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来自沪深A股的经验证据.pdf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管 理 学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朱金凤，女，河南焦作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制度、文化与会计财务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 来自沪深 股的经验证据朱金凤张坦（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学院，陕西 西安 ）摘要：基于资源依赖和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以沪深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信贷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精准扶贫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且对民营企业更显著；当民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时，正向影响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也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支持。提出从制度创新、科学制定和规范扶贫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改革，推动我国贫困治理从“运动式”向“制度性”治理转变，推进民营企业扶贫模式的转型升级。关键词：资源依赖、社会交换；精准扶贫；信贷资源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言在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上，我国已形成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扶贫模式，其中企业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贫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万企帮万村”行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经济组织，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参与精准扶贫的行为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回报，对此，相关文献探讨的不多。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企业经营所需的资源大多需要在环境中进行交换获得，从而造成资源需求方对资源控制方的依赖 。在我国转型经济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力，因此，企业需要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采取非正式手段来获取资源 。响应政府号召，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企业与政府进行“互惠交换”，获取关键资源的一种战略选择。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出发，以沪深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企业扶贫行为的内在逻辑。已有文献从高管党员身份 、产权性质 、政府财政压力 、媒体关注 等视角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但较少关注企业扶贫行为的资源效应。本文可能的贡献为：（）基于社会交换视角，研究企业参与扶贫具有政企“纽带”效应，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信贷资源，并且这一“纽带”是通过“政治关联”机制而产生的，为企业参与扶贫的行为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研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资源效应，说明参与扶贫并不只是“成本”投入，而是有价值回报的战略行为，是政策推动和价值驱动朱金凤，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管 理 学双重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为精准扶贫思想在管理实践中的效果增添了证据，表明企业在制度约束、经济动因双重驱动下，通过对国家政策的战略响应，可以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双赢”，这对新时期我国扶贫制度体系的完善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制度背景与机制分析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制度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年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于 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截至 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年 月，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扶贫事业进入了新阶段。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中，企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李先军、黄速建 发现我国企业扶贫与西方不同，表现出政府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其中企业在扶贫中扮演着联结者、促发者和行动者的角色，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的脱贫和持续发展。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影响信贷资源获取的作用机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重要的社会责任战略，可以帮助企业构建政企关系，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支持。第一，从“社会交换”视角看，个体或组织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交换主要包括种形式：互惠交换、再分配交换和市场交换。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和政府存在着“互惠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掌握着关键资源，而企业对稀缺的关键资源存在需求。但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不仅需要进行社会福利项目建设，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等职能，因此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政府的行政手段有利于解决大范围、集中性贫困问题，但较难在专业性和精准性上凸显优势，而企业作为天然的市场主体，可以发挥资源和产业优势，弥补政府扶贫的短板。企业投入资源助力政府脱贫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互惠交换”，政府会积极“回馈”，为参与扶贫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仍掌握了主要的信贷资源，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国有银行的信贷政策对参与扶贫的企业进行激励。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全国工商联、原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订了 政策性金融支持“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战略合作协议，为发展前景好、社会责任感强的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政策导向下的信贷激励，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第二，从社会责任和声誉视角来看，参与精准扶贫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从而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在扶贫工作中投入较多资源的企业会获得政府在脱贫攻坚或慈善领域设立的荣誉，如原国务院扶贫办颁发的“全国脱贫攻坚奖”、家“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等，使企业的扶贫行为公开透明，并被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向公众传递向榜样学习的信息，由此，企业的社会形象得到提升。同时，企业的扶贫行为也向利益相关者释放了企业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信号”，提升了企业声誉，并通过声誉机制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支持。研究假设的提出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基于以上机制分析，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其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有正向的影响效应。已有文献也提供了社会责任绩效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累积效应”和“保险效应”对企业融资约束有缓解作用。有关企业慈善捐赠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慈善捐赠是企业为寻求金融资源而与政府互惠的一种战略行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为，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 ，降低企业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难度 ，提高贷款优惠程度 。扶贫与慈善都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但相比慈善捐赠的民间性、个体性、自愿性特征，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一项大规模、有组织、系统性政治行动，其作为国家战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更重大，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效应也更强，对企业声誉提升、政企关系构建的作用也更明显，因而对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也理应会有更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有助于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提升企业债务融资能力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企业参与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的关系受产权性质的影响。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普遍存在。政府是我国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主体，地方政府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金融资源，并通过政府的利率管制、干预信贷决策等方式影响银行资金投向，导致银行人为压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信贷利率，而民营企业和中 小 企 业 从 正 规 渠 道 获 得 融 资 的 难 度 较大 。研究显示，国有企业在信贷准入、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等方面都更优惠 ；国有属性的“政治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使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决策中呈现出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等特点；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需要采用非正式手段获取资源 。在体制内、市场化的途径无法获得更多资源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会依赖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扶贫行动，从而构建良好的政治关系成为民营企业的一种市场化、替代性的资源获取机制。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与国有企业相比，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信贷资源获取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强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社会交换具有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建立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降低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非正式机制。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不完美的市场中，政治关联具有声誉机制和替代性担保机制的作用，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政治关联可以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企业的债务契约有担保作用 。已有研究证实，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政治关联对企业获取资源具有工具性效用，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有价值资源，包括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 ，贷款成本更低、贷款期限也更长 等。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会激励民营企业采用非正式手段来构建政治关系，比如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或者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基于此，参与政府扶贫行动可能是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获取政治合法性的一种途径。企业参与扶贫具有政企“纽带”效应，这一纽带效应通过政治关联这一机制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政府控制的信贷资源，提升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参与精准扶贫对信贷资源获取的正向影响在建立了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表现更明显 研究设计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研究以沪深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虽然精准扶贫的思想在 年提出，但由于直到 年，证监会、沪深交易所才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精准扶贫信息，因此以 年为数据起点进行筛选：（）考虑到行业特殊性，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剔除扶贫数据、财务数据缺失样本。经有效筛选，最终得到 个研究样本，其中 年 家，年 家，年 家。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 缩尾处理。本研究全部数据来自国泰安 数据库。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为检验假设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的关系，构建模型见（）式：（）其中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获取的信朱金凤，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管 理 学贷资源；（）是解释变量，代表精准扶贫投入；是控制变量，包括产权性质（）、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为检验假设，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对一直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的样本在模型（）下进行分组检验，见（）式：（）模型（）是在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关联变量 以及政治关联与精准扶贫投入的交互项 ，用来检验假设，即政治关联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当交互项 的系数显著大于 ，则说明参与扶贫对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促进效应更强；如果该系数不显著，说明调节效应不明显。变量定义见表 。表 变量定义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信贷资源 （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债务 长期借款）总资产精准扶贫 扶贫投入总金额加 后取自然对数解释变量产权性质 国有控股取值为 ，否则为 政治关联 董事、监事、高管为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时取值 ，否则为 公司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总资产控制变量总资产收益率 净收益 总资产现金流水平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总资产年份 年度虚拟变量 实证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信贷资源（）均值为 ，说明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信 贷 资 源。企 业 扶 贫 投 入（）均 值 为 ，标准差为 ，说明不同企业的扶贫投入差距较大。产权性质（）均值为 ，表明样本中 为国有控股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均值为 ，表明 的样本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其中 的民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控制变量方面，样本的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表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名观测值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将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来验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结果及分析 主效应检验将样本区分为全样本和扶贫投入不为 的子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样本分别进行检验，企业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的多元回归结果见表 。表 第（）列中，项的回归系数为 （值 ），在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第（）列中，项的回归系数为 （值 ），在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扶贫投入对获得信贷资源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假设 得到验证。这一结论说明参与精准扶贫能为企业带来隐性的价值回报，企业通过与政府的“互惠”交换，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源。表 企业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的多元回归结果变量全样本子样本（）（）（）（）（）（）（）（）（）（）（）（）（）（）（）（）（）（）（）（）（）（）产权性质的分组回归为检验假设，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的关系，产权性质分组结果见表 。由表 可见，（）列中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的关系在 的水平上显著（值为 ），而对于民营企业则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 ）。（）列显示国有企业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而在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值为 ）。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民营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促进效应更强，验证了假设，即民营企业通过参与精准扶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面临的信贷歧视，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源。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不仅仅是基于社会责任的承担，还具有强烈的政策激励特征，是政策推动和价值驱动双重力量的结果。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为检验假设，在全样本和捐赠金额不为 的子样本下，进行交乘项检验（）的同时，将企业区分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进行分组检验，政治关联调节效应结果见表 。由表 可知，无论是全样本和子样本下，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的交乘项系数均为正（值分别为 和 ），在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政治关联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即参与精准扶贫对民营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影响更强，支持了假设。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时，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的系数显著为正，而 时系数却不显著，进一步验证假设。综上，实证结果表明参与扶贫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且这种促进效应对民营企业更强，而当民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时，参与扶贫对朱金凤，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管 理 学表 产权性质的分组变量全样本子样本（）（）（）（）（）（）（）（）（）（）（）（）（）（）（）（）（）（）（）（）（）（）（）（）（）（）（）（）表 政治关联调节效应结果变量全样本子样本（）（）（）（）（）（）（）（）（）（）（）（）（）（）（）（）（）（）（）（）（）（）（）（）（）（）（）（）（）（）（）（）（）（）（）（）（）（）（）（）（）（）（）（）（）（）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获取信贷资源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增强。研究不仅证实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带来价值回报，也揭示了这一效应是通过政企关系的改善、企业与政府的互惠交换机制而产生的。稳健性检验 变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度量方法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分别替换了度量指标来测量自变量和因变量。（）前文从扶贫投入的角度验证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信贷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然而相比扶贫投入，扶贫取得的实际成效更具有实际意义，对提升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的竞争力，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资源支持的作用更强。因此，以扶贫成效（，）作为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扶贫成效以企业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加 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精准扶贫成效、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的回归结果见表 。表 显示，不论在全样本下，还是在分组检验中，与信贷资源的系数均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列可知，这一正向影响对政治关联企业的作用更强，再次验证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的关系。表 精准扶贫成效、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的回归结果变量全样本民营企业样本（）（）（）（）（）（）（）（）（）（）（）（）（）（）（）（）（）（）（）（）（）（）（）（）（）（）（）（）（）（）（）（）（）（）（）（）（）精准扶贫和信贷资源的替代衡量指标。参考王宇光、潘越等 的方法，以长期借款加短期借款除以总资产作为信贷资源获取能力的替代变量，以精准扶贫投入除以企业当年销售收入作为扶贫投入的替代指标，对模型（）进行回归，变更度量指标的回归结果见表 。表 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 和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精准扶贫对信贷资源获取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组更加显著，再次验证前文的结论，表明了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控制内生性的影响（）工具变量法。考虑到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导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选取同年同行业其他所有企业的扶贫投入金额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同年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扶贫投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扶贫投入，且在 水平上显著，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弱工具变量朱金凤，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管 理 学检验通过。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精准扶贫系数为正，且在 水平上显著，符合假设 的预期。这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表 变更度量指标的回归结果变量信贷资源的替代衡量指标精准扶贫的替代衡量指标（）（）（）（）（）（）（）（）（）（）（）（）（）（）（）（）（）（）（）（）（）（）（）（）（）（）（）（）（）（）（）（）（）（）（）（）（）（）（）（）（）（）（）（）（）两阶段模型。为了缓解样本自选择 问 题 导 致 的 内 生 性 问 题，进 一 步 构 建 两阶段回归模型，再次对假设进行检验。第一阶段构建 模型用于预测企业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概率，并计算逆米尔斯概率 。若上市公司披露了精准扶贫信息，则 赋值为 ，否则为 ，见（）式：（）（）式中，选取同年同行业其他公司是否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均值作为排除性约束变量，同时加入与模型（）和（）一致的控制变量。第二阶段在模型（）的基础上加入 变量进行回归检验，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再次证实企业参与扶贫与信贷资源获取之间的正向关系，结论未发生变化。企业精准扶贫与政府资源支持政府补助是政府提供的重要资源之一，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扶贫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完成脱贫目标的政治压力越小，作为一种互惠交换，政府会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补助资源支持。因此，以政府补助（）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验证结果见表 。表 显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扶贫投入多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支持，分组检验结果说明在民营企业中，扶贫投入对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也更显著。结论再次说明，企业参与扶贫能够实现与政府的“资源互换”，获得政府资源支持，为企业带来价值回报。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研究证实，参与精准扶贫具有“资源效应”，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和政府补助支持。特别是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效果更明显。这表明，企业参与扶贫不仅仅是一种成本投入，更是民营企业在制度压力下主动参与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表 精准扶贫与政府补助变量全样本子样本（）（）（）（）（）（）（）（）（）（）（）（）（）（）（）（）（）（）（）（）（）（）（）（）（）（）（）（）（）（）（）（）社会治理，改善政企关系，获取关键资源的一种战略选择。在我国，企业扶贫具有强烈的政策激励特征，是政策推动和价值驱动双重力量的结果，研究结论为企业扶贫行为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对政府扶贫制度体系完善和企业扶贫实践也提供了现实支撑。当前，我国已进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我国进入常态化、制度性的扶贫新时期，政府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面向常态的新型扶贫治理体系。民营企业是扶贫事业的重要参与主体，政府要重视民营企业这一重要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在财政扶持、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土地流转等方面对积极参与乡村扶贫与振兴的企业进行支持，推动我国贫困治理从“运动式”向“制度性”转变。第二，政府要加强监管，科学制定与规范扶贫优惠政策，构建有效、透明的市场化扶贫机制，防范个别企业为了获取资金补助、信贷资源、套取政策优惠等进行扶贫，保证扶贫资金的脱贫效力。第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一种成本投入，积极承担社会义务，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还能为其带来显著的资源效应。企业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国家优惠政策探索新的战略方向，实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双赢。第四，在新时期的扶贫实践中，要构建从“政府主导”到“企业自主”的扶贫新模式，推进民营企业扶贫模式的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可以结合帮扶乡村的实践经验，在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电商扶贫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探索扶贫脱贫的长效机制，在乡村振兴和国家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升企业长期绩效。参考文献 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萨兰基克 组织的外部控制 闫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李维安，王鹏程，徐业坤 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 南开管理评论，（）杨丽娇，赵立彬 高管党员身份影响企业履行精准扶贫吗？生产力研究，（）杜世风，石恒贵，张依群 中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 财政研究，（）聂军，冉戎，唐源珑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商业研究，（）黄臖，李云，段志鑫 媒体关注、产权性质与企业精准扶贫 华东经济管理，（）李先军，黄速建 新中国 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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