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2030年可持续...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_徐佳利.pdf

全球治理后后疫疫情情时时代代 年年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议议程程的的驱驱动动系系统统：冲冲击击与与重重构构徐佳利 余博闻 内容摘要 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 年议程）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国际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实现此目标需要物质能力提升、制度动力和理念革新三元动力机制的协同驱动。由于 年议程驱动系统具有复合性，其对国际环境变化具有一定的抵御和适应能力。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各国物质能力有所下降，国际合作氛围也趋于恶化，导致 年议程驱动系统韧性减弱，进而使负面变化通过系统效应得到放大。但是，在外部刺激下，复合系统中的行为体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通过积极创新来适应恶化的外部环境。当前，新科技加速发展、新国际领导结构初见雏形、绿色复苏理念广泛传播，这都为后疫情时代 年议程驱动系统的修复和重构奠定了基础。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际发展 复合系统作者简介 徐佳利，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研究实习员；余博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长期以来，国际发展议程主要关注物质层面的改善（如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国际发展合作的绿色化：动因、影响和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等），对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关注不足。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国际发展议程也不断更新。年 月，第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 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的成果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 年议程），提出了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发展目标体系，年议程肩负着变革传统发展模式的使命。该议程不仅关注物质维度的发展，更要求对既有的经济、社会、环境等要素进行系统性改革，以将公平正义、环境可持续、平等伙伴关系等理念融入发展合作进程中。该议程建立的新框架使得各国之间的发展共识和国际合作平台都得到了加强，合作内容和方式都更加丰富。自 年 年议程正式启动以来，各国、各地方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行为体积极响应，使得可持续发展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积极进展。然而，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 年议程的实施进程造成重大冲击。联合国于 年 月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发展已倒退至 年的水平，确立 年议程以来所取得的大部分进展均被逆转。因此，对年议程执行进展的分析研究兼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虽然学者们已从不同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熊青龙：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发展目标的转变，国际经济合作 年第 期，第 页；，：，：，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张海冰：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观察 年第 期，第 页；黄超：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国际展望 年第 期，第 页。邹志强：理念、机制、能力：联合国与全球发展治理的关系及其启示，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第 页。，“，”：，“，：，”：，；，“，”：主体、地区、领域等多元视角对 年议程做了丰富的研究，但反映后疫情时代议程发展趋势的研究仍比较匮乏。尽管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了这一议题，但这些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并主要关注物质能力下降对 年议程中具体指标的负面影响。这些技术性研究无助于我们宏观和综合地把握 年议程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需要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厘清 年议程驱动系统动力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部挑战对其的影响机理，以及相关行为体的应对。本文提出，年议程的驱动系统是一个由物质能力提升、制度动力和理念革新共同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其在面对一般性挑战时具有较强的韧性，但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类多维度的冲击时，则可能出现破坏性连锁反应。尽管如此，外部冲击对复杂适应系统的影响并非全然不可逆。外部冲击可能导致 年议程的驱动系统中出现自发性创新，这些创新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外部冲击带来的破坏，也能为后疫情时代系统的加速发展积蓄力量。一、理解 年议程的复合式驱动系统若要分析 年议程在应对外部挑战时的发展趋势，需先厘清支持该议程不断推进的动力源。对此，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系统理论认为，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二是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而各部分间的协调与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汤伟：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国际展望 年第 期，第 页；黄梅波、吴仪君：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国际展望 年第 期，第 页；董亮：协同治理：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年第 期，第 页；张春：东盟落实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分析，东南亚纵横 年第 期，第 页；孙伊然：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年第 期，第 页；黄超：私营部门与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局限与改进，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第 页。，“？”，；，“：，”，；，“，”，互动决定了系统产生的绩效是大于还是小于部分之和。本文提出，鉴于年议程的复杂性，应从物质能力、制度性合作和理念革新三个维度建构其驱动系统。单一动力无法产生足够的推力，而三元动力协同驱动将产生系统效应，使 年议程的推进不断加速。（一）年议程的三元动力 年议程的推进离不开物质能力提升、制度动力和理念革新三大动力机制的支持。第一，物质能力提升是推动落实 年议程的基础性动力。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又包括创建物质所涉及的各类条件，如必要的资金、技术、人员等。物质能力决定了治理能力及其所产生的综合绩效。实现 年议程所必需的物质能力包括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人力投入等一系列以有形指标来衡量的物质性要素，主要涉及议程中第、项目标。其中，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是物质能力提升的典型代表，这里以此三项为例加以说明。首先，年议程离不开资金支持。相比千年发展目标，年议程更加普遍、更加宏大，因此所需资金也更多，人们形象地用“从数十亿美元到数万亿美元”来形容 年议程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的资金需求增长。资金支持决定着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例如，加强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年议程中第、项目标）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及其影响（年议程中第、项目标）。其次，技术研发能加快 年议程的实施进度。科学和技术是 年议程的核心，并作为目标 的执行手段之一纳入议程。技术可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加强技术研发和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张帅：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探析，国际展望 年第 期，第 页。，“：，”：于宏源、汪万发：澜湄区域落实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挑战与实施路径，国际问题研究 年第 期，第 页。应用有助于改善粮食安全水平，增强妇女权能，促进可持续现代能源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促进工业多样化，增加商品附加值，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再次，实现 年议程需要优质的基础设施建设。年议程首次将“高质量基础设施”列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基础设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将对实现 年议程的良性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基础性和培育性作用。第二，理念革新是确保 年议程不偏航的关键控制机制。发展理念一般指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观和知识等要素的集合。理念能塑造公共政策，构建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并通过嵌入具体的政策议程影响其行为方式。年议程与传统发展议程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其理念的革新性，它明确提出了人类（）、繁荣（）、地球（）、和平（）以及伙伴关系（）的 愿景。年议程中第、项目标都承载着新型发展理念的内涵。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指出，在既定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传统体制的改革往往伴有路径依赖特性。因此，仅凭物质能力的提升不足以保证发展模式不断革新。理念转变可以通过教育、劝说这类规范传播机制，以及实践为基础的创新示范来实现。前一种逻辑从话语的维度改变行为者的认知，而后一种逻辑则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认知。对于 年议程的推进，大国的理念引领，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绿色、可持续、公平发展等新理念的倡导行动都至关重要。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第三，制度动力是 年议程的保障性动力。广义而言，国际制度包括成文的条约、不成文的规范和惯例、各类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相对非正式的合作机制。年议程在制定之初就强调建构制度保障，其第、项目标就明确提出要建构有效的制度、执行手段和伙伴关系。制度若要有效运转，少不了关键行为体的积极作为，这就使国际组织的作用尤为凸显。首先，年议程需要国际组织积极整合多元行为体的力量，以更有效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例如，联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和论坛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政治领导，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协调。其次，国际组织促进了发展理念革新与传播。一方面，国际组织为创新型理念的提出及推广提供了平台，国际组织通过组织各国高层领导召开会议，为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建议，以及开展能力建设等软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进入各国发展决策环节。另一方面，国际组织通过推动和引导国际发展规则，以及开展金融性国际发展援助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实和应用。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在中国云南省实施 年议程试点村项目，旨在促进包容与多样性发展、绿色发展、妇女赋权等发展理念的传播。此外，年议程的落实也需要国家将有关目标镶嵌在各层级制度框架中。在国内层面，各国政府制定对策，把国际议程转化为国内方针政策，推动议程落地。以中国为例，在议程启动首年，中国便成立了由 个政府机构组成的落实 年议程协调机制，将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 个子目标细化到各部委，形成“中央地方基层”的有效落实机制。此外，中国积极推动将“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与 年议程有效衔接，通过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方式，推动与联合国发展理念融合的正式化、机制化。在国际层面，大国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 年第 期，第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落实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自愿陈述报告，：。孙伊然：全球发展治理：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第 页。间合作能促进国家间经验交流与分享，为各国提供相应支持，例如二十国集团通过积极推动 年议程在制定者、适用对象、发展理念及执行手段等方面的更新得到真正落实，可切实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二）年议程动力系统的复合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问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回溢效应和联动效应。从系统理论视角来看，物质能力提升、制度动力和理念革新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彼此支撑的互动关系。此外，行为体的适应性是系统运行的基础。系统一旦开始运转，系统中的行为体便可以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积累经验，以及调试行为。如果施以正确的理念和制度性引导，系统各单元之间就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进而可产生正向协同增效，促进系统不断发展和升级。从微观层次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子目标具有类似的性质 它们均涉及对现状的改善和对原有发展模式的革新，因而也都具有类似的驱动机制。同时，每个子目标内的三元动力可产生正向协同增效。首先，物质能力提升和理念革新相互促进，物质能力提升能够增强新发展模式倡导者的说服力，也为创新和试错提供更多的资源和空间。而理念革新反过来也能促进物质能力的发展。比如，年议程中第 项目标（可持续工业化）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为前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可以促使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到新型工业技术革新中来，也可使资本将可持续经济视为投资标的。第二，物质能力的提升与制度动力相互加强。前文已阐述，制度动力有助于物质能力的整合和有效分配。反过来，物质能力的提升也能加深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促进国际合作，优化国际制度架构。第三，理念革新和制度动力之间亦存在协同增效的关系。除前文所述的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对新理念的创造和传播之外，发展理念的不断革新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张春：与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国际展望 年第 期，第 页。美约翰 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余博闻：“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吴志成：“一带一路”：以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年第 期，第 页。也能够反过来建构集体身份，塑造围绕 年议程的跨国实践共同体，从而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事实上，除了子目标内三元动力的相互强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各个子目标也构成了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有学者指出，目标间互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某一目标的达成进展将加速或减弱另一目标的实现；其二，某一目标的达成依赖于另一目标的执行进度；其三，两个目标的执行进度相互依存和影响。与传统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筒仓结构”不同，年议程强调各个目标相互之间的协调性。由于 年议程是根据经济、社会与环境三个维度的综合发展来设计各项目标与具体指标的，项目标下的具体指标都不同程度地综合体现着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而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综合发展又将各项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了 年议程的整体性。例如，尽管一般认为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不充分，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因素可能导致贫困，如因病致贫涉及公共卫生与贫困的关联、因灾致贫则事关环境与贫困的关联等。鉴于此，年议程中一个子目标的达成可能促进另一个子目标动力的强化，进而促使整个 年议程系统的提升。二、外部冲击与系统的演变系统并非孤立的，其总是要与更宏观的环境互动。外部环境刺激是影响系统运转的重要因素。一个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会产生何种演化？理解此问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筒仓，原指贮藏散装物料的仓库，因其大都聚在一起却又单个独立而互不关联，因此“筒仓结构”用以比喻看起来为一个群体但是个体之间互不关联的现象。叶江：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刍议，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第 页。张春：东盟落实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分析，东南亚纵横 年第 期，第 页。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年版，第 页。题是我们厘清新冠疫情对 年议程影响的关键。一般而言，复杂适应系统对外部冲击有一定的抵御能力。由于行为体在科学引导下可能推动系统朝着某一方向不断发展，改变复杂适应系统的发展方向并非十分容易。即使在外部冲击出现后，“主体在面临损失时会考虑调整方向、改变策略以避免损失发生。”这种系统各部分间相互补偿的机制决定了系统可减弱外部冲击。因此，如果外部冲击力度较小，或外部冲击并未瓦解系统的关键节点，那么这种冲击则可能被系统化解。例如，某一地区的自然灾害通常会影响 年议程在灾区的落实，但这种冲击往往是局部的，因而无法颠覆年议程驱动系统的基础性动力 物质能力提升。同时，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也会较快地被国际援助、资金投入等措施所弥补。然而，尽管系统具有相当程度的韧性，但如果外部冲击同时攻击系统的多个支撑性要素，或者导致系统关键节点失灵，那么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将难以及时进行相互补偿。在这种情境下，系统将可能产生负向协同增效，即系统各部分不再相互支持，而是相互施加负面影响，从而造成负面影响的放大。在负向协同增效作用下，系统将难以运转，甚至在正反馈（即系统内变动不断增大）的作用下发生剧烈变化。剧烈外部冲击造成正反馈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经济增长是 年议程的重要内容，年的次级贷款危机虽然发源于美国国内，但由于危机冲击了美国的金融体系这一全球金融系统关键节点，便造成了经济危机的全球性扩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阻碍。需要指出的是，外部冲击对系统的影响有偶然性，由于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人们其实很难预测一个冲击究竟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童珊：复杂系统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系统科学学报 年第 期，第 页。，：，：，是会被负反馈（即系统内变动不断减小）机制压制，还是会产生正反馈效应。系统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即使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往往是非线性的。虽然在大型冲击下系统可能走向崩溃，但很多时候，只要系统并非全面崩溃，就仍有重建的机会。复杂适应系统中的各单元不是消极地回应外部冲击，而是创造性地适应冲击带来的新变化。例如，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就是由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催生的，这种创新性治理路径指行为体面对治理进程中的不确定性，能积极学习和适应新的目标，扩展治理的参与性和弹性，进而催生更多具体的政策创新。以 年议程重要内容 气候行动为例，自 世纪 年代以来，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多边谈判缔结多边气候协定。但是，随着京都议定书面临执行难题，以及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多边气候治理进程受到严重打击。然而，外部冲击使得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觉醒并组织化，从而直接开展去碳化行动，这种创新的出现重构了全球去碳化进程的动力机制。总之，对于系统在遭受外部冲击时的可能演化轨迹，系统理论所做的分析既考虑了系统向消极方向加速演化的可能性，也考虑了系统演化的非线性特点，强调适应和创新可能使系统获得新生。系统理论对冲击规模、正负反馈、适应和创新等机制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承认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更全面地研判系统的发展趋势。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童珊：复杂系统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系统科学学报 年第 期，第 页。，：，：，阙天舒、张纪腾：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国际观察 年第 期，第 页；王明国：全球实验主义治理：内涵、价值与挑战，国际论坛 年第 期，第 页。余博闻：认知演化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曾亚勇：国际关系中“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一种理论的分析，太平洋学报 年第 期，第 页。三、新冠疫情对 年议程的系统性冲击从 年 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冲击，动摇了从贸易到卫生健康再到气候变化等各个层面和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国际发展动能被削弱。疫情对 年议程驱动系统的主要动力源造成了直接冲击，这种多维度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系统的韧性。（一）疫情对各方物质能力的影响面对疫情冲击，年全球经济萎缩 ，成为 多年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尽管 年经济呈现出暂时性复苏势头。但进入 年，伴随着疫情的反复和通胀加剧，全球经济增速又严重回落，从 年的 放缓至。全球增长放缓叠加美元升值，还加大了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年议程许多子目标受到直接冲击。第一，全球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激增。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全球贫困率在 到 年大幅上升，从 上升到 ，这是 年以来极端贫困率的首次上升，也是 年以来最大的增幅，这使得超过四年的稳定减贫进展化为乌有，也意味着全球另有 万人因疫情而陷入极端贫困。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年面临饥饿的人数比 年多出 亿。此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徐佳利：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 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外交评论 年第 期，第 页。，“，”：，“，：，”：，“，”：，“，”：？，“，”：，外，年，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约 亿人）处于中度或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这一数据仅在一年内就增加了近 亿。第二，全球劳动力市场不容乐观。“体面工作”是 年议程的组成内容，也是其驱动系统的物质性动力之一。一方面，全球劳动生产率下降。受疫情影响，全球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性变化。年，产出和就业都出现了急剧下降，全球平均每位工人的产出下降了 ，这是自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另一方面，全球失业率增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年全球失业人数达到 亿，远高于疫情前 年的 亿。此外，全球经济放缓迫使更多的工人接受质量较低、收入不高、缺乏就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工作，因疫情导致的就业不平等现象也进一步加剧。第三，可持续发展资金缺口扩大。长期的经济疲软和缓慢的收入增长会限制国家在卫生、教育、物质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能力。为应对疫情冲击，世界各国动用大量公共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导致可用于发展治理的资源减少，这种情况对原本就缺乏发展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根据 年一项最新评估，实现 年议程的资金需求高达 万亿美元，增长了 至，资金缺口为 万亿美元，增长了。（二）疫情与制度动力的衰退面对疫情的剧烈冲击，年议程的制度动力出现衰退。这至少体现在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联合国：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任琳、彭博：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公共产品供需再平衡的中国方案，拉丁美洲研究 年第 期，第 页。，“：，”：，两个方面。第一，国际制度趋向失灵。早在疫情发生以前，去全球化、民粹主义、合作不足等问题就已初现端倪。疫情更进一步毒化了国际合作氛围。国际组织和各类已有合作机制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频繁呈现出反应失灵、行动迟缓的问题。从国际组织层面来看，年议程强调，一个资源充足、切合实际、协调一致、高效率和高成效的联合国系统在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疫情的出现显然弱化了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系统中的世界卫生组织。其一，疫情发生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曾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导致该机构失去大量抗疫资源；其二，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世界卫生组织议程制定者和协调人的角色被削弱；其三，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和方案等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且一些国家不断质疑该组织的专业权威，这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推动落实 年议程的能力。此外，疫情暴发后，二十国集团机制也遭受了重创。一方面，一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为二十国集团合作抗疫蒙上阴影；另一方面，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所处疫情阶段、应对实力以及对疫情的态度不同，这加大了政策协调难度和各国间分歧。事实上，世卫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只是疫情下国际组织的一个缩影，受疫情冲击，国际机制的正常运行常常遭受干扰，年议程的推进障碍重重。第二，大国间竞争加剧。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冲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加剧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非理性博弈，引发了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秩序不稳定。作为两个在国际体系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关系在疫情背景下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为了全面对华形成战略竞争的态势，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强调“联盟优先”，还试图建立形式各样的“小圈子”，试图在这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吴志成、李颖：中美全球治理战略比较，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第 页。刘铁娃：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太平洋学报 年第 期，第 页。耿楠：框架下的疫情应对与全球治理合作，国际经济合作 年第 期，第 页。徐秀军：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外交评论 年第 期，第 页。些“小圈子”里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打压中国。世界大国之间竞争与博弈的加剧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破坏了落实 年议程已有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三）系统效应与外部冲击的放大新冠疫情再次深刻展现了全球治理各个议题之间的高度联动性，不同议题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同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大。近年来，年议程驱动系统的主要动力不仅遭受了新冠疫情的直接冲击，系统内部各动力源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恶性互动，这种互动放大了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并有超出各系统单元所受疫情冲击之和的风险。第一，物质能力下降和制度动力衰退相互强化。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疫情引发了经济衰退和物质资源短缺，不少国家才更倾向于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拒不履行国际责任，进而削弱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公私合作等机制下的合作效能，破坏了 年议程倡导的构建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阻滞国际组织和制度的有效运转。制度动力的衰退又反过来阻碍物质能力提升。例如，国际贸易是 年议程物质能力的组成内容，但在疫情下，随着自身效力的下降，世界贸易组织已难以有效应对贸易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状况，导致国际贸易受损。第二，物质能力下降暂时抑制了理念革新。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和各方物质能力减弱，很多国家为了追求短期片面利益，选择了快速恢复传统发展模式。这可能推迟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绿色经济转型，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一定冲击。例如，疫情之下的美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许多国家放宽了环保法规，导致前所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李枏：“大国竞争”下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特征与走向，美国研究 年第 期，第 页。徐秀军：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外交评论 年第 期，第 页。韩永辉、麦靖华等：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第 页。未有的伐木率和更高的项目开发许可率。根据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秘书长的报告显示，年，煤炭、石油和燃气需求随着经济反弹，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 ，达到 亿公吨的历史最高值。此外，在农村地区，疫情导致物资匮乏，人们的生活物资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狩猎、捕鱼和伐木是提供食物和维持生计所必需的。随着这些地区民众经济收入的下降，公众的环保意识被生活压力冲淡，人们进而大力乃至非法地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第三，各议题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经济、社会与环境三个议题间存在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经济是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由于疫情造成经济衰退，年议程的物质基础被动摇，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饥饿、就业、教育公平等社会问题的严峻性；其次，从生态环境维度来看，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长期保障。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资源，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自然风险上升报告显示，全球 以上的 中度或高度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尤其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将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加剧全球不平等，甚至给 年议程 带来灾难性后果。综上所述，疫情带来的冲击之所以严重，关键在于其几乎同时从多个方面冲击系统，引发了连锁反应。物质能力提升、制度动力、理念革新都是 年议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 ，“，”：；，“，”：；，“，”：，“：，”：，“，”：，“：，”：，“，”：，程驱动系统的核心支柱。三者受到疫情冲击而被严重削弱，且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物质能力降低会误导更多国家选择狭隘的政治理念，狭隘的政治理念势必又会阻碍国际制度的正常运转，制度失灵又将反作用于物质能力的改善，进而产生新一轮独立于疫情冲击之外的系统内部单元间冲击，放大疫情的负面影响，降低系统的韧性，这就是系统的放大效应。同时，由于系统的综合能力下降，风险防范水平降低，或可导致新冠疫情的进一步加剧，这就构成了系统的内外循环效应。四、年议程驱动系统的适应与修复复合系统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其面对冲击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适能力。新冠疫情虽然以猛烈的方式从多个维度同时冲击了 年议程的动力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到冲击的系统部分可能并不会直接瓦解，而是启动自我修复机制。事实上，一些创新性的尝试已经出现，这为 年议程驱动系统的修复奠定了基础。第一，尽管外部冲击削弱了各国的物质能力，但其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打击也是显著的，这就为新型发展模式和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从而为恢复年议程的物质性动力创造了条件。在此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疫情加深了各国对技术的重视程度，有助于间接促进技术创新。根据世界银行 年最新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凸显了增加研发投入的重要性，年全球整体在研发上的投入占 的 ，较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为近二十年来最快增速；其二，外部冲击暴露了传统发展体系的脆弱性，加强了各国向绿色发展转型的决心。事实上，年以来，各国便不断提起“绿色复苏”理念，力图借助传统行业受创的契机推动发展转型。欧盟、日本、英国、美国、中国、印度等国都宣布了碳中和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董一凡：试析欧盟绿色新政，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第 页。目标，延续了全球低碳转型的势头。这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等目标的落实；其三，疫情加速数字经济崛起，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在疫情早期阶段，受防疫政策限制，很多商业往来都以线上方式进行，这提升了信息与通信技术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性。在全球贸易弱化的背景下，信息与通信技术商品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从 年的约 激增到 年的近，是自 年开始记录以来最高的年度增速。总之，新发展模式和新技术正为疫后复苏孕育新动力。第二，外部冲击虽在短期内助推保守主义抬头，但新型全球发展治理理念也呈现扩散势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传播。面对疫情冲击，当某些国家仍高举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旗帜时，中国则秉持多边主义和合作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理念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使 年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其二，国际组织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成为全球抗疫工作的“指挥部”，尽管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该组织在帮助各国应对疫情、发布正确信息和匡正谣言、保证卫生工作者物资供给、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以及开展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来看，国际组织的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其三，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快速提升。在疫情影响下，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全球治理议程中已被置于更加紧迫的位置，这些都是 年议程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推动后疫情时代 年议程的落实。第三，外部冲击虽然在短期对国际合作造成挑战，但从长期看，围绕 年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内斯托尔雷斯蒂沃：新冠肺炎疫情下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当代世界 年第 期，第 页。蔡洁、俞顺洪：全球卫生治理重塑中的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年第 期，第 页。杨原、张宇燕：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政治与安全，载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议程的国际政治合作或以另一种形式再造。诚然，疫情在短期引发了美国的“退群”“脱钩”行动，但这种不合作行动提升了各国寻找新的国际领导者的意愿。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领导力显著提升。中国的优势资源体现在资金、技术、经验等方面，且这些优势随整体国力一起提升。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国际发展合作中重要的捐助方，中国的抗疫援助也充分体现了大国领导力。中国弥补全球领导力不足的努力又反过来激发了美国的行动。例如，在 年召开的七国集团高峰会上，美国拉拢七国集团成员国共同启动新的全球基础设施提议“重返更好世界倡议”，以图制衡中国影响力和替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行为模式引发了更激烈的战略竞争，又促使中国积极提供更多的全球制度倡议和国际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冠疫情虽然可能冲击了全球大合作的可能性，但竞争式公共产品供给可能会成为全球领导力的替代物。第四，系统内三元动力间的正向协同增效有助于加快系统复苏。如上文所述，疫情给三元动力带来直接冲击之外，三元动力间还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疫情刺激下是恶性互动，会给系统带来第二次冲击，削弱系统韧性。但是，一旦系统开始出现正向转变势头，如某一动力源出现复苏迹象，那么三元动力间便会产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正向协同增效，即物质能力提升为制度和理念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现实支撑，而制度与理念的发展也为物质能力提升拓展新渠道、提供新助力，这种良性改变的总体成效同样大于独立动力源成效之和。例如，物质能力提升范畴中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有助于“绿色复苏”理念的进一步推广，随着“绿色复苏”理念的广泛传播，社会及公众对国际合作、国际机制的后疫情时代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驱动系统：冲击与重构史本叶、马晓丽：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东北亚论坛 年第 期，第 页。孙伊然：全球发展治理：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第 页；罗照辉：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国际问题研究 年第 期，第 页。，“：（），”：；“，”：信心也将进一步回升，从而带动国际发展加速重回正轨。五、后疫情时代 年议程的推进策略从实施时间来看，当前 年议程已过半程，但由于遭受疫情冲击，全球治理赤字加速攀升，议程的落实前景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在此背景下，如何尽快推动后疫情时代 年议程复苏成为未来国际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一，提升物质能力，夯实 年议程的根基。一是加强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有助于弥补疫情给各国带来的物质能力损失，科技既能直接推动 年议程的实施进展，也能为落实 年议程提供高效监测和科学决策。为此，所有国家都需要在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支持下，根据国家创新体系和监管框架的发展，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能力。国际社会要大力发展与 年议程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同时建立国家间帮扶机制，广泛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享、能力建设、技术援助等活动，实现全球公共科技产品共享；二是增加可持续发展资金来源渠道。吸引私人资本和鼓励官方发展援助流向提高人类福祉和减少环境外部性的部门和活动，激励私人资本流向更具可持续性的生产领域，同时动员发达国家要加大投资，尽快兑现其对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占国民总收入 的目标。此外，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开发银行要在应对危机影响和为复苏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后危机时代的协调机制，提供必要的发展资源；三是强化数字经济的作用。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来推动落实 年议程，在卫生、社会保障、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危机预警等方面进行重点投资，同时引导经济复苏沿着更具可持续性的轨道前进。第二，完善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一方面，要构建可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持续发展多元治理格局。年议程的落实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治理方式上的创新与体系中各要素的协同。尽管政府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只有当政府与其他关键行为体包括区域、多边、国际各级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时，才会产生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成效。未来，应在充分发挥国际组织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支持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乃至个人在内的多元行为体在推动落实 年议程进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降低地区间的发展鸿沟。通过南北合作以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方式，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资金、技术和知识等可持续发展资源，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第三，深化新型发展理念，推动包容和可持续性复苏。良好的生态环境对落实 年议程具有系统性、根本性的影响。在联合国最近对 个国家、名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专家们表示绿色和气候友好型经济刺激措施是重振经济的最佳选择，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埃纳尼康蒂佩利和西蒙娜皮丘也提出充分经济哲学概念，即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的后疫情时代复苏路径，强调处理好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平衡发展的关系，关注个人、社区等底层治理，为疫后复苏提供了理念指引。总体而言，针对后疫情时代复苏，要统筹推进“绿色复苏”重点领域合作，深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多边合作，减少绿色合作疑虑和阻力，利用复苏带来的机会，采取低碳、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发展道路，减少碳排放，保护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