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与“历史”：走向马...29年中国历史学的范式转换_章慕荣.pdf

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辩证法研究”（项目号：18BZX018）的阶段性成果。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参见刘怀玉、章慕荣：论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思想史意义与当代价值，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章慕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视域中的封建主义叙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章慕荣：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北京党史2020年第3期。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of the Past：The Case ofFeudalism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Braudel Center），Vol.19，No.3，“Social ScienceConcepts”（Summer，1996），p.23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与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存在一定的“家族”关系，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可以看成“新史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学术语境中的复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之所以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史观派对 新史学 以社会科学治史 门径的继承和光大”。这种把“新史学”之深远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之重大意义贯通起来的论断，体现了大家风范。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如：从“新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何以为然？又何以必然？换句话说，为什么会有“新史学”的唯物史观转向？又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完成中国历史根本变化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范式转换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封建”概念，成功建构一整套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范式与叙事方法，并最终转化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话语。这种现象可概括为“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创新。由于围绕“封建”“郡县”的论争长期存在于王朝政治中，传统“封建”概念多少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封建主义话语的本土知识原型，那么，故纸堆里的“封建”概念究竟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对上话”，后者又怎样成为总称或命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学术话语？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封建主义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话语。葛兆“封建”与“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兼论 1929 年中国历史学的范式转换章慕荣*摘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新史学”发展的困境遭遇大革命失败的现实背景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建构新历史学范式的理论工具就成为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封建”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泛理解与普遍运用，从学术有效性和历史合理性两个层面，纾解了暗流涌动的中国历史学危机。以1929年为起点，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开始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中国历史学范式的转换得以实现。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封建；“新史学”中图分类号B27；K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1798（2023）-01-0026-09专题研究26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专题研究光教授进一步指出，肇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竭力以“科学”的面貌与西方接轨，但其所触发的民族认同与科学取向、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和焦虑，使得“新史学”不得不另谋他路，最终“另外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开始重新理解和叙述中国历史”。何怀宏教授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回到书斋”，使得“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得以在1929年被首先提出。而从史学范式转换的角度看，1929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年份，正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马克思主义“封建”概念运用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成为现实。一、“封建”与“新史学”关于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与进化论思潮的研究表明，清季学术的演变呈现出一种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共同作用的景观，越往后则外缘影响的作用越显著，这就开启了引入西方思想资源改造本土文化之滥觞。由于西方资源的严重异质性，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不仅没能大踏步“创新”，反而陷入了一种桑兵所称的“文化夹心状态”。起先，这种夹心状态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传统知识分子仍试图以“托古改制”方式来寻找出路。周予同就认为，没有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考，便不会有日后的新史学派，或者说中国史学的转变路线也不会如后人看到的那样。戊戌变法的失败清零了康有为的历史叙述编码，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梁启超为发轫的试图寻求历史公理与公例的“新史学”。“新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渴望重建中国的民族历史与国家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旨在建构“公共信仰”和“认同的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通过援引西方的“科学”资源，“新史学”的拥护者们瓦解了以帝王将相和王朝更迭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历史叙述，并力图使中国历史接上西方史学的轨道。因此，世人逐渐开始思考中国能否通过“封建”与西方分享共同的社会进化规律，这就使得讨论封建问题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中国何以是封建的命题自然也就放在了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上。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其于19011902年发表的 中国史叙论 和 新史学两篇文章中。从“词频”分析的角度看，中国史叙论 中仅出现过两次“封建”且几乎与诸侯“割据”同义，而 新史学 中压根就没出现过“封建”的字眼，由此似乎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在那时并未开启。但德里克认为，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 中已经暗示引入欧洲历史分期论的方法将导致对“封建”（FengJian）产生新的理解，“封建”也由此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中，迎面而来的问题不再是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也不再是回到封建的政治秩序有几许可能，而是转换为中国的“封建”（FengJian）与欧洲的“封建主义”（Feudalism）究竟有没有可比性、又有多少相似性。分析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总体脉络可知，德里克的观点并非过度解释。梁氏后来在新史学 一文中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对新史学的倡导，无一不与欧洲史学存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有学者进而认为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了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笔者认为，梁启超的意义不在于让“封建”一词重新走到台前，而是在于开启了以“封建”重构中国历史的可能。继梁启超之后，严复在1904年出版的译著社会通诠 中，一改原先把“Feudal”音译成“拂特”的做法，把原著中的“Feudalism”意译为“封建之制”，这就在具体操作层面把传统“封建”概念改造为表征社会制度、历史时段的新名词。他同时指出，“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此后的葛兆光：新史学 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7页。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期。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of the Past：The Case ofFeudalism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Braudel Center），Vol.19，No.3，“Social ScienceConcepts”（Summer，1996），p.231.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92页、“译者序”第1页。27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10多年中，“封建”作为历史学名词频频见诸国人论议之中，有时指殷周政治制度，有时则指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代的政治制度。尽管“封建”一词高频出场，但很少有人用“封建”或“封建主义”来表征或命名周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其原因大抵有二：一是知识欠缺，当时国内学界对欧洲封建的研究严重滞后，片段摘译或人云亦云的较多，直到1923年才有人撰文专门探讨欧洲封建制的起源、发展及衰退；二是方法欠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唯物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大都不甚了了，遑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封建”问题的研究。正是这两方面的不足，使得人们虽然意识到历史叙述与建构民族意识之间的关联，但都没有深入思考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封建”概念建构新的历史叙事，直至20世纪20年代还在反割据、反专制、反宗法等启蒙的意义上推衍“反封建”的命题。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国人深入思考如何从“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怀揣从社会历史中寻找中国现实出路的强烈动机，或多或少是基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考虑。“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遍及文学、历史及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学术论战，实际上都暗含了对领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未来的现实诉求，叙述中国历史与回答中国革命路在何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是高度重合的。然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中国是被强行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使得时空的结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紊乱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释放。当现实要求国人严肃地对待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时，在新史料之层出与新解释之日蹙的严重紧张中煎熬的“新史学”也走到了改弦更张的前夜：运用西方理论资源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时人对于“科学”的想象，但由此带来的现实则是越“科学”越失语的窘迫，人们逐渐陷入瓦解原有民族观念和历史想象与建构全新民族认同和历史叙述的紧张与焦虑之中。尤其是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中国历史学界蓦然发现数年辛苦之后依然缺少从本国资源重建史学的理论工具与学术能力。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个开启清季民初思想文化界无数新可能的巨擘因被误诊而不幸去世，但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哀伤。上海 民国日报 当天只发了一则短讯，次日梁氏大殓虽然有胡适、陈寅恪、任鸿隽等一批学界精英出席，但仍颇为冷落。21日，民国日报 的副刊 星期评论对此事发表短评，虽然对梁氏去世表示哀悼，但更多的是批评梁氏“惟中年颇多疵眚，一误于主义信仰，再误于投降军阀”。民国日报 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观点，但以史学为代表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对此并不“买账”。学衡 杂志素以保守著称，但在第67期居然开辟了纪念梁启超的专栏，既有语气十分沉痛的挽诗，还刊载高度评价梁氏史学成就的纪念文章。3月10日，史学杂志 创刊号转发著名历史学者缪凤林原登在 学衡 第67期上的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一文，其中逐一列举梁氏在史学观念（不是历史哲学）、政治史、学术史和财政史等诸多方面的贡献，深情缅怀了梁氏对中国“新史学”的卓越贡献，称他“方面既众，观点亦异，实开史学无数法门”，评价之高足见一斑。此种现象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革命失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对立与冲突，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通过扩大影响力来争夺革命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因此，梁启超溘然长逝的时间节点，正好处于从历史寻求现实答案的时代氛围中：人们普遍认为，决定革命目标、性质、动力和前途的传统社会吴家镇：欧洲封建制度与武士教育之概观，学衡1923年第16期。德里克指出，当时人们往往绕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历史上阶级关系的作用及它们的结构表现与特定阶级关系对应的社会结构。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德徵：悼梁启超，星期评论 副刊第2卷第38期，1929年1月20日。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史学杂志 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10日。专题研究28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遗习，当下社会危机，未来道路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应当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答案。由此，中国历史学便朝着与梁氏及其同侪那种接受（西方史学观念）模仿（西方历史编纂方法）式新史学路径所不同的方向疾驶尽管历史的当事人往往不会提前具有后世的反思视角。二、新史学的“科学”困境正如葛兆光教授所指出的，1929年是中国历史学界发生太多值得纪念事情的一年。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更加符合近代考古学标准的安阳殷墟的第2、第3次发掘，西夏文大藏经的购回，贝勒庙北古城等重大考古和史料的发现，着实让史学界同人眼睛一亮。更具意义的是，历史学研究机构、研究人群的重组与整合，标志着中国历史学的新启程。是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完成从广州至北平的搬迁工作，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担任历史学组（一组）、语言学组（二组）、考古学组（三组）的组长，这被后世认为是中国历史研究走上正轨的大事件。之所以称之为大事件，并非仅仅因为这是由国家政权设立的第一个现代史学研究机构，也不仅仅在于它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更是由于史语所一直都在试图推动中国史学研究走向科学化、近代化。傅斯年就是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试图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学术民族意识的号召。然而，对于什么是“东方学之正统”这个表面上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隐藏着近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究竟是用西方的方法来批判中国史学的传统，还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过去，抑或是通过中西合璧的方式来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对此，当时的人们很难达成共识。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其堪称传世之作的大师经典，而各门各派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即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或者说专业化。因此，不论“东方学之正统”的学术旨趣中的民族主义热情如何高涨，也不论重视史观和重视史法（历史方法）哪一个才是实现“东方学之正统”的正统，史家们注定要在“科学”的前缀下前进。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运用时代通行的或流行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如进化论、线性时间观、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等）来建构中国历史学的新范式。这就使得史语所的各项工作均呈现出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以至于傅斯年干脆就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历史方法的大成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从事历史研究的不是读书人，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探险者。仅1929年，中国史学界在史料整理方面就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陈寅恪等人的建议，史语所把7000麻袋的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悉数购回，用3个月的时间就整理出1182麻袋，陆续发现 崇祯年间兵部题行稿 清初揭帖 摄政郑王吉儿哈郎入关奏表 朝鲜与金国重申盟誓书 钞本建文帝实录 等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此外，“中研院”出版了陈垣的 敦煌劫余录，故宫博物院则出版了筹办夷务始末 文献丛刊 史料旬刊 等。新史料的层出本身已能充分反映史学方法的革新，但问题在于史料的拓展在突破既有文献资料之不足的同时，更加需要通过理论方法的创新来实现历史研究的突破，这就使得人们开始重视运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1929年历史论文的选题，具体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焦点与新转向。史学界关注的四裔历史、中外关系、文化生活、社会史、天文学史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余逊、容媛同编：民国十八、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9页。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 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 第3卷，第3页。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 第3卷，第11页。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上册，第442页。专题研究29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等选题均是中国传统史学不甚重视的领域，更不消说甲骨文、敦煌文书、俗文学史料等根本就是全新的领域。这充分表明，把语言学、人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与历史学联结起来，已成为1929年中国历史研究的普遍做法，中国历史学者的治学方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过，史学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方兴未艾，社会各界尤其是国民党政权的担忧与指责就接踵而来。正是在1929年，由顾颉刚和王钟麒合编、胡适校审的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被当局查禁。原来，顾、王二人充分运用“疑古”的历史写作方法，偏重于强调通过西方的理论方法与理性逻辑来审察中国的历史传统，明确提出怀疑三皇五帝真实性的观点。尽管他们考虑到是教科书写作，书中但凡遇到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都使用了“大概”“也许”“姑认”等限定性词语以表明作者观点的可商榷性，结果仍被山东曹州重华学院的校董丛涟珠、院长陈亚三等人以“破坏民族信力”为由呈请禁止。国民政府同时还查禁了王钟麒编、胡适校的初级中学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理由是该书破坏民族认同、瓦解爱国热情。总而言之，这两部教科书都是“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除了来自外部的质疑与诘难，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也导致了中国史学内部的冲突与紧张。1929年发表的关于上古神话研究的论文，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感慨的矛盾现象：既有旨在瓦解古代中国文明历史叙述的研究结论，也有以提升民族自豪感、认同感为鹄的学术成果。是年初，何炳松在 东方杂志 发表 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 一文，认为“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国学者对于西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 帝国主义者 之玄中而不自觉”，并逐一批评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9种观点。何炳松此论剑锋直指19031904年 新民丛报 连载的蒋观云中国人种考 一书，意在批驳蒋著赞同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论证黄帝是古巴比伦的一个酋长、中华文明源自于古巴比伦等观点的荒谬性。蒋观云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虽然只是西方学者数百年前的错误结论，但在20世纪初确实一度广为流传。而到了1929年，不仅有何炳松这样的史家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就连批评何炳松的学者也认为何氏此论完全正确，但也认为何氏把搞清中华民族的起源寄希望于考古学之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西方学者同样期待“地下史料以证其文化或民族西来之说”。此处仅举数例：徐中舒于是年写就论文 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次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赵光彦致力于搜集唐代以来的壁画和造像资料；容庚进行古器物的编目研究；罗常培写出 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之贡献；史禄国写了 猡猡方语研究；李济展开对殷墟考古出土的陶片和器物的研究。在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中日关系史的有6篇，讨论都市、社会和生活史的有4篇，讨论四裔历史地理的有3篇，讨论经济史的有4篇。而作为对日本学者“尧舜禹抹杀论”的回应，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界出现一股以天文知识考辨古书真伪的研究风潮。参见葛兆光：新史学 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孝迁：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参见顾颉刚、王钟麒编著，胡适校：中国史读本（插图珍藏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版。胡适十分关注这两部教科书遭禁一事，他在1929年4月1日的日记中专门粘贴报道该消息的 醒狮周报 第198期，同时为表达对国民政府当局此举的不满，还想象性地写道：“戴季陶这一天神色仓皇，一手握着这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辞，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参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 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1月25日。据李璜回忆，中国文化西来说有两个主要论点：一是古埃及文字影响中国的象形文字，二是巴比伦的七星信仰影响临近东海的齐国的五行说，都是欧洲人数百年前的结论。其在20世纪初甚嚣尘上，只不过是借着西方历史科学的名义，加上一些考古资料，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得以风光一时。参见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版，第80页。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东方杂志第26卷第24号，1929年12月25日。专题研究30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由此可见，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仅仅通过科学的论据来说明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此举不仅不能纾解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文化危机，反而加剧了民族、文化危机与引介西方现代科学方法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换言之，重要的不是用所谓的新观念、新方法重新审视爬梳、阐发新见，而是建构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历史叙事，历史学必须直面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三、民族主义氛围中的中国历史学1929年是中国历史学遭遇困境的年份，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较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政权在外交上出人意料地开始了民族主义的转型，爆发了旨在与苏联争夺民族利益的中东路事件，一连几年都持续发酵；在内政上开始以军事编遣的名义实施裁军，一场关乎其自身政权命运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日后国民党军队在抵御日本侵华中的成败荣辱均能在这一场不了了之的军事变革中找到原因与症结。此外，再加上资本主义列强纷纷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内外形势均使得人们相信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似乎有望诞生，民族主义的情绪再度高涨，史学界自然也免不了燃起中国人治中国史的信念与信心，挣脱西方史学方法强势影响而自立门户的想法开始在史家们的心中滋生。1928年史语所成立以前，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呼声在中国学界就已存在了10余年。傅斯年在筹备史语所时就曾向胡适表示，创办史语所“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其目标是要把史语所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在1928年年底，以“研究中国学术、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中国学会甫一成立，发起人胡朴安就表达了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学术”之宏愿。这种极具民族主义感召力的学术立场，受到了时人的一致赞成。除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这一派以外，几乎所有学界重量级人物纷纷致信胡朴安，表示愿意参与中国学会的发起活动。中国学会会员在1929年元旦成立时还只有包括国民政府的大员叶楚伧、吴稚晖在内的84人，不到5个月就增加到261人。即便如“科学”立场从未改变的胡适和傅斯年，最终也都在1929年后反思修正了原先的观点。1929年3月中旬，顾颉刚因中山大学公事到上海出差，顺道访问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当他亲耳听闻胡适说已不再疑古而是信古时，惊讶之情溢于言表，遂在日记中记述了胡适的原话。这表明，顾氏当时不甚理解胡适“从疑古到重建”的转变，主要是因为他没能更进一步体会“学术民族主义”的时代氛围。在中国传统历史特殊性与西方近代科学普遍性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已到了必须正面回应的时刻，国人不仅要为“中国”的历史寻找更多的证据，而且必然要转而依托传统知识和本土资源对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进行重新叙述。时人的普遍共识是，只有经过科学方法研究的历史才能建构共同的民族信仰，但历史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必争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科学。越是在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就越是需要通过历史来建构新的认同、新的观念、新的想象，而不是相反。对于类似指称墨子为印度人的历史考证，人们不仅斥责这种观点“其论甚谬”，而且更加希望强调先祖的辉煌与眼界，从而唤起国族团结，把“千百兆人心”打成一片。由此就不难理解，对梁启超去世只是作了简单信息发布的上海民国日报，何以于梁氏去世当天就开始连载国民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6页。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梁颖整理：胡朴安友朋手札中国学会创立始末，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2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96197页。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参见胡怀琛：墨翟为印度人辨，东方杂志 第25卷第8号，1928年4月25日；胡怀琛：墨翟续辨，东方杂志 第25卷第16号，1928年8月25日。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 第5册，第289页。林奄方：大国民的使命，南洋研究 第2卷第5期，1928年5月。专题研究31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党人胡汉民的长文 有民族主义才可以讲世界主义 了。正是在民族主义情怀涌动的背景下，有人开始对笼罩在西方“科学”光影下的学术范式产生了质疑。有作者在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 上撰文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在学术方面完全过借贷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己的学术，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近年民族运动高涨，学术亦受其影响，而向独立之途走去，这的确是中华民族前途之一线曙光。”紧接着，又有人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强调：“学术独立即一民族之学术自己发展，不仰给他一民族之谓也。”“学术乃民族性之骨髓也，学术不独立，民族虽生存，亦必失其生存之意义也。”这些有关学术民族化的主张，实际上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中国化”思潮的一种延续。1926年，自然界 杂志在其发刊词中就雄心勃勃地指出，“到了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智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不过从别方面看来，总觉着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才可以算是“科学的中国化”。这种要求中国人说中国话的民族主义氛围，同样也深深地感染了史学界。面对形形色色的海外汉学，当时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向来已产生“羡妒交加”（王汎森语）的焦虑：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日本的汉学研究，似乎都比中国人的研究更加“科学”，而且显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历史的解释权竟然难堪地拱手让给外人。对此，傅斯年1929年写信给陈垣时说道：“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李济也写信给傅斯年说：“他们（外国人）面子上虽说是很客气，心里总以老前辈自居，对于我们这种穷小子只是提携奖励而已，而自己以为是站在无所不容的地位。这也未尝不是实在的情形，不过我们实在觉得难堪。自然，能摆脱他们势力几分就摆脱几分，实在没法子，也只得像那 猿人 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 天演的 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是要有的。”陈寅恪则向这一年毕业的北大史学学子们赋诗赠言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其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的失望与对未来的期盼溢于言表。这种憋气委屈的内心苦闷不仅是纸面上的，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表现在现实的史学研究中。傅斯年表示成立史语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服气“物质的原料”和“学问的原料”居然都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这一现实。陈寅恪和傅斯年通信讨论收购明清大内档案时，就一再强调“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陈垣在1929年5月27日为燕京大学现代 文 化 班 讲 授“中国史料的整理”课程时，同样大声疾呼：“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中国的史料），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大耻辱呢！”既然把历史研究上升到洗刷“国耻”的民族主义层面，紧接着的问题自然就变成了书写“属于社会的、民众的”新史学何培心：几件关于学术的事，转引自葛兆光：新史学 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豫：发展研究院意见，转引自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发刊旨趣，自然界 第1卷第1号，1926年1月。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1929年5月），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页。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 第3卷，第8页。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陈垣讲，翁独健笔述：中国史料的整理，史学年报 第1卷第1期，1929年7月。吴晗：天津益世报史学发刊词（1935年4月30日），常君实编：吴晗全集 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专题研究32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以可能。四、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前文已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除了史料整理搜集方面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外，历史学界既没有产生立足于本土资源的理论范式，也没有在西方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历史叙事，更不消说创造出“中国化”的历史哲学。换言之，中国人当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史学范式。对此，时人不无揶揄地指出，正是因为受到“皮鞋跟上带回来欧美尘土气的智识阶级，天字第一号的廿世纪新人物”的影响，历史学者们往往大处落墨，侈谈其所谓新史学精神，结果“二十四史还数不清，偏也爱谈创造新史学”。就在中国历史学亟须转向的时刻，1929年10月肇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使得原先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史学家们不得不转而“用马克思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受此影响，原先大革命失败所催生的以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重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更加蓬勃 发 展，1929年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据时人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出版或计划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先后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社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其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更是多达160多种。申报 上甚至有文章夸张地认为“社会科学书籍时髦到现在已经成了瘟疫了”。实际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在1928年就已经有了新进展。是年9月，中共年轻学者朱镜我发表 中国社会底研究 一文。此时，他虽然仍是在传统“封土裂疆”的意义上使用“封建社会”的概念，并将其具体化为血族及地域两个维度上的政治组织制度，但已通过生产力、社会形态、社会矛盾等唯物史观的概念方法，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只存在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待秦国打倒封建制度而建立全国一统的中央政权之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完全的封建制度”，而是官僚制度。尤其是文中关于方法论的理论说明，充分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熟悉程度。同样是把重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建基于唯物史观之上，有人却得出了与朱镜我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作者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的观点做了一定程度的结合，从生产工具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等角度，图式化地概说了氏族社会向国家组织变迁的历史，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下，“封建制的社会和奴隶制的社会并没有多么大的悬殊”，封建社会中与地主对立的农夫、与师傅对立的徒弟、与诸侯对立的臣僚，“事实上只是变相的奴隶”，而正是蒸汽机的发明所导致的大规模的生产、大资本的集中、海外大殖民地的发现等，使得封建社会的胎内生出了其无法容纳的胎儿近代资本制度的组织。因此，自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的社会便由奴隶制转变为真正的封建制度，并且“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巍然的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溃了的观点”简直就是“不可救药的错误”。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 第4卷第2期，1929年4月。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1929年第2、3期合刊，1929年12月15日。朱镜我（19011941），浙江省鄞县人。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成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朱镜我：中国社会底研究，思想 第2期，1928年9月。朱镜我写道：“历史底推进力是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有生产力底发展发达，然后才出现适应于他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社会形态又因其内含的生产力之变化而被颠覆，形成一个更 新 的 社会 形态。”参见朱镜我：中国社会底研究，思想 第2期，1928年9月。杜顽庶（郭沫若）：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思想 第4期，约1928年11月后出版。杜顽庶（郭沫若）：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思想 第4期，约1928年11月后出版。专题研究33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分析上述两篇文章可知，观点的对立只是一种表象，正反双方在方法的选择、材料的运用，甚至叙述方式上，都遵守了同样的“游戏规则”。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已经日益深入，唯物史观的封建概念也已成为人们解释或命名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理论资源。“新史学”的唯物史观转向在1929年则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上海的新生命书局既出版了李膺扬翻译的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译本），也出版了陶希圣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一书。前者原本就已被国内学者反复提及；而后者开篇就提出“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这两个焦点问题，并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甫一出版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东方杂志 分4期连载郭沫若的长文 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其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时代”；“秦以后的制度，我们现在仍称它为封建制，这是从东周的五伯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一二百年前才渐渐崩溃的”。尽管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未取得过一元化的学术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度影响中国史学界及历史学研究，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所以，郭沫若在把其所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与地下考古新发现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实际上就已经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学发展的脉动，从而成功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尽管许多史学家最初反对郭沫若的历史解释，但之后几年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他的观点。此后，“无论马、恩、摩尔根，言必称普列汉诺夫（G.Plekhanov）、拉迪克（K.Radek），以为立论依据者，亦不在少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讨论中国社会历史，既简明有力、形象直观，又可以论证时人关心的中国社会性质，很快就主导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同时也引起了角力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国、共两党的共同注意：中国未来道路的现实答案隐藏在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分析之中。（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陵海关干部南京211100）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29年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专门聘请从莫斯科归国不久的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4页。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2页。杜衎（郭沫若）：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续），东方杂志 第26卷第11号，1929年6月10日。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民国丛书第2编第78分 册，上海 书店出 版社1990年 影印，第96页。潘光哲：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与郭沫若，转引自葛兆光：新史学 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专题研究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