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乐”考补.pdf

186186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河西乐”考补汤君摘要：20 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出土了三件古乐谱残片，可以判断为西夏时期的笛谱、打击乐谱和琵琶谱。这三件乐谱中有两件迄今没有获得彻底解读，但从中可以看出汉地音乐对12 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施加的影响。乐谱属于寺院所有，这为元代礼佛继承西夏使用“河西乐”提供了直接的佐证；西夏的礼乐制度显示，西夏部分音声人地位卑贱，隶属罪役乐籍，时时会有严惩、虐待甚至送上战场的可能；目前西夏佛曲的乐谱资料和歌词资料仅限于简单的祭祀和礼仪功能；西夏音乐的世俗性质和宴乐成分非常明显，西北各民族喜爱的谚语和格言形式，以及对唱的演艺方式深受各个阶层的喜爱，很大程度上被皇室和上层文人所借鉴并使其精致化。关键词：河西乐；乐谱；西夏；黑水城中国学者对西夏音乐的认识已有孙星群的专著集其大成，不过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几乎全部来自传世的中原史书和敦煌等地的壁画图像，因而仅足以解释与歌舞乐器有关的词语和历史事件而未能涉及乐曲本身。孙星群把西夏音乐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本文介绍的残片都出在最后一个阶段，即仁宗皇帝即位之后。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孙先生断代的唯一依据是 宋史夏国传下 里有天盛初年“增修律成，赐名 鼎新”的话，在清代吴广成 西夏书事 的误导下，孙先生认为这里说的“律”是指“乐官李元儒”改订的乐律。事实上近年来西夏学界的研究已经表明，西夏书事 全书充斥着作者吴广成的主观臆断和杜撰，只能视为作者的个人意见而不能视为真正的史料。书中所谓“乐官李元儒”于史无证，反倒是那部“律”可以确证为法律而非乐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夏文学作品选、译、注及西夏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7AZW011）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4）成果；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濒危活态文献保护研究团队”阶段性研究成果；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亚学院访学（2022.52023.5）成果。作者简介：汤君（1973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亚洲与中东亚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第 29202 页。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第 157 页。187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律西夏法典 天盛律令 书题全称的正确翻译是“天盛革故鼎新律令”，宋史 记载的“鼎新”二字正在其中。近年来随着黑水城所出西夏文曲谱的陆续公布，我们已经有条件对现有的知识做出些许补充，这些资料或可引发中国音乐史和宋元文化研究者对河西乐本质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说，除去本文介绍的残片之外，12 世纪以后的西夏文献里没有关于音乐的任何具体资料。一20 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献中保存着三件写有俗字乐符的残纸，其中两件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620、4780），一件今藏英国国家图书馆（Or.12380-21）。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 1981 年首次发表了俄国两件藏品的摹录本，并且在格林斯蒂德（EricGrinstead）的提示下正确地判断出上面的符号是乐符。魏安则在2012年对比宋代文献的记载研究了英国藏品和一件俄国藏品，目前只有存字最多的那一件（.4780）无人解读。就目前所知，这三件残纸是仅存的西夏乐符样品，是认识西夏记谱法的珍稀资料。三件样品的具体情况如下：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620，抄在西夏韵图 五音切韵 的卷尾。原书著录见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照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7 年刊布（图1）。写有乐符的一页存字五行，其中第一、三行是汉语乐符名称的西夏字音译，第二、四行是乐符本身，第五行是抄写时间。魏安通过对照 事林广记 等古书的记载，确定这套符号为“笛谱”，并且对全部存字做出了精彩的解读。下面整理的是他的结论，第一、三行的西夏字给出标音，第二、四行的俗字乐符给出对应的今字，第五行的西夏字给出意译：u2xjwa1kow1thji2jwo1五凡尺工上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成书年代辨析，寻根1998 年第 6 期，第 2930 页。黑水城（哈拉浩特）遗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以东 25 公里。.-.m mm.:,1981,p71-74.A.West.Musical Notation for Flute in Tangut Manucripts.m m.:,2012,p443-453；魏安著，汤君译：西夏写本中的笛谱，西夏研究2012年第 4 期，第 4348 页。.m .:,1963,p50.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77 页。188188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ji2s1ljiw2kjiw1xa1一四六勾合乾祐癸巳年月魏安注意到纸上写出的十个乐符没有一个重复，所以判断那是个不成曲调的乐符表，只是第二行第三字（尺）和第四字（工）的位置颠倒了，而且符号也没有按照乐音的高低次序合理排列。2.英国国家图书馆藏Or.12380-21，抄在西夏法典 天盛律令 卷十五的纸背，原件照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2005 年刊布，更清晰的图版见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图2）。下面是魏安对最右边一行乐符的解读，由于原件字迹涂抹漫漶过半，所以他的解读中有些猜测的成分也是难免：五凡尺工上一尺四六勾合原件在乐符的左面还有三行西夏字，魏安没有提及，大约是视为无意义的“杂写”。事实上那似乎是用西夏字记录的另一段乐曲，相关文字可以整理如下：摸扔取聽摸扔取聽石茸诵打羦癿石茸茸癿这些西夏字全部是汉语的译音。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文字相同，大致读作“sew2dju2thja2phja2”，按照西夏文献音译汉语的规律，可以判断这里译的是“小女跳破”。最后一个 与此不同的是，第一行译音西夏字的位置却是正确的。魏安著，汤君译：西夏写本中的笛谱，西夏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4348 页。这段西夏文叙述的是国家粮库管理者的职责，残存文句：“无赃者六个月。若于公事中消减，自遣用并有赃等者，量其力，计以枉法贪赃，与前述罪从其重判决。”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 10 页。本文按，编者的文献定名正面误作“佛经”，背面误作“残片，汉文文书”。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65525133614;recnum=23412;index=1。西夏字和汉字的对音例，见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189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破”字退格书写，应该是指宋代流行的“曲破”，即插在大曲中间不配歌词的舞乐。第三行是曲破的打击乐谱，大致读作“la1lo1ljj1lji1lja2，ljij2la1lo1lo1ljij2”。毋庸讳言，这个全部由l-声母字组成的曲谱我们还不能真正读懂。尽管从字面上不妨音译为“锣锣铃铃锣，铃锣锣锣铃”，但其中用了三个读音不尽相同的西夏字来音译“锣”，又用了三个读音不尽相同的西夏字来音译“铃”，使人想不明白那究竟是特指某一种乐器还是表示多种乐器的合击。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4780（图 3），抄在一个藏传佛经译本的纸背，此前仅见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的摹本。原件抄有乐符四行，前两行和后两行的文字大小不同，且第三行为前两行的重复抄写。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和魏安都曾指出上面的俗字乐符很接近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琵琶谱（P.3539、3719、3808），以及 9 世纪的日本琵琶谱，但是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这张残纸上的乐符绝大多数都可以在敦煌琵琶谱中找到，只是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注意到其中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符号“”。这个符号出现在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最下面，他不能判断那究竟是标志着某种乐器的演奏法，还是标志着乐段的结束。众所周知，敦煌琵琶谱的破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音乐史界聚讼纷纭的难题。我们没有足够的音乐知识积累来参与这方面的讨论，只是愿意提请学界注意，俄藏 4780 号原件在第二行和第 西夏时代的汉文本杂字在音乐部第九收录了“曲破”这个词，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又 宋史 卷一四二 乐志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其下列有“曲破二十九”和“琵琶独弹曲破十五”的曲名，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3513352 页。这张照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严克勤二位先生于 2000 年在圣彼得堡拍摄的。林谦三著、潘怀素译：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 年，第 37 页。.-.,.m m,2009(1),p69.关于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参看叶栋敦煌曲谱研究，音乐艺术1982 年第 1 期，第 113 页。图1俄藏.620图2英藏Or.12380-21图3俄藏.4780190190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三行乐谱中间夹写了一行很小的西夏字，中间还用了两个小圆圈分割，似乎是乐句的标记：宁热白拾潮。縷紻命凰额。缾就泌蚘承这一行西夏字在位置上与左面的一行乐符逐一对当，参照俄藏 620 号的格式，我们可以相信那是相应乐符的名称。这 15 个西夏字的读音如下：jij1gjiw1ju1kjw1xia1.tshj1xjwa1sew2pji1kew2.ji1xjw1i1jwi2tiew1这里使用的大都是纯粹的译音字或者与汉语同音同义的借词，表明那应该是汉语乐符名称的西夏语音译。可惜我们迄今还没有一个琵琶谱字与汉语音名，或者唱名的对照表以供研究参考，因此这行字的最终解读还有待学者的努力。然而无论如何，把这些符号在五线谱上标写出来，这对于音乐史家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由于西夏音乐文献的上述三个残片中，只有俄藏 620 号题有明确的时间“乾祐癸巳年”，即1173年。除此之外，英藏21号写在西夏法典 天盛律令 的纸背，我们已知 天盛律令颁行于公元 1150 年前后，则纸背乐符的抄写时间当略晚于此。至于俄藏 4780 号，其纸张正面的内容来源虽然还不明确，但从抄写形式和用词特点上看，基本上可以肯定那是一部译自藏文的佛教作品。学界一般认为藏传佛教大规模进入西夏是在 12 世纪中叶，据此可以估计纸背乐符的抄写时间当不早于此。于是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结论说，本文介绍的三件乐谱都写成于西夏仁宗的天盛至乾祐年间，也就是 11491193 年。二夏仁宗天盛初年颁布的法典里提到了一个名为“番乐人院”的政府机构，与“汉乐人院”及几个执掌工匠的部门并列，属于西夏政府部门五个等级的“末等”：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做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显然，仁孝时期“乐人院”的社会地位较低，属于刻字、作房、制药、织绢、首饰、铁工、木工、纸工、砖瓦、出车等技术之类的部门，和造房、制药、铁工、做首饰等院一起成为政府底层机构：以我们有限的知识，目前可以大致猜出的字只有 jij1 和ji1“一”（日语名 iti）、kjw1“工”（日语名 ko）、xia1“下”、tshj1“七”（日语名 siti）、xjwa1“凡”、kew2“勾”。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65 页。19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六种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造房司、制药司、铁工院、做首饰院、番乐人院、汉乐人院。“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可见其人员不需要固定的管理配置，只在需要时临时指派这些技工中的某些人做相关管理者即可。而且，“番乐”（党项音乐）和“汉乐”是有区别的。西夏文、汉文双解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里集中记载的乐器名称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西夏杂字体字书纂要里集中记载的乐器名称有“大鼓、丈鼓、和鼓、导鼓、建鼓、笙、笛、七星、箫、三弦、六弦、筝、琵琶、箜篌、嵇琴、拍板”。如果这不是从汉文字书里照抄来的，而是真的反映了西夏的实情，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西夏的乐器甚至乐队都基本上是照搬中原的。本文介绍的三个残片也表明，西夏的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像中原那样分别使用不同的乐谱，其中包括唱名和每句“五言”的曲式都是在中原音乐影响下的产物。只有英藏21号上面的“锣鼓经”似乎略带河西民族色彩，但那也可以认为是在中原某种记谱法基础上衍生的。西夏的乐器甚至乐队都可能深受中原的影响，这个非常可能的结论有助于我们解释仁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中的种种规定：其一，西夏番汉乐人院的职员，不仅没有固定编制，而且也不被列入正常的升、转体制。在西夏仅有的三个不参加国家官制中的正常升、转的部门中，“乐人院”又居其一：诸司大人、承旨续转中，卜算院等依事设职，勿续转：史院、医人院、乐人院。“医人院”的地位低，主要应该是与西夏人低端、粗浅的医疗水平相关。聂鸿音指出：同一个中药名称在存世的西夏医方和法典中的译法往往不同，这意味着西夏不存在官修的规范药典。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西夏政府曾经采取任何手段推动了本国医疗事业的发展。现存的大多数西夏文医方抄本并非西夏本土的医学著作，而只是黑水城某个寺院保存的民间零散医方的杂抄。“乐人院”紧跟“史院”和“医人院”之后，应该地位相仿。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72 页。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77 页。聂鸿音：从药名异译论西夏医方的性质，中华文史论丛2014 年第 3 期，第 55 页。192192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其二，西夏部分音乐人从“战俘”中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七为投诚者安置门：牧农主、门楼主、帐侍传者、渡船主，马夫、诸司使人、掌船桌、做陈设钉、殿使、掌飞禽、车院、施食者、织绢院、缚观花、装饰院、牵骆驼、相君、乐人、掌御旗、测礼垒、各种匠、马院、院子、检黑主、更夫、织布、采金、织褐、盐地出盐者。这几乎是一张西夏人最为常用和短缺的技术需求清单，包括农、林、牧、工，衣、食、住、行、礼乐和文明。凡是这张清单上的“投诚者”，西夏都是欢迎的，而“乐人”即其中之一。其三，西夏番、汉乐人的数量供应不足。西夏毅宗谅祚都六年（1062），向北宋求购大藏经。宋仁宗嘉祐七年的 赐夏国主乞赎大藏经诏 云：请赎佛经大藏签牌经帙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灵文，以俟至时，幸垂给赐。所有旧例纸墨工直马七十匹，续具进止。以闻。谅祚向仁宗“乞赎”大藏经，是明码标价的“直马七十匹”，其原因应该也是缺少纸工、墨工等。此年，毅宗还不得已向宋仁宗求援“庶匠”：“盖以番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闻。”无独有偶，仁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的如宋进马赎大藏经表，亦“乞收赎释典一大藏，并签帙、复帕、前后新旧翻译经文所有印造装成纸墨工直，并依例进马七十匹，聊充资费。”因此，西夏仁宗的法律中，就规定了官员可以“举荐”出“巧智艺能人”：大小官员、待命者等引举诸人中有巧智艺能人，允许告局分处引荐奏官。此外军人牧农主有重职引荐私人，虽因公告纳，不允依上面权势求安乐。若违律时，引举者、奏者及被引举者一律徒二年，求安乐者当遣归原处。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七为投诚者安置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70 页。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四，中华书局，1962 年，第 912 页。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四赐夏国主乞工匠诏，中华书局，1962 年，第 912 页。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五赐夏国主乞赎大藏经诏，编于宋熙宁四年后，中华书局，1962 年，第 917 页。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记其事在熙宁六年，是。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六军人使亲礼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55 页。193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西夏的官员虽然被鼓励成为国家需要的“巧智艺能人”，但同时也要承担“违律”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的风险。其四，西夏政权对番、汉音乐人的惩处比较严厉。西夏的“巧智能艺人”一旦获罪，政府会在定罪方面毫不手软：一等任重职部、溜，依下所示，避重职而为轻职，及由边军至中地，由种种转院部而为敕院不同处等，一律当绞杀：牧主、门楼主、侍奉帐者、船舶主、马夫、诸司使人、执奉桌、为陈设钉、殿使、执飞禽、车主、疱师、织绢院、系观花、做首饰院、牵骆驼、神猛军、院子、黑油主、更夫、织布、断金、织褐、捆草、盐池延主、渠主、乐人、驮皮衣、边中军、执御旌、顶高望、种种匠、马院。一等任重职中以外任轻职一类，条下所有，本人有意欲行安乐，以前所示，往任重职类中转院时，判无期、长期徒刑：臣僚、下臣、及授、艺人儿童、前内侍、閣门、帐下内侍、医人、真独诱、向导、译回鹘语、卖者、卜算、官巫、案头、司吏、帐门末宿、御史、内宿、官防守、外内侍。可见，包括乐人在内的技工们，仅仅是如避重就轻、不服管教，或者贪图享乐、越级调动之类的违律，要么“一律当绞杀”，要么“判无期、长期徒刑”。如果确实因为需要而不得不宽减处理的话，那至少也是“苦役”或“黥面”：牧、农、车、舟主，相军、乐人、种种工匠等，犯十恶罪，本获死而获长期、因盗犯大罪当获死而获长期，做依有官及减免等法判断，当遣送为苦役处。此外，犯种种罪时，不遣送为苦役处之法，依以下所定实行，应黥之则当当依法黥之。显然，西夏“乐人”和其他技术农民、牧民、手工业者等，不可能有太多的自由。尤其是“番、汉乐人”，其处置还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一等番、汉乐人及工匠中，需用方一条下当明之，应黥之则当黥之，正军当留。未谙正军之事，则当入遣送中。监工中谙活业，当初有任权职者，当依边等法人留中。不任权职，则当遣送，被应留诸人每日当在工院及习业院等上，匠人者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一矫误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85 页。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二十罪则不同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615 页。194194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有食量则当减之。于所属司内及有看守等各处，当令看守。若闲在，则所属司有何修造，内宫头项杂役处，当入笨工中。这些番、汉乐人和其他工匠一样，在被黥面、遣送至边地苦役处后，还要忍受饮食减半的虐待，或者稍有空闲即被驱赶做各项的笨工杂役。其五，西夏乐人被视为非实用性人才。如西夏人明确定义番、汉乐人等为“不常用”或“非实需用”者：番、汉乐人、弓箭匠、批铠匠、铁匠、枪柄匠、箭袋匠、砲工、秤工、玉工。比前述工不常用，因非实需用，依半减配用者，以下明之，此外其余中当人。”西夏这些不被常用且经常减半配置的音乐人，不妨与唐初对音乐人政策的转变来做个对比。中国古代的乐人，长期以来多从“罪罚”之人中选拔而来，地位很低，这几乎是惯例。但早在唐初，就已经开始废除这一惯例。唐高祖李渊在立国之初的武德二年（619）八月，即颁布了太常乐人蠲除一同民例诏：太常乐人，今因罪谪入营署，习艺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世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后世不改。婚姻绝于士类，名籍异于编甿。大耻深疵，良可哀愍。朕君临区宇，思从宽惠，永言沦滞，义存刷荡。其大乐鼓吹诸旧人，年月已久，世代迁易，宜得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积学所成，传授之人，不可顿阙。仍依旧本司上下。若已仕官，见入班流，勿更追呼，各从品秩。自武德元年以来配充乐户者，不入此例。此诏书明确指出“太常乐人，今因罪谪入营署，习艺伶官”，即乐工多罪人中选来。其实这些“罪人”中不乏“衣冠世绪，公卿子孙”，但一旦沾染了乐籍，从此就成为世代相袭的“大耻深疵”之人，“婚姻绝于士类，名籍异于编甿”。这种局面令李渊深感哀悯，故而赦免已有的太常寺乐人为普通的自由民，可以做官，可以升转，参加正常的“品秩”。当然，为了保证主体乐人的供应，“配充乐户”的人家还是罪役的身份。西夏乐人中的“罪与罚”现象，当源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二十罪则不同门，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615 页。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二十罪则不同门，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616 页。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学林出版社，1992 年出版，第 420 页。195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自此。其六，西夏番、汉音声人可以与其他公职人员一样佩带武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五军持兵器供给门 规定，国家各个部类具有战具佩戴资格者是臣僚、下臣、各种匠、主簿、使人、真独诱、艺人行童、前宫内侍、閣门、杂院子、刻字、掌御旗、测礼垒、账下内侍、出车、医人、向导、渠主、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船主、井匠、朝殿侍卫、占算、更夫、官巫、织褐、驮御柴、宗庙监、烧灰、宫监、卷帘者、测城、主飞禽、系花鬘、御车主、牵骆驼、相君、修城黑汉人、钱监院、绢织院、马侍、御院子、殿使、厨师、主传桌、作陈设钉、驮御皮衣、帐侍卫者、门楼主、御仆役房勾官、案头司吏、大舍硬、采金、司监院子、种麻院子、养细狗、番汉乐人、内管、采药、马背戏、马院、归义军院黑汉人、种染青、主杂务库、地节亲王等。可见，西夏上至臣僚，下至贱役，可以说几乎除了农民以外的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手持兵器。当然，由于西夏盛行佛教，因此西夏在礼佛仪式中一定会有奏乐的内容。可是此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任何信息。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对此提出一点新的认识本文介绍的三个残片与大量佛经一起出自黑水城外的一座佛塔（斯坦因编号 K.K.II），因而当初必属寺院所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藏 4780 号残片，附有西夏字的琵琶谱恰是写在佛经的背面，这暗示着音乐与寺院礼佛仪式的必然联系。然而众所周知，这些乐谱写成后至多半个世纪，黑水城即被蒙古人攻陷。那以后不久，蒙古人即通过西夏故地凉州（今甘肃武威）全面接受了藏传佛教。由此想来，元世祖忽必烈在佛教法事中延续使用西夏佛教音乐是顺理成章的。据 元史祭祀六 载，世祖至元七年（1270）以后，每年二月十五日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仪式间由“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元代所谓“河西”指的是西夏党项故地，则这里说的“河西乐”非流行于朝野间的俗曲，而是 12 世纪中叶以后西夏寺院使用的佛乐。佛乐的性质，主要是用来祭祀，类似于吟唱的梵呗是比较清雅简单的。而隋唐以来包括中原和边疆流行的俗乐，则属于西域传来的繁音促节的七音阶的宴飨之乐，故而又称筵乐、晏乐。西夏仁宗的法典里把乐人分为番乐人和汉乐人两类，这似乎也是音乐性质和功用的划分。比如，唐玄宗时期，皇室原有的供国家祭祀、庆典所用的音乐隶属太常寺，通常是中原传统的五音阶的清音乐，典雅淡泊，被称太常乐。但唐玄宗和杨贵妃出于世俗享乐的需要，就在皇家梨园另组织了一个俗乐班子，称为梨园弟子。玄宗的梨园弟子本来也是请太常寺的教坊师傅教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24 页。孙星群在西夏辽金音乐史稿里专设了“佛教音乐”一小节（第 8286 页），但实际上谈的都是佛教在西夏的流传，与音乐本身无关。明宋濂等：元史卷七七祭祀六，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926 页。196196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的，有时唐玄宗、杨贵妃也会亲自教导，因为他们毕竟有始创歌舞人间绝唱 霓裳羽衣曲 和霓裳羽衣舞 的音乐功底。由于长期借了太常寺的教坊师傅教习俗乐，所以这种梨园班子的俗乐慢慢就被称为教坊乐。三在了解西夏音乐人的可能生存状态后，我们不禁好奇，西夏音乐活动和音乐文明程度究竟如何呢？西夏惠宗秉常时期的 文海宝韵序 记载了西夏仁宗时期的一次国家级礼乐庆典，其中明确出现了“乐人”的身影：蝡篿弛祇睎碽属丑，焊插蛙息聴竭睎碽属，料抚旺臼，淮碈苪藵皺嫉，娇築緜饯，聶缉蔎砳鞘，圣插涤鞘，繕祇饲耳腗梳属，瞪登戊翆饲科沏箍。酚翆灯聚禋挨坚，糣 垄保猜索息烫篔饯，娇築泛投，社蛙矖篔絠稅钝猜索碽属。选集，使等为博士，加封彼仁荣为夫子，出内宫门，坐四马车，仪仗环绕，臣僚伴随，乐人引导，送国师院宴请，弟子三年之期已整。寅年十月十一日，风角城皇帝郊坛备礼，增其仪仗，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这里描述的是西夏仁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为加封野利仁荣为“夫子”而举行的皇帝郊坛备礼庆典，其中国家仪仗环绕，臣僚伴随，乐人引导，国师院宴请的场面，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西夏礼乐的真实写照。又成于西夏仁宗晚期的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某侍行、王学士、高走马的残诗集中，有久旱喜雪诗云：“农歌村野为佳庆，乐奏公庭绮宴开。”可见，西夏的农民以“歌”为乐，而“公廷”则有乐队的演奏。俄罗斯的西夏学家.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其 西夏国的音乐 里指出：在中国的通俗乐师中，西夏党项人的祖先占有显著地位，后唐明宗（926934）也听过党项伶人的歌唱。西夏建国之后，党项音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高端的音乐爱好者和鉴赏者中间有西夏开国君主元昊的皇后，而元昊本人则放弃了使用百余年 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22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7 册第 177179 页、第 231232 页。汤君：拜寺沟方塔诗集作者行迹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第 91 页；汤君：西夏佚名诗集再探，西夏学第十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 1 期，第 160 页。197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唐宋经典乐曲，转而倡导本国之音。仁孝皇帝在 1148 年启用了新的乐律，他命汉人乐官李元儒采集中原乐书，在那些资料基础上修订本国的音乐，同时首次尝试增修了一部乐律曾被成吉思汗采用的西夏礼仪音乐可以通过“篔圣”（礼乐）这个词组得到证实，这表明西夏人无疑是在汉人影响下也把音乐视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从元昊政权伊始就倡导本国之音，目前有限的音乐材料尚无法确认党项音乐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西夏仁宗乾祐十三年（1182）佚名氏所作的 圣立义海序，总结了西夏政权文化渊源上与中原政权密不可分的关系：緽矖镜矖礠京瞪，腲矖饲笎烁秊十。拓礮蟨无佬瞭适，綗持豺膌絢扼碻。融秊脼翍蒾嘻虥，繕庭胎佬技瞭粄。緽矖融瞲緳庭篔，腲粴蹋罞寂假袭。佛法道法教诸愚，王法设置使民事。财宝种种以义受，积财行猎要常为。世事多名记以文，治国多义名以字。佛法儒经德行礼，王仪赞歌诗赋中。可见，至少在西夏官方的舆论导向中，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礼仪和文化，仍然是这个西北地方割据政权维系人心的核心精神文明。其中，音乐文明的发展也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西夏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颁行的 大诗，是一首以西夏语创作的极富党项民族格言组合特色的一首长诗，内容亦是对忠孝节义、智慧勤俭的歌颂。兹略采其中与本文主旨较有关系者，如其首云：翆荒膡敖酚睕皳皭靛虭唆豁矪穕。儡寂氦苪，钩稉礝梭。态蛚籂磎驴篟顽，茐迫舮礂礁两笺；登緓聻糣蘙臀哗，筭縂京伦筒吞箥。息格穞痉泛笌，缺絼喊皺篟繰况耳絟碟，泛夸粺皺篟勾窏耳絟萹息虳。菉砯眹蔴而緸隋，目籋沏属砫缾絁。莫礐羛蚸雏马甲，絧窅緵疲商脓蛜。年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诗词五车，对仗万卷。灵巧巽风不能障，纤软蹩脚己力衰；善男天风不可遏，病足愚弱力未堪。一竿幢幡已净，受浊染时不以水洗.-,(.),2009.1:63-75.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68 页，蒙聂先生惠允使用，在此鸣谢！下引同；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43 页。198198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即透中，既为流时不烤干透边卷缩。彼此交谈乐谦让，汝我协作娱众人。宴享饮食罚随朕，欢喜头人苦相憎。首句“年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貌似突兀和奇怪，其实即西夏“巧智艺能人”的演艺开场白的套路，预示底下的内容是可以传承的，适用于不同的时间和场景。“诗词五车，对仗万卷”，说明这就是西夏人最为普遍意义上的“诗词”文化，它虽然和传统中原文化的“诗词”概念迥异，但确实在西夏各阶层中广泛盛行。“彼此交谈乐谦让，汝我协作娱众人”，说明一般这种演艺，极有可能是一对艺人配合对唱的。“宴享饮食罚随朕，欢喜头人苦相憎”，说明这种形式的演艺，是西夏的俗乐，即筵乐、燕乐、宴乐。此诗的尾部有以下一段：缞聚禋缞唉経號，糑經科柏冒虨，魏耳氢息瞯寂，縐榴期經例虭笀，篟若埠粯甸播。翗截綃皽砈幌皉，翗截眹絍蘃簫哩。胺祰键藺堕睈聜，腅雏棋蛚綍繝迪。套登炯皉癗藺拓，耳蔓蓔趟綞綞堡。纜呢蘃簫絘綝縃，撩蝄胻磵窗糜莀。九月十九暗夜下，精舍内有金浮屠，又赞又颂又歌诗，瓦殿栏舍妙羊儿，不节略大象禄。唯思圣母显见寿，唯思计我黄金神。混合红花羌匠手，助彼西山三臂力。家子相貌红宝石，观之灿灿如璎珞。计谋黄金后长久，歌颂辩才长相继。这一段显示，西夏人这种谚语式的“俗乐”形式，还有可能会用在佛教祭祀上。“又赞又颂又歌诗”“歌颂辩才长相继”，说明其为广义上的西夏各个阶层的音乐形式之一。再如广为西夏学界所知的 月月乐诗，除了其高妙的文学性类似于 诗经七月 的风采外，它还有一个令人诧异的特点，即每一句、每一联、每一段都会用不同的语言重复一遍。许多学者都在试图猜测这种重复的原因，比如是否是西夏存在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等。笔者推测，这也可能是西夏人双人斗唱谚颂歌诗的结果。这首诗歌也提到音乐与宴乐、俗乐的关系，如“正月里黑头赤面岁始安乐国开宴”“四月一日夏季来临草木稠，布施财宝国开宴”“七月里百谷丰盈家畜肥大国开宴”“十月里诸物入库休闲国开宴，百姓娱乐国弋射”“腊月里五九已过鱼初动，击打春牛孤鬼惊，新年将至黑头赤面国开宴”等，都是对“国开宴”的歌颂。可见，“国开 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7980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68271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7980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68271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89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71274 页。199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宴”与西夏歌诗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再如 月月乐诗底下的佚名氏 格言诗，也是与宴会相关的对唱、对歌，如诗中明言：“筵席皱眉食不香，宴时面恶食不甘。此刻腹满不说羽翼头，迅即互寻西方羌；及今既饱未肯与说鸟头昂，即日相寻超远蕃。”“盛宴烧烤不觉寒，手指暖；筵席烧烤不觉冷，手已温。筵席食物水啜饮，盛宴面食水亦甜。”可以说，宴飨与西夏谚语式对唱歌诗的产生关系非常之密切。再如其下的 聪颖诗 云：“番人设围两岁齐，雕鹫展翅三坐合；番人格言两相对，大鸟之翼三番合。”两位歌手在唱和中，道出了“番人格言两相对”的事实。他如仁宗时期晓切韵博士王仁持 新集锦合格言序 云：今 谚语 者，人之初所说古语，自昔至今，妙句流传。千千诸人不舍古义，万万庶民岂弃谚语？虽然如此爱信，然因句数众多，诸本有异，致说者迷惑，而拈句失真，对仗不工。是以德养抽引各书中诸事，寻辩才句，顺应诸义，择要言辞。句句相承，说道于智；章章和合，宣法于愚。这里的“德养”即仁宗时期的官御史承旨、番学士梁德养。王仁持的序表明，民间从古至今的谚语和格言被文人整理和归纳时，也是按照传统的句句相承、章章和合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这样才能展现辩才和对仗艺术。西夏皇室和上层文人的歌诗，更倾向以西夏语来将民歌、谚语的形式打造为精致的贵族气质，如歌功颂德、教戒礼仪、祈福国民等。如西夏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的刻本诗集的背面，有西夏后期的一部抄本 宫廷诗集，为西夏上层宫廷文人所作。有类于中原长短句的乐府诗形式，但细考之亦谚语、格言的精致化结果。如没息义显作 圣德悦天歌：“惜命意产生高过古时天，恶死行不学他人宽过地。皇之栋梁无奸佞，君之侍臣皆忠纯。治国事取尧舜之法同一心，养民法执汤武之道无二想”云云，都是典型的格言、谚语痕迹；其 同乐万花堂歌 歌颂皇宫万花堂的建成云：“同乐宫内谁在道？文武臣僚金卮施酒示恭敬。万花堂下开国宴，左右侍者闻大 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96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74278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98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79282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100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28346 页。汤君：西夏组诗的作者和编者，绵阳师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1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177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83315 页。200200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乐而起舞，一世相互转告此礼乐悠悠”；又其 天下共乐歌 云：“美日良辰，吉帐神宫仙乐奏，君臣民庶，共相欢娱宴饮乐悠悠。”可见没息义显作深为皇室辉煌国宴所象征的礼乐文化所骄傲和自豪。而根据佚名氏的 新修太学歌，西夏太庙旧址上为野利仁荣新建的儒王殿前，“仁义林安处已长贵草木，礼乐池留处一泓乐泉源。”歌手热情颂赞“风帝圣迹代代美，夫子功德崭崭新。番礼番仪已兴盛，神威神功妙光聚集圣威仪。”又佚名氏 诸劝歌 中则体现了一定的及时行乐的思想：“汝虽可衣软绫厚锦终有破，汝甘味酒则当满。仙乐入耳堪得乐，玉盏传酒莫谦让。一日所娱万马价，少年三日汝所游戏乐一世。”西夏诗文也留下佛教法曲的蛛丝马迹。如西夏崇宗乾顺与皇太后于天祐民安四年（1094）所作的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 云：“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启法筵，普利群品。”又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某侍行、高走马和王学士的汉语残诗集中，题为 寺 诗云：“宝殿韵清摇玉磬，苍穹声响动金钟。”题为 塔 的诗云：“栏楯惠日，铎铃夜响足慈风。”宫廷诗集 之 佑国伽蓝歌 云：“妙高处建寺舍，耳内铃动空中鸣。”其 整驾西行烧香歌 形容皇家寺院祈福的旗帜和乐队仪仗云：“御驾美，千麒麟，千千麒麟，其上虹霓北斗七星天边映；瑞乘强，万香象，万万香象，其上汉铃五更钟鼓地面鸣。”但总体看来，这些场景，亦不过是佛教法事的基本常态。据上，西夏诗文中的礼乐文化，既在形式发扬了西北党项民族谚语、格言的地域特点，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杂糅了中原传统的儒、释、道精神。其音乐的基础是基于隋唐以来世俗燕乐，因此常与民间或皇家的晏筵相关。事实上，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律，也显示西夏的礼乐更多时候和晏筵的礼仪相关。如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六军人使亲礼门 云：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182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83315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184 页，影件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83315 页。聂鸿音：西夏诗文全编未刊稿，第 18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