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_陈甜甜.pdf

44传媒观察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474 期【作者简介】陈甜甜，南京体育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于德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陈甜甜 于德山（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 要】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然而在政治信息需求改变以及新媒体技术冲击下，政治传播深层逻辑正面临重大挑战。本研究以新华网策划的“乡村振兴在行动”重大主题报道为例，从“实践主体”“实践场地”“实践议程”三个维度出发，尝试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新逻辑。研究分析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实现路径包括：一是制定政治议程与媒体议程相统一的“政治认知图谱”；二是建构具有稳定性的关系网络实践主体；三是进入到“田间地头”的实践场地进行政治传播。本研究认为，“基于实践”是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新逻辑，强调了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拓展了公众政治参与机会，有助于强化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社会公众服务理念。【关键词】重大主题报道；政治传播；乡村振兴；治理实践【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6-0044-7政治传播是一种有目的的传播，其主题与政治有关，是政治行动者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特定传播活动。近年来，党和国家实施了很多重大政治战略，如决胜全面小康、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重点政治工作如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六稳”、“六保”、脱贫攻坚等；重要政治事件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等。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打造了新型主流融媒体平台，通过大量的与政治有关的主题报道，实现传播党的声音、连接党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实际工作运行等政治传播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大主题报道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媒体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和试金石。2020 年 12 月 9 日，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召开专题评议会，就创新做好全媒体时代的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工作提出：开展重大主题报道，既是形成舆论强势，也是主流媒体增强权威性、思想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抓手。由此可见，融媒体背景下的重大政治议题报道，不仅意味着媒介技术和平台的升级、内容生产的转型，更要看到其政治传播背后存在何种深层逻辑，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媒体融合研究DOI:10.19480/ki.cmgc.2023.06.01745一、理论探讨（一）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概念具有跨学科属性，目前学术界针对其研究主要从“政治”和“传播”两方向展开。从政治框架出发，最初政治传播被狭义地理解为“政府体系内部的政治沟通”，强调政府主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和地位，是政治决策的必要环节，被喻为“政府的神经”。随着舶来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如今政治传播已然嵌入中国政治体制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于本土化政治传播概念有了广泛的理解，无论是指向明确的显性政治宣传，还是以国之名创造的隐性政治符号体系，都是为了传播一定的政治信息。荆学民则认为，应建立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新政治传播观”，即将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共同体内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可见，政治传播理念在政治框架中强调以政府主体为主导的政治信息。其中，政令传输、政策传递的过程往往借助常规化的政治沟通模式来实现，形塑出我国政府治理任务中的垂直化权责形态特征，文件政治与会议政治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政治传播”要件。从传播框架出发，政治传播则强调“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角色”，意指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公共沟通，是一种将政治信息和政策信息有目的地面向大众的传递过程。邵培仁则将政治传播定义为“传播者为了推动政治进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以多渠道、多媒介、多符号的方式传播政治资讯的一种策略”。在传播框架中，政治传播概念强调了媒体对政治信息的传播技术、传播策略和宣传渠道成为“政治传播”要件。整体而言，目前政治传播研究多侧重于“传播”即“政府主体针对政治信息如何说的技艺”，而“守正创新”的关键还在于更加重视“政治”即“如何做”的问题。即从强调信息层面到关注行为层面，以此引入“实践”作为政治传播的新逻辑。有学者将政治传播的双重研究现状称为“双重取径”，其研究更多地呈现出各自的框架特征，而“实践”的新视角则具有“传播”和“政治”的共性特征，成为政治传播新的深层逻辑，有助于促进政治传播有效性。实际上，实践转向是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普遍趋势。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有学者提出了“实践”新闻，认为新闻研究的“实践”取向意味着新闻不仅在于“表征”事实或“传递”信息，更在于“介入”世界与“沟通”。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具有典型“政治中心论”的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中也将“实践”作为核心观点，即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所思所想”，而且还决定了我们如何联系不同的信息碎片，从而构建起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判断，并伴随着行动。基于此，本文所使用的“实践”转向与上述研究具有相通之处，即从理论意义上的文件政治、会议政治转向“文件落地”“政策写在大地上”等基于极强“实践性”的政治传播深层逻辑。（二）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三维度在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实践中，丰富的信息、文本、资源、权责、互动等权力要素，加上兼有常规性与动员性气质的治理风格，为政治传播提供了可观的开拓空间。因此，转向“治理实践”的政治传播并非仅仅将其视为单纯的“研究对象”抑或“分析视角”，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实践性的“场域”，从而塑造出一个基于“实践”的关系网络。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中将“场域”理论解释为传播实践建构的社会关系网。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与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产生了理论上的勾连。所谓的“关系网络”，有学者引入治理实践并将其重申为“权力互动”，意在展现政治传播实践中更为隐蔽的机制。在政治传播中的权力互动具有关系性的本质，主要指的是政治主体与客体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2020 年 12 月 9 日，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召开专题评议会，围绕创新做好全媒体时代的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新闻作品，找准受众的关注点、共鸣点和兴趣点，实现与人民“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媒体融合研究46传 媒 观 察群众的共情、共鸣和共振。这里强调了受众知情权与媒体采写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互动关系网络如何能有效建构，则需要从两方面出发。一是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主体与客体将文件、战略等理论性政治信息在“特定场域”中展开筹划、勾连、互动与实施。二是需要媒体深入“特定场域”，进行媒体实践，精准实现“四力”。这里提到的“特定场域”可以统称为“基层”。对于场域概念，布尔迪厄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在这个“场域”里，布尔迪厄提出了“惯习”概念，认为不同政治倾向、政治认知、政治行动是通过长期实践积累形成的。本研究则认为“政治惯习”的前提是“政治认知图谱”的建构，即为政治传播的知识本质。政治传播的知识本质即是大众社会语境下基于“均值人”的道德统计学与大众心理学，探讨如何测量、整合以及影响公众舆论的“现代性知识”，从而为呼唤一种整合性的宣传技艺提供合法性辩护。这个维度主要是媒体针对政治信息进行有效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属于媒介议程阶段。总之，本研究将通过“关系网络”、“实践场域”和“认知图谱”三个维度对“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进行深入分析。二、“乡村振兴在行动”的“实践性”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和“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要铆足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在 2017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到 2020 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经形成。可以说，乡村振兴的重要理论框架到 2020 年已经完成。中央要求，2035 年乡村全面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因此，近几年的所有关于乡村振兴的实践建设成为检验中央理论框架的重要依据。基于此，2022 年，新华网推出融媒体栏目“乡村振兴在行动”，以融合报道方式聚焦全国各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解析各具特色的切实举措，共同感受乡村沃野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的赶考路上创造新业绩、书写新篇章。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新华网融媒体栏目记者奔赴全国具有代表性的 81 个乡村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与采访，完成了 81 篇短视频、图片、文字相结合的融媒体作品，截至 2023 年 2 月，总浏览量达到了 3000 万+。根据上文提出的“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研究三维度，本研究对新华网“乡村振兴在行动”的主题报道进行分析，以此呈现“乡村振兴在行动”的“实践性”体现。其中“关系网络”主要指参与实践的主体，“实践场域”主要指“政策实践的场地”，“认知图谱”主要指媒体对政治信息形成的“实践议程”。（一）实践主体根据案例情况，本研究所关注的“关系网络”主要指参与这场“乡村振兴在行动”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了三大类：政府、组织和个体。第一类主要指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官员，如国家地质调查局、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北京市农科院、广州市财政局及各地的驻村第一书记。第二类主要包括高等院校以及公司等，如江南大学、扬州大学、黑龙江大锦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德庆县金一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第三类主要指各类专家、返乡年轻人、当地农民等，如山东省农科院挂职专家陈迎春、德庆县“新农人”陈慧、种植大户张义军等。这三类主体之间形成了多种合作关系，如企业与科研合作、政府与企业合作、企业与乡村合作、村媒体融合研究47村之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力量”、“投资方+技术方+村集体”、“产学研”合作等。可见，“乡村振兴”的不同行动者，各自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专业优势、技术优势等，通过有效合作，将无声的“理论”一一进行了掷地有声、清晰可见的“实践”。就采访对象而言，不同主体赋予了新闻不同的价值。政府为采访内容提供权威、有力的政策保障，赋予新闻重大的政治价值。专家团队为“农业”要素提供专业、有效的技术保障，赋予新闻现代化技术内涵。不同的企业组织和“新农人”为新闻提供了多元的信息源，赋予新闻“真实性”。总之，权威的政府、专业的技术、多元的信息源在政治传播采访对象中形成了稳定、有效的关系网络。（二）实践场地据上文可知，通过政治实践和传播实践所建构的“关系网络”最终将形成“场域”。受到社会实践研究的启发，布尔迪厄从两个角度解读了“场域”。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大量的社会小世界组成的，它们的相对自主性很强。这些小的社会世界，都是场域，都有它的逻辑，都有它的必然性空间。这些客观存在的小世界是由上文的“关系网络”合作形成的，如西南大学科研教学实验基地、湖北当阳两河镇鱼腥草种植基地、长寿区青少年社会实践综合性基地、紫苏技术服务团队、精品水蜜桃示范基地、黑河市爱辉区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基层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最前沿，也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第一线。“乡村振兴在行动”主题报道，新华网采访团队去了 15 个省、1 个自治区、1 个直辖市的 242 个地区和乡镇，辐射了大部分中国农村。这次调研深入到了各类农业生产的现场，如绿色有机果蔬种植基地温室大棚、军蕊溜达鸡产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青山云雾间的茶园、“贡柑妹妹”陈慧的直播间等。记者深入调查，从最贴近群众的现实中去反映真实，折射社会进步的轨迹。（三）实践议程为了全面了解“乡村振兴”的媒介建构情况，本文对“乡村振兴在行动”议题做了议程分析并形成共现矩阵，以此呈现“乡村振兴”的“认知图谱”。媒体议程共现矩阵的形成过程有两部分：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要素，这里所说的“要素”主要指议题。本研究将“乡村振兴在行动”的子议题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二是确定要素节点之后，以可视化的方式构建了媒体对这一议题的认知网络（图 1）。图 1“乡村振兴在行动”部分认知图谱“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媒体融合研究48传 媒 观 察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体现了“乡村振兴”建设的基石、保障、核心、目标等，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其中，关于产业兴旺主题共有 68 篇报道，占总报道数的 84%。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其重点是通过产品、技术、制度、组织和管理创新，提高良种化、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标准化，推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相关文章如：广西恭城：瑶山新观念“孵出”全新产业竞争力 解码建三江无人农场的“智慧芯”从“体力活”到“智力活”智慧农业描绘新时代“三农”新面貌等。可以说，坚实的基石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依据。2022 年作为“乡村振兴”理论实践的第一阶段，新华网通过深度调研，按照战略要求，一方面将“产业兴旺”议题作为其重点报道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各地“个性化”采写，将“产业兴旺”议题丰富且完整化。可以说，政治实践与媒介实践的统一是政治传播有效性的关键要素之一。三、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的实现路径（一）建构稳定的关系网络上文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主体分为了三类：政府、组织和个体。Tilly 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政体，并分出政体成员（体制内精英）和政体外成员（体制外精英）。可以说，政体成员是政治传播的主体，而体制外精英（组织）则是促进政策实践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承担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无论是舆论的形成和走向，还是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乃至形成政府的政策，其观点和态度都影响巨大。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在政策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各类资源的聚集，其“行动”和“言论”对第三类实践个体（个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主体分为国家、省、市、县、乡镇，在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这一划分是按照国家行政区域级别进行划分的，形成了自上而下稳定的“逐级代理关系制”。相较于稳定的政府主体关系网络，社会组织与个体则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社会组织主要是由企业个体或者企业与乡镇合作所建构的，为“政策实践”提供技术、管理、人才的重要组织。具体包括：村民代表理事会、乡村人才振兴学院、专业合作社、科研教学实验基地等。个体主要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领头人，包括创业青年、“乡村网红”、“回乡能人”、种植大户等。这类人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实践者，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受惠者。因此，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府主体、社会组织主体、个人主体分别为政治信息提供了智力支持、技术支持和行动支持。整体而言，在政治传播中三者形成了稳定的关系网络，有助于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二）进入“田间地头”的实践场域2016 年，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现场新闻”，即在新闻现场实时抓取尽可能多的现场新闻要素，把新闻现场实时呈现给受众。“在场”是新闻生产的既定要求，也是新闻生产者必不可少的职业素养。“乡村振兴在行动”栏目中的“田间地头”包括：农场大棚、“三兄弟腊肉”直播现场、水稻良种繁育示范基地、月季种植园、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培训现场等。可见，“田间地头”是实现新闻真实性的实践场地。对于政策、文件、措施等政治信息而言，“田间地头”成为其“现实空间”。这类“现实空间”被布尔迪厄称为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空间的小世界。他还将小世界比拟为充满活力、实现价值的游戏场。换言之，政策、文件、措施类的政治信息只有进入到“田间地头”式的“游戏场”里，才能实现其真正价值。在客观存在、隐形有力的场地里，前文所提的主体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相互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进行策划、制定和实施。如国家地质调查局沈阳第三地质局工作组来到鄂伦春，在鄂伦春自治旗 10 个乡镇 82 个行政村采样采点，筛选出适合中草药种植的地块；20 余位海外艺术家和创业青年受邀来到黄虎村考察，并成立“顺武堂”武术工作室；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工作队与吴川市乡村振兴直播电商产业园合作，媒体融合研究49在马路村试点建设电商直播间，构建覃巴电商直播销售体系。可见，不同的场域中的不同主体相互之间进行了互动、交流，形成了新的实践场域。总之，进入“田间地头”实践场地的政治传播具有强互动性和强真实性两个特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展政治传播的实践场地，并提高其有效性。（三）制定议程统一的“政治认知图谱”基于大众传播，构建媒体议程和受众议程的“共现矩阵”是网络议程设置的核心观点。然而，对于政治传播而言，相比于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的关系，政治传播更侧重于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共现”。本研究认为，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共现”是政治传播有效性的重要前提。“议程共现”实则呈现了客体、属性等因素及其相互间的联系，符合受众的认知心理，更贴近李普曼描述的“头脑中的图像”。有学者将这一“图像”称为“认知图谱”或“认知导图”。针对认知结构的形成，2011 年，郭蕾和麦库姆斯提出了网络议程设置，其核心观点是：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者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同时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对于政治传播而言，政治传播知识生产过程就是“政治认知图谱”建构的过程。如何建构“政治认知图谱”？刘杰提出，政治传播知识生产需要进行“实践转向”。换言之，政治实践议程与媒介实践议程的统一是建构“政治认知图谱”的有效路径。“乡村振兴在行动”专题中，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制度设计、机制安排、资源分配等各个环节，都嵌入了中央文件精神和地方个性化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单纯信息传输的政治传播理解路径。如北京市与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 莲都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等。这些地方政策都在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制定了富有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机制与分配方式。在理解政治传播时，需将这一信息机制作为制度设计与权力型构的“政治认知图谱”，纳入到媒体议程中去。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回应性政治模式，是对新时代政治与媒介关系的重新认识。所谓回应性政治，是指“国家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对社会需要保持较高的敏感性，通过不断调整、学习和应对，以政治稳定为目的，以社会需要和国家供给为过程，以促进政治发展为方向的一种政治治理模式。对于“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而言，在政治议程方面，强调了个体对政策做出了实践应对或者地方政府带领个体主动进行了政治实践。在媒介议程方面，媒体对政治实践保持了较高敏感性，通过建构二者统一的“政治认知图谱”来满足社会需求。四、结语在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的当下，政治传播本身就带有“基层”属性，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融媒体背景下，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与“双重取径”的政治传播在经验上必然存在连贯性与互文关系。从政治实践层面出发，俞可平认为，政治传播就是通过推动政治实践来实现民主治理和“善治”的重要路径。从传播实践层面出发，为回应受众对政治传播信息的消费需求，媒体生产出具有“场景化”、“视觉化”和“个性化”的媒体实践产品。总体而言，“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对政治实践与媒介实践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坚持深入基层群众，深入新闻现场，以社会实践为最佳课堂，把基层群众作为最好的老师，近距离、零距离，扎实开展调查研究。（责任编辑：贾梦雨）参考文献：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 M.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4.吕星.用“创新+创意”做好重大主题报道中国记协“全媒体时代创新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专题评议会”综述 J.中国记者，2021（01）.包萨仁娜，武艳珍.创新话语表达 放大主流声量 J.新闻战线，2020（12）.“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媒体融合研究50传 媒 观 察 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M.New York：Free Press，1963：226-228.于淑婧，荆学民.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J.社会科学，2020（05）.张晓峰，荆学民.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J.教学与研究，2009（07）.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 J.中国社会科学，2014（02）.Chaffee S H.Political communication：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M.SAGE Publications，Incorporated，1975.朱春阳.政治沟通视野下的媒体融合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与传播特征 J.新闻记者，2014（11）.邵培仁.政治传播学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10.刘杰.从双重取径到权力互动：政治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向 J.国际新闻界，2022（10）.姜红，印心悦.作为“实践”的新闻一个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J.国际新闻界，2021（08）.Guo L.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2015：21-36.Etzioni A.Power as a societal force M.Power in modern societies.Routledge，2019：18-28.毕晓梅.作为技艺的宣传埃吕尔论技艺社会与宣传 J.国际新闻界，2022（05）.布尔迪厄：关于电视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史安斌，王沛南.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 50 年：溯源演进前景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07）.Tilly C.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in America and Britian M.Cambridge：Mass.Winthrop，1977：1750-1830.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 J.当代中国研究，2004（04）.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J.开放时代，2011（10）.彭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现场”与“在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03）.Stephen，K.，Cognitive Maps in Perception and Thought，in oger M.Downs and DavidStea eds，Image and Environment：Cognitive Mapping and Spatial Behavior J.Chicago：Aldine，2005：63-78 Guo L.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2015：33-45.闫帅.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中国政治秩序再生产的逻辑分析 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Practice-based：New Logic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Major Theme Reports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Chen Tiantian，Yu DeshanAbstract：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lays a crucial supporting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However，due to chang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demand and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the underlying logic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challenge.Us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ction major theme report planned by Xinhuanet as an example，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new practice-based logic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practice subject，practice site，and practice agenda.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that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practice-bas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compasses：firstly，the formul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political cognitive map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agendas；secondly，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ble relationship network for the practice subject；and thirdly，entering the field practice site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practice-based is the new logic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inancial media era，which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media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proces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multi-social governance subjects，expand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d contribute to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inancial media era.Keywords：major theme report，political communic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governance practice媒体融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