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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内容提要】“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500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亦与乾隆后期放任自流的施政方针大有干系。
【 正 文】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
　　顺治二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杨三知，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 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 续行屯垦。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究其原因， “皆缘地方未静”，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 　年　代　　户数　　人口　　丁　额　　资料来源 顺治十八年　　(50万)　16096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康熙九年　(76980) (60～80万) 25660　康熙《四川总志》卷30　康熙十年　18000　　(18000) 《清实录》康熙朝康熙二十四年　　(60万)　18509　《清朝文献通考》卷19由于《清实录》与《四川总志》的记录互相矛盾，且差距较大，《文献通考》的编者不取康熙九年、十年的四川户数。但《文献通考》所记丁额虽逐年递加，所采有据，却并不直接反映清初四川的人口数量。因此，李世平先生经过一番清查、考订，推算估计清初应有约50万人。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柯建中先生却根据康熙《四川总志》所记，从另一个角度推算估计康熙九年应有76980 民户， 这一观点也为一些人所采用。根据这一见解，明末清初，四川每户约8口～10口，则全川人数应在60万～80 万之间。二者推算的结果大致吻合。这样，大略可以认为，康熙初年，招抚流亡，有二三十万流民重新回到四川。经过“三藩之乱”，户口聚而复散。但据丁额比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估计应有60万。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康熙初年移民实川的成效，由于升科年限未到，并未全部反映在户籍编审资料中；继后“三藩之乱”发生，移民聚而复散，十数年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清初移民毫无业绩可言。相反，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种种行政努力，奠定了康熙中叶起至乾隆中叶止近百年社会大移民的基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预演。
　　二、大移民的兴起
　　据现存资料记载，大移民的进程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川西、川北属二次恢复生聚，川东、川中则为移民重点。
　　安县，“当明末乱后，尽成荒土，鲜有居民。清康熙中叶，始招民开垦，官给耕牛、籽种”。乐至，“本境自明季荡版，鞠为茂草，至康熙三十三年，仅有27户”。苍溪县，“自献贼乱后，土着几空”。“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止85。”云阳，“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狝，孑遗流离，土着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至康熙四十年，始编审户籍”。这些州县的大体情形都相差不多， 可以视作代表状况。其中部分州县，如苍溪、云阳等，清初也曾“招徕流亡”，“移民吴楚”，但仅“羁縻而已”，不及旧籍之半，真正起步规复，当在康熙三四十年。兹再举几例
　　康熙四十一年，邹图云任大竹县令，“时奉文安集楚民，户口增益”。康熙四十八年，徐缵功任蓬溪令，“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田土纠纷不断。 徐善调解之， 不数月“四境晏然”。 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着，不逾年而尘案一清”。 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时“民多四散。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康熙四十八年， 蓬溪县“安插新民曹石友等350余户”。 康熙三十八年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陈明湖广之民入蜀垦荒情形，“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史籍记载的诸多事实，均成为以上各县创业复垦的起点，清晰显示着一次大规模移民高潮的到来。
　　然而仅凭列举史料，很难说清康雍复垦移民入川的全貌。大移民究竟移入了多少人，需要适当加以估计。下面按清代划分的四川五道列表统计，大体上可反映康雍年间四川户数丁额的变化情况。
　　康雍时期四川五道户数丁额比较表 　　明代原额丁赋　康熙六十　康熙六十　乾隆元年地　区　(省略小数)　一年户数　一年丁额　新旧户数松茂道　　145364　　129109　　40469　　106610川东道　　170398　　181032　　22236　　159399川北道　　190081　　150543　　35746　　132357永宁道　　99694　　64460　　20420　　89305建昌道　　73800　　54165　　25283　　124529全　省　　679337　　579309　144154　　612200　　乾隆元年　　乾隆元年地　区　　丁额　　流寓户数松茂道　　106610　　13026川东道　　159399　　8089川北道　　132357　　9854永宁道　　89305　　5813建昌道　　124529　　5178全　省　　612200　　41960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 康熙六十一年四川总户数已达579309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万， 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 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着，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着，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 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 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100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 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着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8000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41960户流寓， 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8000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丁。康熙年间， 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 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四川310 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654160户，每户约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 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和％。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三、大移民的波折
　　大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着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 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着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户口，原报743088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4 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 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 ”，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 　迁　省份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广　各省累计　　入　　户　时间　　数乾隆十八年　　408　　991　　8　　394　17　　1818乾隆十九年　　281　　73　　140　　1612　　2106乾隆二十年　　590　1860　　2450　3年累计　　1279　2851　　81　　534　17　　1612　　6374　　资料中所载“户口，原报743088户”，显然系指乾隆十七年统计数与之也较吻合，故从之。），比较乾隆元年的654160户，增长％，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大大低于正常年间15 ‰～20‰的自然增长率，显示人口流入极少，并可能有大量流出迹象。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3 年间，资料统计移民共6374户，平均每年流入仅2000余户，亦大大低于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八九千户的情形，证明其控制流民移民相当之紧。即使考虑资料仅叙及南路移民情况，不妨将陕西、湖北等北路移民估算进去，加倍计算，也仅年4000余户，不及康雍大移民时之半。可见并未放松移民限制。
　　然而，持续不断的流民仍不避艰险，源源不断涌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禁阻愈严，摩擦愈烈，不少地方官基于治安管理，忧心忡忡，屡请设法禁绝。恰在此时，乾隆皇帝却另有其想法，他在批阅地方奏折时训示“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等类，固应设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接着他又说“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开了一道移民入川的口子，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
　　到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等又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却反驳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乾隆“以流通养贫民”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政策，他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一个“口食之计”，他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乾隆固执己见，轻率下令，着各地方官勿庸强为限制，“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啯匪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宣布“传谕湖广、江西、 四川各督抚， 令其妥协办理”。这样，从乾隆二十五年起，各省完全开禁，一个移民入川的新浪潮随之而掀起。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跃上一个新台阶，从乾隆元年的约 327万人上升到乾隆四十一年的约778 万人。40年间，人口增长约倍，扣除其自然增长因素，移民及其后裔的增长约100万人。待到嘉庆二十年，四川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 人。现仍按五道列表比较
　　乾嘉时期四川五道户籍人丁比较表 　　乾隆元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地　区　户数(1736)　户数(1815)　　人口　　平均每户人口松茂道　　119636　　1530537　　5839104　　川东道　　167488　　1333042　　4663190　　川北道　　142211　　767285　　3692575　　永宁道　　95118　　731924　　2781225　　建昌道　　129707　　759462　　3961289　　全　省　　654160　　5122250　　20937383　　　　80年间户数地　区　　增长(倍)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永宁道　　建昌道　　全　省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65。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川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 据推算，80年间，户数增长倍，人口增长倍，而每户人口却从 人减少到人，意味着分家自立者众，随着社会移民的递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我们仍按前式计算，人口每30年翻倍，自然增长率为23‰，则每年自然净增约％。乾隆元年以327万人计，80 年间增长到1674万，这一期间，移民人口仍达420万之众，平均每年约5万人。这个数字，已属相当高的比率，超过了康雍时期移民入川每年八九千户的水平。而且从表中可知，乾嘉时期是四川人口由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前40年，移民增加约100万，相当于康熙时代移民人数的65％； 而后40年，移民猛增约320万，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206％。五道之中，松茂道人口增长最多，户增达倍，人增约10倍，其余各道虽不及川西突出，但也呈猛增之势。毕竟荒地有限，随着人浮于地的情形普遍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自然结束。
　　一般史籍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仿佛康熙时的一纸优惠政策，便泽远一二百年，将四川造成一个5000万人的大省。殊不知，康熙时仅移入155万人；雍正时清丈土地，限制流入， 出入相抵，尚不足自然增长数，证明清廷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抑制盲流，调控省际人口；恰恰因为乾隆时的放任态度，乾嘉时期，四川移民即达420万之众，从此步入过剩之途。 乾隆应该是对四川人口过分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