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有...践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_李林芳.pdf

学报2023年第31卷第2期2023Vol.31No.277一、问题的提出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工作的重心逐步向乡村振兴转移。但长期以来农村发展的流弊加上乡村现代化转型带来的阵痛决定了我国农村脱贫和防返贫是一项长期工程，针对目前我国地域范围内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相对贫困问题和返贫风险，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对脱贫县设立为期五年的衔接过渡期，要求各地区在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持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平稳有序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促进二者有效 衔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1。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引擎与第一工程，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彼此间相互关联并互为表里，组织兴则乡村兴。基层组织是乡村社会结构的中枢系统，也是乡土社会得以运行的载体和推动器，当前已有多项政策文件从国家站位出发，强调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为组织振兴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路径参考。总体而言，就是要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两翼、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自治为基础的综合体系2，通过健全基层组织治理体系、夯实农户经济来源、推动乡风文明治理等多方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但我国地域广阔，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长期以来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当前贫困和返贫风险主要集中在老、少、边、山地区，边疆民族农村地区相较于东部沿海乡村而言具有地理、自然、人文、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滞后性和特殊性，天然的发展劣势使其相对贫困程度更深、经济发展难度更大，也更容易成为乡村振兴2022-12-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南部边境脱贫区巩固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21XMZ081）。李林芳（1998），女，广西桂平人，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何玲玲（1971），女，广西柳州人，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地区治理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有效衔接”中的实践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李林芳1，何玲玲2（南宁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摘要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在此过程中要牢牢把握组织振兴这一重要抓手，发挥组织振兴的引领和保障功能。文章以广西凭祥市为例，探究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具体实践，从组织振兴的四个维度着手，发现实践中尚面临基层党组织行动趋于疲软、新型经营主体后劲不足、社会力量介入不稳定、新型自治组织支撑匮乏、村民主动性难以调动等多种现实困境，提出应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功能、健全乡村自治体系等几项对策，以期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有效衔接工作取得 进展。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F3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621（2023）05-077-07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 78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有效衔接”中的实践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李林芳，等进程中的弱项和短板，这对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建设和能力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地区返贫困风险的诱因有所不同，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基层组织如何振兴，何以带动边疆民族农村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二、有效衔接的机理阐述（一）组织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的“一核领多元”的地位与作用之所以重视组织振兴，是因为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四项内容3。组织振兴的成效关乎乡村振兴大计的成败兴衰，对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具有促进作用，组织振兴方能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才能达到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实践中，应充分认识到基层组织振兴的核心引领作用：在产业振兴层面，组织振兴有利于引领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增强地区经济发展内生活力，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有助于乡村组织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提升管理队伍综合素质，巩固和壮大乡村基层组织；在生态振兴层面，乡村基层组织能够引领生态振兴的具体实践，整治乡村风貌、发展农村绿色经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同样的，经济发展与绿色生态相结合的模式为乡村组织的日常管理减轻了负担，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人才振兴层面，基层组织积极完善各项人才管理机制，广泛吸引贤才，促进了乡村人才振兴，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同时人才振兴又为组织运行输送了新鲜血液、提升了组织管理水平，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在文化振兴层面，乡村基层组织发挥了组织引领作用，积极破除乡村落后思想观念和陋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先进文化的熏陶作用，促进良好乡风文明的形成，提高村民整体素质。（二）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期的经验总结与 弘扬我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过去一些深度贫困边疆地区囿于生态环境脆弱、基础物资缺乏、人才队伍溃散、民心难以聚齐等多种原因以致发展缓慢。基层组织作为国家意志在地方的贯彻执行机构，是农村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单位，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主力军及重要支撑作用，为解决整体深度贫困问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缩小城乡差距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基层组织在一系列攻坚克难的摸索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探索出自己的一套宝贵经验制度与发展模式，如选派“第一书记”下乡扶贫、实施“结对帮扶”模式、“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领导责任制、网格治理、保险扶贫、金融扶贫等制度。在此阶段，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形成了百花齐放、齐头并进的态势，经过不断锻造，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大幅提升。脱贫时期的经验和模式是基层实践治理的宝贵结晶，基层组织是乡村建设中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其经验积攒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提供发展方向和制度遵循，避免后续防返贫和衔接期走弯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衔接期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我国目前已形成的反贫困理论和经验还将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后脱贫时代更关注的是相对贫困问题4，当前有效衔接期要着眼于夯实脱贫和返贫地区经济支撑和促进人口就业，实现脱贫后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凭祥市有效衔接的实践探析凭祥市（县级市）位于广西崇左市境内，其西部和南部与越南相邻，属于中国南部边疆地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展商贸往来的重要县域口岸城市。凭祥市境内有多个民族聚居，分布有壮族、瑶族、回族、侗族等2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为85.63%，是典型的边境民族地区。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凭祥市高度重视组织建设、紧抓组织学报2023年第31卷第2期2023Vol.31No.279振兴的“牛鼻子”，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了系列成就。（一）凭祥市组织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1 基层党建嵌入社会治理，强化党组织的社会 认同在加强党建的引领下，凭祥市制定了 凭祥市开展“五基三化两创”攻坚年行动 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凭祥市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等文件，以健全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为抓手，把握党建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争取创造高质量服务和先进业绩，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思路和方向。党的领导干部是实现基层善治的核心与关键，也是完善对内功能的关键要素，由此，凭祥市在40个行政村（社区）两委换届中实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有效保障了基层党的领导和权力集中统一，顺势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解决原有年龄结构、村干部文化程度比例不合理问题。经调整，村党组织领导队伍平均年龄趋向40岁上下，学历素质有所提升，大专以上学历村干部55人，并且每个行政村都配备有大学生，开展“国门乡村振兴大讲堂”等系列定期培训，整合“涣散疲弱”的基层党组织，后续又推行了星级支部、先进党员等综合考评激励。积极将党的组织建设嵌入村级社区社会治理中，通过网格化治理细化片区和单元，构建“乡（镇）+村（社区）+网格”体系，利用网格凝聚汇集资源，形成片区有效治理单元，把握推进网格化管理体制革新的现实契机，逐步改善党建“悬浮化”困境，推进基层党建单元式下沉。由内至外的组织建设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嵌入和强化了社会认同，提升了党组织在基层的权威和信服力，为实现农民致富增收、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奠定了组织引领基础。2 把握产业兴旺发展路径，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凭祥市依托地理和自然气候优势，致力于产业兴边富民工程，培育了“种养贸游工”五大重点产业：“种”即特色种植产业，包括甘蔗、柑橘、沃柑、中草药、八角等；“养”即特色养殖产业，包括牛蛙、石龟等；“贸”即利用边境口岸优势发展边贸服务业，带动农民以贸易运输、互市往来等方式参与边境贸易；“游”指通过特有的红木文化、边关文化、历史文化等将边境旅游发展到全市域范围，形成了多条具有边境特色的旅游线路；“工”即引进边贸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设就业帮扶加工车间，如盐津铺子、佰秀农等，吸纳当地农民就近务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在市级范围内总体实行“5+2”特色产业模式，“5”是指甘蔗、柑橘、鸡、边贸、中药材5个主导产业,“2”是龟鳖、香料（八角）2个自选产业，并提高“以奖代补”金额、增加奖补项目，经过努力，2022年，“5+2”特色产业模式覆盖率在全市范围内达到95%；在村级实行“3+1”模式，即每个脱贫村从市级产业中选取3个来发展，可以每年根据情况调整一次。在产业依托的基础上，凭祥市政府积极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探索建立“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民”“基地+合作社+农户”“党支部+边贸合作社+农民+集体经济”等边境发展模式，引导脱贫户以入股、订单生产、土地流转、务工等方式与经营主体建立联农带农机制,平时注重乡村人才和经营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提升，如友谊镇多次举办乡村振兴人才培训班。3 加大社会组织协同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优势自脱贫攻坚时期以来，凭祥市大力孵化、培育和扶持农村服务性、公益性和互助性社会组织，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创建信息对接平台，加大社会组织协同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资源、专业和人才优势，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例如，当地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并对创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的经营主体，在有效带动就业的前提下给予金额补助；颁布了企业及社会组织吸纳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就业补贴政策，对相应主体给予每年每人2000元的补贴等，强化社会组织联结机制；及时组织各类社会群体开办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以提升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在脱贫攻坚期“十企扶十村”结对帮扶和各商会、企业助学助教等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带动社会组织通过公益创投、务工、资金入股等方式参与就业帮扶、促学促教、边境防疫等乡村治理具体实践。80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有效衔接”中的实践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李林芳，等4 完善村民主体共治体系，提高乡村自治水平凭祥市积极探索创建由村屯党支部、村级理事会、合作社理事会和治安调解理事会等协同共治的“一部三会”以及由村规民约、屋场会、互助会、理事会、履约评议会构建而成的“一约四会”的新型自治体系，并鼓励各村屯结合自身实际探索符合本村情况的治理模式，初步形成了人人参与、村村发展的和谐自治格局。例如上石镇马垌村开设了“党支部+屯级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平安建设理事会”乡村治理模式，夏石镇创新了“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的“一约四会”模式，等等，各村镇广泛吸收返乡人才、乡贤、技术能人等人才加入村民自治，进一步完善了自治制度，有效激发了村民主体活力，对涉及村庄内部发展建设的大事件一律由党支部牵头、集体讨论，最后由群众大会表决通过，程序完善，引导村民主体自觉参与村庄集体决策。同时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在边境村范围内有效将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禁毒走私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促进了良好乡风文明的形成，提升了村庄的自治水平，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过程中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发展乡村的目标建设，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二）凭祥市组织振兴在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 基层党组织行动趋于疲软，引领功能发挥不充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虽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但随着农村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基层党组织应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当前尚有部分基层党组织止步于脱贫攻坚的胜利成果，未能意识到有效衔接五年期限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改善边境群众生活福祉的重要性，仍存在思想涣散、“歇歇脚缓口气”的松懈观念，仅把巩固脱贫成果促进有效衔接停留在显性表层，不能真正探析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村民主体中的引领和组织功能发挥有所减弱，对待上级的巡检抽查也逐渐倾向于“做表面文章”“做数字账”，把“痕迹管理”当成日常工作的重心，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迎接检查，造成本末倒置。部分党员干部在城区有住房，或有自身的日常事务处理，平时除了工作时间外较少下沉到群众当中，联系群众的功能发挥逐渐弱化。加之近年来凭祥市边境严抓跨境非法交易等常态化事项压力的增大，基层党组织不仅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在乡村的相关政策、回应民生关切、带动脱贫户发展经济以防返贫等，还要面临和处理边境民族地区的突发事件，这要求基层领导干部拥有较高的能力和素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干部流失，尽管新上任的基层干部改善了以往村干部年龄偏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青年领导干部中仍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威有待进一步加强。2 产业振兴存在短板，新型经营主体后劲不足要发挥组织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的作用，必定要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当前凭祥市的市、乡、村级产业虽均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还存在短板。一是产业链条较短，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品附加值较低，一二三产业需要进一步融合。例如橘子、沃柑等种植业，大多都是收成后以初级农产品的形式直接售卖，较少进行附加值的提升。尽管有就业帮扶车间的帮助，但通常情况下，帮扶车间只是政府引进和承接外来企业的低端工序，技术含量较低，对农户的要求不高，农户对其存在着较大的依附性，容易陷入被动困境。边境旅游业和外贸互市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较大，防范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偏弱。二是特色产业的同质化严重，由于农民和农民合作社等内生性经营主体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有限，对于产业的选择存在很大的跟风现象，即看到邻村的同类产业取得较好收益便跟风投入，缺乏专业的前、中、后期评估与规划，忽视了本地特色，造成同质化严重的现象，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大了竞争。新型经营主体是相较于传统农户而言更为专业化的生产单元5，但不少本土的经营主体是从普通农户演化而来的，专业性和文化程度并不高，对新技术一知半解，对国家政策文件精神的解读不到位，种种原因导致其后劲不足，容易错失发展机遇，且大多数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重生产轻营销、重产量轻质量的现象，没有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长此以往可能给当地产业发展带来 隐患。3 社会力量介入不稳定，整体发展有待提高尽管以社会力量为载体的社会组织成为在巩学报2023年第31卷第2期2023Vol.31No.281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力量6，但囿于制度、资源、环境等因素，社会组织在凭祥市农村地区的介入尚不稳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首先，目前活跃于凭祥市农村基层的社会组织数量有限，并且在与基层政府开展合作时常常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一旦政策环境发生变动，社会组织很容易受到冲击，处于不利地位，给合作关系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社会组织作为外源性因素介入乡村振兴时，参与的维度较为有限，参与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式直接参与，例如承包村屯“庭前小路”等项目的乡村建设或以资金注入的方式入股成立合作社；二是间接参与，通过与基层政府合作提供单方面的金钱和物资捐助、技术扶持，在关爱乡村老人、农业生产等方面给予帮助。综合而言，社会组织在与凭祥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的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仍较为单一、缺乏持续性，较难助推乡村内源性的发展，不能有效激发村民的主体性认知及参与热情，使得社会组织的资源介入难以真正落到实处。4 新型自治组织支撑匮乏，村民主动性难以 调动凭祥市农村基层的新型自治体系包括“一部三会”“一约四会”及其演化出来其他自治模式的组成人员，通常包括村干部、村屯小组长、经济能人、党员等，这类人员带有强烈的精英属性，由此形成的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精英色彩。尽管处理村级事务时，村内会号召普通村民或村民代表议事，但由于边境村庄青壮年劳力大多进城务工，留守村内的多为老幼妇孺，加之又涉及村民自愿性和专业性的问题，其参与村庄事务的主动性难以调动，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有时间不如外出打散工”的情绪普遍存在，且村民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影响，可能难以真正参与核心事务的商定，使村民参与逐渐流于形式。从整体上看，此类村民自治组织在成立和运行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缺乏普通村民参与的情况，由此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治网络，同时也容易造成精英垄断，产生“村民权利悬空、精英俘获”等问题。2021年，凭祥市的城镇化达到一定的规模，城镇化必将对农村空心化产生影响。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村庄人口减少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未来农村新型自治组织的发展可能面临人员流失、难以维继的局面。除了存在村民主体性、人才补充的问题，财力支撑同样匮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的运行并不像村委会、政府等机构一般，拥有固定的财政来源，农民参与这类自治组织处理村务通常是无偿的，若在无偿奉献的长期机制下，精英们的积极性可能受挫，从而影响自治群体的稳定性。目前除了村两委，其他新型自治组织的治理权限还未得到法律意义上的真正明确7，新型自治组织的治理权限未得到有效保障，这可能给后续自治组织的运行与存续造成隐患。（三）凭祥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发挥组织振兴作用的优化 对策1 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严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是党最坚实的思想武装阵地，是最接近运动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组织，对党的具体实践和政策推动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对于边境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存在的思想懈怠、功能疲软问题，要找准其源头、对症下药，进一步加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树立不达乡村振兴目标不罢休的信心。一要坚决贯彻落实党内法规8，形成良好的党内风气，营造相互监督和批评、勇于与错误的思想和慵懒政治风气作斗争的氛围，加强自律、廉洁和纪律，把队伍的先进性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谨防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净化基层的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党的核心引领功能。对于新晋干部要坚决实行“以老带新”责任制，通过培训学习、具体实践等使其加快投入党的事业中，巩固拓展党在基层的领导权威。二要建立和落实基层党员干部的激励机制。边境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既要承担守边重责，又要努力发展当地经济，时刻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困难，应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提高基层党员干部创实业干实事的动力与激情。借鉴待遇差别化和精神激励的方式，以特定的指标体系对专项任务或个人的现实表现打分，按照考核结果给予不同规格的绩效待遇，通过实行待遇差别化来增强基层干部的工作82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有效衔接”中的实践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李林芳，等动力。同时，要树立典型和模范，对先进党员的先进事迹开展宣传，扩大宣传阵地，提升党员干部的荣誉感与成就感，以精神激励促进形成争优创先的 氛围。2 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新型经营主体是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力量和主力军，其在致富的同时承担着促进产业兴旺的重任。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深加工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需要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来改善。从政府层面来说，一是要进一步提升和保障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从政策方面不断完善扶持体系，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切实做好项目补贴和优惠举措，扩大政策扶持的广度和深度，推动落实农产品深加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要健全多元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风险保障机制，新型经营主体是主导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要重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作用，包括农业金融服务（主要提供金融借贷方面的帮助）和信息化服务（包括市场风向和供应链信息等），产业启动、运营维护过程各个环节中的培训服务（如农技培训、专家培训等），通过与高校、企业、涉农科研机构等开展系统的培训服务，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及农户自身本领。同时，还要完善产业保险服务，由于凭祥市农村产业目前多停留在初级农产品或初加工阶段，附加值低且技术含量有限，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直接关乎行业的兴衰，最终影响到脱贫户及普通农户，导致返贫，为此，必须健全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及退出保障机制，以保护农户基本权益。经营主体要改变“等、靠、要”思想，杜绝一味依靠政府扶持发展的做法，积极向行业专家学习，探索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途径和方法，增强抵抗风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立足本地开拓特色产业，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发挥行业带头人作用，带领当地农户实现增产 增收。3 发挥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功能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是社会协同的主要力量和标志，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促进乡村振兴，弥补“政府失控”和市场失灵9。政府要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促进和引导外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具体实践。在脱贫攻坚时期，我国已经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大治理格局，现今有效衔接时期同样要重视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参与。政府尤其要在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上着手，一要在现有基础上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在政府引领下有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动力和参与热情；二要把社会组织纳入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体系之中，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保障机制，为村庄内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造更大的制度空间和拓展参与途径，同时协调好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可能造成的利益冲突，推动各参与主体的组织目标和乡村振兴整体目标达成一致；三要进一步加强政社协同功能，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各展所长、共同发力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基层组织善治的实现。社会力量要不断提高自身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此过程中要更多地将乡村建设主体地位交还给农户，在村庄治理和发展的同时促进村民形成主人翁意识，使外部力量嵌入主导逐渐过渡形成村庄自决的内源性发展机制。乡村组织化是发展乡村的前提和重要基础，实现再组织化是国家治理在乡村领域的内在要求，是未来乡村发展中的必由路径之一10。政府应鼓励社会组织实现农村再组织化、整合涣散组织，集中力量释放新活力，通过整合成立经济性、互助性的组织如专业经济合作社、爱心互助社等，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4 优化和健全乡村自治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乡村治理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因而要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和完善现有村民自治体系，将现有的良性自治苗头扶持培育壮大，形成促进乡村善治的格局。一方面，关注主体应回归到农民本身，必须充分调动农户参与治理的主动性。村内能人、精英的参与固然对村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普通农民的参与缺失将直接造成乡村自治制度的“悬浮化”。农民主体的“原子化”现象和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有价化”导致村学报2023年第31卷第2期2023Vol.31No.283民主体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有效回应不足，对此，可通过村民大会、公开栏宣传等途径对村民开展政策宣传教育，鼓励和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乡村自治组织应关注村民大众的利益诉求，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激发村民“集体的事集体办”的意愿，改善村民自治弱化的现状。另一方面，乡村自治组织的成立和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为此，要进一步减少人员外流，吸引人才回流，留住乡村人才。村民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在本地难以就业或就业薪酬低于外出务工薪资11，对此，要大力发展本地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通过产业发展增收逐步提升本地就业工资水平，增大对拟返乡人员的吸引力，充实乡村自治组织后备人才队伍。针对乡村自治组织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经费不足问题，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渠道探求解决措施。外部可以寻求政府项目补贴和动员乡村经济发展能人、当地企业、社会组织的募捐作为经费补助；内部可以针对不同性质的乡村自治组织来分类应对，如矛盾调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等带有较强服务属性的组织可以适当收取一定费用作为日常运作开支；经费开支由有关行政部门和村民主体进行监督，多方面的合法收入来源更有助于乡村自治组织的存续。新型村民自治组织的存在需要依靠法律的支撑，目前我国针对乡村自治组织的法律只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其他乡村振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型自治组织尚未有相关法律条例予以说明，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更加明确村民的自治权以及新型自治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为其权利行使和组织运作提供法律支撑。四、结语在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组织振兴担负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乡村基层善治的时代重任。在以凭祥市为代表的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实践将对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虽还存在一定问题，亟须从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等方面着手予以完善，但应保持边实践边总结的态度，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尊重各边境民族地区基于当地情况开展的组织振兴有效实践经验，促进多区域组织振兴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边疆基层根基。参考文献1 陈元中.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换思路、找出路、选进路：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研习 J.传承，2022（1）：31-38.2 殷梅英.以组织振兴为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5）：86-88.3刘铮，魏传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及对策J.经济纵横，2021（10）：122-128.4 刘文斌，武力.乡村振兴进程中脱贫攻坚的成效利用与经验传递 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0-37.5 张红宇.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特征与发展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3-33.6 彭小兵，谭志恒.组织动员、资源内生和市场对接：贫困社区内源发展路径：基于云南省 L 中心的考察 J.中国行政管理，2018（6）：61-67.7 冯义强，陈燕芽.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 B 村的个案研究 J.求实，2019（4）：98-108.8 杨新红，姚桓.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理论溯源与创新路径 J.新疆社会科学，2021（4）：27-33.9 陈柏峰.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框架和维度 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1）：3-17.10 王为，吴理财.嵌入、吸纳与生产：新时代乡村再组织化的过程与逻辑 J.社会主义研究，2022（3）：111-119.11 凌经球，陆鹏，农辉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突出短板与对策：基于广西的调查研究 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12.责任编辑：韦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