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外交思想研究毕业设计.doc

奕䜣外交思想探究
奕外交思想研究
摘 要

恭亲王奕是晚清政坛中资深的政治家、外交家、改革家，同时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外交正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向近代外交转型。奕对近代外交做过开放性的实绩，体现出了他独特的外交理念和自强的思想主张,这些观念和认识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思想和原则，而同近代的外交观念更为贴近和契合了。
关键词：奕 第二次鸦片战争 近代外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ABSTRACT
PrinceGongYi is lateQing political veteran politician, diplomat, reformer, andadvocates is the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ese diplomacy is from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 diplomatic. Yi done open performance on modern diplomatic, he presided over the start a series ofpioneering modernization in nature, in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 Tongwen Guan and astronomical calculationMuseum of student abroad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dernand export-oriented trading system to make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Key words：YiXin the second Opium War diplomacy Zongli Y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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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学院2014届毕业论文（设计）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奕外交实践的开始 1
三、奕的外交主张与实绩 3
（一）奕的外交主张 3
1. “为自强计”，积极倡导洋务，增强国力 3
2. 羁縻——以“和”为最高外交原则 2
（二）奕的外交实绩 4
1. 奏请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4
2. 用条约说话 5
3. 造就通晓外语的人才 5
4. 派遣使臣出国考察 5
三、奕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推进 5
（一）改变了对西方列强的看法 6
（二）创办了第一个外交机构 6
（三）对国际法和条约有了新认识 6
（四）培养外交人才 改变了对西方列强的看法 7
结论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保定学院2014届毕业论文（设计）
一、引言
奕䜣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在清末政坛执政多年，对晚清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是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或从洋务、思想，或从宫廷争斗，或从政治思想，或从鸦片战争等角度不一，对其评论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本文通过梳理奕的外交实践活动，阐述奕外交思想的内容、实绩，以及奕作为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对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影响，以期丰富对奕䜣研究的维度，并推动中国思想史、外交史的研究。
二、奕外交实践的开始
天朝上国对待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宗主国与番邦属国的朝贡关系。“吾国数千年之国际状态，皆限于与邻近大陆诸国生变迁。初无合海外世界诸强国为国际交涉之事”[注1] 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绪论》,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11,第1页。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和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注2]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第262页。
其根本目的是为显示天朝尊严、炫耀满清实力、表明盛德唯大清独尊。对待西方国家，清政府也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与西方国之间也并无平等的经常性的外交往来。平等的外交意识和观念更无从谈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奕坚持传统的御敌主张。他作为一个满清贵族与清朝大多数官僚一样，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自然看不到清廷武器的落后、军备的废驰以及军队的腐败。奕仍把希望寄托在清军的抵抗之上，发出了全力主战的呐喊声。1858年(咸丰八年)，奕在奏折中进言:“逆夷贪利逞强，是其素习。……其要求各款，有可准者，原可与时变通，以期息事安民。”但最终“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坚持而虑其豕突，则津通之激励兵勇，与广东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筹胜算也”。[注3] 沈云龙：《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分册，文海出版社出版1986，第72页。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积极抵抗思想，一直这样不断牵引着奕。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恭亲王奕全权受理督办和局，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并互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以此屈辱的形式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次议约是奕首次与列强面对面地打交道，也是他办理的第一次条约交涉。在办理和局的过程中，奕与西方列强接触频繁，形成了他对西方列强的初步印象，咸丰十年十月(1860年)，他于礼部与英法换约之时，就开始感到:“该夷见臣示以坦白，渐觉驯顺，以后接见数次，迥非先时柒傲情形……惟据现在情形而论，既经议抚，在我必须示以大方，始可令其见信，谅不至于条款外再有反复。”并且认为:“现在夷酋已退，夷兵撤尽，人心尚未涣散，非始原所能料及……将来如果示以诚信，该夷即明春来京，亦决不至别启争端。”[注4]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69，第2588页。
注4]咸丰十年十月十九日他又说:英法“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臣等屡揣该夷词意，谅不至心存厄测。”奕进一步用事实分析道:“自开城后，该二国带兵二万余，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据为已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注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辑，第60页。
”列强虽然“渐形驯顺”，可是谈判中肆意要索，战场上屡屡紧逼也是明摆着的事实，奕直视着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传统的御敌之策显得脆弱无力，迫使他有所改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主持和局的奕积极利用条约关系来构建中外相安的局面。“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如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速为大害”。[注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一册，第6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经过审时度势，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攘外失败，加上此时清廷对外抵抗实力不足，所以，我们的对外态度应“似与前代稍异”，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来争取时间，首先对付太平天国。他主张应乘英法“尚属安靖”之机，“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注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辑，第617页。
注3]因此，“借师助剿”政策出台，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第一次的外交办理期间，奕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条约修改、条约签订等有了某种认识，奕就表示《北京条约》“诸多违碍”，列强“添立款目，贻患将来，何可胜言”。……“乌苏里江等处分界，及增添通商等事，仍不免为边陲之患”。[注4]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五)：《钦差大臣奕等奏俄约议定情形折(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6页。
注4]“中外交涉事件，所恃惟在条约 ”“ ……然欲舍此，则凭藉无由”。[注5]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总署奏请将条约发交州一县各官以凭交涉折附上谕》，外交史料编幕处，1935年，卷10，第13页。
注5]这对后来的条约交涉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列强入侵，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时候，如何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又如何才能实现自身的富强，是任何中国人都在思考的新课题。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来看，“同治政改，内政外交日有起色，满清国柞得以延长，实利赖焉”,[注6]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一辑)，第1页，转自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
注6]奕在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说“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注7]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71，第2675页。
注7]他认为剿也不是，抚也不妥，剿抚二策均已无法实行，当前最要紧的是挽救京城危机局面，于是开始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训服其性，自图振兴”。[注8]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台北:文海出版社，卷8，第 2674-2675页。
注8]此时的奕，已经见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与外国列强武力的较量，在与英法列强的直接接触与反复谈判的过程中，他已经真正的体验到国家实力的重要性，弱国在对外交涉中，一定不幸地处在被动、不利的地位，更需要一个灵活、健全的外交方针，意识到外交是一国政治局面的反映、是内政的延伸。因此，便开始正视对外关系以及对外态度，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原则与观念。
三、奕的外交主张及实绩
（一）奕的外交主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的船坚炮利惊醒了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较开明、较先进的人士，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一套措施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形势，作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奕在此时期的外交主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体现。
1． “为自强计”，积极倡导洋务，增强国力
《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奕自强的信念，认识了西方先进文明，开始认清中国的落后腐朽之处。因此，奕产生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并积极倡导洋务，以增强国力。咸丰十一年（1861年）1月24日，奕等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补充道:“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弥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注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上册，第197页。
注1]这大概是奕最早提出的自强口号。“伏查外扰与内患相为倚扶，贼(指太平军和捻军)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押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注2]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71，第2914页。
注2]
2. “羁縻”——以“和”为最高外交原则
战败后奕亲自参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清国受到的威胁与凌辱，使奕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清楚地意识到大清朝已不再是天朝上国，此时落后的武器、松弛的战斗力已不能与西方列强相匹敌，不得不将传统的驭夷改为羁縻方针。
奕认为，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中国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应当是: “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糜。如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隧为大害。”[注3]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一册，第6页。
注3]这是一种暂时羁縻、力保和局的方针，所谓“羁縻”，就是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但这是一权宜之策，有卧薪尝胆、含恨御侮之意，他言自己从未忘“雪耻之志”。按照奕“仍办羁縻”，暂为维系。只有待“兵力日见其强，财力日见其盛”，[注4]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台北:文海出版社，卷8，第5739，5954-5964页。
注4]待到时机成熟，兵强国盛，获至长治久安。
羁縻的一方面就是奏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在以往没有专门外交机构，在外事中，列强无疑会感到不满，清廷又狂妄自大，不能平等对待外夷，高人一等的态势也难免会激怒列强。所以奕奏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免会有笼络敌国之意，设法使之满意，达到相安无扰目的。只有和外国人搞好关系，形成中外合作局面，才能保持清朝的统治。
羁縻的另一个途径，就是执定条约，来约束洋人份外之求。“条约即为中外所共订，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不能不查照办理”，“各地方官嗣后务须按约办事”，方能“免令洋人藉口，致误大局”，[注1]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台北:文海出版社，卷8，第7130页。
注1]清政府按部就班地履行条约的内容，凡是有助于“羁縻”目的，奕就会守定和约，虽有错误的认识和局限，但在当时是行得通的，有利于中外和局的确立与维持。能够采取这种外交手段建立在奕对各列强的分析之上的，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奕上奏曰:“自英法住京后，臣屡次于接晤时，窥见各国心志不齐，互相疑贰，是以彼此牵制，未敢逞志。即如俄罗斯侵占吉笋等处边界，英法两国均以为非。盖其意恐俄国日益强大，不独为中国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为之防。”臣等探闻英国本有与逆两不相犯之约，法国虽欲剿贼以夸其勇，而为英国所制亦不敢自主。”[注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辑，第617页。
注2]
这种“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方针成了对外政策的主流观念，以“和”为最高外交原则，“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外争端，提供了策略思想，使中西关系在较长时间内出现了‘相安无事’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阴谋”。但另一方面，奕由于“极力推行‘守势外交’，避战求和，使对外交涉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结果反而助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野心，则又是不可取的”。
总的来说，奕外交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内容：一是外交是以一个国家整体实力说话的，实力的软弱与强硬决定着外交的主动与被动，外交斗争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因此他极力倡导自强运动，力求自强振兴御侮。二就是以“和”为最高外交准则，向列强诚信示好，避免与列强发生冲突，好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实现先安内后攘外的目的。奕作为晚清外交的开创者，他的总的外交思想一直指导着近代中国，实现了由“夷夏之辩”向近代外交的转型。
（二）奕的外交实绩
恭亲王奕的外交灵活性体现在长期推行务实的外交实践，独到的外交眼光及时局观促使他创造了众多外交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 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各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通商口岸进一步增加，对外事务交涉日益频繁。五口通商大臣已不能更好应对处理外交事务。“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注3]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8，第2675页。
注3]的处理外事惯例显然不适时宜了。迫于列强的压力和对外事务增加的形势，奕等人感到有必要设立专掌外务的机构，于是上奏:“近来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迟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注1]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71，第17~26页。
注1]总理各国事务衙的设立在中国外交史上也算是一件大事情。清廷从此有了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的中枢机构。
2. 用条约说话
奕是近代第一个把条约与国际法联系起来的晚清官员。他在处理中外关系中坚定以“和约为凭”“执定条约”“持平办理”的原则。在与外国人交涉的过程中奕发现，西方国家处理外交关系是有一定准则的，并不是一味靠强权说话，这个准则就是国际法。恭亲王已经认识到条约具有“法“的效力， 因此办理对外交涉，要“推定条约，与之层层辩驳，庶令其无可狡赖”。[注2]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51，第6页。
注2]使他意识到遵守条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条约生效后，“字字皆成铁案” [注3]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49，第6页。
注3]。这样，条约既定，作为一种有形的关系准则，一经成为事实之后，不仅对中国有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强有所约束。因此，奕以条约为凭“据理力争”的方法来办理中外交涉，确实为中国争得了一些权益，也开了遵守国际法规的先例。
3. 造就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2年（同治元年），奕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学校。在奏折中，奕指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注4]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一册，第8页。
注4]由此可以看出，同文馆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外语、外交人才，“挑选八旗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延定外国教习”培养“通晓外国情形”之才。同文馆确实培养了很多通晓中外的人才及外交官员，可以说确实是晚清培育外交人才的摇篮。
4. 派遣使臣出国考察
随着中外交涉事宜增加，奕深感由于中国对外长期隔膜，不了解外部世界，“中外交涉，不无为难之处”。[注5]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41页。
注5]奕于同治五年（1866年）2月奏请派员出国“游历”，洞悉外国风土人情况，为增长见闻。斌椿等则受命，“沿途留心，将该国的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注6]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40-241页。
注6]派出的使臣赴外一年，代表中国办理各国交涉事宜，差遣使臣的同时遵循了外交对等的重要原则，影响十分深远。
四、奕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推进
恭亲王奕是晚清贵族中少有的具有卓越见识、长远眼光的改革家，也是近代化的积极倡导者。在此期间，奕对中国外交做了很多贡献，这些众多外交实绩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
（一）改变了对西方列强的看法
在清廷中最先对外来侵略者改变态度的，是奕及其集团。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奕以大清亲王和最高留守官员的身份，与英法两国代表互换《北京条约》批准书，“打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广、两江总督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惯例”，[注1] 杨遵道，叶凤美：《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171页。
注1]并“开始重视外国同盟的价值，已看到中国的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别国的利益缠在一起了”，[注2] 严中平：《1861年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第4期。
注2]从而成为“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中最先对外来侵略者改变态度的人物”[注3] 杨遵道，叶凤美：《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171页。
注3]奕主政集团最先对外来侵略者改变态度，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重要前提。
提出近代化治国纲领。奕是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了近代化治国纲领，这个纲领存在于《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和《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这两个文件中。两个文件相互补充，构成包括外交、内政、军事诸方面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全套大纲。其中，总纲是“自强”，总目标是“御侮”。之所以说奕所提出不是一套封建主义性质的治国纲领，是因为这套纲领走出了中国以前幼稚的外交观念，第一次与西方各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平等地处理中外关系，推行近代化的手段，这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弃传统经典而向先进西方文明的探索。
（二）创办了第一个外交机构
奕促使中国外交走向世界，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奏请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奕奏请建立总理衙门时，咸丰帝认为对外交涉无非就是通商贸易方面的事宜，将奕原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样一来，对外物涉及有偏差，甚至会影响中外关系。奕奏本申解说:“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设有大员驻扎专理，臣等在京，不便遥制，况该夷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兴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兴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拟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藉口。”[注4]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8，第2676页。
注4]由此可见奕对外交事务有着清晰而全面的认识，总理衙门的职能包括处理通商在内的所有对外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立，意味着清朝放弃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涉的平台，迈出了对外开放的蹒跚的第一个步履。
（三）对国际法和条约有了新认识
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推动了国际法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不平等条约也接踵而来，由于清政府对外观点的陈旧与愚昧，对国际知识的匮乏，使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很被动，受不平等待遇与欺诈，受害匪浅。因此，同治三年（1864年）8月，奕奏请出版了由丁韪良翻译、惠顿(H.Wheaton，1785~1848年)所著的《国际法原理》一书并且分发给各省及通商口岸官员使用。此后，《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更多的国际法书籍在奕的倡导下，被大量翻译出版。渐渐地，各地官员及外交人员逐步增强了对国际法知识的了解，甚至也开始利用国际法知识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从“借用夷力”“助剿”到“天津教案”和“马嘉理事件”的“持平妥办”，[注1]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1，第13~16页。
注1]从与日使大久保利通就台湾问题订立“北京专条”，[注2]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98，第11~16页。
注2]到“揆时度势”与俄人“稍示通融”勘分西北边界等[注3]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87，第6~10页。
注3]都是如此。这种初步的国家利权观念，在曲折的实践中逐步完成了近代化的启蒙。
奕对条约的新认识。条约是国家间或国家组成的组织间订立的在缔约各方之间创设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契约性协定。[注4] [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石蒂，陈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上卷第二分册，第321页。
注5]同治六年（1867年），他说:“查洋人与各国连和，所以必重条约者，盖以条约为挟持之具。”[注5]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49，第6页。
注4]所以，办理对外交涉，要“推定条约，与之层层辩驳，庶令其无可狡赖。”[注6]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51，第6页。
注6]光绪三年（1877年）6月，奕又奏陈道:“中外交涉事件，所恃惟在条约……若舍此，则凭藉无由。”[注7] 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民国24年初版，卷10，第13页。
注7]关于信守条约的问题，奕意识到遵守条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大批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中最惠国待遇问题也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条款之一，奕对此认识很深刻，他指出“各国约内俱载一律均沾，原为一视同仁，以免歧异也。然此但说一面，尚未赅备。”[注8] 宝鋆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63，第82页。
注8]他下令各地方官认真履行条约的规定。尽管奕的条约观有些片面有局限，但信守条约对维持外国关系的和睦局面有一定意义，思想观念里渗透了近代外交的观念，促使了近代外交的转型。
（四）培养外交人才
为中国近代外交培养了最初的人才。京师同文馆近40年的历史几乎与恭亲王的后半生伴始终。它的创设，它的兴盛与奕倾注了大量心血密不可分。同文馆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型翻译、外交人才，在外交实践中，利用所学知识，陆续挽回中国部分利权，对中国的主权做出了贡献。如曾纪泽通过同俄国的艰苦谈判，废除了《里瓦几亚条约》，使沙俄“把业已吞下的领土又吐出来”，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之使才”;薛福成因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而受光绪褒奖“薛某办事甚好”。因此，同文馆是近代外交人才的摇篮，这些外交人才使近代外交观念渗透到中国，有力地促进了晚清外交近代化。
使领制度到出国考察。同治五年（1866年）2月20日，恭亲王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皮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其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同治五年1866年2月，奕等奏请“札令(斌椿)及伊子笔帖式广英，同该学生等与赫德前往”英国考察。同治七年1868年奕等又奏请“使臣蒲安臣……著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同治十三年（1875年）清王朝第一次独立派出了使臣郭嵩焘，为驻英公使遣往英国，对外国遣使的往来首次做出了对等性的回应。使领制度的确立、向外国派遣使节，使中国近代外交逐渐规范化、逐步走向国际化；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外交渐趋成熟，逐渐成为内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由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
结论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城被炮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体现出晚清外交伴随着艰辛和屈辱，同时关于恭亲王外交思想的评说也各不相同。在当时，那看似妥协、羁縻的方针，却正是退而求其次、有远见的让步；那不是很成熟的外交思想却深有主权意识、具有维护国家的坚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乏有远见与预见性的独到眼光，虽然有传统性落后性却灵活的适应当时时局，在有退有进中对时局有正确明晰的判断。我们应该看到恭亲王这位中国近代外交的领袖在近代外交上的贡献，并对他的开创表示肯定。这位晚清外交事业的第一人，不自觉地将踉跄的大清国在步履蹒跚中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使晚清外交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在近代化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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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这次毕业论文设计得到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张照青老师的关心和支持。论文写作过程其实很辛苦，期间也有彷徨和迷惑，但是在张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才得以完成。张老师平日工作繁多，但我做毕业论文的每个阶段，从查阅资料到选题，论文提纲的确定，中期论文的修改，后期论文格式调整等各个环节中张老师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这一过程中老师让我细心，注意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全、周到，使我深深敬佩张老师的严谨与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以及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使我收获颇多。在学习中,张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及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张老师的高深精湛的造诣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在此，谨向张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毕业前最后的时光，仍旧要感谢大学期间那些十分重要的同学以及朋友们。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指点，同时也是我生活中一起同行的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信任、彼此鼓励、互相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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