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劳动”运动的兴起与田汉早期的“劳动”诗学.pdf

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对“精细化”的追求，其内核在于捕捉世界的诗意并将之细微地呈现出来，重现艺术的灵韵。现代诗人冯至的诗句恰可以作为艺术重拾“灵韵”的隐喻化表达，“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驱/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画面消失，诗歌（以文字和声音的形式）出现，“诗”是否可以看做重新赋予灵韵的一种努力？在某些“商业电影”中，诗歌就像是“音乐的身躯”，歌声（象征着故事、画面等电影元素）脱落，但是诗歌本身成为永恒，成为人们默默思考、不断蒙绕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诗性”构成诗歌与影像之间的纽带，它是二者之间相互融合的高级产物。21世纪以来，中国国产电影市场迎来空前的繁荣，但同时也在遭遇着“空心化”“泡沫化”的问题。有的学者给出这样的建议，“当代国产电影还是老老实实重拾“文学之梦为好，因为回归小说和文学，就是回归价值，回归深刻和内涵，回归艺术本体的丰富多样性，而失去文学一一小说和戏剧的支撑，电影只会是浮萍般的存在，必然再走感官化、精神赢弱之路。”不仅仅限于小说和戏剧的支撑，诗歌的融入使电影获得了诗性的品质，使电影在新一轮的艺术融合中拓展艺术空间、增强艺术表现力。诗歌作为一种饱含张力的艺术形式，成为2 1 世纪中国电影拓展表达空间的重要艺术手段。电影诗学所寄托的艺术愿景是电影与诗歌之间的双赢，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艺术创新与市场逻辑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不管是诗歌还是电影，我们衡量的标准都是看它们是否击中了时代与生命的内核，并以独创性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电影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理应尊重、鼓励那些勇敢的艺术探索，并善于发现、阐释其中成功的艺术经验。东亚“劳动”运动的兴起与田汉早期的“劳动”诗学宋夜雨1920年2 月1 0 日，田汉历时三个多月完成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的写作，文章分两次先后刊载于少年中国的两期“诗学研究号”。同时刊载的还有周作人、宗白华、康白情、周无等人的诗歌论文，这些文章在勾勒出一幅“世界诗歌”图谱的同时，也针对早期新诗的文类定义、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阐说和界定。对照之下，田汉的长文格外突元，这不仅在于“劳动”问题的引入使得早期新诗溢出了文类形式的边界，从而获得了一种开放性、能动性的社会品格，同时也在于早期新诗对“劳动”问题的触着使得它超越了一种静态、抽象的文类手段，进而跃升为一种社会改造的有效、切实的形式方法。换言之，在田汉“劳动”诗学的理论设想中，早期新诗与社会改造得到了新的意义整合。田汉长文的突元性并非没有根据可循，事实上它有着自身的知识背景和问题关切。一方面，田汉的诗学构想内在于少年中国学会社会改造的整体性思路当中，这其中，“劳动”问题占据着相当重要的问题面相；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动机与日本大正时期的“劳动”运动也密切相关。38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相比于当时国内对“劳动”问题的关注，日本大正时期的“劳动”运动兴起得更早，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之外，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组织运动。与此同时一种“民众艺术”的文学潮流也在大正日本悄然兴起。扩展来看，诗人与劳动问题的写作既是田汉大正“劳动”体验的映射，也是他对国内正在如火如茶进行的社会改造的回应。那么，以田汉的“劳动”诗学为中介，不仅能够在社会改造、文化交流等议题上揭示“五四”与日本大正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凸显一战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更能够连带出一战后兴起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运动潮流。一战之后，作为一种国际性的共振，“劳动”已经由相互分散的社会运动一举跃升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潮流。“劳动”运动的国际视野意味着它不仅关涉各自国别的社会改造问题，更指向了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想象和构造，由此，“劳动”在边缘与中心、地方与世界之间构成了一种有效的转喻机制。一、东亚“劳动”运动的兴起田汉写作诗人与劳动问题的时间正是日本大正“劳动”运动的高潮阶段，此时的田汉不是立于旁观的位置捕捉“劳动”运动的碎片剪影，而是亲身参与到运动的中心现场，细致地描摹勾勒“劳动”运动的生动情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留学生身份以及在少年中国学会与新人会之间的中介位置赋予了他一种超越性的视角，呈现出“劳动”运动在中日之间或者说东亚内部的地缘连带关系。而诗人与劳动问题中交织、缠绕的世界知识与国际视野，不仅把东亚“劳动”运动的兴起自觉植入国际“劳动”运动和近代世界史进程的整体时空结构中，世界知识的开放性也构成了田汉观照、应对东亚“劳动”运动难题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方案。作为大正时期重要的知识团体，新人会广泛介入到大正“劳动”运动中。在新人会的组织章程中，编辑和发行机关报、举办讲座、联合学生团体是其主要运作方式。随着“劳动”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改造的整体行进，新人会也在反思、调整自身的实践目标和行动策略，他们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思想理念和一般性的知识推演，不再满足于将“劳动”运动局限在“纸上”的抽象空间，而是力图将自身的知识经验转换成一种直接性的社会行动。新人会实践策略的调整意味着，一方面，他们需要实现知识由“静”到“动”的有机转化，将思想“运动”起来，成为社会行动的有效构成因子；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身份位置，不再立足于一个知识的高位，对劳动者进行由上而下的理论指导和知识宣讲，而是将自身自觉性地内置为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以自身的知识经验和理想热情带动劳动者，让劳动者完成由现代劳动机制所填鸭、规训的机械自我到一个具有主体意志和理想目标的能动、有机的自主自治的主体转换。他们的优势还在于对一种行动激情的感受、领悟和表现，依靠这种激情的展演、传递、感染和内化，劳动者事实上也会完成由外而内的主体转化。有意味的是，此时的田汉也深刻地参与到新人会劳动运动的实践内里。在自述里，他坦承自己曾经在“黑夜里和新人会的新明正道君到大崎铁工场去演说。”1 9 2 0 年5月，田汉接待了由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黄日葵、康白情等组成的北大学生游日团，代表少年中国学会与新人会、友爱会等大正知识团体进行深刻互动，并且在月底和新人会成员宫崎龙介、赤松克磨一起送游日团转赴京都。不久后，他又出席了由新人会发起成立的“可思姆俱乐部”（CosmoClub）的第二次例会。“可思姆”为Cosmopolitan（世界性）的简称，它的成立以朝鲜“三一事件”为背景，在“社会改造”“人类解放”的宗旨引领下，不仅串联起新人会、晓民会等学生团体和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还吸引了朝鲜、中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左翼青年的积极投入。以“可思姆”为中介，大正“劳动”运动实现了从日本向整个东亚的传递和扩展。田汉的参与意味着，大正“劳动”运动对他而言并不只是一种异域的体验，在具体的行动实践中，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 39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他也获取了一种东亚视野乃至世界性的整体视野，在将大正与五四的社会改造和劳动运动自觉植入东亚连带关系和世界整体格局中的同时，也谋求一种从从局部到整体的“全人类解放”的世界主义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新人会虽然以直接行动的方式积极介入大正“劳动”运动，统合知识与劳动的内在落差，但他们也并未忽视文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那里，文艺与“劳动”运动实际上共享着相似的机制逻辑，如果说文艺的运转机制依赖于写作主体打破自已和创作对象之间的障碍形成一种融入和共鸣，那么深入“劳动”运动的内里，与劳动者接触、沟通、感染、激发他们的主体转换同样需要这种融入和共鸣。由此，新人会不仅利用机关刊物刊发石川啄木的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惠特曼的先驱者！哦，先驱者！等诗歌，塑造自身“到民间去”的精神气质和行动毅力，更以诗文的方式刻画劳动者形象、记录劳动运动展开的幅面和经过。对于田汉而言，新人会不仅提供了具体深入“劳动”运动现场的机缘，更提供了一种在知识、文艺与劳动之间相互综合的社会改造思路。根据小谷一郎的研究，田汉写作诗人与劳动问题的时间正是他与新人会建立联系的时候。换言之，田汉有关“劳动”诗学的构想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在于新人会从事“劳动”运动和社会改造的整体脉络中。实际上，在这篇长文之外，田汉也投入到劳动诗歌的写作和翻译中。二、从“民众的艺术”到“劳动的诗学”文艺、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社会改造思路并非仅仅局限在新人会的内部，而是大正知识团体的某种思想共识。当文艺被当作是一种综合知识与劳动的重要形式手段时，一方面，它赋予了“劳动”运动和整体的社会改造以一种薪新的解决方案和理想远景；另一方面，知识与劳动的结合也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文艺不能再封闭于抽象的、静态的纸上空间，而是与知识一样“到民间去”，激发自身的行动意义和能动色彩，锻造出自身在形式与历史之间自由穿梭、辩证转化的综合能力。由此，大正“劳动”运动兴起的同时，“民众的艺术”作为一种有机的文艺形态也开始出现。本间久雄的立论本来是站在早稻田派或者说文学协会内部，从文学视野内部提出问题，但他的观点与当时紧密开展的“劳动”运动构成了一种内外的呼应，因而很快吸引了更多的讨论参与。大杉荣、加藤一夫、岛村抱月、川路柳红、中村星湖等众多大正知识分子都纷纷撰文予以回应。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民众”与“民众艺术”的具体内涵。在大杉荣看来，“民众”不能仅仅具有劳动阶级的一般属性，而是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使命和构造新社会的内在潜力。不难看出，大杉荣所注重的是“民众”在阶级印迹下的内在主体性。因而，“民众的艺术”在他看来就不再是“为了民众创造的艺术”，而是“民众自己创造的艺术”，借用罗曼罗兰的话，大杉荣具体解释道：“这个新兴阶级必须要有自已的艺术。作为其思想和感情的不可磨灭的表现，作为其年轻活泼的生命力的表现，作为对抗衰老的旧社会的战斗机关，这个新兴阶级必须拥有新的艺术。我们必须拥有由民众为民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必须有一个为新世界的新艺术。”换言之，在大杉荣的设想中，“民众的艺术”不仅内含着一种以民众为主体的艺术形式，并且这里的民众对应着一个具有自由意志、能动精神的主体形象，而二者的相互综合相互辩证又同时指向了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世界”的构造。在“民众艺术”的思想氛围下，白鸟省吾、福田正夫等人借助对惠特曼、卡朋特、维尔哈伦等劳动诗人的译介发起了“民众诗派”。可以说，经过本间久雄、大杉荣等人的思想转换，“民众的艺术”由文学内部走向具体的“劳动”运动现场，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改造效应。诗人与劳动问题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民众的艺术”的回应，只不过“民众”与“艺术”在田汉的理解中都有了具体的设定，“民众”此时对40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应着“第四阶级”（劳动者），而“艺术”则被等同于“诗歌”，正如田汉自己所说：“我于今为尽力于第四阶级的文化一一诗歌也是一端，这篇小论文或者可以谓之第四阶级的诗歌论一一之树立。”在具体的论述中，田汉不仅频繁引述本间久雄、白鸟省吾、岛村抱月、贺川丰彦、北泽新次郎、麻生久等“民众艺术论”的提倡者以及大正“劳动”运动的参与者的著述，也熟练运用诸如“艺术民众化”、“民众运动”、“民众的诗歌”、“劳动者的唱歌”等说法。在诗人与劳动问题写作的间歇，在信件往来中，郭沫若与田汉谈到如何通过对国内各地民风、俗谣的采集归拢，编集成“新国风”，进而可为“民众艺术底宣传”、“新文化建设底运动”之一助。对于田汉所处的时间点而言，大正“劳动”运动的展开就是在召唤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世界和新社会，而“新罗曼主义”就是他此时所专注的“民众的艺术”的最新形式，其中蕴含着“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现实苦闷与理想境界之间的有机转化：“新罗曼主义既一样重情绪，重直觉，重主观，当然对于自然和人事之领会，有梦幻的陶醉，而他的梦乡独不与实世界相离，不与现世界相远，且认定舍实世界无以达理想的世界，舍现世界无以达永劫的世界。”换言之，“新罗曼主义”与大正“劳动”运动都共同连缀着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而二者都是实现这一历史远景的重要手段。在诗人与劳动问题写作前后，田汉对“新罗曼主义”格外注意，不仅在与黄日葵的交谈中对其知识来源、内含范围、功能意义进行详尽阐述，也把这种新的艺术理念带入到自已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在与郭沫若的通信中，田汉就把自已打算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歌女与琴师（即梵与蔷薇）看作是“Neo一Romantic的剧曲”、“是通过了Realistic熔炉的Neo一Romantic剧”，他也坦陈想要把LudwigLewisohn的TheModern Drama中的第五章The NeoRomantic Movement inthe Modern Drama译介出来。还值得注意的是，田汉写作诗人与劳动问题的同时，是他与郭沫若、宗白华等人有关诗歌讨论最为密集热烈的时候，也是他诗歌写作、翻译最为集中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此时庞大的“艺术”范畴对于田汉而言更多的是对诗歌的专注，由此，经由独特的理解认知和内在转化，田汉实现了由整体性的“民众的艺术”到与自身思想相契合的“劳动的诗学”的转换，这一过程与大正“劳动”运动的兴起、田汉亲身的体验参与以及与“劳动”问题相关的思想知识的熏染、塑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其中事实上也隐含着一条“莫里斯”的道路。田汉对莫里斯的接受主要是以本间久雄的译介为中介。在写作诗人与劳动问题前后，田汉对本间久雄的思想多有接触，他对爱伦凯、王尔德的接受认知中都能看到本间久雄的身影，这与本间久雄留学英国、回国后教授英国文学的特殊际遇相关。归国后，田汉以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文学概论为底本编著了新的文学概论。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田汉在阐述近代劳动运动史时重点引述了本间久雄、生田长江的最新社会问题十二讲，在论述早期社会主义时也提到了莫里斯。而在本间久雄、生田长江合著的社会改造八大思想家中，莫里斯被列为专章加以论述，本间久雄将莫里斯的思想根底概括为：“穆列斯从审美的见解，以至社会运动，其所走底径路，可使读者得着无限的兴趣。综合起来，他底经历，披露他的顶点者，厥为他底社会运动。艺术，在根本上，在本质上，在结果上，都是属于社会的。作诗，纸壁上底图案画，发行著作，改造社会一这是穆氏所经过的各时代。”田汉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也提及莫里斯，某种程度上本间久雄构成了田汉接受莫里斯的一条重要的知识路径。本间久雄在提出“民众的艺术”理念之后，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利用自己留学英国、教授英国文学的便宜，充分调动更为丰富和完整的知识资源加大“民众的艺术”的宣传。除了前文提及的罗曼罗兰、爱伦凯、阿诺德、王尔德之外，莫里斯也是其重点引述的对象，莫里斯发表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S41中外诗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歌研究过以“艺术与劳动”为主题的系列演说，其中一篇的标题即是“民众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eople）。本间久雄对莫里斯付出了大量心力进行译介，写作了生活芸術化芸術生活化（后改题了么民聚芸術，收入現代思潮七文学中）等集中论述莫里斯文艺思想的文章，并亲自翻译了莫里斯的我们如何生存，立体地把握住了莫里斯“民众艺术论”的思想内在。在本间久雄看来，莫里斯思想的根源即在于：“他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艺术进行了解读，揭示了艺术与民众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莫里斯那里，从事艺术与追求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分割的，二者是二而一的整体，因而“民众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艺术的社会主义”。本间久雄甚至认为莫里斯的“民众艺术论”比罗曼罗兰、爱伦凯等人更为彻底。在莫里斯的思想内里，“民众”不单单指的是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阶级整体，更主要的是与“民众”相互交织的一种鲜活、质感的劳动生活。这种劳动生活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产业经济的成型而发生了一次裂变。莫里斯认为，在中古世界，手工艺者的劳动生活处于一种快乐愉悦、自由创造的工作状态，而真正的艺术就产生于“劳动的快乐化”的过程之中：“真正的艺术是劳动中感受到的快乐的表现”，因而中世纪的“劳动”暗含着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的内在辩证。相反，近代工业社会以后，在被工业文明、机器体制吸纳、整合的同时，劳动自身所内涵的快乐化、创造性的工作伦理被抹除和擦拭了，劳动由此经历了由“艺术化”到“机械化”的本质蜕变，而劳动者此时也就沦为了被抽离情感意志的生产工具。由此，民众的劳动生活就不仅仅关乎个人的生存困境，更构成了整个现代文明的一个病征。那么，莫里斯重提“民众的艺术”就不单单是对中世纪“劳动艺术化”的追忆感怀，在其思想内里内置着一个通过批判现代文明进而建立一个艺术化的民众社会的方法机制：“生活的艺术化既是对现代物质文明、机械文明的奇异反抗，也应该是对进一步建设新文化的首要暗示。”莫里斯进而总结道：“生活的艺术化，也就是劳动的艺术化，对于一切生活在现代生活中的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莫里斯所描述的“将来的社会”，引动了田汉“向往与追求的情热”。几年后，莫里斯在小说乌有乡之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将这一社会理想付诸于实践，小说以第一人称为视角，描述威廉盖斯特（WilliamGuest）在梦中惊醒之后所看到的未来社会。田汉将小说概括为：“某友某夜集合好友五六人于某处共谈“革命成功之日，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社会完全改造之后应该成个怎么样的东西。谈后归家就寝，忽然惊醒则环境全变。本文即藉某友口中传述那种不可思议的环境”，在田汉看来小说构成了莫里斯理想社会的一个投影，具体呈现了他的社会政治主张：“无何有之乡消息等相传系对于以中央集权与都市生活为社会的理想而深致赞美底伯拉米的主张一种抗议。事实，无何有之乡消息中有一个否定法律，政治，议会底哈门老人，出来说明穆理斯的理想乡的概念。”乌有乡之消息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描绘了一种清晰的社会主义视景，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写作方式对于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实践意义。莫里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使得整个未来社会在小说中的布景展示都作为主人公盖斯特的视线、经验出现，由此“看”的过程在平面扫描的同时也连缀着一个内在的主体，“看”的完成涉及到一个吸收和内化的过程，换言之，盖斯特在游历未来社会的同时，未来社会的“未来性”也在反向助推着一个斩新的内在主体的生成、长进。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乌有乡之消息的独特之处在于莫里斯创造了一个“莫里斯”式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乌有乡之消息的内在机制在于一种创造性的生成，而这种创造性无论是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这种社会理想所需要的历史主体都是相当重要的。文艺对于莫里斯来说，不仅在于创造一种社会主义远景，也在于创造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体自我，而文艺的宣传传播使得这种“创造”获得了42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换言之，他在创造无数的社会主义者。正如田汉所敏锐捕捉到的：“无何有之乡消息不音穆理斯底社会改造思想之具体的方案。”质言之，莫里斯的“民众艺术论”在提倡新的艺术形式和劳动伦理的同时，也暗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内在景深。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田汉基本延续了莫里斯的思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劳动体制束缚了劳动者的“创意”，“使人类机械化”，而在反抗劳动机械化的过程中，诗歌具有重要的意义，田汉认定：“做诗与做工同属一种神圣的劳动，而同以表现自己的全生命一一就是自已的创意之客观化、具体化为生命”，那么这种创造性的获得则构成了劳动由机械返回自由快乐的本真状态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这也是田汉所认为的“劳动”运动的根本命意：“今日我们劳动运动的骨子，我以为在使人类的世界脱离病的所有支配移于本来的创造支配！此中便存了劳动运动不移的价值！”田汉对“民众的艺术”的接受不仅仅在于概念表象，而是有着内在的完整逻辑：对于现代劳动而言，“民众的艺术”在于克服劳动体制本身的机械性、复制性，以及由此对劳动者造成的身体情感规训，进而激活劳动者的创造的天性，赋予劳动者一个创造性、能动性的本真自我形态。因而，“劳动”问题在田汉看来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运转的基本工作伦理和道德秩序，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劳动者的要求不专是多加钱少做工moremoneylesswork，若然则劳动运动”不过是躲懒运动”“吃活力运动，有什么文化的价值。他们有阶级意识的劳动者一一的真要求是解除他们目下物质上“苦于不得已的”劳动，从事于伦理上乐在其中的劳动，就是使他们的劳动出于贡献于文明社会的伦理的动机！以人类社会之一要素的资格均沾文明的利益参与文明的贡献。”而在“劳动”与“诗歌”的相互辩证相互转化中，“劳动”的更新也意味着“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再生产。对莫里斯“民众的艺术”的接受不仅为田汉理解、认知大正“劳动”运动乃至整个东亚的“劳动”问题提供了斩新的思路，也促成他完成由“民众的艺术”到“劳动的诗学”的思想过渡，而这种思想的形成也并非是浮光掠影式地一扫而过，而是决定了田汉文艺思想的内在构成。田汉在回国兴起“南国”运动的时候，“艺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艺术化”成为了运动开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在“艺术之社会化，或社会之艺术化的旗帜下，从事第一义的创作、批评、介绍。”而后这也成为田汉推动民众戏剧运动的思想起源。综上观之，“劳动的诗学”思想事实上构成了田汉文艺思想的核心机制，在帮助田汉处理应对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和“劳动”问题的同时，也串联了田汉整个的文艺生涯，构成了观察和把握田汉整个文艺生涯的一条主要线索。三、从翻译到写作：“劳动诗歌”的生成经由对大正“劳动”运动的参与以及世界劳动问题相关的知识资源的熏染，田汉提出了“劳动的诗学”的构想，在回应大正“劳动”运动的同时，也指向对五四社会改造中劳动问题的应对，由此田汉完成了由社会行动到诗学理论的内在构想，在此基础上，以“莫里斯”所提供的“艺术一社会改造家”的主体机制为契机，田汉更进一步，将“劳动”经验和“劳动的诗学”的构想付诸于诗歌实践，以翻译和创作的形式完成“劳动”运动的诗歌构型和审美想象。在写作诗人与劳动问题前后，田汉沉浸在一段浓烈的诗歌氛围中。在与郭沫若、宗白华、黄日葵等人的通信中，田汉与他们就诗歌阅读、写作等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歌德、叶芝、柯勒律治等人的诗歌及诗论，密集写作了梅雨漂泊的舞蹈家竹叶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诗作，勾勒了一副完整的诗歌图谱。这段重要的诗歌经历在表征着田汉文艺趣味的同时，也与他此时所确立的诗人职业追求也不无关联，而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S43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劳动的诗学”的提出对田汉来说不仅为个人性的人生追求提供了思想支撑，也为其投身于国内、国际的社会改造事业提供有效的切入路径。“劳动的诗学”扭和了诗歌文艺与社会运动原本相互分离的裂隙，实现了一种有效的融合，这一思想与五四时期以文艺改造社会的整体性的思想方案也是相呼应的。田汉此时翻译技术的练习以及诗歌经验的累积也构成了诗人与劳动问题写作的重要基础。在诗人与劳动问题的第四部分“讴歌劳动的诗歌”中，田汉不仅重点介绍了国际“劳动”运动中“劳动诗歌”的写作情况，更将其中的代表性诗作进行了整体性的翻译。现代国际“劳动”运动的兴起主要有两个重要源头：北美和西欧，两个地域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但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和思想文化上稍有不同，因而其劳动思想和运动观念也稍有差异，这种差异塑造了各自劳动诗歌的内容构成和形式技术。田汉首先译介的是美国劳动诗人惠徽（John Greenleaf Whittier），惠徽一生致力于反对奴隶制运动，曾经出版一本反对奴隶制的小册子“正义与权宜之计”（Justice andExpediency），因而他的诗歌大多都与劳动有关，这些诗作大多收录在劳动之歌（Songsof Labour）这部诗集中。吕斯璧和其丈夫布兰德都是英国1 9 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TheFabian Society）的重要成员。颇为巧合的是，莫里斯也曾参与过费边社的活动，而他与吕斯璧夫妇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布兰德在费边社的政治集会上与莫里斯有过辩论，而吕斯璧不但与莫里斯有过通信往来，还曾将莫里斯的钢笔肖像作为自已小说的插画，更值得注意的是，吕斯璧也模仿了莫里斯乌有乡之消息的笔法，在小说五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可以说，莫里斯成为了吕斯璧夫妇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导师和思想来源，而文艺、诗歌也是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在费边社的运转机制中，发行宣传小册子是其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其中包括萧伯纳编辑的Communism：a l e c t u r e，Wi l l i a m M o r r i s、布兰德的After bread,education:a plan for the statefeeding of schoolchildren，而田汉提及的吕斯璧的Ballads and Lyrics of Socialism 18831908也在其中。诗集包含4 0 首劳动诗歌，时间跨度从1 8 8 3 年到1 9 0 8年，不仅大致贯穿了吕斯璧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涯，这段时间也是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阶段，因而这部诗集在连贯吕斯璧的劳动观念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也映射了英国1 9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40首劳动诗歌中，田汉主要摘译了一个大工业中心地病新闻记者等到天亮了知识最后的请愿直等没有做几首诗歌。不同于惠徽相对单调的写作方式，吕斯璧的写作主题和抒情方式更为丰富多样。第一首中，吕斯璧采用一种纪录片式的第三视角客观呈现劳动者机械化的工作处境；第二首，吕斯璧则变化视角，以第一人称口吻将抒情主体放置在一个“病新闻记者”的发言位置上，呈现其在“病”与“生”之间的情感张力；而知识中，吕斯璧又将笔触从劳动者的个人世界放大为整个民族的压迫贫弱，在田汉的翻译逻辑中，劳动者个人的贫苦、病弱在这里构成了整个民族“病”的隐喻，这也就意味着个体的劳动遭遇关涉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种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延续到了最后的请愿，前面代表个体劳动者的“我”“你”变成了“我们”“你们”“兄弟”“人类”，人称的变化所隐含着的是劳动者个体的联结，是从劳动者到劳动阶级的伸张、成长，而这一成长过程恰恰也就是社会主义如何由理想构造现实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内在机制发挥效力的过程。这在根本上有赖于“我”和“我们”之间的内在转换，正如田汉所提到的：“你们应该为你们的兄弟工作，正像我曾经为你们工作一样！”而等到天亮了则不再关注劳动者，而是将抒情主体置换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诗歌的抒情走向也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信仰的心路历程。而直等没有做则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如何借助批判的力量修正不44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公正的社会秩序。田汉的翻译构造出了从个体劳动者到一个具有主义信仰、批判意识的社会主义者换装、成长的过程。吕斯璧劳动诗歌多重抒情主体的并置打通了“劳力”与“劳心”的二元区隔，扩充了“劳动”的思想内涵。在田汉看来，二者的统一才能够实现整个人类文明的整全：“我们人类最大的职务在为世界创造一种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灵肉一致的圣域。劳力劳动者一如工场劳动者，神圣在能于物质生产方面贡献于文明。同时不可忘记劳心劳动者，如新闻记者、美术家、思想家、文学家等，实于精神的生产方面，向永劫的文明为最大的寄兴。”而吕斯璧写作技术的多变不仅拉开了劳动运动的社会纵深，也将外在的社会运动实相不断回收到抒情主体的情感内在，换言之，将社会问题内在化为主体的情感经验。相比于惠徽对劳动运动的表象呈现，吕斯璧的内在化写作对此时的田汉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劳动”此时对他而言不是外在的抽象的，而是一种切身体验和继续应对的社会改造难题，这其中不仅融贯着世界主义的激情，更内含着民族主义基色。对吕斯璧劳动诗歌的翻译经验也被田汉带入到具体的新诗写作中。就在田汉写作诗人与劳动问题的间歇，他还写就了竹叶一诗，与诗人与劳动问题的续篇同期刊载。颇有意味的是，此后他又对竹叶进行小幅度的修改，改题一个日本劳动家刊载于少年中国第2 卷第2 期。竹叶与一个日本劳动家前后比照，修改之处只在个别的字句标点，叙事内容与思想题旨并未发生偏移和更换。而恰恰是在改题环节，呈现出劳动在田汉思想意识中浮现的过程。相比于“竹叶”标题的写景色彩对于劳动主题的淡化，“一个日本劳动家”则更为醒目，显得思想题旨更为集中。全诗由五小节构成，叙事也较为清晰，主要记述冬日街景中一个贫苦劳动者流落街头的场面。田汉采用了一种电影镜头式的零度叙事手法，前两节着重勾画“冷淡”的街景，这种“冷淡”的感受并非仅仅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依赖“的那头”、“从至”等特定句式所刻画出的街道由近及远的动态幅面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纵深感，因而“冷淡”不仅仅是街景的物质表象，更主要的是它是一种整体性的情感氛围，决定了诗的抒情走向。在“冷淡”环境的笼罩下，第三节中的“劳动家”形象开始出现。此时的“劳动”失去了应有的内在强度和力度，“躺着”不仅暗示着劳动的机械性失效，更揭示出一种主体精神意志的抽离，由此，“劳动”由一种现代性的积极能量沦为了一种空心化的、“塌”了的社会街景。最后两节都设定了一种反讽式的结构，将“劳动家”的悲惨这一社会实相放置在家庭、社会等更为宏大的维度进行比照。第四节中的“过年”不再是以温情为基底的团圆象征，而是一种情感的间距，随着“人家”与“他”的人称对立，意味着“劳动家”的悲惨处境始终是孤立的、悬置的，他失去了被家庭这一情感共同体整合、包容的可能。最后一节，“电车”一如往常地来去，“炮兵工厂”永不停歇地转动生产，都在勾画着现代工业文明机械式的运动对劳动者个人性的痛苦遭遇的漠视和遗忘，劳动虽然构成现代工业的重要环节，但工业生产的运转机制在于一种标准化程序的设定，它所征用的是劳动者的机械复制，劳动者的个人遭遇和情感世界则被排除在外。在个人遭遇与社会制度的对立中，整首诗的情感落差也由此生成。田汉的劳动诗实际上并非是社会观感的偶然择取，诗中的“春日町”“水道桥”“炮兵工场”事实上有着鲜明的地理标识，它们不仅是田汉在东京的寓居地和经常活动的场所，更是大正劳动运动的中心。换言之，田汉看似日常化的即景抒情，实际上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劳动家”的命名暗示着田汉对“劳动”的诗歌处理并非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同情流露，而是混合着有关“劳动”问题的社会实相、理论知识、运动经验，因而田汉诗歌抒情的不断下坠实际上是在蕴藉一种改造现实的能动性力量。“劳动”在诗歌文本中的塌陷、失效一方面指向了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批判，另一方面也提示着“劳动”的个人化悲剧需要在组织化的运动过程中进行修治和翻转，由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S45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此才能真正实现从作为个体的悲惨“劳动者”到具有能动力量的社会“劳动家”的主体“换装”。田汉的诗歌技术处理与吕斯璧的劳动诗歌有着内在的呼应，都是将社会问题的实相回收为抒情主体的内在情动，由此，不仅实现“内”与“外”、“个人”与“社会”的联结，诗歌的情感张力也被呈现出来。而田汉的劳动诗歌对大正“劳动”运动的实景捕捉并不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式的同情视角或文学想象，他的实际“劳动”运动经验、对劳动问题的知识化处理以及作为中日之间社会改造运动的中介，这些经验都给他的劳动书写赋予了一种广泛的普遍性以及深刻的现实问题指向。田汉的劳动诗歌并非是个人性的感悟，他所捕捉到的社会场景在大正社会事实上是一种常态，留日学生中间有着相似的感官经验田汉与周作人的劳动诗歌所隐含的东亚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问题也形成了内在的呼应。结语田汉的“劳动”诗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艺构想，形式的表层之下所蕴含的驳杂的知识经验和宽阔的问题视野既连带出东亚内部的地缘政治，也折射着一个更为庞大的世界史动力。1 9 1 9 年前后，被世界史进程所囊括的东亚不仅接收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机制，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内部阵痛的“劳动”问题也被植入东亚的内里。“劳动”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既表征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紧张，正因为如此，它也内含着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革命性视角。无论是马克思有关劳动“异化”的经典论述，还是莫里斯等人所提倡的“艺术一社会改造”机制都可以看作是劳动革命性属性的进一步延伸。而田汉的“劳动”诗学同样处于这一延长性上，所不同的是，相比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发言位置，田汉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与马克思、莫里斯等人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要在劳动革命性属性的普遍性基础上发展出东亚地缘内部的特殊方法。诗、乐的互动与交级雷昭利讨论诗乐关系的时候，必须明确“诗”和“乐”的具体内涵。诗的内涵不必多说，主要是音乐维度有两种阐释方式。以往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研究是从梳理历史源流来谈论诗与乐从结合到分离的流变过程，经典论文如1 9 8 0 年公木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歌诗与诵诗一一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一文。在此研究思路下，音乐维度指的是曲调、是否可唱可听。毕竟古代的歌诗丢了乐谱，只能作诵诗观看了，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不押韵。而新兴的音乐曲目又开始转换为新的歌诗。也有研究者从现代新诗发展初期旧体诗与新诗之间的对立出发讨论诗乐关系，此处的音乐维度主要指语言的节奏感、是否押韵。诗评家吕进先生在论述新诗的诗体重建时，十分强调格律体新诗的成形，认为“诗体的基本美学要素是音乐性，诗体重建的基本使命是重建诗歌的音乐性”。这里的音乐性便指的是语言的语调、节奏、音韵以及与声音有关的结构与形式问题。前一个音乐维度指的是音乐本身，由旋律、节奏、和46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