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时分：1895年前后中国人的日本观.pdf

042梦醒时分：1895 年前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宋茜茜 导读 1895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迒，在思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甲午战争为界，中国人前后的日本观变化很大，之前对日本充满轻视，之后则是主张变法，学习日本，派遣留学生和翻译书籍，从日本吸收西方知识。作者：宋茜茜，广东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1887年，曾纪泽写下一篇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现在虽然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但是“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只是需要时间恢复体力。文章甚至还安抚西方各国不必为中国的强大而担忧，因为“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时局依然保持着从容和自信，认为现在的状况还不足以忧虑。然而，这种自信在甲午战争后彻底没有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于西洋人之手，而是败于一向所轻视的“岛夷”之手，才明白自己依然国力不强，对外界的认识不够，而日本，却真的崛起了，这引发的耻辱感和震惊感远甚于之前的鸦片战争。对于日本这个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人一向是以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的。轻视的结果就是忽视，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但对于日本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却缺乏真正的了解。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依然说日本由对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在海国图志的60卷中也没有记载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束了长达600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建立日本近世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历史阶段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晚清官员都对明治维新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一味仿效西方，破坏传统，耗费大量国力。王韬对日本的态度可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日本观的代表，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043史话中国强中槁，难持久远”。对于日本日益强大的国力和膨胀的扩张野心，中国人尽管有所警惕，但总觉得不足为虑。为日本国志作序的薛福成，早在1879年即认识到“日本仿行西法，颇能力排众议，凡火轮、舟车、电报及一切制造贸易之法，稍有规模”。但他却又指出中国仍有“慑伏日本之权”，即认为中国国力当时犹在日本之上。应该说薛福成这一看法在甲午战争以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尽管肯定日本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强，但又认为中国国力仍强于日本。一、侵台事件之后对日本的警惕之心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陆，其中54人为台湾土著居民所杀，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国。这本是一场由中国与琉球两个独立国家相互交涉并解决的事件，但是日本却以琉球为其属国为借口，策动了出兵台湾的阴谋。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中国人的传统中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1874年日本挑起的侵台事件，显然冒犯了天朝理念，引起中国人极大的愤慨。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并随后吞并琉球，日本一度成为清政府朝野议论的焦点，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重视日本的相关情况。这期间，日本先是主动与中国修好，条约既成，迟不批准，忽翻前议，请援西例修约，不到一年违约兴兵。如此出尔反尔，失信反复，清廷大有受辱之感。就连对“联日”报有极大希望的李鸿章，也认识到日本人“行径诡变，鹬诈已极，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惟防日本为尤急”“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认为“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办”。李鸿章向朝廷递交了筹议海防折，力主筹办北洋。北洋水师的建立，与日本出兵台湾这一事件的刺激有着莫大的关系。根据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统计，台湾事件期间，各地疆臣奏折中，诸如“日本违约兴兵，心怀叵测”“倭性狡诘”“倭奴狡鹬非常”等带有愤恨的语言出现频率极高。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就写到“日本人性桀黠，蔑视中国”。他在给朝鲜官员的信中一再告诫他们“倭人性情桀骜贪狡”“近察日本行事乖谬，居心叵测”，提醒他们不能不防日本。侵台事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影响深远。近代日本和中国都受制于西力东侵的遭遇，使得中日有了同盟以对抗外力的044政治需求，“中日同盟”一度成为清政府的一个战略方针。1871年，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中国签订条规章程，是出于结盟对抗西方的设想。但日本方订约的目的显然不在此。当时清朝与朝鲜属宗属关系，若日本通过缔结修好条约与清朝建立平等关系，即可位居朝鲜之上，为下一步的侵略做准备。由此可见，中国联日的打算只是一种幻想。台湾事件中，日本违约出兵，使清朝联日的打算烟消云散，对于日本的态度更加防备。晚清名臣翁同龢在日记中就说日本“阴而有谋，固属可虑”“穷而无赖，则更可忧”。侵台事件和琉球事件，使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侵略野心有了一定的认识和防范，但此时还只是认为日本不过是“肘腋之患”，未将其视为“心腹大患”。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指出：日本是中土之远虑，而非目前之近忧，评价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数事耳”。即认为日本凭现在的军事实力不会贸然与中国发生冲突。洋务运动的开展、军事实力的增强，使许多人又看到了中国强大的希望。天朝上国和朝贡历史的遥远记忆，使得中国人在对自己国力自信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日本的轻视，“东洋”是无法和“西洋”并举的。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给中国人带来了自大和对日本的无端鄙夷。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一直持续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二、千年梦醒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积弱日渐暴露，并节节败退，康有为曾悲痛地总结这一心情的变化“自战于平壤而后知陆军之不可用矣，再战于旅顺而后知险阻之不足恃、海军之不可用矣，三战于威海而后知枪炮药弹、兵轮战舰之悉不足凭矣。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也。”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赔偿巨额白银，并割让台湾。举国上下被屈辱、愤怒、震惊的情绪笼罩。1895年3月22日申报上的一段文字很能反映时人的心理：“夺我落属，荡我边疆，败我骄师，丧我士卒，覆我师舰，毁我船澳，振动我人民，重贻我君父之忧者，乃在向所藐焉，不足虑而轻视之日本也，即亦出人意议之外者矣。”1895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战败后的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重新为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定位。1895年之前，主流思想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论”，即希望在传统的思想与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对外国知识整合。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和制度的自信，1895年后，中国人开始承认西方和日本拥有更优越的制度和更先进的知识。如果在此之前，人们对变法的态度还存在分歧和不坚决，那么在这之后，向西方学习或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就已经成为举国一致的识见。1895年5月，康有为第三次上书045史话中国光绪帝，接着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12月，包括了汰冗员、改科举、办学堂、修铁路、开银行等措施在内的十二道新政诏书被拟定，这标志着清朝开始从制度上学习、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转折点并非1840年，而是1895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社会的起点，因为“直到这一年，看世界的眼光才大变，天朝的高贵架子才真正放下”，中国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变法、自强，对传统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根本的改变，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全国性语境中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守旧派”。觉醒的不仅是官僚和知识阶层，也包括普通民众，“当时裹挟一切的新潮，影响着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这种变局中的人，无论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无论是上层的还是普通的。”1895年之后，反省洋务运动，要求政治改革成为思想主流。王韬曾认为中国之器可变而道不可变，而至1895年左右，陈炽已公然主张政治应属于器的范畴。当时中国的先进官僚和知识分子反思了1840年之后中国人的多次失败，认为列强之所以强大，除去诸多的背景与原因外，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远比中华优越，所谓的“变法改制”，真实目的就是要效法西方的先进制度。三、在仇恨的心情下学习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经过反思，决定向日本学习，从前轻视的敌人变成仿效的对象。因为渴望自强的心情极为迫切，也因为日本善于学习西方的特质，中国人找到了这样一条捷径：以日本为跳板学习西方知识。沈国威认为：“甲午之后，中国战败，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榜样，这一事实应该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日本模式，即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至上而下的改革。二，日本途径，即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知识。”甲午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日本途径”迅速建立。在1895年之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翻译的日本书籍数量猛增，内容广泛，几乎涉及西方所有的近代知识。除译书外，清政府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留学。甲午战后几年间形成了留学日本的高潮。实藤蕙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写到，从1896年到1937年间，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6年达到8000人之多，其间总数不下5万人。由于此时，战败和割地赔款的阴影还未隐去，中国人却又不得不向日本学习，于是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对日的复杂心态。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描述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恨西方帝国主义，一方面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也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而需要，是现代化的需求。”威尔杜兰也认为，“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外国人不值得崇拜，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在国家危难之际，被激发出的046民族主义情绪通常带有排外的倾向，然而向外国学习的世界性追求却往往迫使人们否定传统、向外国靠拢。只有把向外国学习放在第一位，先强大起来，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充满仇恨，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使中国强大起来，中国通过译书和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学习日本早已消化的西方知识，“在仇恨中学习”即为那时候中国人日本观的写照。向日本学习的实质是向西方学习，虽然乍看满眼都是“倭学”，但其实这些知识是从日本转手贩来的西学，中国对日本和日本文化本身并无多少认同感，只是将日本视为一个转手贩卖西方知识的中介。不过，中国人的日本观并非一成不变。辛亥革命的胜利排除了“日本模式”的可能性，明治维新最终也没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五四以后对日本的译书量和留学日本的人数也远不如1895年后及20世纪初的繁盛。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中国对日本知识的好感消失殆尽。参考文献1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J.亚洲季刊，1887（1）.2王韬.弢园文新编：第13辑（卷五）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徐素华.筹洋刍议薛福成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尹海全.论申报之独立舆论及史料价值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薛福成.代李伯相三答朝鲜国相李裕元书：庸庵文外编（卷三），转引自杨家骆.中日战争文献汇编（第二册）M.台北：鼎文书局，1973.6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7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3）M.孟冬莲池书社印行.8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9论中国万不可允倭人割地之请N.申报，1895-3-22.10许纪霖.现代中国思惰的核心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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