当下历史发展阶段合理的正义原则。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觉认识到正义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坚持生产正义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也注重分配正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既保证公平正义的制度性基础，也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亟须发全社会的生产激情和创造力，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共同富裕”提到了显著位置，强调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可以说，自觉认识实现公平正义的历史性和过程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西方式现代化的分配正义陷阱和促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论前提。从实现公平正义的物质生活基础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社会公平正义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离开了物质财富支撑，一切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争论和纠缠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论断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是实现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前提。综上，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公平正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物质财富公平分配的正义，而且是立足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普遍性和总体性，关注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促进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个性和潜能的充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公平正义，归根究底是一种以生产正义与劳动正义相统一为理论内涵的正义，是一种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由存在相统一为实践特征的正义。二、中国式现代化对美好生活理论内涵的拓展什么是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这是古希腊哲人最初从自然哲学走向政治哲学的“初心”。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哲学的理论初衷就是破解何谓美好生活和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谜题。然而，由于西方政治哲学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是在理性形而上学框架内展开，因此存在着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政治生活的基本前提即物质生活基础之内理解和实现美好生活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中理解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新视野。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但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其写作初衷却不是为了理论地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实践地改变世界。换言之，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本质，其根本目的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不美好，唤醒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第 期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实现真正美好的社会生活。由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在前提条件、理论基础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开辟了关于理解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新致思路向。其一，重新确立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何以作为统治个人的抽象力量导致现代人无法实现美好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形式普遍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由资本逻辑塑造的现代社会生活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人的主体性生活，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客体性生活。当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而活生生的人只是这种生活自我塑造的工具和客体时，我们不仅很难想象这种生活是美好的，甚至不能将其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的生活。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的美好生活首先意味着人而不是资本是生活的主体，恢复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特征也是首要前提。其二，重新建构了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与西方政治哲学总是通过承诺个人的德性或权利来为人的美好生活进行理论设计不同，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进行生产的个人。那种脱离共同体的单子式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塑造的产物，“只有到 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个人总是在共同体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此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不可能离开个人的社会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组建的社会共同体。一种社会共同体中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直接决定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实现美好生活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语境的中的美好生活概念既具有个人性也具有社会性。其三，重新开启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方式。对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的重构，必然要求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的变革。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从政治国家建构到市民社会“解剖”思想路径的转变表明，实现美好生活的既不能依靠政治解放及其构建理性国家，也不能依靠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而只能依靠摆脱了抽象统治的自由人组建的社会共同体。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实现，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变革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个人所有制，将资本召唤出来的庞大的生产力变成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条件，将被资本所剥夺的主体性和个性重新还给人自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理解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致思路向，为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遵循。如果说现代化的主题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目标是使现代人过上美好生活，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无疑具有现代性的普遍特征。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调“中国式”，就在于它所理解的现代人的美好生活及其实现方式有着特殊性。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实现美好生活的历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辩证把握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立足中国国情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美好生活至少具有物质、精神、生态和文明四重内涵。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美好生活具有物质内涵。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哲学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其最大的理论硬伤在于，只关注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念基础，而遗忘了美好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活的物质现实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认识，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了人的实践既无法定义什么是美好生活，也无法实现美好生活。上述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获得了系统阐述，马克思直接诉诸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的批判，来实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宣扬的美好生活的前提批判，而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实践观点重构美好生活的物质生活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前提。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新时代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系列表述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始终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科学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美好生活具有精神内涵。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角度看，资本作为一种无止境的欲望生产体系，它的物质生产及其财富积累是一种物化的幻象，或者说，物质生产在资本逻辑中，是一个资本主体实现自我运动的中介，而不具备真实的存在意义。由此，奠基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财富形式积累的精神生活，必然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化、工具化乃至工业化。换言之，当物质生活被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原则和可计算性原则统摄和建构时，人的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平面化和“单向度”的困境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为指导，充分吸取资本主体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双重外延及其造成的精神文化贫乏的教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重要举措表明，高质量和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不仅向往美好的物质生活，而且向往美好的精神生活，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才能全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次，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美好生活具有生态内涵。如果说“人与人的关系”关涉的是政治制度，“物与物的关系”表征的是经济制度，那么“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建立在相应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生态制度。实践证明，西方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由于始终围绕着资本逻辑展开，因此其生态制度往往被资本逻辑所裹挟，无限度的资本生产必然造成无限度的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当自然变成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异化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自然是人类的奴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将本国的资源能源消耗率高、环境破坏危害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中隐藏的资本至上的生态制度实质已经暴露出来。立足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和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吸取西方现代化在全球造成的生态灾难，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人的美好生活福祉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坚定朴实的话语深刻揭示了我国第 期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中共重要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这就是，拒绝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式现代化老路，而是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全方位，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活环境和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美好生活具有文明内涵。虽然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方式和追求路径存在差异，由此也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文明类型，但是试图将一种文明向全世界推广并试图以此重塑整个世界的趋势只有资本主义文明类型诞生以来才开始出现。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可见，资产阶级及其所推行的文明虽然将全世界联系为一个资本的利益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必然意味着资本发展较早的民族和国家对发展较晚国家的掠夺和欺压。因为资本在推行自己的所谓资本文明逻辑过程中，遵循是一种普遍性的必然逻辑，也就是所有与资本文明逻辑相抵牾的文明类型，都将被其同化为资本文明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全球化过程，必然是一个文明的冲突过程。与资本文明类型的全球推广逻辑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全球交往和物质生产的全球联系，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和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新构建人类文明交往和文明发展进步道路的新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世界文明交往逻辑的超越，并旨在消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及其衍生出来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威胁世界和平发展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世界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鉴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三、中国式现代化对政治文明新发展道路的开创追求公平正义和实现美好生活是西方政治哲学两个重要主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视角下对于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仅为这两大主题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而且通过将政治经济学引入到政治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中，在现代性语境下实现了政治哲学的社会伦理转向。领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伦理意蕴，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无论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还是对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何谓政治文明？在古典政治哲学语境中，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生活必须遵循某种伦理的或道德的规范。一般而言，将伦理因素融入政治事务是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文明”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政治或德性政治。城邦政治生活总是与其地域、文化、习俗、家庭生活等社会伦理事务紧密相关，城邦政治生活的内在精神支点和最高政治诉求是作为德性的正义。正义是评价一个城邦的政治生活是否文明的根本标准，为城邦政治生活的正义性奠基，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东方，中国先秦时代尽管政治哲学流派众多，但是其中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这虽然与封建君主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术”的政治策略密不可分，但是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秉持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理念，确实是在先秦诸子政治思想中渊源最为深厚、影响最为深远。“轴心时代文明”的伦理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理解，随着现代政治生活的诞生而走向衰落。伴随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瓦解，人们不再相信在尘世世界可以过一种以德性的荣耀为基础的政治生活，对最佳政治的追求转向对神圣世界的信仰。中世纪神学完成了“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的二元划分，在政治哲学层面区分出了君主国家和市民社会。正是以政治世界的这一二元分立为背景，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分别基于对人性的重新考察，将政治哲学的目光从道德和德性转向权力和利益。之后，洛克从人的自然权利和财产与人的自由的关系角度，进一步强调了政治生活的目标是维护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由此，霍布斯、洛克开创了不同于古代政治哲学、政治文明理解的“利益政治”传统。“利益政治”传统立足于对现代人的人性的审慎理解，将政治事务变成为了人类持存而斗争的“权宜之计”。政治国家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形式，其基础不是道德和德性而是权力和利益。针对“利益政治”传统，卢梭和康德重提了“道德政治”的议题。在他们看来，政治如果祛除道德的根基，就会变成个人为了私人利益而任意存在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使现代国家本质上沦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为此，卢梭和康德强调，政治生活的本性不是利益，而是“公意”和“自由”，国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现代政治哲学的“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之争，在黑格尔看来，都是在一种应然的知性逻辑中思考政治事务的合法性基础，都缺乏一种辩证的和现实的思考方式。所谓辩证的和现实的思考方式，就是不去追问理想的国家和政治生活是什么，而是深入国家与其构成要素如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之中，进而在国家作为一种理念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自我运动中思考其形态的变迁和内在的本质。基于这样一种思辨政治哲学的论证逻辑，黑格尔提出了国家的本质是伦理实体，是既蕴含着“利益政治”关注的权利，也蕴含着“道德政治”关注的德性，更蕴含着伦理政治关注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卢梭、康德的“道德政治”国家和黑格尔的伦理实体国家，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随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深入，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不管是从利益和道德的角度还是从理念的角度，国家的本质都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都是现代人的政治生活方式异化的结果，它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它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也不可能引导和塑造所有人的德性，更不是什么伦理共同体。“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类政治文明的实现不在于建构何种理想的国家形态，而在于实现人作为“类存在物”向自身的复归。必须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这时，政治生活对于人而言，既不是利益的，也不是道德的，而是具有一种将所有摆脱了政治身份束缚的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社会伦理功能。在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展现。在这个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中，人类共享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充分涌流后的人的全面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古典政治文明在现代社会的重建，也是政治生活作为一种伦理生活的现代复归。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但马克思并不是完全否定国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揭露拉萨尔的国家观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同时明第 期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强调的国家的“人民性”，而在于科学回答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的职能究竟是什么。而当拉萨尔在强调了在国家中保障人民的“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后，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没有任何其他内容。”“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可见，马克思所强调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实质上是一种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完全不同的社会伦理型国家，“人民性”是这个国家的根本特征。但是，这种特征不是通过资产阶级式的所谓民主政治来实现，而是体现在无产阶级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将无产阶级和人民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伦理实体。马克思的国家观及其社会伦理政治意蕴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伦理政治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政治秩序。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文明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基本保障是依法治国，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是根本，是因为作为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根本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超越资产阶级政党的狭隘利益之争和权力之争，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之所以是根本，是因为只有确保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才能避免国家变成资本以及资本家谋求利益的工具，才能避免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现代勾结。人民是否是国家的主人，这决定了国家的性质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是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根本目标的国家。最后，依法治国之所以是基本保障，是因为即使是无产阶级国家，其仍然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存在的政治实体，在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尚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财富尚没有充分涌流，按需分配也暂无法实现，因此财富分配的权利原则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法权和法律也依然没有被完全超越。所以依法治国依然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治理形式。不同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停留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真实的全方位的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享有的广泛的、真实的民主，它具体地、生动地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各环节，贯穿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其最大的理论创新在于由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将人民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确保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共有、共治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伦理共同体，并由此开创了一种超越西方“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的社会主义“伦理政治”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文明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一系列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主张和新倡议。这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设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积极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格局，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