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_余治平.pdf

第 25 卷 第 2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25,No.2 2023 年 4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2023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 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3)02-0007-02 收稿日期：2023-03-20 近代中华大变局，董学乘机兴起，康有为则功不可没。学术超女魏义霞教授充分挖掘康有为学术史料，其论精彩纷呈，可谓切实推进了董学研究之深入。康有为认定董仲舒思想是孔学的嫡传，“董仲舒是康有为选定的孔学代言人”。并且，董仲舒足以“超孟轶荀”，刘向有曰“仲舒作书美荀卿也”，其承续荀子是毫无疑问的。康有为说：“读深察名号篇，知董子传荀子之学，不传孟子之学。”荀子有正名篇，可“与董子相表里”，并且“今欧人论理学出于此”，以为董子不传孟子。不似宋明儒弃董子而不顾，康有为则肯定董仲舒是孔子后学。“繁露传先师口说，尊于荀、孟”，而“董子微言大义，过于孟、荀”“董子传微言过于孟子，传大义过于荀子”。孔子之微言大义，“至董子始敢发挥，汉朝孔学已一统，人皆知尊孔子也”。董仲舒不仅是经学家，也是义理家，“汉之义理者董仲舒”，甚至，“董子穷理过于荀子，荀子过于孟子”。王充对董仲舒的评价并不为过，至康有为则再次予以强调，“文王之文传诸孔子，孔子之文传诸董仲舒”，他肯定董仲舒对于“七十子后学辗转传之”，略过了孟子、荀子，而凸显董仲舒在孔学中的显赫地位，预示着董仲舒对孔学的贡献高于孟子和荀子。康有为称董仲舒最谙孔子大道的潜台词是，凭借董仲舒可以窥见孔子的微言大义，即“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以便他借助董仲舒思想而论证变法维新的正当性、合理性，急于寻找证据，才搬来了董仲舒。“康有为的主张是借助孔子的名义发出的，对孔子思想的诠释则是借助董仲舒进行的”。时代大变局敦促学术话语方式的转换，现实的迫切需要催生出经典文本的创新性诠释。这些都非常富有启发意义，学术价值斐然。公羊家的“大一统”学说近来颇受关注和议论。方达副研究员从王权、宗亲、贤能三者矛盾关系入手，以哲学的方式对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进行了一番别开生面而颇能自圆其说的诠释。在他看来，董仲舒用一套源自于“天人关系”并在人伦关系层面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概念论证了如何解决王权世袭与官吏贤能之间的实际操作困难。其“大一统”理论是天与人价值源头的统一，教化与政治互为表里的统一，天子与众人本质差别的统一，父子兄弟与君臣之谊、人伦与政治的统一。其所依赖的天人感应机制则基于对荀子“天人相应”秩序理论的改造。董仲舒通过对荀子“性”概念的变革实现了武帝新制所需要的所有理论论证。如何让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被宗亲贵族、社会普遍接受，从而心悦诚服地安于汉室统治，是武帝亟需而又无力解决的最大难题。三策中的“教化”不只是训诫手段，而首先应该是一种利用现实人人皆可接受的概念来论证全新政治体制模式合法性的过程。居于“阳”的王权体制能与居于“阴”的民众教化相互配合好，那么国家政权则始终不会变更。董仲舒的“更化”可以让武帝放心大胆地将“素王”孔子所未能实现的治理理论施行于当朝，这不仅说出了武帝不便直接表达的改制想法，而且还初步给武帝呈现了改制后具体的运行机制。然而，“大一统”在价值根源上并没有真正解决父兄之间争夺权力的可能性，因为伴随着子嗣出生的年龄差异，父子兄弟的“阴阳”设定会在一定时间后于更大的范围内丧失应有的长幼尊卑秩序。这不仅是武帝之后“废帝”刘贺的直接处境，更是历代王权面临外戚宦官专政问题时的一个理论上的本质源头。荀子的“天人相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这种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贤能政治选拔模式皆无法真正适应帝国中央集权对于官僚选拔的长久稳定需求，从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而沦为一套表面化的教化工具。这就意味着，帝国的实际治理仍需要采取其他的选拔标准，这便导致法家思想逐渐占据实际操作话语权。作者能够以一套形而上的话语写就一篇董学“大一统”鸿论，颇能够让人耳目一新，值得欣喜，学术价值非凡，而可观可思。“天人相与之际”是秦汉学术的主要话题，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前贤论述已经汗牛充栋，而何善蒙教授却能够阐发出诸多新意，实在难能可贵。春秋繁露中“天”的上天、天时与天经义项涉及董子对“天”内涵的重新确定，是对天的重新定位。文本所使用的“天”，60%以上是具体的、实在的“天”。董仲舒以阴阳、四时、五行来充实儒家对于“天”的基本认识，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元气论立场。而在天时（凡 10 见）和天经（凡 11 见）的义项上使用“天”的概念，则是为了强化对“天”内在规定性的设定。董仲舒还确立出一个客观的、难以违背的天，揭示出天的“绝对的、不可违背的权威”。董仲舒基于天人感应所建构出来的政治神学是“儒学制度化的一种必然路径”，也只有经由这一改变，儒学才有可能被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与政治的联姻。基本文本分析的这种阐发别有洞见，启迪无穷，值得关注。传世文献士不遇赋是汉代文学名篇佳作。李英华教授指出，董仲舒的“不遇”表现在他处于一个夏商周“末俗”的时代，虽有贤良对策被武帝赏识却被调到千里之外的江都国任相，其“限民名田”“盐铁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诸多建议均不能被武帝采纳。然而，董仲舒之“遇”，主要表现在“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返身“素业”，可大可久三个方面。尤其是他培养了大批弟子，留下了不朽著作而为后世奠定了可大可久的经学与儒学传统。董仲舒之“遇”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机遇，是他本人对历史机遇的自觉把握。所谓“不遇”反而成为一种“幸遇”或“大遇”。论文能够联系董仲舒的个人出仕经历、生活事件、董学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在的哲学义理而对一篇汉赋经典作出精当有力的阐发，文、思、史相互结合，有血有肉，丰满充实，的确值得点赞。儒家很早就主张中行、中道，既有守中、“未发”层面的本体论追求，也有尚中、贵中、执中、处和的方法论坚持。董仲舒的贡献则在于，他能够利用天道阴阳的运行原理论证出中和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而不停留于粗略泛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一语道破万物存在之天机本质。韩星教授为董学单独辟出“中和论”向度，显然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并以为其支撑了整个董学思想体系，“以保证其思想结构的精密完善和实践应用的效能最优”。看到了“合”与“和”的关系，因而使“和”获得了天道根据。董仲舒把中和之道渗透到治身、治国两个层面，即君王养身的实践方法和天下治理的价值标准。桑东辉教授指出，董仲舒一再强调“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目的在于突出“中”的创始和“和”的终成特质。其中和思想的本体论突破了中庸“大本”“达道”的视角，而开显出以“中”为“天地之所始终”、以“和”为“天地之所生成”的中和思想阐释的新理路，这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创新发展。两文所论皆全面而宽泛，若能吸收前贤和时人既已获得的研究成果则更能够显得厚重扎实，若能聚焦董子中和论之一个侧面则显得更为精专有力。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余治平 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