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冥报记》“窦轨”条看玄武门之变的地方蔓延.pdf

036从冥报记“窦轨”条看玄武门之变的地方蔓延方一然 导读 过去关于玄武门之变的研究，大多依据史料近行，鲜少关注到宫廷政变对宫门之外以及地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本文试以初唐“释氏辅教书”冥报记中的“头颅”叙事“窦轨”一则为基础，补充玄武门之变的相关研究。在“文史互证”之基础上“以文补史”，考察冥报记作者唐临如何借恐怖血腥之“头颅”，书写、补充、掴示玄武门之变对于中央与地方所造成的惨酷影响，并在曲笔间显示出对窦轨其人的褒贬品评。作者：方一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是初唐政治史上的著名军事政变。历来有关玄武门之变的研究，大多从两唐书等史料出发，察其微言，围绕以李世民、李建成、李渊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考究政变的性质及成因，力求一探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或有论及影响者，也大多从“贞观之治”世局的开创、太宗君臣对国史的粉饰，以及唐世储君地位的动荡等正反两面进行阐释。但其中却鲜有文章涉及这一宫廷政变，所生发出的对宫门之外且蔓延至地方的军事、政治影响。据笔者所见，仅保宏彪一文，在考述益州道行台官员时，颇有见地地指出了发生于益州的玄武门之变余波：其时益州行台仆射窦轨，借政变成功之机，斩杀了向来不睦且疑为太子一党的行台尚书韦云起。保氏在其文中，对此事做出了如下判定：“窦轨此举主观上是为了泄私愤，在客观上为益州局势的长期稳定清除了隐患，消灭了太子残余势力据此发动反叛活动的可能性。”对此，笔者亦基本表示认同，然窦轨此举之“正当性”，尚有讨论余地。因保氏所论，主要仍是依据国史材料，以论证玄武门之变扩诸益州地方的影响。只是玄武门政变之扑朔迷离，见诸于史，往往未能穷其全貌，从小说写本出发，或能对此政变作一阐释新解。本文即试从初唐“头颅”叙事冥报记“窦轨”一则入手，在“文史互证”之基础上“以文补史”，于作者唐临之曲笔中见出对窦轨的褒贬品评，展现史料的“未尽之意”，由此针对玄武门之变的地方蔓延，做进一步考论。冥报记二卷，唐吏部尚书唐临（600年-659年）撰于永徽四年（653年）。其撰写缘由，冥报记有唐临自序，可见出一二：释氏说教，元顺因果，因即是作，果即是报。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冥验记，037史话中国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征明善恶，劝诫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可见此书乃法南北朝释氏报应之记，大体以佛教因果之说为旨，记叙微事，发起因由，以此“征明善恶，劝诫将来”。“窦轨”一则叙事，亦不脱其旨。两唐书中，未曾有只言片语提及窦轨之“果报”，窦轨之死，旧唐书仅以“（贞观）四年，卒官，赠并州都督”九字记之，平淡无奇。然唐临所书，窦轨之“果”为何，所缘之“因”又为何，此篇叙事虽短，却可“一行十目”细细读之：洛州都督郑公窦轨，性好煞戮。初为益州行台仆射，多煞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冬，在洛州病甚笃，忽言：“有人饷我苽来。”左右报：“冬无苽也。”公曰：“一盘好苽，何谓无？”既而惊视曰：“非苽也，并是头，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首先，唐临开篇记叙窦轨品性为人，判以“性好煞戮”四字，恰与史相合，补充强调了窦轨之嗜杀。旧唐书卷六十一窦轨传中，有大量篇幅记叙了窦轨之残暴滥杀，据笔者统计，其本传八百余字，其中以近一半篇幅记叙了七次问斩事，今摘录关键情节如下，并点明杀人缘由：1.（窦轨率军于宜春讨伐胡贼）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2.（交战之际）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3.因大破之，斩（胡贼）首千余级。4.部众无贵贱少长，不恭命即立斩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挞，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5.轨初入蜀，将其甥以为心腹，尝夜出，呼之不以时至，怒而斩之。6.每诫家僮不得出外。尝遣奴就官厨取浆而悔之，谓奴曰：“我诫使汝，要当斩汝头以明法耳！”遣其部将收奴斩之。7.其奴称冤，监刑者犹豫未决，轨怒，俱斩之。以上文字足可见窦轨之杀人无数，尽管其中几次或有治军严酷之故，然其所斩者从胡虏、部众、军士、家僮、监刑者，更乃至其外甥，无辜者何其之多，不论敌我、亲疏、贵贱，不重缘由，但凡稍稍不顺其意，皆一斩了事。其滥杀行径，就连高祖都曾怒而讽之曰：“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给公。”由此可见，唐临所判之“性好煞戮”，的确一语切中了窦轨杀人缘由，即其大体上是任“性”为之、天性如此。旧唐书袁天纲传中，亦有方伎袁天纲为窦轨相面之记载，称其“目气赤脉贯瞳子，语则赤气浮面，如为将军，恐多杀人”，从面相之角度侧面证实了窦轨之“性好杀戮”。尽管两唐书在本传中均未遮掩窦轨之嗜杀，然旧唐书史臣对窦轨的总评，所重则更在其“临戎”之功，称其“才能门第、038辉映数朝”，更冠以“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的评价，仅在最后以“窦轨之酷，亦非全器”责之。新唐书论其品性，也不过增以“刚果有威”四字。对比唐临所书，重在“性好煞戮”，显然与史传旨归有别。而唐临以此开篇，一针见血，笔者以为正是要点明窦轨此后遭逢果报的根本之“因”。其后，在历数窦轨所行“煞戮”之事时，本传中所载的七次“问斩”，唐临仅以“多煞将士”四字囊括，重点全放在“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一句。何以见得？恰可与后文对读观之。首先，窦轨尽管一生杀人无数，似无所惧，然贞观二年其于洛州任上病重弥留之际，亦幻亦真之间，却见到了“人头偿命”的幻象。此事史书无载，全凭唐临所记，可优先说明两点：其一，唐临认为窦轨杀人，本应遭受果报；其二，唐临以为窦轨所杀众数，其中必有那么几人，令其嗜杀之后心有戚戚、于心难安，才会于弥留之际因惶惧而见到“人头偿命”。那么，在面对“一盘人头”的恐怖幻象时，窦轨惊呼“从我偿命”之余，最直接且下意识的反应，则是“扶我起见韦尚书”。此处，且不论韦云起早在武德九年就为窦轨所杀，本不能得见；更可凸显的则是窦轨所见之“一盘人头”中，偿命者虽众，然扎入其眼中心中者，却独“韦云起”人头一个，可见韦云起正是最令其于心难安、常思惶惧者。若依前文所引保宏彪之言，窦轨杀韦云起实有清除隐患、稳定益州之效，那么为何唐临会如此重视韦云起一案，将其视作窦轨一生心病，并要窦轨为此罹患报应？且窦轨所杀之外甥、家僮、监刑官，谁又不更比韦云起无辜？笔者以为，不妨先回归史料，从窦轨与韦云起之前嫌构隙谈起。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清楚记载了窦、韦二人于益州任上时，相互构隙的缘由：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云起多执不从。云起又营私产，交通生獠，以规其利。笔者以为，此处值得考究者，正在与此二人之构隙中，到底有几分“私怨”，又有几分“公恨”。首先，私怨甚明，二人任职期间，于对方之品性行事均互有不满。韦云起不惯窦轨之滥杀凶暴，窦轨则不惯韦云起之谋营私利，由此，所谓杀韦云起以泄私愤，并非空穴来风。其次，再论“公恨”，即两人之间有无太子、秦王两方派系之争。其中，窦轨与李世民交往之密，前人已有推论。据保宏彪的考证，窦轨临戎多年，自李渊入关，即“一直跟随李世民经略关中和河陇地区”，更在“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中与李世民同心合力”；而益州道行台自武德三年设立以来，其间的尚书令亦长期由李世民担任，窦轨之任左仆射，正为其下属，负责益州的具体事务，“为李世民之夺位登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稳定的战略后方”。由此，将窦轨视作秦王一党，斑斑039史话中国可考，勿需多疑。以此回看窦轨于任上之多次“妄奏獠反”，以“冀得集兵”，其中用意，也能明白恐怕并非只为“因此作威”这般简单。然而，对窦轨多有不满的韦云起，是否即为太子一党，是否有暗中为太子行事作业，导致其自身在玄武门之变后，必为窦轨所杀以清楚余孽的嫌疑？笔者以为还有细细推详之余地。首先，两唐书所载中，并未有言语明确指出韦云起曾为东宫行事，或是在其为官期间，有任何与太子交往过密之举。其次，旧唐书中史官论赞，对韦云起的评价是：屏绝朋党，罔避骄豪。历览言竹，咸有可观。而云起吐茹无方，世长终成诡诈，其不令也宜哉！尽管“不令也宜哉”，但所批评的却是韦云起之“吐茹无方”，指其于钱粮出入上行止有亏，所苛责的应是“又营私产，交通生獠，以规其利”一事。然而，苛责之余，论赞却特称其“屏绝朋党”，在此事上推崇韦云起，足见结党营私、派系斗争之事，似不是韦云起一贯的行事作风。由此，再看韦云起传中，有关窦轨因韦云起属“建成党”而将其斩杀的情形，更显仓促武断：隐太子之死也，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轨乃疑云起弟庆俭、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虑其闻状或将为变，先设备而后告之。云起果不信，问曰：“诏书何在？”轨曰：“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遂执杀之。隐太子死后，窦轨一得诏，即马上开始了“疑”“虑”“先设备而后告之”，又仅凭韦云起一句“诏书何在”，为其坐实反叛罪谋，执而杀之。窦轨行动之速，环环相扣，足见其杀韦云起是势在必得，根本不论其是否确为太子一党或是否“真将为变”。而在窦轨传中也有类似的叙事，可见其行事之迅速与“论罪”之轻易：及隐太子诛，有诏下益州，轨藏诸怀中，云起问曰：“诏书安在？”轨之不示，但曰：“卿欲反矣！”执而杀之。“藏”之一字令人生疑。试问韦云起如确为太子党，那么玄武门之变秦王既已得手，令窦轨清除余孽，窦轨又何必将诏书“藏诸怀中”？窦轨杀韦，不论为私为“公”，其于心有亏，似可明见。综上，笔者之细查，意图不在非要证实韦云起与太子无涉，或必非太子一党。韦云起之是否为太子行事，史料无载，无由确知，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窦轨看来，既然其自身为秦王一党，那么韦云起就“必为太子一党”，韦云起纵然再“屏绝朋党”，也不得不身陷你死我亡的地方派系争斗之中窦轨之斩杀其于瞬息之内，即是明证。由此，若要为此案定性，所谓“清除隐患，消灭太子残余势力据此反叛”的说法，难免是居于唐太宗李世民之立场，从“成王败寇”之视角，认可窦轨杀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笔者以为，此事的本质，就是由玄武门之变这040一宫廷内的皇权争斗事件，蔓延至地方的派系相争惨剧；窦轨正是借此宫廷流血的“成功”，肆无忌惮、残酷嗜杀地铲除异己。而地方派系相争之惨烈，本无关历史论断中的“孰正孰反”。韦云起“注定”是这场争斗中不折不扣的牺牲品，而这，也许就是唐临为韦云起“鸣冤叫屈”、以为其大为无辜之意；也是唐临以为窦轨嗜杀，作业深重，必遭果报之处。回看冥报记“窦轨”一则，唐临记叙“头颅”报复之用意，即是以此表达对窦轨之批判与对韦云起之同情。以下，笔者以为还可从作者唐临自身出发，对理解本则叙事作两点补充说明。其一，唐临之仕宦生涯值得关注。据旧唐书卷八十五唐临传，自高宗即位以来，唐临历任检校吏部侍郎、大理卿、御史大夫、刑部尚书等职，多辗转于司法部门。其任大理卿以来，“前卿所断者号叫称冤，临所入者独无言”，足见唐临依律之严明、断狱之公正；其任刑部尚书时，更参与编撰律疏，亦可见其自身对律法条例之稔熟。前人以为，唐临所撰冥报记全书，恰是对初唐“依律慎刑”思想之反映。由此，“窦轨”一则，无疑也是基于唐临自身之“听讼惟明，持法惟平”，对窦轨之“性好煞戮”以至滥杀乱判的严厉批评。其二，唐临之出身入仕亦不容忽视。本传记载：武德初，隐太子总兵东征，临诣军献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书坊，寻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宫殿废，出为万泉丞。可见，唐临初入仕途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太子李建成的赏识，并且直到玄武门之变以至“宫殿废”以前，唐临一直为太子引荐而任职。当然，唐临一生仕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若说唐临为太子一党或以为唐临之政治倾向有所“欹偏”，显然言过其实。然而，反映于“窦轨”一篇，笔者以为唐临对李建成兼及韦云起必然怀抱一定程度的同情。这种同情，可能源于昔日的感遇之恩，也可能源于对二人，或更多“牵连者”如益州“血案”中罹难人士的恻隐之心。唐临在“窦轨”篇中，特写“头颅”作报的叙事效果，意在借恐怖血腥之“头颅”，揭示并强调历史上玄武门之变的恐怖与残酷窦轨所见愈是血腥、愈令人惶遽，则当日之情景想必亦愈令人发指、惨绝人寰。前人考论冥报记之文类，指出从旧唐书经籍志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冥报记皆被列入史部杂传类，到了新唐书艺文志，则在史部杂传记类与子部小说家类共同列著，直到宋以后才完全列入小说类。可见冥报记在唐时，本就为人以“补史”之杂传而视之，如今虽顺应前人观念之变，以笔记小说视之，然其补史之用未尝隐没。由此，笔者概述本文旨归，以为冥报记“窦轨”条，至少在两方面补充了玄武门之变：其一，此篇叙事借“一盘头颅”之幻象，强调了初唐重大政变的残酷与恐怖，侧面反映了亲历此段历史的唐临对骨肉041史话中国相争惨案之恻隐与惊惧。其二，此篇叙事补充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不仅是局限于宫廷内的皇权争斗，其影响亦蔓延至地方，是造成地方派系相争、借宫廷政变以铲除异己的惨剧。注释“头颅”叙事，乃笔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类与“头颅”相关之志怪作品所下的定义，其具体惼指主要情节或人物与“头颅”及其变体（如髑髅）相关，且大体怪诞不经、出乎寻常的叙事作品。相关研究可参见拙作，方一然唐代文学中的“头颅”叙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冥报记卷数历来有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十卷，日本所存古写本作三卷。本文从方诗铭之说，以唐宋公私书目及旧唐书唐临本传为准，作二卷，以为这应是远传日本前的原卷数。见【唐】唐临撰、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辑校说明第7-8页。据李剑国依本书条目所考证，今从之。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两唐书中未尝以“郑公”称窦轨，只记载窦轨为酂国公，“鄭”或为“酂”之讹误。原文作逗号。然此句为窦轨品性总论，且后文之“初”惼为开始追叙前事，故笔者以为读作句号为宜。“贞观二年冬”，与前所引窦轨卒于贞观“四年”有悖。岑仲勉以此为据，以为此篇“必非信史”，且“当非临书”（冥报记，第69页）。然岑仲勉推论“当非临书”，未免武断；至于“必非信史”，笔者以为小说叙事本就不是历史复刻，唐临书以“贞观二年”，未尝不是以此凸显窦轨报应之速。原文句读不作对话。然笔者以为窦轨与左右之一问一答，恰与此后窦轨“曰”、“惊视曰”、“又曰”相接续，构成一段畅顺对答。窦轨任上期间，高祖曾令益州给兵送韦仁寿往南宁，“窦轨害其功，托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远略，不时发遣。”可见妄奏獠反，是窦轨用以集兵的一贯手段，且未尝见有惩戒，或许恰是其“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时，居上位者“许以便宜从事”之用惼。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第3053页，与卷六十一，第2365页。参考文献1郑宝琦.“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J.文史哲，1988（4）.2李英祥，尹春明.唐玄武门之变真相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3乔宗传.玄武门之变与贞观之治J.晋阳学刊，1993（2）.4李瑞杰.浅析玄武门之变的原因、性质及消极影响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4）.5保宏彪.唐高祖至高宗时期益州行政机构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6唐临.冥报记M.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张金桐，刘雪梅.从冥报记看初唐“依律慎刑”思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