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考古看积石与大禹导河的传说.pdf

圆园23秋季号夏人在鲧、禹的时代已居于阳城，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大禹导河的地带在什么地方，学术界看法分歧较大。十八年前，我曾为临夏张学明、赵忠二位合著的大禹导河之州 写过一篇序。该书的 前言 当中说：“临夏，古称枹罕，秦时置县，是古代羌人生活的地方。”“公元 345 年，前凉张骏取枹罕，始设河州，辖兴晋、大夏、永晋、武城、金城、武始六郡。这里由于有大禹导河自积石的历史记载，张骏便以河名州。”譹訛文中提到明嘉靖兵部尚书彭泽的 重修积石禹王庙记。该书中积石泄湖寻禹迹 鱼跃蛙鸣彩陶美 两篇是谈禹同积石的关系的，引述一些常见的文献之外，还录有历代文人相关诗文与碑刻文字。其他部分也提到临夏范围内不少传说中同夏禹有关的地名。关于临夏远古史和同夏人、夏王朝的关系，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只靠“夏”“大夏河”的“夏”及现代一些地名和后代的传说是难以说明的，应该从最早、最原始的材料入手，从尧、舜、禹时代一些部落联盟的布局、活动范围和大禹的生平、经历等大的方面来看临夏一带远古之时同禹及夏人活动的关系；关于大夏河之所在及这一带有禹庙之事等，也要追溯其最原始的状况与最早的记载，以这些为基础来考察大禹治水有没有可能到今之临夏积石山。我在 大禹导河之州序 中已谈了基本看法，但论述简略，有些问题也尚未谈到。大禹导河究竟到过还是没有到过今临夏之积石山一带，又和夏人早期历史中其他一些问题有关，是一个大问题，不能不作充分的论证。故再述己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关于禹是否到过今临夏的积石尚书 禹贡 述雍州水路之贡道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龙门位于今山西省河津县与陕西韩城之间，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门阙，黄河穿长峡而过。西河本指黄河由北向南一段两岸之地，而上古主要指黄河东侧靠河之地。尧、舜的后期中心活动地区在今山西省西南部。汉书 地理志上 太原郡有晋阳，注云：“故 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地叔虞晋水所出，东入汾。”郑玄 诗谱 唐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处，后乃迁河东平阳。”史记 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 诗 为唐国。”汉书 地理志 河东郡有平从地下考古看积石与大禹导河的传说阴文/赵逵夫学 界 走 笔49圆园23秋季号阳县，注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十八里金殿镇。大体上尧在平阳以北，舜的活动地带在平阳以南，均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皆靠近黄河。譺訛那一带是当时几个大的部落联盟活动的中心地带，当时及后来人常称述之，故很多上古文献中以中原一带人的口吻称那一带靠近黄河之处为“西河”。尚书 禹贡 言西北贡物要“至于龙门西河”。清胡渭 禹贡锥指 云：雍之西北境远近不同，各从其便，以至龙门，不尽由积石。其曰“浮于积石”者，举远以该近耳。譻訛看来从远古之时开始，积石其地即为中原同西部水路交通最西的起点。尚书 益稷 载禹回答舜与皋陶之问：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譼訛其文意是：大水弥漫无际，横流包围山岭，淹没丘陵，很多地方的人被淹没在洪水中。我先后换四个木船，方得沿山路砍削树木作路标，和益一起组织人把新鲜的鸟兽肉分给民众。我疏通很多河水，使它们流入周围的湖海之中；挖深田间沟渠，使它们流进大河。同后稷一起（组织）播种，把谷物、鸟兽肉运送供给生活困乏的人，让大家互通有无。这是关于大禹治水的最早记载。尚书研究专家钱宗武先生说：“皋陶谋 益稷 和 尧典 舜典可能取材于同一原始资料，遣词造句、表情达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譽訛它们和 大禹谟 都是中国上古史的最早的著录，有着更原始的文献来源。又 尚书 禹贡 开头说：“禹敷土，随山川刊木，奠高山大川。”譾訛诗经 商颂 长发中有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其他如 山海经 海内经 大荒北经 和 左传 昭公元年 国语 周语 郑语 及先秦诸子等上古典籍中对大禹治水之事均有记载。关于 禹贡 中“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句，孔传 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经也。沿河顺流而北，千里而东，千里而南。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譿訛孔颖达正义：“地理志 云积石山在汉金城郡河关县西南羌中。”河关县东汉时改属陇西郡，即今临夏市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羌中”之名，说明本羌人聚居之地。唐杜佑 通典、南宋金履祥 书经注、清蒋廷锡 尚书地理今释、毕沅 山海经注、万斯同 群书疑辨 等皆主此说。其见于 汉书 地理志，则其名之形成在汉代以前。山海经 大荒北经 云：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其中说的相繇，郭璞注：“相柳也，语声转耳。”“禹塞洪水，由以溺杀之也。”海外北经 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之所抵，厥为洋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由“在昆仑之北”一句可知，“禹湮洪水，杀相繇”之地即在今甘肃中部一带。这同 尚书 禹贡 所载禹治水至于积石的说法相合。大禹治水，不仅因为黄河中游发水时泛滥，淹没居处田地以至于危及部落聚盟议事中心与部落聚居之地。而靠近上游处不畅通，河水随时改道造成中游一带的灾难，亦成常有之事。桓谭 新论 离事：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为平地灾害。又说，王平仲云：“周谱 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讀訛清代胡渭 禹贡锥指 卷一中也说：“河自禹功告成，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渐淤渐塞者不与。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至章武入海。”讁訛尧舜禹的时代，黄河是从积石以东如今日之形成一个“几”字流程，还是在积石以北某处即向东流至今之山西省西南部，也很难说，因四千多年中地壳变化和地震等原因，其地形状况与今日之地形状况并不完全一样，我们不能用今日所见之地形来确定其有无。所以，禹治水时的行程不是沿今日黄河“几”字形流程而是从平阳附近直接西至积石一带的可能学 界 走 笔史籍中的禹王像50圆园23秋季号学 界 走 笔也是存在的。因为是大禹才形成黄河北行至临河一带，再东折至龙门，故几种上古文献中都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类的记载。当然，这条河道应该很早也存在，只是常有变动，而大禹从积石以北起疏通了流经龙门的河道，使河水河道变长，水流变得平缓而不是直接东行冲向西河一带。徐旭生先生在其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一书增订本之后留下的遗著 尧、舜、禹 一文中说：山海经 中屡次说到“禹所积石之山”。由此可推想禹或四岳领导着几个助手，顺着黄河的经流，翻山越岭，向上游探寻。走过不少地方，最后到了一处，觉得上源过远，无法探测。这一次的探测现在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回头定计划时已经敷用，不必再往前走。可是此次所到之处应该留一点记号，以便将来寻找。于是禹或四岳就领着助手们找些石头，积成石堆。后人走过这里，看见这一堆石头，就把这个叫作禹所积石之山。輥輮訛徐先生上世纪 20 年代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陕甘一带进行过科学考察。他的论说是很有道理的。山海经 中提到积石山的，西山经 西次三经 中有“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一段，海内西经中又说：“大禹所导积石山”；大荒北经 在“先槛大逢之山”之下又说：“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关于这个积石山在什么地方，徐先生在上文中有一条注：史记 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羌即姜。西羌即今陕西关中西部姜水流域。姜、羌同属一部族，为华夏族的一支。羌人分布于陕、甘、青的渭水上游、洮河、大夏河、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在今甘肃临夏（古河州）地区有积石山。县城西北又有积石关，下临黄河，两山如削，兼河与关，形势险要。看来“积石”之命名，自有其来源。可以推想大禹或四岳及其助手曾探寻及此，也很难说。看来徐旭生先生以为，如果禹或四岳到过积石山，则只能是今临夏的积石山。至于说究竟是导河至此，还是考察至此，可以再研究。但即使是考察而到了这里，如发现会形成河水改道的地势，也还是会组织人加以整治的。所以，说禹治河上至积石，是没有错的。二、关于上古“夏”与禹所至“积石”之所在关于大禹治水是否到过西北的积石、积石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学术界看法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禹治水只是在中游的今山西、河南一带，还有学者认为在今山东一带。似乎都有些道理。大禹治水之事相传四千多年，人们的认识、理解产生歧义，在所难免。我以为要确定此，不仅要有文献的依据，或依据传说讲出些理由，而一定要着眼于最早、最原始的记载，要从一般传说难以改变的事实中去寻找证据。关于禹之前夏人兴于何处，上一部分已引徐旭生先生之说。徐先生不仅依据史记 六国年表 之说，而且上世纪 40 年代曾到陕甘之间很多地方做过实地考察，对上古中华史、远古史有深入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证明。第一，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写季札观乐，从 周南 召南 依次歌之，季札都有评论。“为之歌秦”之后，季札说：此之谓夏声。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札说 秦风 为“夏声”，那么，夏地应在后来秦人所居之地。秦人发祥于何处，以前学者们只说在汧、陇之西，但不能确指。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礼县大堡子山出土了大量精美铜器等，学者们认定是秦王族早期陵墓，人们才知道秦人之渐渐兴起是在陇右一带的。至秦襄公佐周平王东迁，向东受周之故地，故曰“周之旧”。有的学者认为上古之夏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因为当时禹居于夏，故所建之王朝名“夏”。但例之以后来一些朝代立国的情况，总是用原来的发祥地名以为朝代名，以明其事业之起始。既然春秋时秦人所居周人旧地之歌为“夏声”，则上古之夏地应在今陕甘一带求之。尚书 甘誓 云：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 甘誓。郑云注：“有扈，国名，与夏同姓。”“京兆鄠县，有扈之国也。甘，有扈郊地名。”既然禹之同姓部落在今陕西户县一带，则禹亦当发祥于西北。此同 史记 六国年表 所言“禹兴于西羌”之说一致。以此看来，禹所居最早之所谓“夏”是在西北无疑。夏朝之名，应是据其所起51圆园23秋季号学 界 走笔始之地，非其新居之地。古人在迁徙中常以旧名而名新地，如春秋以前楚都丹阳，迁都几次，俱名“丹阳”；战国时楚都名“郢”，迁都后也仍名郢。例之以此，晋西南夏地之得名倒是由于该民族本是由黄河上游即今之大夏河一带迁来。第二，有一个广泛根植于春秋以前人的意识中而被后代学者忽略的证据，就是：古代人的表字同名是有一定关系的，上古之时即如此。如 史记 孔子世家 言“祷于尼丘得孔子”，“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仲”是言家族同辈中为第二）。其他名人如老子“名耳字聃”（说文：“聃，耳曼也。”言耳漫无轮）。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 所述人表字与名的关系，莫不如此。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春秋时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陈国的公子少西，字子夏；可见“夏”（夏朝，夏人）和“西”（西方）是有关联的。那么，夏之其地在春秋时人的普遍意识中是在西方而不在冀州之地，毫无疑问（至于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则是因“夏”“商”均为西周之前朝代名，为另一种关联方式）。第三，上古历史文献之外，汇总了上古以至远古神话传说的 山海经对大禹的历史也有所反映，并且不止一处，并且大体一致。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说，神话“是在民众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輥輯訛。神话虽然不及史书和文人之作的具体实在，但也不如史书和文人之作的可以由个别人的观念、态度而改变事实。神话是一种群体记忆，会留下一些任何个人难以改变的基本事实。山海经 中多处有关于禹身份的反映。除上一部分所引 大荒北经 海外北经 之文外，其 海内经 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骆、白马，都是上古氐人之别称。说文：“骆，马白色黑鬣尾也。”史记 西南夷列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张守节 正义 引 括地志：“陇右成州、武都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魏书 氐传：“氐者，西南夷别种，号曰白马。”看来“白马氐”是氐人主要的或曰可以称为正宗的一支，故氐人也可统称为白马氐。诗经 商颂 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注：“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唐孔颖达疏：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因商都东迁，先后至安阳及以东之地，故称氐羌为“远夷”。氐羌二族应同源，故羌族中也有白马羌，早期氐羌居地相邻，至汉魏六朝时仍如此。山海经 中言“白马为鲧”，则鲧、禹同长期处于陇右的氐羌是有关系的。这是最早、最原始的反映。下面再列举一些早期传世文献以明之。南朝刘宋裴骃 集解 引晋皇甫谧之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 曰“禹生于西羌”，是也。荀子 六略 中说：禹学于西王国。又秦汉之间人陆贾新语 术事 中也说：“大禹出于西羌。”輥輰訛孟子、荀子、陆贾和历史学家司马迁均持此看法，则此说应非无据。与 山海经 所反映大体相合。史记 六国年表序 说：“禹兴于西羌。”这是汉代人所记。下面引述几条先秦时文献依据看看。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 在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一节引 史记 六国年表 文字后说：“禹兴于西羌。”羌是西戎牧羊人，后来在甘肃一带活动。輥輱訛徐先生推测羌人是夏民族的后裔。氐、羌两个民族是有密切关系的。诗经 商颂 殷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连称。甲骨文文献中也多“氐羌”连称。很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都认为氐羌本是同族或者说是同源的。商王朝的祭祖诗中特别提到商自建国之后氐羌不敢不按时进贡，不敢不按时朝拜，则也是为了说明灭夏之后氐羌之服从。由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大禹到过西北的积石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临夏积石山，黄河经过之地，还有一个积石山，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元史 地理志 称作“大雪山”，今名“阿尼玛卿山”，西北起于青海的兴海县以南，西南至甘肃玛曲县。水经注 河水注云：“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山海经 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贡 所谓导河自积石也。”因为这里说河水在积石附近是“重源”“西南流”，故有的学者认为文献所言“禹所积石之山”是指青海的积石山。清胡渭 禹贡锥指、王鸣盛 尚书后案、王先谦 汉书补注 等皆主此说。固然，黄河在临夏积石山一带是由西向东流，但在大雪山一带也并无西南流的流程；大雪山一带黄河支流较多，而临夏积石山附近也有庄浪河、洮河流入。因 山海经 的时代，不少记载根据传闻，且辗转传抄，个别文字有产生歧异者，故要结合其他方面来考虑。上游高山峻谷，水流急，且流量较小，则治河不会涉及那里。根据52圆园23秋季号学 界 走 笔当时的生产工具及道路交通等基础条件，无论是治河还是进行考察，也不可能远至青海。所以，禹贡 所言“导河积石”的“积石”，是指今临夏的积石山无疑。大夏县为西汉所置，属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广河县西阿力麻土乡古城。西晋初废，十六国前凉复置。后又为大夏郡治。“大夏”之称成为县名以前，其产生应很早。吕氏春秋 离俗览 为欲云：“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把大夏作为当时北方标志型地名，可见在上古人们意识中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淮南子 地形训 中也说到“北至大夏，南至北户”。史记 秦始皇本纪 载 瑯玡刻石 云：“六合之内，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均可看出上古之时大夏其地在从帝王至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这里顺便说一下大夏河。明代以来人们所说大夏河为古漓水，源出夏河县西南西顷山东麓，北流至永靖县入黄河。按水经注 河水注 载，大夏河：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径金纽城南。十三州地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迳大夏县故城南。”晋书地道记于大夏县下云：“县有禹庙，禹所出也。”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又东北出山，注于洮水。輥輲訛文中所引 晋书水道志 文字，应出于晋代王隐晋书（书已散佚，清八毕沅有辑本）。在晋代之时大夏县已有禹庙，可见其地与大禹有关的传说产生很早。则古之大夏河即今洮水支流广通河。明一统志 卷三七即已指出这一点。金纽城在今临夏市和政县以西，在大夏县西南。古大夏河即今广通河北流至今和政县东折流入洮河。由古代文献所反映大夏、大夏河的关系可知这一带确为夏人活动之地。顾颉刚先生的读书笔记中曾说：夏本在西方，后来发展至东方，而西土并未放弃。故夏后皋之墓在殽山，或是巡守道死于此，遂葬焉。輥輳訛看来很多古文献提到的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多次过其部族曾经长久居住之地，而未专门去看其祖之旧居，以示对先祖的怀念与崇敬。以此表现大禹务实事而忽于虚礼。如果说是十多年中几次在自家门前过而不进去看看为他唱过动人的 候人歌 的涂山氏之女及他们的儿子，那就不但太过分，也就太无情或太虚伪了。看来禹当时治河而上至今临夏之积石，加以考察治理，保障从夏人起始之地到西河一带水路畅通，又保障华夏部落联盟之地即夏人进一步发展之地的安全的目的在内。黄河由龙门一段东面的安邑（在今闻喜县以东、夏县以北）也是多种上古文献所载夏都，就证明这一点。輥輴訛三、从地下考古看夏民族同大夏河一带之关系尧、舜、禹的时代已有了私有财产，部落、部落联盟同周边部族间时有争夺，部落联盟的首领已有很大特权，内部斗争也已经产生。我们常说的“尧舜禅让”，并不如以前所想象的是在“温、良、恭、谦、让”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力量相较的结果。到尧任部落联盟首领（帝）的后期，实权已差不多到了舜的手里，所以 史记五帝本纪 中说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史记 五帝本纪 正义引 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继位之后“流四凶族投诸四裔”，把不与自己部族合作的部落定为“凶族”，进行打击，迁徙到很远的地方；任用了所谓“八元”“八恺”，分别管土地与教化，实质上是任用亲信部族的首领而制裁反对力量。禹要取得各部落的拥护，首先要做一些实事，有所建树。禹治河使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安居乐业，建立一大功勋，取得各氏族、部落的拥护。同时他也要加强其发祥地同冀州的联系通道，这就更有利于夏部落力量的加强。这也应是禹导河而至于积石，花十多年时间治水的一个动因。禹不是用拉拢人、结党营私的办法，而是在受命之后办好这件有利于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稳定发展的大事，在当时中原发展中是立了很大功劳的。这也证明了他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圣君。这方面还有些考古成果值得三川禹王足迹53圆园23秋季号学 界 走笔关注。1923 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的文化遗址，1944 年到1945 年，夏鼐先生在甘肃进行考古与考察，1945 年 5 月曾在今临夏和政县的半山（当时属宁定县）、临洮的寺洼山等地又发现大量相同文化遗址，认为与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应从仰韶文化中分出，命名为“马家窑文化”。研究证明马家窑文化年代早于齐家文化年代。輥輵訛1924 年首次发现于临夏广河县齐家坪的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前后相承。1956 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刘家峡及其附近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輥輶訛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因其时间较早、地域广泛，曾被称作“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 前 2050 年，经历了一千多年。在文化特征上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化，学界依次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半山类型因在临夏和政县半山遗址而得名，其时代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中期，年代为公元前 2650 年 前2350 年。属于半山类型的广河地巴坪墓地在广河县东南部，出土遗物 750 多件，彩陶相当丰富。从出土石斧、锛、凿、刀、石丸等生产工具，可知半山类型同马家窑类型一样，人们仍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很多的石弹证实了所传黄帝时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家窑类型处于母权制社会的最后阶段，而马厂、半山类型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按各种先秦文献所载尧、舜、禹事迹和夏代初期历史，这正当尧舜禹至夏代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周武王灭商在公元前 1046 年，以此为准据史书所载商、夏诸王在位年代确定，夏之建国在公元前 2070 年。多年沉潜上古史与上古文献研究的黄怀信先生以月相记日法细考远古史，确定武王灭纣的年代为前1101 年。輥輷訛依此初步推定，夏之建国当在公元前 2125 年。此前为尧舜禹时代。如此看来，大禹治水的时间正为马家窑文化后期。齐家文化的主要分布与马家窑文化大体相同，而时间较迟，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代。下面再从铜器的产生来看禹与夏民族同大夏一带之关系。左传 宣公三年 载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至于雒，周定王使王孙满慰劳之，楚庄王向王孙满问周天子所拥有鼎之大小。王孙满回答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战国策 东周策史记 楚世家 中对此也有记述。这说明，周王朝世代相传、直至春秋时期尚作为王权象征的铜鼎，是成于夏代的。成书于两汉之间的易林 在 小畜之九中说：禹作神鼎。汉书 郊祀志 中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这里“金”指铜）看来夏人是中华各民族中最早冶铜铸器的。关于此，也有出土文献为证。1978 年在临夏市东乡县林家遗址发现有铜渣，并在第 20 号房基北壁下出土一把小青铜刀。该遗址属马家窑类型，经鉴定，是用锡青铜制成，含锡量约在 6%至 10%，碳-14 年代测定约在公元前 3280年 前 2740 年之间，是目前发现国内最早的铜器，被誉为“中华第一刀”。联系铜渣来看，也是中国开始制造青铜器的确凿证据。可见在远古之时这里曾经是铜器加工之处。时间较迟，而在上古中华冶炼史上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临夏市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了一件有銎铜斧、一件铜镜，年代在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属于齐家文化范围。由之也可以看出这一带铜器制作技术的延续。当然，在整个齐家文化青铜器铸造业已有很大发展。齐家文化同马家窑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传世文献记载中，也是夏人是最早有铜器的。墨子 耕注 中说：昔日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鼎成，三足而方。夏后开即夏王启，西汉初年因避讳汉景帝之名，整理古籍者均改称作“夏后开”。夏启开矿炼铜铸鼎，应是继承于禹。出土文献和以上所列传世文献记载正好互相照应。居于西方的夏人最早开始冶铜，应该有多种原因：第一，鲧禹治水，无论是堵还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54圆园23秋季号学 界 走 笔是疏，都要挖掘山丘土堆。上古之人因主要靠木石器具，无论狩猎还是种植，都不会有相当深度的大面积挖掘。但疏通水道要开掘山梁或加深山谷，堵洪水也要大量土石，只有从附近山丘挖掘取之。这都可能发现铜、锌、锡矿，有可能最早产生冶炼取青铜以制造器具之事。在马家窑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发现一些铜末，应与冶炼活动或铜器加工有关。今之甘肃地区有色金属矿藏丰富，现有 200 多处 10 种有色金属矿，包括铜矿、铅锌矿、锡矿等。齐家文化出土的遗址，大都位于这些矿世故所在地。第二，西北多山，古人无论狩猎、农耕者，以住窑洞者为多。打窑洞也要把山坡山梁挖得深一些。这不但可以发现矿石，也产生用土窑冶炼的想法（尤其窑洞中失火，使所存用来支放东西的矿石变形以至熔化，就直接提示了挖窑冶炼的想法）。则最早的冶炼金属不是产生于平原地带而产生于西北，也是有原因的。第三，距今 6000 年前后，西亚两河流域的青铜器物与青铜冶炼技术向周边传播，在距今 5000 年至 4000 年之间传入中亚东部，又由新疆经河西走廊传至陇右。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除上面所提到甘肃临夏、兰州等地发现的铜器，更多的发现于新疆与河西走廊。所以说，陇右、河西一带青铜器的制造产生很早，既有华夏民族自己的经验积累，也与吸收中亚一带冶炼技术有关。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禹治水至于今临夏积石，既同当时中原一带部落联盟的布局有关，也同禹夏族的来源有关，应联系当时社会状况及夏人的历史、夏文化的特点及当时地理状况来综合分析，而不能只据某一点作结论。古史邈远，很多记载简略。但如果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研究，有些问题还是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的。这当中特别要注意的是避免同对待汉以后史料的办法一样作简单化处理，对某些情况要作细致的了解。顾颉刚、徐旭生、夏鼐等先生等到西北进行学术考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也应予重视。注释：譹訛张学明、赵忠 大禹导河之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卷首第 7 页。譺訛参郭沫若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上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 页。譻訛（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31 页。譼訛（清）阮元校刻，方向东点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2021 年出版，第 2 册第 184 页。奠：确定，谓定其名。譽訛钱宗武：解读尚书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7页。譾訛（清）阮元校刻，方向东点校十三经流疏，中华书局 2021 年出版，第 2 册第 215、第 217 页。譿訛同上 254 页。讀訛（汉）桓谭著，朱谦之校辑新论，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47 页。讁訛（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1 页。輥輮訛中华书局 文史 第三十九辑。輥輯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3页。輥輰訛王利器撰 新语校注，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3 页。輥輱訛徐中舒 先秦史记论稿，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第 31 页。輥輲訛（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59160 页。“金纽城”原作“金柳城”，音转而误，今据“疏”径改。上一段文字之下“疏”引董佐诚之说云：“是唐宋之大夏，即元魏大夏城。而三汉故城，尚在其东二十里也。城当在今河州东南境，接狄道州界。”杨守敬按：汉大夏县，晋废。“是县之移徙由张骏，而魏因之。”輥輳訛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版，7594 页。輥輴訛清朱右曾辑、王国维辑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由 汉书 地理志 注所辑佚文言“禹居阳城”，与其他文献所载不一致，是否在舜之时曾安置禹于阳城（河南密县西南），或其他时间曾居于此，已不可考。輥輵訛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见 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年版，第 1 页第 49 页。輥輶訛刘家峡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通讯 1956 年第 5 期，第4243 页。輥輷訛黄怀信 由 武成 世俘 与利簋 看武王伐纣之年，西北大学学报 1993 年第 3 期，又见其求实斋文丛，三秦出版社 2021年出版。参其 以月相记日法解开西周王年历日难题，刊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 年 5 月 5 日。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