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_朱鲜峰.pdf

87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朱鲜峰（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内容摘要：“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关键词：“学衡派”；“洋务派”；中西文化；人文主义；古典主义。作者简介：朱鲜峰，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3-0087-09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洋务派”通常被视作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代表，随着这一进程逐步过渡到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洋务派”也先后被“维新派”与“新文化派”所取代，淡出历史舞台。事实上，“洋务派”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史学家陈寅恪即坦言：“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作为民国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学衡派”与“洋务派”同样颇有渊源。如1932年时值曾国藩逝世60周年，当年出版的 学衡 第77期特登载曾国藩遗像，吴宓主持的 大公报 文学副刊 亦专门策划“曾文正公逝世六十年纪念”专刊2。对于张之洞，“学衡派”重要代表人物柳诒徵有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儒学之殿军3。学界以往多关注“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争论，以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对此似少有留意。以下试从记忆建构、身份认同、文化立场及文学主张等方面分而论之。一、记忆建构：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在“学衡派”主要成员中，梅光迪、吴宓与胡先骕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即便是辈份较高的柳诒徵，也出生在曾国藩逝世之后。因此，“学衡派”对“洋务派”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阅读实现的。在“洋务派”官员当中，曾国藩、张之洞的著作相对较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23.03.02088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多，其著述也构成了“学衡派”成员阅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家书与日记在晚清民国时期影响巨大，“学衡派”成员同样受其沾溉。191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的梅光迪致信胡适，表示欲效法先辈，加强省身克己之功，并定下十八条省克之法4，其内容与曾国藩家书中提及的日课十三条颇有重叠之处5。1920年暑假，尚在哈佛留学的吴宓读到曾国藩手书日记，猛然警醒：“宓近者读书颇趋惰荒，而志气更远不如昔之猛厉，抚躬反省，深自惭怍。”6两位在异域追求新知的青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这位已去世多年的前辈，这一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 圣哲画像记一文。该文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极为精炼的概括，是桐城派古文名篇。吴宓早年在清华学堂学习时，圣哲画像记即为重点学习篇目7。抗战期间，郭斌龢主持制定浙江大学大一国文教学篇目，曾国藩圣哲画像记 亦在其中8。曾国藩在文学领域的其他贡献也受到“学衡派”的重视。胡先骕指出，在咸同年间的诗坛，“祁文端首以力追杜韩为号召，曾文正复标举涪翁而诗格丕变”9。此外，梅光迪、吴宓等人均曾提及购读曾氏编选的 十八家诗钞10。相较之下，张之洞著述对“学衡派”的影响主要集中于 书目答问 一书及其旧体诗创作。柳诒徵与书目答问就颇有渊源，其师缪荃孙曾协助张之洞编撰该书，其弟子范希曾则在此基础上撰成书目答问补正。吴宓曾计划仿照 书目答问 及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 的体例，编撰 精选古今英文书目提要一书11。胡先骕熟读张之洞诗作，指出其诗歌具有“宋意唐格”的艺术特点，且思想性亦值得称道12。此外，“学衡派”对左宗棠的诗文也有所评论，如吴宓认为：“左文襄不以诗名，然其西征时 军次重九七律，苍莽浑涵，殊称佳构，但亦足见其为名将语也。”13如研究者所言，每一文本都有与其相对应的“阅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往往有着大致趋同的阅读价值观与阅读方式14。“学衡派”关注并主动阅读“洋务派”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述，本身即代表了一种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学衡派”通过创办 学衡杂志等途径汇聚了一批立场相近的学人，“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学衡派”主将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曾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与曾国藩后人的交集，其中包括曾国藩外孙聂云台、孙女婿尹寰枢、外曾孙俞大维、外孙女婿瞿宣颖等15，部分细节甚至具体到年份乃至月份，可见吴宓本人对这段渊源极为看重。曾国藩之孙、近代诗人曾广钧与“学衡派”也颇有渊源，其 环天室诗外集 环天室诗支集分载 学衡第32期和第35期。曾氏去世后，“学衡派”的另一阵地 大公报 文学副刊有纪念文章刊发16。曾广钧之女曾宝荪及其堂弟曾约农与“学衡派”成员亦有来往。曾宝荪主持长沙艺芳女校多年，吴宓听闻其在校务方面遭遇诸多困难，特寄诗一首表示同情。曾约农则尝与刘永济一道前往清华拜访吴宓17。89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刘永济亦为“学衡派”成员，与曾约农均曾执教于长沙明德学校，两人或因此而结交18。“洋务派”中另一位与“学衡派”有较多交集的人物是张之洞。“学衡派”大本营东南大学的前身即为张之洞创办的三江优级师范学堂。胡先骕早年在京师大学堂就读时，与张之洞有过一面之缘19。此外，胡先骕恩师沈曾植深得张之洞赏识，曾受聘主持武昌两湖书院20。“学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柳诒徵为缪荃孙授业弟子，而缪氏则为张之洞门人21。“学衡派”成员与张之洞后人也有来往，如吴宓日记中即有拜访张之洞曾孙张遵骝的记录22。由此可见，“学衡派”对“洋务派”的记忆建构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得以实现，其一是阅读“洋务派”的著述，进而对其在个人修养、思想学术及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产生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其二是与“洋务派”的后人及其门生故旧来往，进一步感受其流风余韵，其中 学衡杂志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师承渊源、友人引介等途径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上述人际网络的建构。二、身份认同：士大夫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洋务派”无疑是这一阶层在晚清的重要代表。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的“四民社会”逐渐瓦解，士大夫阶层也被新式知识分子所取代。在新旧交替之中，士大夫意识仍有所继承和发展。有研究者指出，五四之后，强调“少数人的责任”，光大古代士大夫的担当精神，成为众多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23。不过，与胡适等“新文化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学衡派”并非抽象地继承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而是对自身的文化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与自觉的担当，也由此对“洋务派”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贡献再三致意。对于“洋务派”在晚清政局中的作用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坚守，“学衡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胡先骕有绝句分咏曾国藩与张之洞：“手戡巨难振儒风，勋业文章孰与同？神韵性灵空喋喋，杜韩诗笔世朝宗。”“党祸绵延送靖康，宗臣遗恨百堪伤。武侯谊答刘先主，殖产惟余八百桑。”24前一首盛赞曾氏的功业与文章，后一首则对张之洞在清末政局中的处境抱以深切同情，极力称道其清廉之风。柳诒徵 张文襄祠云：“南皮草屋自荒凉，丞相祠堂壮武昌。岂独雄风被江汉，直将儒术殿炎黄。六洲蒿目天方醉，十载伤心海有桑。独上层楼询奥略，晴川鼙鼓接三湘。”25诗意苍凉，表达出对张之洞督鄂的政绩及其学术成就的追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阐发曾国藩等人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时，“学衡派”引入了“贵族”这一概念，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如郭斌龢指出：“贵族有二：一则为世袭贵族，一则为自然贵族。世袭贵族，惟恃血统。自然贵族，则恃才德自然贵族，昔日尊称之曰读书人，曰士大夫曾文正公，即此种优秀士大夫之一领袖也。”26在评价陈三立时，吴宓曾指出：“先生一家90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裤之习，所谓 文化之贵族”27“贵族”概念的使用显然受到西方贵族制的启发，凸显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格与“学衡派”的文化使命感。对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文化信念与责任担当，“学衡派”不惟诉诸文字、形诸歌咏，在立身行事之时，亦往往以其为楷模。楼光来即指出，梅光迪寓居南京时，“喜读王荆公曾文正之诗文，盖先生欲合学问事功为一，不欲徒以文章见称于世也”28。吴宓亦坦言：“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29“学衡派”成员之间，也常以曾左风义相勉励30。究其原因，两派所面临的历史境遇的相似性不容忽视。从曾国藩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31，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愈演愈烈。在此情境下，“学衡派”对曾、张等人的诗文著述多有共鸣，乃至以曾左风义相砥砺，绝非偶然。另一方面，“洋务派”多为清廷重臣，而“学衡派”则主要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已大不相同。如梅光迪、吴宓精研西洋文学，柳诒徵、缪凤林治学中国历史，郭斌龢偏重古希腊哲学，胡先骕主攻植物学，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学衡派”成员并未局限于成为各领域的专家，而是将传统士大夫心怀天下的精神融入治学当中。如 学衡 杂志简章 所言：“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揽。”32可见“学衡派”的落脚点虽在学术，其真正的关怀仍在中国文化的前途。三、文化立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从“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到“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两派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一脉相承。若进一步分析，则可以发现，两派的侧重点有“伦理”与“道德”之别。如研究者所言，在儒学思想脉络中，伦理处理的是位分与职分问题，它指向政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道德处理的是性分问题，它指向的是主体与自身、主体与天道乃至世界整体的关系33。细究两派的思想，从“伦理”转向“道德”的痕迹了然可见。具体而言，“洋务派”所说的“中学”与“学衡派”所提倡的“国粹”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同时又有微妙的差异。前者当以张之洞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有广狭二义。就其狭义而言，主要指“四书 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34等传统学问；就其广义而言，指的是中国的纲常名教及政治体制。在人伦层面，张之洞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91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35，断然不可废弃。曾国藩、李鸿章的观点与此大体相近。如曾国藩强调“礼”的重要性，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一秉乎礼”36。李鸿章也指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37概而言之，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构想中，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相较之下，“学衡派”在阐发儒学传统时，更为强调其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的一面。如梅光迪从人品的角度将古人分为老庄派、道学派、孔孟派三派，指出后者“有老庄派之超逸，而无其放荡，有道学派之谨严，而无其拘泥”38，为人品之极则。郭斌龢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作了详尽的比较，进而指出：“孔子之伟大，在其品格，亚氏之伟大，在其智慧。由亚氏观之，道德之为物，所以供吾人之研究探讨。由孔子观之，道德之为物，所以供吾人之躬行实践。”39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洋务派”时，“学衡派”成员亦多从此处着眼。在“学衡派”看来，“中国数千年来，旧有文化所产生之贤人君子，豪杰志士，史不绝书。最近复能产生曾文正公，道德文章事功，三者皆可不朽，文正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也”40。梅光迪认为，曾国藩真正诠释了儒家“君子不器”的传统41。由此可知，“学衡派”更为强调个人的道德追求，其关注的重心已有所变化。究其原因，从“学衡派”自身来看，其精神导师欧文 白璧德的影响不容忽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区别，前者重视道德的修养与理智的锻炼，后者则过分看重同情与博爱。白璧德本人亦曾从这一角度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探讨：“孔子以为凡人类所同具者，非如近日感情派人道主义者所主张之感情扩张，而为人能所以自制之礼，此则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义之哲人，其所见均相契合者也。”42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均着眼于个体，可见白璧德更为关注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学衡派”成员多为白璧德弟子，在分析中国文化传统时自然亦受其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朝的覆亡，制度化的儒学随之解体，传统人伦的政治与社会基础逐渐崩塌。“三纲”之中，君臣一纲已废，父子之间的等级关系逐渐松弛，男女平等的观念也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可以说，在“学衡派”所处的时代，个体意识日益凸显，个人精神世界的安顿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学衡派”显然亦受到这一转变的影响，故其论述的重点不再是“三纲五常”，而是个人道德的完善与理想人格的追求。另一方面，在民主时代，同样需要道德高尚之人。如梅光迪所言，“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43。在“学衡派”看来，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少数精英的引领，更需要整体道德素质的提升。此外，商业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登场也给传统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学衡派”指出，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大城市呈现出一片乱象：“四处弥漫的烟雾和噪音；大煞风景的广告；拥挤的人群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有钱阶级92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正试图将其粗俗的品位和思想强加给整个社会”44可见“学衡派”对社会转型时期由内到外的混乱无序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商业的不断发展，道德与利益的冲突日益明显，造成王国维所谓“道出于二”的局面45。吴宓即坦言，自己一方面希望发扬中国传统道德，一方面又深知不采用西方重效率、重成绩的方式方法，难以达到这一目的46。如此一来，不计利益则事业难成，追求利益则与原则相悖。上述矛盾深刻地表明，“义利之辨”作为儒家重要的道德原则，此时已面临新的挑战，这也使得道德问题成为“学衡派”极为关注的议题。四、文学主张：载道精神与古典情怀“学衡派”登上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首先是以提倡文言、反对白话的形象出现。前文亦指出，“学衡派”对“洋务派”曾国藩、张之洞等擅长的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较为熟稔。曾、张等人的诗文构成了“学衡派”重要的文本资源，其文学主张对“学衡派”成员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胡适撰文对“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了回顾，首先便谈及曾国藩。作为新文学运动领袖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47。胡适指出，在曾国藩之后，古文学大致经历了“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和“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四个阶段48。可以说，“学衡派”正是接续了这一传统。旧体诗方面，在“学衡派”当中，柳诒徵、吴宓、吴芳吉、胡先骕均有较多的诗歌创作，胡先骕对张之洞的诗歌成就尤为推重，前文对此已有论及。就文学观而言，曾国藩、张之洞的文学观念各有侧重，但同时也不乏共通之处。两人在继承“文以载道”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均强调文学自身有其独立性。曾国藩指出：“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49张之洞一方面反对游戏文章，指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50。另一方面，张氏并不否认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研究者指出，张之洞本人在诗歌创作上用工颇深，具有“用典精切”“体物精细”等特点51。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派”的文学观同样呈现出上述两个方面的特征。在“学衡派”看来，文学只是学问的一部分，如郭斌龢在论及浙江大学国文系的办学理念时，曾援引曾国藩所推重的姚鼐的观点：“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核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52郭斌龢认为，词章用以表达情思，而情思当合于义理，其实质仍是“文以载道”这一传统。与此同时，“学衡派”也强调，好的“义理”不等于好的文学，文学技巧的锤炼亦不容忽视。如吴宓指出：“作诗文如弹琴、93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拍球、打字等事然，非时时勤于练习，断难精熟。既不谙其中艺术之精微奥妙，且一生不免艰涩之苦。”53胡先骕认为：“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54与咸同时期不同的是，此时儒家义理的正统地位已被平民主义所取代，“学衡派”所论显然有针对“新文化派”的意味。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55等主张，“学衡派”愈加强调文学自身的标准，以消解“新文化派”凭借文化立场、语言形式而获得的舆论优势。在这一方面，旧体诗的处境颇具代表性。在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所处的时代，主要是在旧体诗内部讨论唐诗、宋诗地位高下等问题。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旧体诗面临整体性的危机，个别“学衡派”成员固然也对其风格流派等问题有所探讨，但更多时候是在论证与强调旧体诗的合法性。如吴宓高声呼吁：“作诗之法，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即仍存古近各体，而旧有之平仄音韵之律，以及他种艺术规矩，悉宜保守之遵依之，不可更张废弃。”56在晚清乃是常识的问题，此时则已成为需要极力保存的事物，数十年间变化之巨，非曾、张等人所能想见。“学衡派”成员大多曾负笈海外，较之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文学视野自然更为开阔。在阐述其文学观时，“学衡派”积极引入西方文学理论资源，揭示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梅光迪即明确指出，学衡的立场集中表现为“哲学、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57。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学衡派”文学批评的重要主题，如郭斌龢强调：“浪漫派重视感情之冲动，蔑弃内心之制裁乃复自欺欺人曰：人生目的，在于求美。因之有唯美主义焉，唯美艺术家焉。究其所谓美者，非古希腊人所崇之中和之美，乃一时感情之幻象而已。”58在他看来，中西方最杰出的文学乃是尽善尽美的中和之文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不足及其前景，“学衡派”也有所探讨。如胡先骕在讨论清末代表性诗人时指出：“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内容者观之，终觉其诗理致不足。此时代使然，初非此数诗人思力薄弱也。亦犹摆伦、协黎、威至威斯之诗，不足以餍阿诺德之望也。他日中国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艺术等学术，逐渐发达，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输入，一方面旧文化复加发扬，则实质日充。苟有一二大诗人出，以美好之工具修饰之，自不难为中国诗开一新纪元。”59在“学衡派”看来，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发展，仍有赖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中国学术的建设。结语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颇深，这一渊源在多个方面均有体现。“洋务派”的著作，尤其是曾国藩、张之洞的著述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94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其立身行事往往以曾左风义相砥砺；在文化立场上，从“中学为体”到“昌明国粹”，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在文学主张上，“学衡派”对“文以载道”传统的继承及对古典诗文的倡导，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洋务派”的影响。与此同时，“学衡派”在继承“洋务派”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变化。与“洋务派”不同，“学衡派”成员多为术业有专攻的现代学人，其士大夫情怀往往与自身的专门研究相结合；两派均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但“洋务派”更为强调三纲五常不可动摇，而“学衡派”则更偏重理想人格的追求，并积极引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作融合中西文化的尝试；在文学领域，“学衡派”大力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丰富了学界对西方文学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的认知。由此可见，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内在联系。在上述思想文化主张演变的过程中，“中学”与“西学”、“伦理”与“道德”、“古典”与“现代”的张力日益凸显，折射出社会的巨变与时代的关切，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思索的空间。（该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德育课程演变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JK18QLL001）注释：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285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于陈寅恪是否属于“学衡派”，学界存在争议，本文未将其列入“学衡派”。2“曾文正公逝世六十年纪念”，载 大公报 1932年11月7日。313172527 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第202、18-19、214、202、291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4梅光迪：致胡适 第十七函，载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 第522-523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5 清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十二月二十日），载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第43-44页，长沙 岳麓书社2011年版。611 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第181、156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7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第69-77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8 国立浙江大学第一年级国文选目（附说明），载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1940年复刊第65期。9胡先骕：寒光诗集序，载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350页，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10 梅光迪：致胡适，载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 第521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 第143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12 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载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181、186页，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14 王余光、汪 琴：中国阅读通史 理论卷 第191页，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15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 第194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16 佚名：环天诗人逝世，载 大公报 1929年12月30日；兑 之：曾重伯先生诗述，载 大公报 1930年1月20日。18陶旅枫、黄政海编著：明德学校史 第77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9 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第31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20胡先骕：忏庵丛话，载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504页，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21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 第331页，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2 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9册）第353-354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23 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载 近代史研究 2010年第3期。24 胡先骕：读陈石遗先生所辑近代诗钞率成论诗绝句四十首诸家颇有未经见录者，载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630页，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26郭斌龢：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载 大公报 1932年95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1月7日。28 楼光来：悼梅迪生先生，载罗 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 第259页，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946 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第438、355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30 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0册）第123页，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浙大文学院有关人事上的部份名册及私人来往信件”，浙江大学档案馆藏，L0-2006-002-0010。31 清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4册）第140页，长沙 岳麓书社2011年版。32 学衡 杂志简章，载 学衡 1922年第1期。33陈 赟：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载 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4期。343550 清 张之洞：劝学篇，载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40、9704、9730页，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6 清 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4册）第410页，长沙 岳麓书社2011年版。37 清 宝 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491页，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38 梅光迪：孔子之风度，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 第171-172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39郭斌龢：孔子与亚里士多德，载 国风 1932年9月第3期。40郭斌龢：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载 大公报 1932年11月7日。4157 梅光迪：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 第194、193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42 美 欧文 白璧德：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译，载 学衡 1922年3月第3期。43 梅光迪：致胡适 第三十九函，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 第183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44 梅光迪：西方在觉醒吗，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 第183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45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212页，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4748 胡 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00、201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9 清 曾国藩：致刘蓉，载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2册）第8-9页，长沙 岳麓书社2011年版。51 祝伊湄：张之洞诗学及诗歌创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52 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 第57页，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5356 吴 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载 学衡 1923年3月第15期。54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载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1页，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55胡 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45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8郭斌龢：新文学之痼疾，载 学衡 1926年7月第55期。59 胡先骕：评尝试集，载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59页，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ueheng Group and Westernization GroupZhu Xianfeng(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China)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ueheng group and Westernization group has long been ignored by academic circles.In fact,their relationship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ading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the works of Zeng Guofan,Zhang Zhidong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constituted the important text for Xueheng group to read,and Xueheng group also established contacts with descendants and disciples of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In terms of identity,Xueheng group inherited the scholar-bureaucrat consciousness represented by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Due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roles,the consciousness was often integrated into academic research.As to cultural positions,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raditional ethics such as“three cardinal guides”and“five constant virtues”,while the Xueheng group emphasized on the pursuit of ideal personality,which 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ethics”to“morality”.In terms of literary views,both groups emphasized“writings conveying truth”and advocated classical literature,while Xueheng group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literary thoughts of Western classicism.In general,the transformation from“the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body,the western learning for uses”to“promoting traditional essence,assimilating new knowledge”represent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thoughtKey words:Xueheng group;the Westernization group;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humanism;class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