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pdf

数智化、数字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第 卷第 期 年 月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作者简介:孙倩()女安徽亳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孙 倩(.蚌埠工商学院 财务与审计学院安徽 蚌埠.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摘 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 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 股上市公司 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 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 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金税三期高管在职消费信息不对称避税公司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引用格式: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西部论坛():.?.():.一、引言近年来中国铁建“天价业务招待费”、格力电器“酒宴门”、中国电信“总裁公款吃喝高消费”等事件的曝光使得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问题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在职消费是高管享有的由企业支付的货币消费及其他派生消费(卢锐 等)是管理者履职过程中凭借其职位获得的正常薪酬以外的额外报酬(孙泽宇 等)作为典型的隐性薪酬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股权薪酬等显性薪酬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高管薪酬契约 适度的在职消费是高管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支出合理的在职消费能够缓解显性薪酬管制及刚性带来的高管激励不足问题(梁上坤 等)能够提高管理效率(.)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然而我国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相关披露制度尚不完善(陈冬华 等)上市公司的治理和监督不到位(周美华 等)使得管理层有较大的操纵空间 高管“公款打高尔夫”“公款旅游”等奢靡消费丑闻屡见不鲜管理层权力滥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存在规模过高的情况(郭建鸾 等)并导致代理成本较高、财务报告质量不佳、股价崩盘风险增加等不良后果(.)如果不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进行有效治理不仅会损害股东财富、降低企业价值(于雪航 等)还会使奢靡、腐败之风侵蚀良好的社会风气 因此探讨如何有效抑制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管理者个人特质、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等方面探讨影响我国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因素 在管理者特质方面已有文献主要探究了高管自信程度(刘艳霞 等)、学术经历(张晓亮 等)、贫困经历(王芳 等)等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在内部治理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控制多家上市公司(孙昌玲 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池国华 等)、审计委员会透明度(陈汉文 等)等治理因素会对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在外部环境方面现有文献发现媒体报道(王新安 等)、高管腐败曝光(薛健 等)、“限薪令”(张宏亮 等)、分析师关注(郭建鸾 等)、“中央八项规定”(张逸兴)、资本市场开放(赵东等)等因素对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税收征管环境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张克中 等孙雪娇 等刘慧龙 等)然而从税收征管环境的角度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充分 在当前税收征管数字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否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将金税三期工程的试点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 年沪深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效应研究回答了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否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这一问题并为通过税收征管数字化来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从外部税收征管环境的角度开拓展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深入认识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形成机制三是进一步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避税行为的角度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路径并探究产权性质、审计机构、股权集中度以及是否两职合一的异质性为深入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和有效抑制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在构建现代化税收制度、推动数字化税务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依托“金税工程”的实施稳步提高了税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收征管过程中的数字化水平“金税工程”全称为中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是我国电子政务“十二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世纪 年代开始实施目前已经推进了三期 年为配合增值税税制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实施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为主体的金税一期工程 年国家税务总局启动金税二期工程并于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通金税二期系统实现发票自动采集、开票、认证、稽核、协查的全面监控 然而一期和二期系统的防控税种较为单一信息覆盖面较窄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税收征管平台 年金税三期系统率先在重庆、山东、山西上线运行 年在广东(不包括深圳)、河南、内蒙古上线运行 年在吉林、西藏等 个地区上线并于 年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 金税三期系统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采用“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理念囊括了税务、互联网、企业、第三方等多个数据源完成了税收征管数据分析方式的升级实现了“由人治税”到“数字治税”的转变极大提升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和效果 金税三期系统的上线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迈入了新阶段金税三期工程的分批试点实施则为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各种政策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准自然实验样本.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关于高管在职消费的产生现有研究主要有“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不同的观点“效率观”认为高管在职消费是对高管货币薪酬的有效补充能够激励高管更有效地履行职责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代理观”则认为高管在职消费是由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代理问题导致高管滥用职权而产生超出正常水平的消费其会侵害股东利益、损害企业价值(.陈冬华 等)整体来看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高管过度在职消费的问题基于我国企业的经验分析结果也大多支持“代理观”(王化成 等王芳等)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怎样来抑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代理问题是导致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过高的根源而避税活动等产生的复杂交易和安排为高管滥用职权进行过度在职消费提供了机会和掩护 作为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进程中的里程碑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带来税务监管模式的变革和税收征管监督力度的提高显著强化了外部治理作用(刘慧龙 等李世刚 等吴斌 等魏志华 等)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企业避税活动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避税行为的角度来探讨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具体分析如下: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税务、海关、社保、银行等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全国范围内税收数据集中管理实现了税收征管的规范化、统一化和智能化并提高了税收执法力度 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治理机制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能够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提高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李增福 等叶永卫 等)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更好地发挥对企业账目的检查作用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企业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孙雪娇 等)金税三期系统上线能够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牛彪 等)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徐捍军)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出现代理问题的主要缘由之一(刘超 等雷啸 等)高管在职消费实际上就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陈冬华 等)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高管越有机会实施掏空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信息不对称有利于管理层为了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背离委托人利益、掏空企业的自利行为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存在本质上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助于促使高管在职消费趋于合理 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抑制企业的避税活动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后税收稽查依赖的数据获取渠道得以拓展信息共享程度得以提升相关数据的分析方法得以改进显著提高了税收稽查的精准度和威慑力这会促使企业提高纳税遵从度(樊勇 等)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了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刘冰熙 等)使得企业实施避税行为的空间被有效压缩(唐博 等张克中 等寇恩惠 等)而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李星 等)引起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提高(蔡蕾等)为了实现激进的避税活动管理者往往会制造一些隐蔽、模糊的交易或事项(王静 等)这不仅使得企业经营和财务处理的复杂程度提高(.)也加大了对高管实施有效监督的难度为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以获取更多非货币薪酬提供了便利(廖歆欣 等)企业的避税活动通过提高交易复杂程度给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寻租空间而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来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税收征管数字化)会显著降低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两条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三、实证检验方法.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为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提供了便利本文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其中 和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高管在职消费”为 年 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参考陈冬华等()、等()、陈汉文等()的做法采用企业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信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等 类高管在职消费总和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金税三期工程”为样本企业所在地区是否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变量借鉴张克中等()、朱凯等()的做法若 企业注册地在 年上半年开始实施金税三期工程自 年起赋值为 若 企业注册地在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则自 年起赋值为 否则赋值为 表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盈利能力”(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财务杠杆”(年末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独立董事占比”(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两职合一”(总经理和董事长为同一人担任赋值为 否则赋值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上市年限”(当年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数除以企业总股数)、“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亏损”(净利润小于零赋值为 否则赋值为)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本文以沪深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目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数据更新至 年同时为避免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样本期间选定为 年 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和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 个“企业年份”层面的观测值 本文的高管在职消费数据来自 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 数据库 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的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其中“高管在职消费”的均值为 标准差为 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说明样本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平均水平较高且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金税三期工程”的均值为 表明有 的样本受到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影响 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接近表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 分位 分位 分位最大值被解释变量高管在职消费 核心解释变量金税三期工程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财务杠杆 独立董事占比 两职合一 董事会规模 上市年限 管理层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 是否亏损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基准回归分析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为了检验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考察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动态影响:其中 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 年 表示政策实施当年 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后 年以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前 年()为基准组检验结果见图(的置信区间)的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策效应显著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图 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当地的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即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本文提出的假说 得到验证表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变量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删除特殊样本()()()()()()()()()金税三期工程 ()()()()()()()()()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财务杠杆 ()()()()()()()()独立董事占比 ()()()()()()()()两职合一 ()()()()()()()()董事会规模 ()()()()()()()()上市年限 ()()()()()()()()管理层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 ()()()()()()()()是否亏损 ()()()()()()()()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续表 变量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删除特殊样本()()()()()()()()()常数项 ()()()()()()()()()行业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和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 值(为控制异方差的影响对回归系数标准误进行企业层面的 处理)下表同.稳健性分析()检验 作为外生事件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虽然已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但由于金税三期试点地区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的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差从而增加政策效应估计的噪音同时实验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本身存在的特征差异也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偏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实验组样本寻找与其最为相似的对照组样本再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具体而言以基准模型的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采用逐年匹配方法运用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进行 对 的卡尺内最近邻匹配(卡尺为 )然后将各年份匹配后的数据纵向合并至一个数据集中生成回归需要的面板数据 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更换被解释变量 参照黎文靖和池勤伟()的做法采用“业务招待费/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高管在职消费”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参照刘超等()的做法采用“(管理费用董监高薪酬总额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摊销)/上年末总资产”来衡量“高管在职消费”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的分析结果较为稳健()删除特殊样本 分别剔除样本期内有 的样本、年和 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样本、创业板和科创板及北证 股样本、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上市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还是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实证结果是由偶然事件导致的可能性本文通过随机设定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时间和随机设定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地区两种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由于“伪试点时间”和“伪实验组”是随机生成的因此“伪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应该在零值附近 分别重复 次随机过程进行模型估计绘制“伪政策变量”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图(见图)在两种随机实验中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值都接近于零并且大部分 值在 以上同时基准回归中“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中均属于小概率事件 因此实验组样本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较低并非偶然事件即其是由除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可能性极低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随机设定政策时间.随机分配实验组和对照组图 安慰剂检验结果()遗漏变量检验 尽管本文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足够多的变量也引入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但仍难以避免遗漏变量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 因此本文分别参考 等()和 ()的方法检验遗漏变量问题的严重性 等()通过建立两个回归方程来间接估计模型偏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漏变量导致的 首先构造一个包含有限个受约束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得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 然后将所有可观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回归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 最后根据公式 /()计算遗漏变量的偏误系数 越大则遗漏变量对模型回归的结果影响越小通常情况下若 大于 就说明遗漏变量的影响较小 按照这一思路本文分别建立一个受约束模型和一个完整模型受约束模型中仅引入核心解释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完整模型在受约束模型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计算得到的遗漏变量偏误系数 大于()说明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本文估计结果有偏的可能性很低()认为在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时可以根据()获得真实参数的一致估计 其中 表示选择比例用于衡量相较于遗漏变量与关注变量的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与关注变量的相关关系的强弱为假设控制遗漏变量时模型回归的最大拟合优度 对遗漏变量影响的检验主要有两种策略:一是令 取值为、取值为当前回归拟合优度的 倍如果()落在估计系数的 置信区间内则说明遗漏变量问题不严重二是令 取值为当前回归拟合优度的 倍、计算的值如果 就说明遗漏变量对系数估计的影响不大 表 的检验结果显示遗漏变量对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影响较小表 采用()方法的遗漏变量检验结果检验方法判断标准实际计算结果是否通过()()()是()是.影响机制检验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检验信息不对称和避税行为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中的中介作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和避税行为减少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已得到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相关文献的验证(王新安 等雷啸 等蔡蕾 等廖歆欣 等)按照江艇()的建议主要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避税行为的影响 构建如下机制检验模型:其中机制变量 为“账面市值比”参考刘超等()的做法采用企业的账面市值比来反映信息不对称程度该比值越大则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机制变量 为“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参考梁煊和徐璐()、魏志华和夏太彪()的做法采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该指标越大则企业避税程度越大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金税三期工程”对“账面市值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金税三期工程”对“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 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本文提出的假说 和 得到验证表 机制检验结果变量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账面市值比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金税三期工程 ()()常数项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控制 五、进一步的研究:异质性与经济后果分析前文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一方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来降低高管寻租机会从而减少高管在职消费 那么在不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不同的避税倾向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另外已有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具有负向影响那么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否弱化这种负面影响?下面将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异质性()产权性质异质性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和监管制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对市场化会计信息的使用较少(雷啸 等)且国有企业的避税行为和高管在职消费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郝颖 等周军 等)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的信息改善效应和避税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会更加有效进而对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更显著的抑制作用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负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而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审计机构异质性 高质量的独立审计能够起到良好的外部监督作用当企业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受到的外部监督较强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避税倾向也较小(魏志华 等)此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作用以及避税行为减少作用相对有限带来的高管在职消费降低效应也就较小 根据是否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四大审计”和“非四大审计”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非四大审计”样本中显著为负在“四大审计”样本中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而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异质性 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第一大股东的财富与企业价值的联系越密切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进行监管并强化公司治理的动机就越强(.孙世敏 等)因此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会抓住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契机来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根据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行业年份”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股权集中度”和“低股权集中度”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 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高股权集中度”样本中显著为负在“低股权集中度”样本中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而对股权集中度较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影响不显著()是否两职合一异质性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往往内部治理较为薄弱管理层的寻租机会较多(陈汉文 等)因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其内部治理的改善作用以及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可能较大 参考权小锋等()的做法根据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两职合一”和“非两职合一”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 的()()列 两组样本中“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均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两职合一”样本的系数绝对值大于“非两职合一”样本且通过了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两职合一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非两职合一企业更大表 异质性分析结果变 量()()()()()()()()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四大审计 非四大审计高股权集中度低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非两职合一金税三期工程 ()()()()()()()()常数项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系数差异 经验 值 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总体上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高管寻租机会较多的企业以及利用信息不对称减轻和寻租机会减少契机改善内部治理的意向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避税行为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影响企业业绩的调节作用针对我国企业的经验分析表明高管在职消费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罗宏 等)因而税收征管数字化带来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降低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 本文在考察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是否对该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采用“营业利润率”来衡量企业业绩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高管在职消费”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高管在职消费”对“营业利润率”的回归系数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高管在职消费的增加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纳入“金税三期工程”变量和“高管在职消费”与“金税三期工程”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见表 的()列“高管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而“高管在职消费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弱化了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损害了企业业绩支持高管在职消费的“代理观”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不仅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还弱化了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作用从而能够有效促进企业业绩提升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后果表 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税收征管数字化的调节作用变 量()()高管在职消费 ()()高管在职消费金税三期工程 ()金税三期工程 ()常数项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控制 六、结论与启示高管过度在职消费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中这会导致股东财富损失和企业价值降低如何有效治理企业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税收征管方式持续变革金税三期工程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迈上新台阶 年 月金税四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从“经验管税”向“以数治税”转变 在此背景下深入认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积极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分批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沪深 股上市公司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该结论通过了 检验、安慰剂检验、遗漏变量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企业避税行为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但对国有企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没有显著影响且对两职合一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非两职合一企业更大()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增加对企业业绩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税收征管数字化不仅能够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作用从而具有显著提升企业业绩的积极的经济后果本文不仅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溢出效应研究也从税收征管视角拓展了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有效抑制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首先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积极的溢出效应 税收征管是重要的企业外部监管机制税收征管数字化除了具有直接的“征税效应”外还能够发挥较强的外部治理作用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等寻租行为 因此在推进数字化监管、建设数字中国的进程中政府不仅要关注监管数字化的直接效应还应将其可能的溢出效应考虑在内统筹兼顾下好全国发展一盘棋 其次要进一步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升级 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后不仅提高了税收征管效能还强化了对企业的监督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充分体现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的必要性 相关部门应加快推进以金税四期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企业要增强应变能力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减轻和寻租机会减少的契机改善内部治理的意向更强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体现出在面对外部变化时企业应变能力不同带来的差异 因此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要着力提高对各种内外部变化的感知力增强自身的应变力紧抓时代脉搏抢占变革先机参考文献:卢锐魏明海黎文靖.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南开管理评论():.孙泽宇齐保垒.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在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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