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再生的“新南方”空间诗学——当代西南诗歌的迁变.pdf

中外诗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歌研究变形、再生的新南方空间诗学当代西南诗歌的迁变齐亚诗“第三代”诗歌写作，基本上以南方为中心。“南方”诗歌的提法也应运而生，基本可以指称“第三代”诗歌。实际上，“南方”诗歌的概念渊源已久。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并称“风骚”，分别来自北方与南方。虽然两者已经共同内化为中国诗歌传统，诗歌的南北之辨从未停歇。古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有言北方诗歌“重乎气质”，南方诗歌“贵乎清绮”。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分析了南北诗歌在艺术气质的差别，“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他认为南北方诗歌之差别在于“深邃”与“想象”。粗略地分析下去，一般认为北方诗歌在审美风格上雄浑壮阔，而南方诗歌则清新秀美。现代汉语诗歌诞生以后，诗歌南北之分野在古典诗歌的影响下仍有新的生发。20世纪8 0 年代以北方为中心的朦胧诗的出现，用英雄式的“主体自我”确立的追求衔接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脉络，后发的“第三代”诗歌写作，有意疏离“朦胧诗”的美学原则同时迈向个人意识的深度展开。由此形成一种基于地域性的南北诗歌对峙格局。南方诗歌和北方诗歌在“第三代”诗人的知识谱系中被转喻成两种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历时相继又共时相存的诗歌潮流和写作观念。即南方诗歌所指称的“第三代诗歌”和北方诗歌所指称的“朦胧诗歌”。四川诗人钟鸣在随笔集旁观者中，他曾经为“南方诗歌”的边缘性地位感到焦虑，并深情呼唤和赞美“南方”：谁真正认识南方呢？它的人民热血好动，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于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却重义气，不惜一夜千金撒尽。固执顽冥，又多愁善感，实际而好幻想。这就是我的南方。这种影响的焦虑很大程度是由“北方诗歌”朦胧诗所指涉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所谓的“朦诗”，可能也不会存在一个所谓的“南方诗歌”。近年来“新南方”写作论述则力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正如朱山坡所言：“新南方作家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无论是诗歌的“南北之辨”亦或是面向世界，都是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诗学转向。西南诗群由于空间的边缘性和诗歌展现的新面貌，被涵盖在“新南方”的视域之下。爬梳第三代诗歌以来西南诗歌发展脉络，辨析其中的变与不变，也是对“南方”诗学的谱系梳理以及对诗歌新的可能性探索。一西南诗歌在第三代汉语诗歌版图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徐敬亚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 9 8 6 一1988中来自西南的创作群体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而在第二编的代表性诗人或群体中，来自四川的有七人，贵州有三人，云南有两人。他们分别是胡冬、唐亚平、黄翔、肖开愚、剑芝、式武、黄翔、刘杨、王坤红、朱建、刘芙蓉、杨远宏、孙文波、柏烨。第三编的西南诗人群体有柏桦、孙文波、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十二人。这些诗人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舞台上登场，扮演过重要角色。经过历史的沉淀后，只有一部分诗人作品被经典化，较为出色的有四川五君。这些诗人作品虽然在风格内容上大相径庭，在空间视角下细究其作品特征，也有许多共生之处，当然，并非所有诗人作品都显现出这些特征，更像是一种家族相似性面目的集合。（一）个人空间与政治空间的对立40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南方诗歌”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对一种创作风格的总结，而是具有了诗学“政治学”的意味。“南方”包含了边缘、反体制、非中心等一系列隐喻，与此相对的是北方诗歌/朦诗所代表的正统、体制化、中心化。按照布迪厄的理论，我们可以说在1 9 8 5 年的新诗场域中，每个参与者都参与着某种争夺，以期改善自己的场域位置，“强加一种对于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优化原则”。那么，南方/北方、边缘/正统、反体制/体制化、非中心/中心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的使用和确立，就为“第三代诗歌”的边缘身份赢得了非边缘的等级地位，从而使“第三代诗歌”的诗学空间得到扩充，也就是所谓的“诗的重心自北向南转移”。正因如此，“南方诗歌”背后勾连的某些比较固化的历史、文化、主题、风格的想象，都是基于先发的“北方诗歌”而存在的。反体制反中心的一种策略是挑明冲突。政治话语在柏桦新世纪以前的诗中出现得很密集，“祖国”“斗争”“牺牲”“革命”“同志”“阶级”“群众”“起义”。他毫不掩饰他的斗争策略。“这完全适合于你/在古代的秋天/一个人因此而死亡/吞下厌烦/吞下纸老虎/而人民的嘴不朝向耳朵。”（柏桦秋天的武器）在柏桦缔造的政治话语空间中，这种反抗是非常个人化，情绪化的对抗。“今天我要重新开始/研究各种牺牲/漫天要价的光芒/尖锐的革命骨头。”（柏桦秋天的武器）一切都隐隐昭示着对北岛的那首回答的撕裂。他戏地把玩这些政治术语，着力于抽离其中附加的意义，而将这些名词日常化，私人化。“栖牲”没有回答里自甘式的受难“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而是让这些概念面目模糊，充满幻觉和失真，这些理性而又僵硬的术语如同破损的雕像被瞬间的情绪打碎，原本教条和暴虐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激情式的美感。柏桦个人空间的强势主体性淹没了政治术语的裹挟性。这也是西南带给他的，在比江南更远的南方，处江湖之远，离精神教条之远，个人空间未被挤压与侵占。肖开愚则是更倾向于用一种叙事化的个体记忆解构概念的集合性。“一艘空船拉响汽笛/像虚弱的产妇晃了几下/驶进几棵杨槐的浓荫里/雨下着，雷声响着。另一艘运煤船靠拢码头“接住”，船员扔船缆上岸/接着又喊道：“上来！”随后他跳进船舱，大概抽烟把。/轻微的雷声消失后/闪出一道灰白的闪电/这时，我希望能够用巴枯宁的手/加入他们去搬运湿滬滬的煤炭。”（肖开愚下雨一纪念克鲁泡特金）这种叙事展望并不高屋建领，只是关乎个人日常生活记忆的局部。但“巴枯宁的手”介入了这一日常空间，挑破了个人空间的隐秘，最后回转进“湿滬滬的煤炭之中”，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因为根深蒂固本能式地闪现出来，最后消融进了这种粘稠的搬运过程中。在这首诗中，诗人意识到了个人空间里浸染式的政治色彩，却力图加重个人化的色彩以将其遮盖，由此重塑了个人空间。另一种策略则是疏离与规避。这一时期一些诗人致力于语言的精微，和语词的锤炼，比如张枣。这对政治空间构成了一种“告别”的姿态，与革命时代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告别。诗人欧阳江河的名作傍晚穿过广场，将这一“告别式”演绎得最为精彩：被告别的“广场”（历史）布满了集权主义的梦魔，它是英雄站起和躺倒的地方，而“我”最终穿过了它，作为幸存者和见证者，最终只能以“内心的影子广场”对抗新时代的喧嚣。所谓告别式也就是一种成人式，目的是从历史中拯救出个体，获得一种与现实保持反思性张力的自我存在。（二）南方空间与现代空间的张力第三代西南诗人创作大多数都会掺杂古意，这种古意来自于古典的南方空间。张枣的楚王梦雨十月之水刺客之歌等都带有一种楚文化的浸透和历史场景的变形。“我看见的河岸一片素白/英俊的太子和其他谋士/脸朝向我，正屏息敛气”（张枣刺客之歌）这里指涉的荆刺秦王的这段历史很好分辨，只是都被隐去具体名姓，只剩下太子和谋士的头衔。他颇为戏剧化地增添了一位无法在历史上安置“我”的角色，比如“那太子是我少年的朋友/他躬身问我是否同意”末尾“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将热酒一口饮尽”似乎暗示了“我”的刺客身份与刺杀行动，却引出“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这句颇为抽象的思辨。在古典空间中，只有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41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已然和怀旧，没有对空间历史的格言生成，只有放在现代空间中，才有事件规律的总结。也就是说，诗人并没有试图回到真切的彼时空间里，而是一种幻化式的场景再造，这也是一种对现代生存空间的再造。他的厨师则更偏向于找到一种融合，无论沧海桑田，某个固定的空间里的美食记忆总是可以一脉相承的。一道经典川菜肉末豆腐就被烹饪进了诗中“他把豆腐一分为二/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煎成金黄的双面/再换成另一个锅/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颜的豆瓣/汇入豆腐；再添些黄酒味精清水/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现在，撒些清白葱丁即可成盘啦”（张枣厨师）现代空间内部也呈现着诸多差异，诗人在异国空间回望故国，古典的南方空间与现代南方空间便融为了一体，通过美食实现了同构。如果说张枣始终还在与古典的南方空间缠绵，那么欧阳江河则更偏向于关注现代空间。欧阳江河回顾道“悬棺）解了古典文学在我身上的毒，以后我再写就是手枪那样的诗了，它们直接处理的是词与物的关系，诗歌中的时间与场景的关系。”“一个人朝东方开枪/一个人在西方倒下。”（欧阳江河手枪）空间精心搭建了位置，个体存在的位置空间显得十分重要。像福柯谈的全景开式监狱“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无论对于监视者还是被监视者，在某个位置上，必须那样演。位置体现着权力在空间中的分配，确保空间对身体的规训。“镀铬的城市/以生殖力为轴心/夸饰无政府的光芒，我进云生锈。”（欧阳江河一天“饥饿疗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紧身之美/一座细腰的城市在马蹄形客厅里/来回晃悠，唯美的人以厌食为生”（欧阳江河快餐馆）这些呈现了现代空间的形态。生锈、厌食，身体在城市怪诞的变形中罹患都市病。现代城市空间有它自己的美学，镀铬、夸饰、紧身之美。“阅览室就是客厅、厨房、卧室/就是购物中心、育婴室、停尸间。”（欧阳江河问览室出生、死亡、生活，作为现代空间中的日常事件，它们都被去差异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留地，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都一样。这样的现代空间，滋生疲惫与乏味。“我将陈述一座草图上的城市，无论它/是否已被涂掉。一座城市，它的遗址和未来/以双黄蛋形式嵌入现状的空壳，椭圆的/时间，秒针的运转比时针还要缓慢。”（欧阳江河成都）地理上的南北早已被卷入现代性空间。南方空间本身隐含的过去性质与现代空间有一种时间逻辑的对立，在现代空间的席卷之下，南方空间的过去性被慢慢消解，被嵌入现代空间之中。二1990年代末期尤其2 0 0 0 年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着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风暴的早已告一段落，成为历史陈迹，随着后社会主义和新移民运动背景下无限同一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景观对个体的压抑，个人化空间的抒写仍在继续，却很难再见到政治话语的介入。包括西南在内的新世纪诗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日常化”诗学的写作，诗人更多地将诗歌视阙投注在波澜不惊地天鹅绒监狱般地日常和现实冷风景当中。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泛意识形态化的推进，诗歌运动和诗人群体被无限张扬的网络媒介和无限开的虚拟空间所取代。此刻南方空间的怀旧性显得愈发地不合时宜，现代空间的同一性促使着诗歌写作者们做出新的个体化反应。（一）多元化空间转向在一元论叙事中，现代汉语诗歌内部的多元与多样性一一或者说文类的“肉身”被“现代性”“革命”“政治”“殖民”等范畴遮蔽，从而形成一个无法打破的圈层一一因为身份焦虑而建立的一个“汉语性”，抑或是“中国性”这种不言自明的统一范畴，无益于对现代汉语诗歌成果的讨论与相关理论的建立，更是模糊了其进入当代世界视野的立场。“南方不应该是北方的进化论或者离散意义上的存在，进化论虚构了一个时间上的起点，而离散论虚构了一个空间上的中心，在这样的认识框架里，南方当然只可能是作为北方（文化或者权力）的一个依附性42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的结构。”为了身份的凸显和合法性的自证，需要建立一个相对于中心区域的“去中心化”区域，但结果只能是归化到中心主义的语境中。无论是个人空间对政治空间的反抗抑或是南方空间与现代空间的张力，都隐含着两种空间的二元对立，需走出这种对立，才能进入当代和全球视野。正如杨庆祥在概述“新南方”概念中提到的：“如果南方主动拒绝这种依附性，那就需要一个新的南方主体这并非一种以某个为中心为原点向外的扩散，而是一种建立在本土性基础上的文化自觉。”西南地区也被更深地纳入“新南方”地讨论范畴。例如，其与时代核心逻辑间的“间离性张力”：地理景观的差异、历史想象的时差、词库语调的不协调及相互渗透等。我们期待这些能够为我们日渐滞胀化的文学写作现场带来新鲜的刺激和美学辨识元素。然而在第三代诗歌出场的诗人大多数被话语更强大的“江南”古典空间所裹挟，没能走出南北对立的视域之外。新世纪以来，西南诗人写作在多元地维度中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谭毅的古董就在“我”与“哥哥”的迷思中呈现“重庆”，“哥哥说，重庆是一件古董，是/墓葬里的器物。他能嗅到出自鱼身/和我的气体，还在发生着混合还有另一种混合。发生在/地下的灵魂与天空的飞行物在重庆的山上，哥哥想我的时候/月球替换了望远镜下的眼镜下的眼睛。重庆可以被月亮的环形山包围/而接骨木到了老年，会放下/它啃不动的东西，只享受听觉/享受关节在古董里漫长的响动。”（谭毅古董）诗中的空间经历了多维度的转换，从地下墓葬到空中再到月亮的环形山。欧阳江河的成都则主要是一种过去与未来圃于城市内部的空间描绘。这种多重空间视角的转换意味着焦点的丧失，重庆在某种意义上和天空大地相连，甚至和宇宙相连。从此种意义上来说，这首诗通过个人空间想象的无限蔓延走出了南北对立的视域。（二）个人空间地域化转向西南诗歌在新世纪以前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地域化风格，虽然因为作家身处西南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特色。如柏桦的再见，夏天夏天，啊，夏天等诗集中抒发的情感，就与夏天的重庆不谋而合，白热，尖细，火炉式的热气腾腾。其他的诗人也免不了在诗集中提到西南地名以及处于西南空间的自然场景和社会场景。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很早就开始了地域化的写作。比如于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末就以硬朗的“高原诗”登上了诗坛。河流高山怒江苍山清碧溪滇池山谷高地大量的西南山水。“在我的故乡的高山中有许多河流/它们在很深的峡谷中流过/它们很少看见天空/但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见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于坚河流）这是一种“宗教式”的自然崇拜。当下的西南诗人群则更致力于在个人空间和现代生活中展现这种地域性。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哲学认为：认识知识的整体有两种基本途径，一种遵循知识生成变化的本身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实现其潜力的过程；另一种遵循已经完成的事物，是已经实现的知识。还可以说，前者是以导向来洞察世界，后者是以广延来涵盖事实。实际上，任何认识途径都可能是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但就这两种方式的极端而论，前者表现为纯粹有机的世界观，后者表现为纯粹机械的世界观。有机的世界，即是作为历史的世界；机械的世界，是作为自然的世界。人是织就历史有机锦纹的丝线，雷平阳抽丝织锦，呈现了当代历史经验与空间的交。几个迁徙到海边山村的云南女孩，过早地做了母亲，雷平阳写道：“她的手，把膝边的儿子拉得更紧/用生硬的山东话说：不。我只是偶尔/会想起云南，江水流消的声音。，然后迅速转身，走进了家门/可以肯定，她把我看成了/前来搭救她的人。”（江水流尚）江边到海边空间转移将一个女孩转变成母亲的身份，她的亲缘与乡缘关系在两个空间割裂。生存已经是个沉重的命题，思乡怀愁是轻盈的诗人专有的情趣，很难留存在这些滞重的身体里。外部空间只是活着的背景板，她们在夹缝中艰难地回想起怒江或澜沧江一些流尚的声响，化作紧张的遮蔽与不可铺陈点染的轻微叹息。在存文学讲的故事中，叙述了一个电影放映员与八哥相依为命的故事。存有那个时代共同的影片记忆“八哥对影片的名字倒背如流/边飞边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S43中外诗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歌研究喊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似人非人的口音/顺着山脊，传得很远。”（存文学讲的故事）文化政治的触角也延伸到了哈尼寨，然而人和八哥的依却将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的符号化推得很远。“新南方”空间诗学内发于地域性写作，依托在南方的地域性空间之中，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传统“地域性”诗学。在杨庆祥的“新南方”概述里，他主要剥离了传统意义的江南。而实际上当下西南诗歌群体的写作实践也确证了这一条例，剥离了笼统的“南方空间”代指的江南文化，主题，风格的想象，而是在个人的空间的地域化中展现新的美学张力。新南方写诈的观察向度与小城景观陈小倍引言新南方写作是现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个新概念。“新南方”所指的地域范畴以及文学内涵都区别与传统的南方写作。“南方以南”的概念，创生出了一个广阔于江南、岭南的地方文学场域，囊括和包容了更多省市地区。杨庆祥在界定新南方写作的地理性及其文化地理特色时提到：“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而言之，因为这些地区本来就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比如岭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马来文化等，现代汉语写作与这些文化和族群相结合，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脉络。”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新南方”显然是一个更为开放与广博的空间概念，它不限于一江一河、一山一水，它超越省市界限乃至超越了国界，同时也含括了不少文学地理“临界”点，带来了文化的杂性与多样性。地方性无疑是新南方写作的主要路径，而地方性的写作必然离不开对现代化建造导致的城乡二元化现象的思考与体味。“因为1 9 8 0 年代强大的现代化话语，地方性的书写变成了地方性向世界性的一种臣服，地方性/世界性被置换为城/乡二元区隔，空间性的并置被改写为时间性的进阶。”一批在兹念兹的“新”南方地域作家，如朱山坡、陈崇正、梁晓阳、王威廉等，均面向了城市书写，尝试在“现代化”话语下建构属于“新南方”的文化主体，探索区域城市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生活变迁。小城是现代化时间性进阶中出现的特殊城市形态之一，新南方写作中有关小城的想象与风景描画为观照“新南方”文化景观提供了切入口。一、城乡互嵌视野下的小城风景小城也是“城市”，可以粗略定义为规模较小、发展等级较低的城市。这意味着，小城虽比不上经济高度繁荣的现代化大都市，但也称得上是城市，而脱离乡村的范畴了。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世界，在景观、人群、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城市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土地和自然的依赖，“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44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