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拟韵说”的产生及其在清代的流传和接受_杜玄图.pdf

104|江汉论坛文学“朱敦儒拟韵说”的产生及其在清代的流传和接受杜玄图 鲁 杰摘要：清初沈雄折衷明末清初诸家词韵成果，得出词韵“十六条”，并伪讬为宋人朱敦儒所拟，试图为当时的编韵主张寻求合法性。其后，“拟韵说”和“十六条”的内涵和性质在衍变中受到了清人的传扬，但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态度。从清代词韵学和词体学的演进历程看，“拟韵说”的产生和流变都与彼时的词体韵法观念息息相关。清人对词韵和“拟韵说”的探讨带有浓厚的“发明”性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对“拟韵说”产生、流传和接受的探讨，不能只是视为一个简单的文献真伪问题。关键词：清代；拟韵说；词韵；流传；词韵观念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词韵学与清代词学关系研究”（20CZW02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104-06词之用韵系于音律，宋人制韵与否，是关乎古词创作机制的重要议题。清人论词，存在“词本无韵”和“宋人制韵”两种对立声音。清初沈雄首提“朱敦儒拟韵说”（简称“拟韵说”），该说在清代的流传，不限于持“宋人制韵”主张的学者中，还存在于“词本无韵”主张的阵营里。爬梳清代词学文献，并未发现清人对此说之真伪做过分辨。这似乎表明，“拟韵说”在清代是受普遍认可的。但细究“拟韵说”及“十六条”的产生、流传和接受，发现其内涵和性质有所衍变，在此进程中，清人对“十六条”的态度不一，各家对词韵的探讨和对“拟韵说”的接受呈现出一定的“发明”性。这意味着，对于“拟韵说”不应仅就文献真伪而论，还应将其置于清代词韵学发展的视野中，做更全面的考察。一、聚焦：“拟韵说”的内涵与真伪清初沈雄在古今词话（1689 年刊行）中最早提到“拟韵说”，其词品上卷“详韵”条引元末明初陶宗仪韵记云：本朝应制颁韵，仅十之二三，而人争习之，户录一篇以黏壁，故无定本。后见东都朱希真复为拟韵，亦仅十有六条。其闭口侵寻、监咸、廉纤三韵，不便混入，未遑校雠也。鄱阳张辑，始为衍义以释之。洎冯取洽重为缮录增补，而韵学稍为明备通行矣。然见所书十六条，与周德清所辑，小异大同，要以中原之音，而列以入声四韵为准。南村老人记。引文称两宋之交朱敦儒（希真）将词之用韵拟为十六条，后来张辑、冯取洽注释增补。这十六条全貌不详，据引文只知两点信息：第一，十六条舒入分立，舒声与周德清中原音韵十九部大同小异，入声分为四部。中原音韵已入派三声，其体例除平上去三声外，另有入作三声的安排。故十六条可表述为：十六条=舒声韵（十九部，含入作三声）+入声韵（独立四部）。第二，舒声部分，侵寻、监咸、廉纤等闭口韵（-m 尾韵）三分，与中原音韵相同，但是存在三韵混杂的现象，陶氏认为这不合理，是朱敦儒未及校雠造成的。据此，“十六条”并非十六部，而是二十三部。所谓“十六条”，当为十六则用韵指南，不同于后世词韵指南（如词韵略 词林正韵等）以编2023.6|105排韵书的方式呈现韵部系统。词之为体，盛于两宋。宋时是否存在专设的填词用韵指南，宋人是否有自觉的编韵意识，关系到词体学史和词韵学史的源头书写，甚至关乎宋词创作的机制问题。因此，辨明“拟韵说”之真伪是必要的。谢桃坊先生通过归纳朱敦儒词作的用韵情况，得出十六部用韵系统：东冬、江阳、支微齐、鱼虞、佳灰、真文元侵、寒删先覃咸、萧肴豪、歌、麻、庚青蒸、尤、屋沃、觉药、质陌锡职缉、物月黠屑叶合洽。谢先生认为这十六部就是韵记所言朱希真拟韵十六条。刘少坤对此持认同态度。但鲁国尧先生通过考察“拟韵说”的文献来源和朱敦儒词作的用韵，力证此说不可信。首先，鲁先生考察南村辍耕录各完帙版本，未发现韵记条。其次，与沈雄同时代的徐、毛奇龄、朱彝尊、沈谦、仲恒等人未提及陶宗仪韵记。最后，朱敦儒樵歌词的用韵与十六条不合。鲁先生通过系联朱敦儒樵歌词韵脚，得 14 部：歌戈、家车、皆来（灰少）、支微（灰多）、鱼模、尤侯、萧豪、监廉寒先（合叶）、侵寻真文庚青（彼此互叶甚多）、江阳、东钟、铎觉、屋烛、德质月贴（合叶），另有阴声韵、入声韵偶叶现象。倪博洋从“宋代文献未记载朱敦儒制词韵”“沈雄古今词话多所伪造”“朱氏词韵无法概括宋代词韵”“宋代词学观不注重用韵”等角度，证明“朱敦儒拟韵说实不成立，该说为沈雄自炫其书之作伪”。本文主张“拟韵说”不可信，除各家所论外，另有如下考虑：首先，沈雄“详韵”条所辑，除陶宗仪韵记外，还有朱权琼林雅韵序、王世贞宛委余编、卓人月古今词统，亦提及宋人颁韵、制韵，与“拟韵说”一样，都流露出宋人已制词韵的信息。但核查朱、王、卓原文献，并无颁韵、制韵之语。沈雄又引时人赵钥评沈谦词韵语：“入声最难牵合，颁韵分为四韵，今人亦别立五韵，亦就宋词中较其大略以为区别耳”，入声分四韵是“拟韵说”的内容，似指朱氏拟韵为颁韵性质，但赵氏评语被仲恒引作：“入声最难判断，去矜（沈谦）分为五韵，亦就宋词中较其大略以为区别耳”，无“颁韵”之语。可作宋人制韵诸说为沈雄臆撰之补证。其次，归纳朱氏词作韵脚，并不能证“拟韵说”之真伪。一方面，就算归纳所得韵部与“十六条”相合，也只能说明“十六条”为是，不代表“拟韵说”为真，因为清初的词韵考察以归纳古词用韵为主要依据，沈雄完全可能通过归纳朱氏用韵而得出“十六条”。更何况，朱氏用韵与前述“十六条”相关信息不符。另一方面，制作词韵是理论建构，填词实际用韵与之合与不合，都属正常。清代沈谦、李渔、戈载、谢元淮等词家的词作用韵，与各自所编词韵皆不尽相同。毕竟词人创作中，韵字的使用往往还受到表意寄托的影响和制约，但制定词韵指南只需相对单一地立足于理论建构。且朱氏用韵错杂，并不能归纳出一个部别井然的词韵系统，以其实际用韵情况推测其所“制”词韵，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拟韵说”之证伪，进一步印证了宋人填词“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不编撰词韵指南，符合宋词的创作机制。宋人倚声填词，词韵的功能完全系乎音律乐理，“雅俗通歌，惟求谐耳”，为了满足韵位的拍节谐应功能，其填词或用通语，或采方音，或杂诗韵，唯以合乎时人“口吻”为准则，无需统一于某词韵指南。因而，后世归纳古词用韵，不可能得出单一的韵部系统，呈现出“绝无一定之律”的面貌，虽可得一大概韵部框架，但不可认为此框架是宋时先导性的选韵指南。二、寻源：“拟韵说”的来源与明末清初的词韵探讨四库馆臣对古今词话评价不高，称其“征引颇为寒俭，又多不著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拟韵说”之证伪，进一步昭显了沈书之“寒俭”和“标榜”。今天来看，“十六条”之内容不仅代表了沈雄本人的词韵主张，而且构成了明末清初词韵观念的一部分。其产生上承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辨体辨韵之风，其辨韵大体墨守明人词韵观念和成果，兼采明末清初诸家主张。嘉靖间，杨慎在词品（完成于 1551 年）中指出：“沈约之韵，未必悉合声律，而今诗人守之，如金科玉条。若作填词，自可通变。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韵，一以中原之音为正，伟矣！然予观宋人填词，亦已有开先者”，主张填词不宜墨守诗韵，认为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北曲韵与宋人词韵一脉相承。万历间，胡文焕编成文会堂词韵，对词曲之韵既作关联又作区别。一方面，他发扬杨慎“区别诗词、关联词曲”的词韵观，主张“诗之韵分之太严，而词之韵用之贵广”，又“元时尚乐府而乐府与词同其韵也，故周德清有中原音韵一书，乃世之弗行者，盖不知其即词韵也”，只是其曲（即元乐府）韵并非中原音韵，而是与中原音106|江汉论坛韵大同小异的一部北曲韵书（有学者认为是明本词林韵释）。另一方面，胡氏认为虽然词曲韵都存在“入声一韵，其间或叶作平、或叶作上、或叶作去，分为四散”的现象，但词之用韵大体上还是入声独押，故主张“补以入韵”，以备入韵“独为之用”。入声之分部，胡氏取洪武正韵10 部，舍诗韵之17 部，因“词韵贵宽广，而诗韵多严别”。显然，胡氏对入声韵的处理，较杨慎之辨体辨韵更进一步。明末沈际飞在其古香岑草堂诗余发凡中列“研韵”一条，探讨词韵分部问题，流露出较前人更通达的词韵观。首先，沈氏指出“上古有韵无书，至五七言体成而有诗韵，至元人乐府出而有曲韵”，申说先有某体而后有归纳之韵，言外之意就是不认为宋时有先导性的词韵指南。其次，他进一步区分诗词曲韵，认为“诗韵严而琐，在词当并其独用为通用綦多”，虽然“曲韵近矣”，但曲韵“以上支纸寘分作支思韵，下支纸寘分作齐微韵，上麻马祃分作家麻韵，下麻马祃分作车遮韵，而入声隶之平、上、去三声”，有别于词，故“曲韵不可以为词韵矣”。顺治五年（1648），沈谦立足于格律视角，“博考旧词”，以唐宋“名手雅篇”为据，通过系联古词韵脚编成词韵（毛先舒括略为词韵略）。沈氏主张填词“用韵自恶流滥”，故分部当“不嫌谨严”。具体而言，沈谦发扬沈际飞严辨词曲韵的观点，主张“填词之韵，大略平声独押，上、去通押。至于入声，无与平、上、去通押之法”，又指出古词“间有三声通押者”。其词韵凡十九部，含舒声十四部（包括平、上、去三声），入声五部，其中，侵寻、监咸、廉纤等闭口韵合为侵寝、覃感二韵。“拟韵说”正是产生于此背景。分部主张层面，沈雄对明末清初诸家词韵观点都有所吸收。不过，相较于“谨严”的沈谦词韵，明代易于操作的北曲化词韵更受沈雄青睐。观沈雄作伪之“十六条”，一方面，有着与杨慎、胡文焕等明人近乎一致的分部主张，关联词韵与北曲韵，舒声部分以十九部北曲韵为参照，且含入派三声例；一方面，对于古词中侵寻、监咸、廉纤等闭口韵（-m 尾韵）似分而混的现象，沈雄虽有察觉，但其“十六条”仍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入声的处理，与胡文焕、沈际飞、沈谦类同，将入声韵单列，不同于胡文焕径用洪武正韵十部，沈雄更倾向于沈谦的宽韵，分入声为四部。总体而言，十六条“十九部舒声（含入作三声）+四部入声”的韵部框架，为沈雄折衷明清诸家词韵的产物，虽然对入声的处理顺应了胡文焕、沈际飞、沈谦等以来逐渐明确的辨体（词、曲）趋势，表现出进步的一面，但舒声部分关联词曲韵的做法有违清初严辨词曲的主流观念。清初词学成中兴之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探求词体在韵律层面的特性。沈谦之编韵无疑有揭示词体用韵特性的目的和功用，故词坛盛赞其词韵有“不徒开绝学于将来，且上订数百年之谬”之功。不过，对于唐宋古词的创制，沈谦却作出了“近古无词韵”的论断。时人梳理词学史，确未发现唐宋有词韵专书，故“古无词韵”之说基本坐实。清初持此论者颇多，不乏编韵者或主张编韵之人，如邹袛谟称“词韵无成书”，又“词韵本无萧画，作者遽难曹随”。丁介：“词韵久无成式。”沈丰垣：“自有词以来，韵书漫无所宗。”仲恒：“古无词韵。”合古辨体的语境下，该论断恰似一个悖论：古人填词不制韵，今人强据古词编韵，岂非有悖词体？毛奇龄率先对此发难，指出沈谦词韵“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失古意”。不能解决此悖论，清人编韵就不合法。然而，当时词坛的填词创作“随意调叶，不按古法于词韵未尝留意”，甚至全以乡音为韵，所谓“一韵之驳，坐累全篇”，丢失了词之为体的应有规范。对此，时人发出了“反不如胡氏词韵之按部就班”的无奈感叹，足见词坛确立选韵规范的急迫性。基于现实的编韵需求，清人或立足于今，或着眼于古，尝试从不同角度构建编韵行为的合法性。与沈谦等格律派编韵不同，清初李渔、朴隐子、潘之藻等人受时兴之南曲韵乐相协的启发，主张词韵与南曲韵通，皆以“利吻”为要，故在所编词韵（如笠翁词韵 诗词通韵 韵选类通）中融入大量曲韵和时音成分，以期构建今词之韵的音律特性。这种曲化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今人编韵和宋人不编韵之间的逻辑矛盾，但有违当时辨体观念。与沈谦、邹袛谟等人一样，沈雄对当时词坛随意用韵的风气很不满，他在古今词话凡例中申明其编书目的：“以必举宫律以救通行之弊，更严韵说以正滥用之非。”其“详韵”条所列，或为元明诸家制韵之说，或为时人盛赞沈谦词韵之论，可见他认同沈谦等人的格律类词韵。为了给编韵行为提供合法性，沈雄以编韵为古已有之的事，并不惜矫讬宋时已有制韵，且所讬制韵者为有“词俊”2023.6|107之称的朱敦儒，这是沈氏伪作“拟韵说”的根本动机。三、探流：“拟韵说”在清代的流传和接受随着清人考察词韵的视角转向和词体学系统观念的深入，既缺乏文献支撑又不合乎宋词创作机制的“拟韵说”似应就此作古，不再为清人所传扬，但纵观词韵学史，“拟韵说”不仅见载于清代词韵论著中，还两度出现衍绎性流变。康熙后期楼俨所作词韵入声考略承变此说，云：陶南村曾论宋朱希真拟“应制词韵十六条”，与中原音韵大同小异，而外列入声韵四部，讥其侵寻、监咸、廉纤闭口三韵混入。焉知非真、文、庚、青、蒸之通侵乎？元、寒、删、先之通覃、盐、咸乎？以此推知，又焉知无轸、震、吻、问、梗、敬、近、径、拯、拯之通寝、沁乎？阮、愿、旱、翰、潸、谏、铣、霰之通咸、勘、琰、艳、豏、陷乎？屋、沃十七韵之通缉、合、叶、洽乎？朱三十五东郡名士，樵歌一卷，审音最精，即后张辑衍之，冯取洽增之。张辑为姜夔高第弟子，冯取洽为黄玉林友、冯伟寿父，出自良工哲匠之手，必有可观。康熙五十二年（1713）楼俨在再与友人论词书中再次提及：“即以词韵言之，宋朱敦儒拟颁韵十六条，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陶九成讥其侵寻、监咸、廉纤三韵混入，拟为改定，而今亦不及见矣。”楼氏之改动有二：一是将“拟韵”说衍绎为“应制”颁韵。二是改侵寻、监咸、廉纤等闭口韵（-m 尾韵）互混，为闭口韵与-n 尾韵（如真、文、元、寒、删、先等）或-尾韵（如庚、青、蒸等）互混。客观地说，楼氏之曲解比沈雄本意更符合宋词的用韵特征。宋词中确实存在-m-n-尾韵混押的韵例，沈谦、毛先舒等人已注意到该现象，或以之为方音，或以之为古韵，或以之为宋人“仅见”之误处，并未予以充分重视，故沈谦、毛先舒等人将三类韵分立，这基本上已成清初格律视角下词韵论者的共识。然而，作为钦定词谱编纂人员的楼俨，对词体韵法有着异于前人的音律反思。一方面，他在钦定词谱中将“韵”视作词腔的重要因素，主张以韵释声和以韵为拍，并借毛奇龄古音学的“通转”审韵理论阐释词韵的韵理基础。另一方面，以精晓音律的姜夔、张炎等南宋词人的用韵，为考察词韵乐理的依据和标准。姜、张等人词作中普遍存在-m-n-尾韵混押、入声韵杂（-p-t-k尾韵混押）和舒入相叶的现象，楼氏便撰白云词韵考略和词韵入声考略二文专论其韵，称“词韵悉遵古韵，与诗、骚、汉、魏、六朝、唐人无不吻合”。对于姜张古词“韵杂”现象，楼俨试图借毛奇龄“两合”之论和毛先舒“寻声法”进行韵理分析，称之为“古韵三声相叶”，这与其钦定词谱以古韵理论释词韵之法相合。在楼俨看来，张炎、姜夔等人“知音律”，其词“必不苟作”，故这类韵法“似宽而实严”，“用韵最杂”的表象下，必有其理据。楼俨认为，见行韵书系统（如广韵、平水韵等）中-m-n-尾舒声韵与-p-t-k尾入声韵在韵理上是相承的，入声-p-t-k混押是因为舒声-m-n-混押，而其所见张炎词确实如此：“押元、先、盐者多，而押月、屑、叶者亦多；押真、庚、青者多，而押质、陌、锡、职者亦多；押庚、青、蒸、侵者多，而押陌、锡、职、缉者亦多。”基于这样的词韵观，楼俨认为，“拟韵说”中提及的朱敦儒、张辑、冯取洽等人，与姜、张一样，皆通晓音律，“审音最精”，其用韵、论韵“必有可观”。因而，楼俨认同“十六条”分入声为四部的安排，与入声韵的宽押相对应，闭口-m尾韵亦应与-n-混押，而不应只是侵寻、监咸、廉纤等-m尾韵内部相“混入”。这是楼俨篡改“闭口三韵混入”内涵的根本原因。楼俨援韵学入词韵，使韵理“稍有窥见”，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词韵根本上系乎音律，宋人用韵“歌喉一串，别有通融”，并非单凭韵理就能解释，要探明词韵的乐理，还得依赖乐谱，然“歌谱不传，则韵学亦漫漫长夜也矣”。因而，楼俨并未像前人一样编订词韵。但楼俨的词韵观及其对“拟韵说”的曲解，影响了其后的词体韵法探讨。康雍间的许昂霄承袭楼俨“音律观”和“古韵论”，其引“拟韵说”作：“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列入声韵四部。其后张东泽释之，冯双溪增之。元陶南村讥其侵寻、盐咸、廉纤闭口三韵混入，拟为改定。”与楼俨不同的是，许氏虽缺乏“审于琴调、箫谱”的能力，但仍主张编韵。许昂霄因“偶阅”楼俨洗砚斋集，发现楼氏词韵观“与余合”，“不禁跃然”，认为唐宋词人“为倚声家鼻祖，押韵固不可议”，并主张“词韵通转，当仿古韵之例”，提出词之用韵“大约平声宜从古，108|江汉论坛上、去可参用古今，入声不妨从今”。由是编成词韵考略二十六部，含舒声十七部，入声九部，并外设部间通转、借叶之例，呈现出-m-n-混押、-p-t-k借叶的分部特点。不过，以古韵（主要表现为古体诗韵）为词韵，已有辨体不明之嫌，不符合当时的辨体语境。许昂霄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提出“入声之韵，最易混淆，故分部宁繁无简，宁严无宽”，又“叶音、借韵用之古乐府，则为得体；用之长短句，未免失伦”，并解释其通转、借叶之法旨在“欲人知有此法，庶披览旧词，不至相顾愕眙，舌桥然而不下也”，至于实际填词，“要亦审择再三，或与昔人骚赋相合，或与后人口吻最谐，用之又匪止一人，乃敢收入。否则宁阙疑以俟考耳”。乾隆间，四库馆臣立足于词体音律特性，认为宋人填词“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否定宋人制韵之说；但着眼于词坛指南需求，提出了“至于词体，在诗与曲之间，韵不限于方隅，词亦不分今古”的观点，并借鉴楼俨、许昂霄等人参考古韵的办法，主张用韵可权宜行事，“于古韵相通之中，择其读之顺吻者用之。庶斟酌于今古之间，或不大谬”。嘉庆间，吴衡照进一步承变“拟韵说”，云：宋朱希真尝拟词韵，元陶南村讥其侵寻、盐咸、廉纤闭口三韵混入，欲重为改定，今其书不传。此亦宋词韵之可考者。学宋斋本分入声作四，与希真合，而平、上、去仅止十一，希真则十六也。似仍非有所据而为之。吴衡照将十六条等同于舒声十六部，则朱氏拟韵为二十部。这显然是误读。吴衡照治词“素谙倚声按谱之学”，他对词体韵律的观照，与其追随浙派、崇尚雅正合律的治词路径不无关系。吴氏词韵观表现为“宋有词韵”“辨体辨韵”“词有借叶”和“本韵自足”。首先，吴氏“宋有词韵”的内涵有二：一方面，宋词用韵有法，对于毛奇龄“词本无韵，今创为韵，转失古意”之论，吴衡照认为“西河初不知宋词韵也，故为是言”。另一方面，宋时已有词韵指南，朱氏所拟词韵即其“可考者”。其次，吴衡照认为沈谦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以诗韵韵目为分合基础，混淆了诗、词二体，将“佳”“灰”诸韵割半分用而导致其韵部缺乏系统性；乾隆中期吴烺、江昉等人所编学宋斋词韵虽以广韵韵目为基础，但仍对诸韵割半分用，有损词韵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唯乾隆后期吴宁榕园词韵既以广韵为基础，又不割裂诸韵，表现出辨韵谨严的特点，吴衡照称其“最确”。再次，吴衡照认为宋词用韵有“借叶”的现象，借叶的来源有二：一为方音，如“否”读“府”；一为古韵，如辛弃疾词中歌、麻韵合用。因而，他主张在榕园词韵基础上，仿词韵考略借叶之法并注明“借叶某部某字”，“庶不至因一部而累及数部，因一字而滥及数字”，兼顾“借叶”体性和韵部系统性。最后，古词虽有“借叶”，但各家借叶不一，若通观之，宋人所借之韵“旁通递转，纵逸无归”，给人“词又何贵乎韵”的错觉。因此，吴衡照主张，今人填词“有才者，本韵自足”，无须“借叶”。“本韵自足”之说，较前人步趋宋人韵例的观念更为通达，表现出吴氏词韵学的建构性特征。正是基于其建构当世词韵的诉求，吴衡照虽然认同宋时已有“拟韵”之事，甚至认为学宋斋词韵对朱氏韵有所借鉴，但他并不接受“十六条”中蕴含的词韵观。嘉道间，戈载编订词林正韵，提及“十六条”：词始唐，唐时别无词韵之书。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列入声四部。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淆溷，欲为改定，而其书久佚，目亦无自考矣。戈氏以朱敦儒所拟为应制之韵，当是受楼俨、许昂霄影响，但并不妄谈“十六条”细目。戈载编韵主张韵律相协，论韵兼涉音律反思，对胡文焕、沈谦、李渔、毛奇龄、许昂霄、吴烺等前人的词韵观给予了犀利的评价乃至抨击。单就分部而言，戈载所分与沈谦词韵一样，都为十九部（舒声十四部、入声五部，侵寻、监咸、廉纤等闭口韵二分为侵寝、覃感），有别于“十六条”入声四部、闭口韵三分的分部内涵。对于此差异，戈载未作评价。说明戈载与吴衡照一样，相信宋时已有“拟韵”之事，但并不认可“十六条”之韵。信其事而不从其韵的态度，在清末张德瀛词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张氏论词，强调音律，主张填词必合韵，“若舍音韵以言词，匪特戾于古，词亦不能工矣”，但合韵只是词的外在特征，其内里为词体的音律特性，词之用韵“期合天籁，非拘牵于声韵”，“论其秩序，则音居先，韵居后”，故论词不可就音韵谈词韵。基于这样的词体韵律观，张德瀛认为“唐宋人制词，别无韵书，而韵寓焉”，又“然则制词，而必求诸韵书，非其旨矣”。此论似表明张氏认为宋时无制韵行为，实则不然，其所谓“别无韵书”是指宋人填词无需以韵书为据，2023.6|109“韵”的功能在于合乎音律，而非韵学层面的指南规范。所以，张德瀛论韵但不编韵，且他在词征中明确提及“拟韵说”，所记与古今词话只字不差，并不以之为伪，但评论道：“观南村所记，知宋人制词无待韵本，若张、冯所记者，亦泯灭久矣”，认为朱氏之韵虽似有指南之用，但因有悖于填词机制，只不过是滞于形器的无用之用，最终沦于“泯灭”。张氏所论，直揭词韵的音律体性，故他强调韵法之体而不立韵部之用，以免因用坏体。这与王鹏运“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是以声亡而韵始严”之论同旨。不过，在清末词体学韵律相协的语境下，无论是从词体学的系统建构，还是从填词规范之用出发，编韵都是词坛迫切的诉求。因而，王鹏运等人出于“金科玉律实为填词家所不可少”的考虑，仍主张编韵而不囿于“韵”的音乐体性，并以戈载词林正韵为“最精核”。有鉴于此，其后的论韵者对待“拟韵说”，多不再论其是非功过，但记之以存其说。四、结语作为一种词韵主张，“拟韵说”和“十六条”在清代词体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和境遇，诸般境遇的背后，蕴藏着不一样的词体韵法观念。总的来说，从韵法内容看，“拟韵说”之“十六条”折衷诸家，但有违明末清初的合古辨体观念。从清初编韵诉求看，“拟韵说”之讬古作伪有寻求编韵合法性的考量。流传过程中，在清代各阶段不同的韵法观念影响下，“拟韵说”和“十六条”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和境遇。沈雄之苦心作伪、楼俨之刻意曲解、吴衡照之无端误读和张德瀛之消极评价，构成了“拟韵说”在清代词韵学史上的主体面貌。在此面貌下，隐含着清人对建构词体韵法合理性、可行性的努力和演进历程。注释：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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