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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_郑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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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稿日期:2022-09-26作者简介:郑升(1979)男,文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福建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诗学,散文理论批评。基金项目:2020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名士杨钟羲别集整理与研究”(2020YBWX161);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民国新旧体诗话批评文献整理与阐释研究”(21BZW048)。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郑 升(福建社会科学院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福建 福州 350001;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摘 要:圣遗诗集是清末名士杨钟羲唯一刊布

2、的诗歌别集,其“叙事作诗”之大事与小事、“变风变雅”之沉郁与平静,以及编年体例等特征凸显了诗史传统在近代的通变,与“诗补史”“重倡诗教”等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相关联、相参证,成为时代转型大幕中古典诗学力图自我调适,努力赓续传统并有一定新变的缩影,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诗史意义。关键词:近代诗学;杨钟羲;圣遗诗集;诗史观;通变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2-0106-07 doi:10.19742/ki.50-1164/C.230209近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时期,过渡转型、新旧杂糅、复杂矛盾是这一时期思想和文学风貌的主

3、要特征,西学、进化论、白话、俗文学、革命与中学、循环论、文言、学人诗诗人诗、传统这样的思潮各自都有巨大影响而又彼此错综复杂。当代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叙述往往突出了“新”和“变”,许多类似圣遗诗集这样的旧体文学文本尘封许久,有待挖掘。圣遗诗集的特殊性和价值在于其成书时代、作者身份和自身特征。该诗集系清末著名八旗籍诗人、学者、官员杨钟羲在辛亥鼎革后,将自己寓居沪上数年来所作诗词汇集而成,1935 年随墨巢丛刻本刊印,封面有“罗振玉署题”字样,内有庐江陈诗序、李宣龚跋等标识,是杨钟羲唯一刊布的一部诗歌别集。提及杨钟羲,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其与潘祖荫、盛昱、端方、张之洞、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李宣龚、王国维

4、等人的交游,以及雪桥诗话白山词介八旗文经(与盛昱合编)等著述活动。其中,雪桥诗话声名为显,圣遗诗集等文本尚不为人熟知。作为易代之际创作而成的圣遗诗集,时间节点特殊,题材及诗体多样,内涵较丰富,有助于深入认识杨钟羲的诗学观以及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的某些特征,本文试作分析。一、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学者蒋寅曾提出:“在中国,撇开专指诗经研究的用法不论,诗学一名意味着与诗歌有关的所有学问,或者说是一门关于诗的学问这个学字不仅包括历来人们对诗歌本身及其创作方法的认识,还包括古今人对诗歌史的认识及认识过程的反思。由此而来的诗学,也就是我将使用的诗学概601念。”16-7本文所称的诗学与之相应,侧重指圣遗诗集所体

5、现的手法、结构、风格,所隐含的对诗歌性质、功用的认识与实践。通览全集,可发现圣遗诗集蕴含和体现了唐宋互参、“叙事作诗”“变风变雅”以及编年体例等特征。(一)风骚并举、唐宋互参、沉郁之诗史圣遗诗集陈诗序有言:圣遗先生执德秉和,冲素有守,怀文抱质,彬彬君子也。又得尽读先生国变后之诗,出入风雅,比迹庄骚,唐醇宋肆,奄有其趣。盖浸渍意园,回翔画省,汉上题襟,蒋州作舍,盖其所酝酿者深矣。十年淞上,世难鉢心。语必由衷,言皆有物。遗山铸史,汐社联吟,播厥芳微,闇其贞志。疾风劲草,足支世宙,蟫阳孤桐,音中律吕,非先生而谁欤。辛酉长至。2陈氏是近代诗史、地方志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曾先后与吴保初、文廷式、沈曾植

6、、陈三立、范肯堂、狄平子、杨钟羲等名士交游密切,其为圣遗诗集所撰之序可谓知人论世。此序透漏出几个要点:其一、圣遗诗集之诗唐宋兼融,风骚兼具,既有现实内容的反映,也有幽深情思的抒发,不囿于宗唐宗宋之限制,序中“出入风雅,比迹庄骚,唐醇宋肆,奄有其趣”所谓也;其二、圣遗诗集之诗是杨钟羲多年丰富阅历沉淀和精心所撰而成,非一时偶然之作,所谓“盖其所酝酿者深矣”,故而应当是深沉的,比如情思的沉郁;应当是有讲究的,比如编年系诗的体例;其三、圣遗诗集之诗写于“辛亥国变”之后,属易代之作,且具有“语由衷”“言有物”“遗山铸史”“音中律吕”等特点,表明该诗集具有诗史色彩和高标准的音律性,与家国盛衰、个体沉浮相关

7、联,是真挚情感与质厚内容的结合,不是空洞和含混的,正如光宣诗坛点将录称李审言“本精选学及杜韩,益以博览,及为同光体,言皆有物,迥异乎妙手空空者矣”条下自注所言:“杨圣遗、秦右衡、李审言诸家,皆一生手不释卷,博闻殚见。诗虽稍异,特出之以示准则。”3334这里的“杨圣遗”即杨钟羲。上论指出杨钟羲与李审言诸家一样,皆“手不释卷”“言皆有物”,具有知识性、亲历性和现实性,不同于“妙手空空”。(二)学人之诗与诗教赓续圣遗诗集李宣龚跋有论:先生负经世之学,以叙事作诗,非诗人也。变风变雅,王者之迹存焉尔。要之于温柔敦厚之教,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旨,三致意焉。后之读其诗者,因以论其世知其人可矣。2 李宣龚是近

8、代著名出版人,曾为诸贞壮、林旭、林亮奇、冒广生、杨钟羲等名士刊行诗文集,当了解这些人的行实思想,其跋洞见了杨钟羲诗集在创作方面的鲜明特色:其一、“叙事作诗,非诗人也”的评述点明圣遗诗集在体裁及表现手法上的一大特色:叙事诗,属学人之诗,而非抒情之“诗人之诗”;其二、“变风变雅,王者之迹存焉。”“要之于温柔敦厚之教,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旨,三致意焉”的评述则指出圣遗诗集内容上、风格上“变风变雅”“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等儒家诗教、政教的特色。这些出自诗大序且影响深远的诗学命题本身含有乱世衰世之诗或悲怨、或深刻、或感怀前朝以及注重诗教的意蕴,可见圣遗诗集具有鲜明的古典诗学、易代之际诗歌的印记;其三、

9、“后之读其诗,因以论其世知其人”之论则称誉阅读这些诗作,可以从中见人、见事、见时,具有诗史功能,认知价值。如所周知,诗史观及其实践是中国诗学思想的主脉之一,这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自发生之日起数千年以来浓厚与丰富的史家意识、史学精神相呼应。伴随着杜甫、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黄遵宪、陈衍、王国维等诗学大家的主张或创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诗存史”“诗补史”这样的观念已融入中国古典诗学的血脉之中,诗之叙事、存史、补史、变风变雅等概念或命题随之沉淀为中国诗学“诗史观”的关键词,尤其是在易代之际。近代以降,陈衍、汪辟疆、王国维等诗论家影响巨大,诗补史、变风变雅和诗教雅正之说是他们

10、所提倡的,这些主张不仅成为同光体等近代诗坛主要流派的标识,也成为光宣以降近代诗学主潮之一。前述序跋即揭示了圣遗诗集与彼时之诗学主潮之间的关联。二、圣遗诗集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的关联一般认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进入剧变期,并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701和辛亥革命三个重要节点,每个节点前后的社会矛盾与思潮既有一致之处,又有新变。其中,光宣以降民国初诗学思潮有着迥异于其他两个节点的独特风貌:一方面是新的因子在形成和发展,如西学异质文化的全面渗透和“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思潮涌起;另一方面是传统思想体系惯性依然强大并力图自我调适,如“同光体”兴盛,“经学”重倡

11、,以及章太炎、梁启超、陈天华、王国维、陈寅恪、柳亚子这样影响巨大而又在思想、行实层面由新返旧或新旧交融的复杂情形。相应地,此阶段古典诗学主潮仍然是以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和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学古”“拟古”主义诗学。能够进入这一诗学谱系的是陈衍、王闿运、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汪辟疆等人,其中又以陈衍诗学为代表,其“三元说”“诗人诗与学人诗”“变风变雅”等主张背后所蕴含的正变意识、诗补史理念、宋诗精神、宗经观念,以及知识与思想、抒情与叙事、俗变与雅正遂成为光宣以降古典诗学的关键词,影响巨大。具体到圣遗诗集,其叙事作诗、变风变雅以及编年体例,与上述古典诗学主潮之间相呼应、相参证,故而研究圣遗诗集,

12、意味着“个案思潮”的关联性、差异性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知圣遗诗集个案的特点,进而由点到面,理解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一)“叙事作诗”之诗史的通变这里的“通变”主要指赓续和新变,传统诗史“叙事”之“事”主要是大事、国事。圣遗诗集之“叙事”亦有大事,但更多是日常生活之小事、琐事,个中意味的理解需先梳理中国诗学之“诗史观”传统。我们知道,“叙事”既是“诗”和“史”各自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二者发生关联的肯綮之一,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等论述,表明人们对“诗”“史”与“事”的关

13、联性认知由来已久。至晚唐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称誉杜甫时,“诗史”概念以及与“叙事”的关系在文学层面得到明确。此后经汪元量、文天祥、元好问、黄宗羲、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黄遵宪、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王国维等人的创作实践与相关理论探讨,“诗史”与“叙事”相辅相成的“诗史观”辨析和实践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呈示出人们对“诗史”的认知完成了“诗不可兼史”到“诗史同源”“以诗补史之阙”,再到诗史互证的转向和实践。叙写民族兴亡等宏大主题、表达忧国忧君忧民情思、发扬讽谏美刺的诗教精神成为“诗史观”的鲜明特征。吴伟业圆圆曲、王闿运圆明园词、樊增祥彩云曲、王国维颐和园词等诗史巨作成为创作层

14、面的代表,而理论层面则是“以诗补史”的观念进一步凸显,正如沈瑜庆“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49,王国维“南宋帝后北狩后事宋史不详,惟汪水云湖山类稿尚记一二,足补史乘之阙”526这样的主张。上述创作和理论层面的运用均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诗史”以叙写时事、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通过人物命运浮沉作为线索,使得个人身世与家国命运交织,或备一代诗史,或补史乘之阙;在手法运用上,主要是记述时事,化用事典语典,诗中加注,转韵铺陈,以小见大,极尽俯仰跌宕之姿。相比之下,圣遗诗集之“叙事作诗”直接叙事以及关涉时代大事件的诗作很少,更多则是夹叙夹议、或化用典故、或叙写事件的

15、一个片段一个瞬间来展现一段思绪,或直抒胸臆表达一种见解,以及在转韵铺排中寄寓深沉情思。如毅夫春心图诗中“北方学者久凋落,李候作图亦吾辈。写出孤臣泣血心,漫山踯躅愁荒岁四心何必苦分明,一气政须同沆瀣”2诸句在夹叙夹议中抒发了易代之际孤苦、悲痛的遗民情感;崇陵补树图为翰怡题诗中“赵家举族北辕去,六陵黯惨冬青树。岂有河阳出狩年,秦人已发成康墓。旧京留守贤无亲,万事伯堪咨询理”2等诗句以议论为主,寄寓兴亡之感;六月既望偶作“昔梦惊回众乐停,极天哀怨诉苍冥。忧非我力心难忍,事怕人言运独丁。宣榭火时疑有兆,玉义举后竟无灵。能强能弱虚商榷,却忆昆明宿青草”2诸句也是议论、抒情为主,融以“宣榭火”“玉义举”的

16、典故,寄寓面对前朝覆亡而无能为力的悲怨;再如病起 之“病起惊秋晚,楼高觉夜凉。众星争的皪,残月损光芒”2,江东二首和身云五叠前韵之“钟埠千年有断痕,西风白下最销魂兵尘浩浩天方醉,独自深居闭九阍”等诗作多用“独”“病”“丧乱”“泣血”等触目之笔,辅以化用典故、夹叙夹议的手法来“叙事作诗”,背后隐含的是诗人自己浓郁的悲伤之情。也有另一类“叙事作诗”的情形,如玉胎羹诗中“吴羹絮后成新制,罗酒酣时称浅斟。宁数山家供801鸭脚,直将肉食薄牛心”2的描述展现了宴饮聚餐的场景,抒写的是一种和谐、欢愉的情貌。记梦诗中“大布衣裳称体裁,五间平屋向阳开。弟兄姊妹团圆走,喜见先人拜庙回”2的记述则虚实相间,议论、描

17、写和叙事相结合,描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情景:合体的新衣,向阳的居室,团聚的家人,拜庙而回的先人。此外,诗集中许多作品有自注或题序,诗和事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如感旧口号诗自注“逸社第三集”,交代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游仙诗八首之一“子房事事矜先导,首向天门识玉童”句后有自注:“汉初小儿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惟张子房知之曰东王母玉童也”,2通过注释,解释了典故“玉童”及“子房先导”的含义,注释和诗句由此构成互文关系,实际上是“引出”或者“隐含”了一段故事,增强了诗歌的故事性、纪实性;题他塔剌文贞公遗墨诗题下有长序,说明此行出关的定位,以及对从行者的要求,其中含有人物言行、心理活

18、动、事件缘由和经过,让本诗的背景及故事性的色彩更为浓厚,便于读者理解。通过这些诗作,杨钟羲在清亡后的遗民心绪、日常生活情状呼之欲出,而这些思绪、情状和相关思考因“叙事作诗”之事与诗作的融合,则具有了“诗史”的品格,成为我们认识和解读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一批特殊文士诗作、时代的风貌,以及隐微而又真切心态的重要途径。这些“隐微”之处往往是正史、地方志以及当前诸多文学史著所不常见,或语焉不详的地方。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叙事作诗”的特性在于以诗补史,以细节补史,在于表达上有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硬语”“新词”和更为深广或者更为隐微的风格,体现出“诗史”传统在晚清民国易代之际的接续、重倡和发展,正如曾燦所

19、言:“近代诗人初无关于安危治乱之故,若历沧桑、遭变难,徘徊于黍离麦秀,坎坷于人散家亡,则其为诗,定有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耳”。6(二)“变风变雅”之诗风诗艺的通变“变风变雅”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近代诗学主潮之一。早在汉儒释诗时,就明确提出“变风变雅”的概念,诗大序云:“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7在这里,“变”是世变,指时世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诗歌题材、风格相应发生变化,不再是治世的雅正中和,而是乱世的变风变雅。于是,“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20、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7,凸显了诗的社会属性、政教特色。与杨钟羲同时期的陈衍就对“变风变雅”的诗学传统有着明确的认同,其言:“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8590“余生于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咨涕,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曰挚,曰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91077“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位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嘻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

21、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91074在陈衍看来,“末造”之世是“变风变雅”的根因,“若创巨痛深之在体”“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正是世变所引发的个体生命感应的具体体现。于是,处于“末造之世”的诗人及其诗作自然要由“盛则为雅颂”转为“衰则为变雅变风”,不再是温柔敦厚之中和,而是忧患弥深、沉痛愈挚、突兀凌厉、哀痛逼切,与“末造”时世之离乱感伤相应。故而,由“变风变雅”可见时代风貌与时事变迁,也就是说,“变风变雅”之诗并非一己的穷通出处,而是天下之风会、时代之剧痛的呈现,所谓“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于一人之本身”1017,亦

22、如当代学者关爱和所析:“诗为写忧之具,体当变风变雅陈衍在何心与诗序中提出诗为寂者之事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的论题:诗是寂者之事,诗为荒寒之路,以诗承载忧患,以诗困厄自守,诗已经成为同光体诗人寄托情志,慰藉心灵的生命方式和精神家园可见同光体诗人变风变雅之作,笼罩着牢愁哀怨的情绪和色彩。”11关先生在此指出了“变风变雅”与忧患伤时和个体困厄自守相关联。刘冬颖亦论:“在变风变雅时期中,诗人们在文字中不停地追忆过去的美好,指斥现实的不公道以及感怀自身遭遇的不幸。王朝的覆灭、礼崩乐坏的现实,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清醒的痛901苦,并进而引发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12圣遗诗集也有属于“末造之世”由一己穷通而

23、见时代离乱、心忧天下沧桑的“变风变雅”之作,如再叠病夜诗韵呈身云:“检点朝衫胜泪痕,夜阑秉烛空惊魂蹇裳愿造苍生富,雨泣天书下九阍”,2题胡涑唐侍御匡庐归隐图用身云韵:“时危洛蜀都无幸,心远羲皇别有天。试倚危栏望江海,云帆欲济恐无船。”2以上诗作表达了辛亥鼎革后个体惊恐无助的情状以及心忧天下、君王和苍生福祉的“杜甫式”情怀,这样的离乱境遇和感受既是个人的,也是众人的,诗中能见出人、见出事,更能见出特殊时代的风貌。又如江东二首和身云五叠前韵诗云:“钟埠千年有断痕,西风白下最销魂兵尘浩浩天方醉,独自深居闭九阍。”2“钟埠千年有断痕”寓示山河破碎的感伤,“独自深居闭九阍”是对困守宫廷君王的隐喻,这样的

24、书写既是杨钟羲在国变之后思绪和情感体验的反映,也是当时具有相同身份、经历和思想的人们普遍的体验与抒发。诗中悲痛萧瑟的情景是真切的、深沉的,蕴含的苦痛、落寞情感也是真挚的、深沉的,这是乱世和易代之际诗作特有的表达方式与风格特征。他如病起:“病起惊秋晚,楼高觉夜凉。众星争的皪,残月损光芒”;2诒书见示听水落花有感赋:“彩云易散是倾城,独立东风暗自惊一片曲江春思灭,漫天飞絮太无情”;2消寒第六集用东坡岐下岁暮寄子由三诗韵自写胸臆与原题无涉也(其二):“中岁经丧乱,海隅久槭遅。十年一弹指,夸父宁可追”;2乘桴:“自负一生成落穆,从亡五载白头须。凌秋更作乘桴计,海上成运定有无”;2冬夜杂忆儿时事得五截句

25、:“尔日岂知亡国痛,无端志愿托采桑”2等作品大都如此,不仅书写了个体的穷通出处和生命体验,也折射出时代的兴亡剧变,近似吴伟业所提出的“映薇之诗,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13。这一在清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诗学命题,即:诗史诗不仅有理,更有情,它不仅用客观写实的手法和具体细微的事件以弥补正史的缺漏,也是以形象、审美的方式将最生动、最深情的个体生命体验表现出来,从而折射出一代人或一批人的心路浮沉,精神印迹,或一个侧面。就此而言,圣遗诗集中许多“变风变雅”之作是史实,更是心灵史。需要注意的是,圣遗诗集“变风变雅”之作不同于激越横肆、哀怨悱恻、大喜大悲一类的诗风,即使是郊游、重逢、祝寿、离乱、悼亡等特殊场景,

26、也往往是以沉稳、平和之诗语、诗韵出之,不是陈衍所称的“变风变雅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嘻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91074的风格。如万岁山怀古(三月十九日社集)之“金城谁可托?覆辙竟相寻。苦乏知人哲,空伤殉国心。忧勤与猜忌,殷鉴轸寰襟”2,兴亡忧患之意的抒发在音节、用词上是深沉、平易而又稳重的,非“哀痛逼切”或“僻涩聱牙”;次韵和瑾叔之“撰杖时登涌月台,官胡遗廊郁崔嵬与君共话髫年乐,家国苍凉事事哀”2,园寓书事之“树影频移到日斜,好风何处送筝琶。重楼春恨还依旧,一院清荫不见花”2,六月既望偶作之“昔梦惊回众乐停

27、,极天哀怨诉苍冥。忧非我力心难忍,事怕人言运独丁”2等诗作在抒发离乱伤痛之时,语词是相对平易的,节奏是舒缓的。至于喜晤节庵前辈次前韵记梦社散挽恪士哀静安这样特殊场景和事件之诗,也是以极其平静、凝重的格调出之,如记梦诗云:“大布衣裳称体裁,五间平屋向阳开。弟兄姊妹团圆走,喜见先人拜庙回”。2可见,杨钟羲在心情极其明媚的时候也仅仅是以“向阳开”“团圆走”“喜见”这样的意象和语词呈示之,而非狂喜雀跃。五言歌行长篇哀静安一韵到底,凭吊王国维,回忆和王氏共事情形,品评时代的纷乱、时人的愚钝以及王国维的“尸谏”行为,所蕴含的伤痛、遗憾、讽谏、愤懑之情不是以一种激越凌厉的风格来表达,而是隐含在平静、舒缓、凝

28、重的字面背后,如起笔“时平惟我贤,事至责人死。君不得之臣,父宁得之子。世乱非我召,屋社自谁使”2几句,中间“忆昨赴召初,访君吴兴里。礼辞义不可,忧患知方始”2等句大都如此。上述这些诗作在意象、用语、结构、节奏、语气、音韵方面总体上是中和、健朗的,但细细读来,又倍觉一种浓厚的感伤、孤寂或者愤懑,可谓一种平静的孤寂和伤痛,这与前代杜甫、元好问等峻急沉郁之史诗,当时陈三立的峻切凌厉、沈曾植的博奥苍凉、郑孝胥的哀怨悱恻之诗史有所不同。正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13所论述的:形式上的极度温和平静,恰恰是内在伤痛之极的一种反映,反过来又倍增内在情感的

29、哀怨悱恻,并折射出易代剧变对于前朝文士在思想、心态和文学书写诸方面的巨大影响。011(三)诗集编撰中的“诗史观”杨钟羲在雪桥自订年谱中曾自述为学深受章学诚影响,而章氏则倡导“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14279,“古文辞必有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1782,主张诗文创作、别集编撰当详注年月、本事等,以备考史论之用。圣遗诗集全集创作于辛亥鼎革后,作品排列有明确的编年色彩和易代之际“遗民心态”的流露,首先是各卷卷首标注创作时间起止以及保留特定年号,从卷首至卷末呈示出一种时间的变迁,提供了知人论世的范围与线索,以及对前朝新朝的态度。其中,甲卷起宣统辛亥十月,讫壬子九月,即 1911 年

30、10 月至 1912 年 9 月;乙卷起乙卯正月,讫戊午十二月,即 1915 年 1 月至 1918 年12 月;丙卷起己未三月,讫壬戌十二月,即 1919 年 3 月至 1922 年 12 月;丁卷起癸亥三月,讫戌辰十二月,即 1923 年 3 月至 1928 年 12 月;戊卷起己巳正月,讫乙亥五月,即 1929 年 1 月至 1935 年 5 月;己卷起乙亥十二月,讫庚辰五月,即 1935 年 12 月至 1940 年 5 月。具体到各卷中,也体现出编年的色彩,有的是在诗题上表明先后次序或因果相关等逻辑顺序,如甲卷中即事用庚戌长至诗韵示逊翁身云居士出示十一月朔初度自述诗二首奉和元韵长至后

31、一日作用身云长至诗韵次逊翁病夜诗韵六叠前韵和身云岁暮怀耻园孝廉京师等诗题,通过“身云”“长至”“次韵”“和前韵”“再叠”这样的提示语,表明了前后诗作在时间上或逻辑上的次序;有的是通过诗作内容、主旨、相关本事或诗内注释来暗示,如甲卷壬子清明次身云韵身云寓园看桃花率赋长句诸诗中的“身云寓园”“清明初过”“江南五载”“常邀九子萍”及相关注释便提示了这两首诗作悲伤、忠贞的易代情思,以及作品间的关联性。其他各卷中祝寿、赠别、酬答、宴饮、结社、雅集、题咏诸类诗作,也大都以上述情形呈示出编年的色彩。联系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潮来看,无论是影响巨大的同光体诗学,还是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总体上都能和具有经世致用

32、、直面现实、批判理性、朴实质厚精神的宋型诗歌及相应理论发生共鸣,而宋诗精神除以上特质之外,浓厚的编年意识以及由此彰显的诗史精神亦是其特色。对此,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有过精彩的论述:“由于诗的编年工作、年谱的制作工作,及其作为主导因素而应称之为年谱式思考方法的促进和诱导,宋代文人们在诗作中找到了历史要素。”16也就是说,举凡有宋诗精神的诗人和诗作不同程度地具有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性”不仅体现在“诗史”创作实践上,也体现在诗集的编撰上,比如卷次、编年及结构。此时期及后来在近代诗学研究中备受瞩目的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沈曾植海日楼诗等别集或多或少也有此特点,这反映了注重编撰体例等形式上的“历史感”,以显

33、示新旧之别也是这一时期诗集编撰的重要特征。杨钟羲的圣遗诗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和彻底,这应当与他和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等主将有密切往来,熟悉他们诗作和诗学主张有关,如其历代五言诗评选就大量征引石遗室诗话、常州词派、桐城派诗学来评诗论诗17。三、余论“从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钱秉镫等人以易代之际政治历史作为主体的叙事诗歌,到施闰章、赵执信、胡天游、蒋士铨等人以抨击弊政、留心民瘼为主体的作品,到朱琦、鲁一同、姚燮等人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乃至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清末朝政和国际时事为主题的作品,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一代诗坛总的风气,王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

34、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818。可见,叙事之诗史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清诗“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通常提到清诗之诗史名篇,往往是明末清初之际的鸳湖曲圆圆曲、清末民初之际的颐和园词圆明园词等诗作。实际上,从文学史研究的完整性而言,应当还有圣遗诗集这样的易代之作。虽然,其“叙事作诗”“变风变雅”的艺术水平不能和吴伟业、王国维篇幅宏大、结构跌宕、辞藻缤纷、色彩鲜丽、一代兴亡入诗史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其数百首诗作亦自有特色和价值,特别是将沉郁、悲痛之情思以平静、平易或静穆的日常生活场景、个体心绪情思出之,与彼时“诗补史”“变风变雅”、注重编

35、年体例111等古典诗学主潮相呼应、相参证,在创作观念、主体心态、诗风诗艺等方面蕴含和体现了古典诗学在“西学东渐”、革新为尚的时代背景下力图自我调适、赓续传统的努力与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参 考 文 献1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 1 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 杨钟羲.圣遗诗集M.1935 年墨巢丛刻本.3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4 胡淼森.晚清民国诗学与政治关怀N.学习时报,2015-01-09.5 王国维.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M/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三.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6 曾燦.过日集凡例

36、M.康熙十二年序刊.7 毛诗正义M/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 陈衍.祭陈后山先生文M/陈石遗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9 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10 陈衍.石遗室诗话M/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1 关爱和.同光体诗人的诗学观与创作实践J.文艺研究,2008(1).12 刘冬颖.变风变雅论J.学术交流.2000(2).13 王夫之.姜斋诗话M/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文德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15 章学诚.章氏遗

37、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6 浅见洋二.论“诗史”说:“诗史”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纂之关系M/唐代文学研究:第 9 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 郑升.历代五言诗评选的主要特征及其诗学论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3).18 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ry of the Sacred Relics and the Main Tide of Modern Classical PoeticsZheng Sheng(Postdoctoral Innovation

38、 Practice Base,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Fuzhou Fujian 350001;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Abstract:The Poetry of the Sacred Relics is the only collection published by Yang Zhongxi,a famous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 Dy

39、nasty.Its features,such as the great and small things of“narrative poetry”,the melancholy and calm of“changing wind and elegance”,the“gentle and earnest teaching and the three ways of promoting the opinions of the masses,the complaints of the father,the affairs of the emperor”,and the chronology sty

40、le,highlight the general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history in modern times.It is related to and referential to the main trends of modern classical poetics such as“poetry supplement history”and“re-advocating poetry teaching”,and it has become the epitome of classical poetics trying to self-a

41、djust,striving to continue tradition and having certain new changes in the big scen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mes.It has relatively important cognitive value,document value and poetic history significance.Keywords:modern poetics;Yang Zhongxi;The Poetry of the Sacred Relics;poetic-historical view;general change 责任编辑:陈忻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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