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_燕颖.pdf

年 月第 卷 第 期阴 山 学 刊 行走异域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燕 颖，王 杰（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摘 要：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关键词：元代；上京纪行诗；情感世界；创作心态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年，蒙哥汗将金莲川草原赐给忽必烈，次年兴建开平作为藩王驻地。中统四年（年），“五月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其达鲁花赤兀良吉为上都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卷：皇帝每年前往上都，各级行政机构也随之北巡。丞相率领百官，各司其职，尤其是负责皇帝出入起居、任职宿卫护卫宫廷的官员。只有“词臣”，也就是馆阁文臣，负责诏书起草、政令润色，扈从途中从容有闲暇，没有文书案牍劳神，得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自由从事身心之游和文学活动。天子北巡，百官咸从，各司其职，“惟词臣独无它为，从容载笔，给轺传，道路续食，持书数囊，吏空牍，旬日不一署文书，夙夜虽欲求细劳微勤以自效，而亦无有。然后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于思虑，而专以文字为职业，非如众有司务以集事为贤者也。”卷：翰林文士从容有闲暇，这是上京纪行诗创作繁盛的基本条件。至正十八年（年）上都被焚，“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癸酉，关先生、破头潘等陷上都，焚宫阙”卷：，元廷再也不曾有过巡幸活动。百余年中，上京纪行诗人无论族群、官职还是籍贯、社会身份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上京纪行诗在内容、情感基调、风格等方面都存在多重面相，总体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供奉翰林随翠辇，固应同调不同辞”第册：，虞集对黄溍上京纪行诗的论断正是对整个元代翰林文士上京纪行诗情感态度的整体概括。北上上京的道路成为元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生产场域”，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在这条路上写出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诗歌。一、“斯人亦何幸，生时属休明”：上京纪行诗中的颂美心态 经过对上京纪行诗的翻检，可以发现表达颂美之声的诗歌占到绝大多数，其中又以歌颂大元、歌颂皇帝为最，从元初到元末层出不穷，且创作群体覆盖度广。首先，从整体来看，上京纪行诗表达赞叹之情的诗篇和作者数量居多，身份多样，包括勋贵世臣、中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元代文士活动编年史”（）。作者简介：燕颖（），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王杰（），男，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元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DOI:10.13388/ki.ysaj.2023.01.011原文臣、释道名流和布衣文人。耶律铸字成仲，是元初勋 臣，“宪 宗 征 蜀，诏 铸 领 侍 卫 骁 果 以从”卷：，宪宗崩，独身归于世祖，后拜中书左丞，制大成乐。世祖北征，他曾“征兵扈从，败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卷：。耶律铸凯乐歌凯歌词等诗多记征战之余的所闻所感，从中可见元初武力强盛与其赞颂之情。其他如王恽观光、刘敏中上都视草堂书事呈郑潜庵、柳贯滦水秋风词、黄溍上京道中杂诗、胡助滦阳杂詠、马祖常北行歌驾发上京、周伯琦越五日别翰林诸友上京杂诗、薛玄曦和伯防观诈马、释梵琦上都、张嗣德滦京八景、柯九思宫词十首等，在诗中主要表达的是对元朝升平气象的歌颂和对君王德政恩泽的感念。柳贯、黄溍是江南人士，又是馆阁名臣，儒术标榜一时，马祖常是受汉文化影响极深的色目文士，薛玄曦、张嗣德是道教名士，释梵琦是释教名流，柯九思曾入朝为鉴书博士，又与杨维桢、倪瓒、张雨等人在玉山草堂流连觞詠声光辉映，“此皆林下之人，扬风扢雅，而声气所届，希风附响者，如恐不及。”同仁交游，声气相通，影响着当时的江南文坛。以此管中窥豹，可见上京纪行诗此类倾向之繁。其次，上京纪行诗的积极心态体现在文士对大元盛世的描绘，流露出躬逢盛饯的自豪骄傲。这一类型与前一种的歌颂除了诗歌表达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他特征如作者群体分类、时代先后几乎重叠，典型的例子是陈孚开平即事二首：百万貔貅拥御闲，滦江如带绿回环。势超大地山河上，人在中天日月间。金阙觚稜龙虎气，玉阶阊阖鹭鸳班。微臣亦有河汾策，愿叩刚风上帝关。天开地辟帝王州，河朔风云拱上游。雕影远盘青海月，雁声斜送黑山秋。龙冈势绕三千陌，月殿香飘十二楼。莫笑青衫穷太史，御炉曾见衮龙浮。第册：貔貅本指瑞兽，被用作装饰品，这里应该借指军队、雄师。用貔貅指代军队在元代诗文中很常见，如耶律 楚 材“圣 驾 徂 征 率 百 工，貔 貅 亿 万 入 关中。”第册：“御闲”指御马厩，这里代指御马，雄兵骏马可见武力强悍。全诗写上京以滦河为带，雄兵拱卫，描绘出开平作为天子居所的严整气势。“觚棱”指宫殿瓦脊，也指宫阙，“鹭鸳班”指朝臣。金殿巍峨，充满威严的龙虎气象，玉阶嶢峥，阊阖洞开，朝臣星列，无一不是雍穆之气。最后表明心迹，直言自己愿为国用事之心。再次，上京纪行诗自然悠容的风格多出现在风物描写中。这类诗歌普遍呈现出去主观化、去情感化的特点，作者较少掺杂自己或喜或悲的情感杂质，而对异域风光采取观察、欣赏的态度，抛开仕途顺蹇、遭际泰否、年齿老去的感伤，避免单方面沉浸式的自我表达，而将观察、描写的重心放在客观事物上，关注上京地区的天光山色、房屋城郭、牛羊漫野、儿童嬉笑。写景一途，书写江山人物之胜状。元代往来两都共有四条路，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前人已经论述备至，在此不再赘言。其中黑古辇路仅供皇帝御驾以及奉命伴驾的侍从近臣行走，“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实为旷遇。”卷：除蒙古族大臣和皇帝仪仗侍卫外，汉族文臣只有极少数有机会随侍黑谷辇路。从健德门出大都，经昌平、新店便是长达四十余里的居庸关。居庸关峡谷高峻，山势险峭。“山川发雄文”，有元一代，来往文人题咏不绝，袁桷、贡奎、柳贯、陈孚、揭傒斯、黄溍、胡助、马祖常等馆阁文人都有相关诗作存世。北上途中最先引起文士感兴的是不同于内地的物候。“侬在南都见柳花，花红柳绿有人家。如今四月犹飞絮，沙碛萧萧映草芽。”第册：元代皇帝常在四月从大都北上避暑，在北上之前大都已经春意盎然，但春意迟迟，跟不上人的脚步，到达上都依然柳絮纷飞，沙碛苍茫中芳草才刚刚冒芽。物候早晚最直接地体现在花草上。“红药花开端午时，江南游客苦相疑”第册：便是江南人对不同于自己习见南方景象的上京物候的惊异。除物候外，“古来北地为名区”第册：，览胜悠游、雅集欢宴因其题材更容易成为文人墨客倾吐心曲的诗歌类型，也更适合浸润文人作者的高情雅趣，因此呈现出自然闲雅的风格特征。以赏花诗王沂枪竿岭紫菊为例：“山僧赠我丛丛菊，紫盖光涵翡翠明。青女何妨妒颜色，徐娘元自有风情。龙沙秋意晴偏好，雁岭寒香晚更清。回首故园人在否，花前樽酒共谁倾。”第册：作者以山僧所赠上京紫菊为题展开，龙岗地区地势高阔，最宜秋日登高望远，天高地阔，觉宇宙之无穷。虽然最后提到故园故人，但整首诗并不是一味地沉溺在痛苦思乡的情绪里。此诗的重点是枪竿岭紫菊花以及由此生发的对滦阳秋色的欣赏沉醉。最后的故园之思，与其说是作者思乡南归，却更像是遇到赏心乐事却突然找不到友朋分享的遗憾，在写景赏花之外为整首诗注入了一丝情感，使之免于干巴生硬。观光上国的积极倾向在上京纪行诗中除上述三类外，还有一些诗作。没有明显的感情表达，只在景物描写中含蓄地体现出作者疏落开阔的襟怀和畅达悠然的心情。“滦水亭亭带玉京，风霜朝暮写官城。深秋还幸山川丽，侍史登高暑气清。”第册：深秋登高，远眺滦水，山川清奇，使人暑气顿消，心境明朗开阔。“云边薄雾初开障，雨后清风不起沙。路入天关还作客，境非人世欲忘家。涓涓石溜鸣苍玉，闪闪林霏散彩霞。一望浮屠遍山谷，南薰偏发傍岩花。”第册：雨后过居庸关，薄雾消散，清风拂面，仰视山势峥嵘，山泉涓涓，竟有出尘隔世之感。在整首诗中看不到作者个人的主观介入，即“无我之境”，但处处都可感受到诗人的闲适心情。二、“家在千山外，思归未有期”：上京纪行诗中的愁苦心态 元代统一之后，文人的活动范围远超前代，南士北游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元代中期一批馆阁文臣因职务之便大量前往上都，亦有少部分布衣文人千里北上。远赴异域，也催生了“他乡视角”下被寄予乡愁情结的“江南书写”。同时，也因为有了地域隔膜，上京纪行诗中便也出现了消极低沉、凄凉哀叹的色彩。首先便是作为游子的怀乡客愁。这种漂泊在外的零落之感、故园之情往往和羁旅愁病、客途疲乏、蹉跎岁月连在一起，悲叹自己虚度年华，整日劳碌却只是徒劳奔忙、一事无成。诸如胡祗遹投宿洪赞过龙门、马臻得家信滦都旅夜昔闻、陈义高范侍郎自燕都来惠韭、揭傒斯滦河晓月望云感秋、吴景奎风雨赤城旅夜书怀、贡师泰赤城洪栈驿榆林有感等诗。这些诗里有宦海沉浮数年依然官职低微的牢骚，有节序匆匆短鬓生白蹉跎岁月的遗憾，有羁旅风尘多病缠身的愁苦，这些大多最后都会落脚在思家怀归上。以上是从上京纪行诗中遴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类型特征明显的诗歌情感倾向。这类诗歌除主题情感高度类似外，还有大致统一的风格特征。揭傒斯望云感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天涯节序去匆匆，秋色人情特地同。昨日轩窗犹酷暑，今朝庭院已凄风。苍凉短发侵晨镜，牢落羁怀怯候虫。乡国三年归未得，又将愁眼送归鸿。”第册：首联写自己独自零落天涯，惊风白日光景匆匆，不知不觉节序变更秋意侵人，萧瑟秋光与客子羁怀两相映衬，更添愁情。昨日尚且酷暑逼人，今朝却已秋风席卷，一夕之间天地暗换，不由人惊心于光景飞驰。再看镜里短鬓斑斑，刘秉忠有句“年去年来鞍马上，何成。短鬓垂垂雪几茎”，作者虽未明说，但同刘秉忠一样有短鬓沾雪之叹是一定的，感伤自己老之将至。独自一人流落此地，心中满载零落芜杂的客子愁情，甚至怕听到随节序变更而鸣的候虫声。故园已经三年欲归未得，只能将自己一片游子之心寄予归鸿。此诗以节序、秋色、酷暑、秋风、候虫、归鸿串起全诗，作者因时节偷换引起感兴，包含了时光飞逝、短鬓染霜、芜杂羁怀、思归不得、归鸿传意的多重感情倾向，其他此类诗也多是这种写法。消极低沉的感情倾向还表现为对上京生活习惯的不适应，在汪元量、马臻等南方诗人的诗中都有体现。刘鹗九月三日龙虎台接驾晚宿新店：“关南九月草凄凄，又见征人护跸归。日落毡车团野宿，天寒塞马觅群嘶。徬徨恋阙孤忠在，俯仰随人百计非。犹幸诸公同笑语，归来茅店谩鸡栖。”第册：首先这首诗并不是作于前往上都的途中，而是因接驾所作。元代制度规定，皇帝出巡上都，从大都北门健德门出城，百官要为皇帝引导送行，一般送到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其迎驾如之。”大驾南还，官员要出城迎驾。迎驾一般在龙虎台，也即新店纳钵，距大都约有百里，上京纪行诗中有很多迎驾诗。至大口，“独守卫军指挥、留守怯薛、百辟于此拜驾；若翰苑洎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其次，它体现了刘鹗对扈从、迎驾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感到俯仰随人不得自由，身处宦海百计皆非，另一方面虽然彷徨纠结，却又因为一腔孤忠恋阙不去。同时，虽然内心煎熬痛苦，幸而还有同僚好友相与忘忧聊作慰藉。三、上京纪行诗情感书写与创作心态上京纪行诗之所以出现上述情感差异，虽然有创作主体个人才性的缘故，但应该看到背后的必然性，而不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用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情感表达的主体差异来解释。其背后的必然性，与作者群体的身份有关，也与元代文人的社会境遇密切相关。所以，下文将对上京纪行诗人群体进行初步归并，再以此为基础，从元代的族群、地域以及科举、选官等社会、政治制度、政策出发，结合上京纪行诗人群体身份归属，以历史的眼光，对之进行细致分析。上京纪行诗诗歌、作者数量众多，是不争的事实。有相当一部分作者仅仅留下吉光片羽，在其他作者的作品里能够看到相关唱和，证明其曾到过上都且有过文学活动，但其本人创作却已难以窥见全貌，大多仅仅留下一两首诗，文臣如李端、元明善、王结、王磐、商挺、徐世隆、阎复、王构、危素等，他们或是忽必烈藩府名臣，或是翰苑魁首、文坛主力，方外如张留孙、吴全节、朱思本，是地位较高的玄教高道，亦曾多次参加扈从，都是元代很重要的文士，诗文却大量亡佚。刘秉忠、王恽、袁桷、柳贯、胡助、马祖常、许有壬、周伯琦、廼贤等少数作者的作品占到了上京纪行诗绝大部分。上京纪行诗人群体中，根据作者籍贯按照元代行政区域划分，南人占到绝大多数。按照生年排列元初北方文士占绝对优势，至元后期南方文士后来居上。依据全元诗统计，上京纪行诗数量大于 首的作家共计 人，北方作家 人 刘秉忠、耶律铸、郝经、王恽、胡祗遹、刘敏中、王士熙、宋本、王沂、张翥、许有壬、宋褧、耶律希逸。南方作家包括两位诗僧在内 人 汪元量、马臻、赵孟頫、陈宜甫、陈孚、袁桷、贡奎、唐元、柳贯、虞集、揭傒斯、黄溍、胡助、叶衡、柯九思、吴当、贡师泰、周伯琦、张昱、胡奎、杨允孚、程文、吴师道、释大圭、释梵琦。色目作家 人 马祖常、萨都剌、廼贤。去掉 名色目作家，在 人中，北方文士占比.，南方文士占比.。元代统一时，由于南北长期隔绝导致的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南方的农业、经济、社会、文教、艺术、娱乐都远远超过北方。元代中后期依然保持南方作家数量多于北方的状况，这说明尽管皇元一统，但是南北发展水平的基调已经定下，大一统的环境只不过促进了人员流动，对当时的文化交流、融合有相当意义，但不能从大环境上根本改变现实。这与宋金元史研究结论基本吻合。仅以人口为例。根据萧启庆的研究，世纪初宋金人口 亿 万，南方人口 万，北方 万，分别占比.、.。至元二十八年（年）南方人口 万，北 方 万，分 别 占 比.、.。不论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上京纪行诗中以积极昂扬豪迈壮阔的笔调歌颂王朝、以欣赏好奇的态度书写悠容闲雅的上都生活的内容占到多数，成为主流。而色目诗人，在诗中或是极力赞颂元朝圣君贤明、武力强盛，或是对上京物产风俗、宫殿景观极尽描摹，沉浸其中。在诗中消极低沉的笔触写自己的思乡怀归之情、羁旅漂泊之愁的作者，多处于元代前期，如胡祗遹（）、马臻（以后）、曹元用（？）、贡奎（）、张养浩（）、贡师泰（）。他们有些甚至经历了宋元易代，如汪元量（以后）。这些诗人的感叹内容大致相同，思乡怀归、年老思亲、道途困阻、羁旅漂泊，这些是人之常情，官职低微一项则是政治诱因。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上都旅行中怀念故乡、思念亲友，感叹羁旅漂泊者大部分是扈从文士中的汉族文化菁英。而与之相反的是，布衣文人和低阶官员（低阶官员或是长期游走各地儒学、幕府，或是挂冠归隐）反倒较少这种消极低沉的感叹。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来到上都往往歌颂皇都壮丽、山势高峻，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北地高远的风貌景观充满好奇和赞美。之所以出现上述反差，其根源在于元代独特的社会背景。诗人群体有南北地域、不同族群、时代先后之分，这既是元代特殊社会状况在上京纪行诗歌创作上的反映，也是造就上京纪行诗情感多样的原因。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内容经过前文的条分缕析已经可以明晰，大致有三类：第一，豪迈壮阔，以歌颂赞美为基调；第二，纯粹写景纪实；第三悲苦惆怅，以思乡怀归为旨归。第一类直接表达对元朝一统的认同，第二类写景纪实实际上也是对大元疆域的描写体认，体现的也是对元朝统治的认同。而第三类诗歌的出现则是因为诗人心态情感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了上京纪行诗内容看似复杂矛盾的特点 文人一方面表达认同以期获得晋身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想要达此目的困难重重。因为蒙古本位思想是元代政治制度的底色，它决定着元代在与士人出路有直接联系的族群、地域、选官、科举等方面的偏向，但是同时又有“行汉法”的开明表象，正是这样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表里的政治架构导致了上京纪行诗内容上的复杂性，也使得进退出处间的矛盾成为元朝文人最普遍的现象。（一）地域与族群：非汉族作家亲元来由非汉族作者在上京纪行诗中极力歌颂元朝统治的原因很好理解。蒙古作家自不必再述，色目作家亲元来由有二。第一，是部族的地域归属带来的认同感。地域归属不仅意味着地缘上的亲近，更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景观、生活习惯、族群习俗等物质层面和武力崇拜、宗教信仰等社会精神层面的相似和认同。蒙古和色目作家本身就来自草原或西域，对草原名都上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上京对大部分汉族作家来说是异域，但对非汉族作家来说，这是他们兴盛发祥之地，是草原铁骑战胜征服的见证。七位存世上京纪行诗较多的非汉族作家，耶律铸、耶律希逸父子是契丹之后，宜州弘政（辽东）人。廉惇，高昌畏兀人。马祖常，雍古部，关于马祖常的祖籍说法较多，靖（静）州天山、净州天山、居延、临洮都有，可能是马氏不同时期定居之地。萨都剌，雁门人，雁门应为今山西代县，余阙是河西武威人，他们都是先世便已归顺蒙古。尽管后来大量色目人的生存区域逐渐远离草原，但从祖辈流传下来的对草原的亲近已经成为家族烙印和本能。耶律铸“际天所覆人间地，今日都须是一家”第册：，写世祖皇帝平定四方一统江山的功业，流露出他的自豪感。第二，与元代族群等级制度有关。诸色目族群在元代社会中具有仅次于“国族”的优势地位。诸色目族群在大蒙古国时期便已归顺。元代立国之后，被分散各地任职，凭借祖荫和根脚，成为元朝统治的重要力量，也是元代选官的重要来源。正是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诸色目族群与蒙古结成一线。色目人作为早期加入蒙古阵营的盟友，高度的利益一体化将之捆绑成一个共同体，一命同舟，对元代统治有着超乎寻常的认同感。所以尽管马祖常、萨都剌、廼贤、余阙等早在先世就移居中原、江南，而且受到很深的中原文化洗礼，被高度地“士人化”，但这种族群认同感却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正因如此，非汉族作家的上京纪行诗创作，清丽中带有游牧民族的雄放之气。例如马祖常从小接受汉文化，后任职翰林国史院，与袁桷、元明善、虞集等人相友善，他的诗文创作崇尚质实，诗风清丽自然。马祖常的上京诗，多叙写塞上风物，歌颂大元盛世。“沙苑射柳追风驹，古来北地为名区”第册：、“如今天子皇威远，大碛金山烽燧鲜。却将此地建陪京，滦水回环抱山转。斗米三钱金如土，国人讴歌军将乐。军将乐，四海清，吾皇省方岂田猎，观风察俗知太平”第册：等诗句，是元代非汉族作家上京纪行诗的典型代表。蒙古、色目诗人在元末明初用诗文书写易代心曲，表达对蒙元的忠贞。比如丁鹤年虽然祖上世代显宦，但他少年丧父，成长时期长期漂泊，在元亡后却“受本民族文化影响，无兵无权的丁鹤年却有激烈型遗民的政治主张，且以英雄自居”。写在顺帝北遁之后的敬书有“神龙归卧北溟波，愁绝阴山敕勒歌”第册：之句，但丁鹤年对元帝仍然以“神龙”相称，显示出执着忠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味。（二）时代：南方文士的宿命元代对江南和南人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部分贵族或多或少地受到汉地文化影响，元代对“汉儿蛮子”的态度也有了些微调整。在平宋之初，元朝对南方和南人采取的是刻意忽视和排斥的态度。直到至元二十三年（年），在程钜夫等的力谏之下元世祖派他访贤江南，也代表元廷对江南士人的态度转暖。但同时要明确，对江南态度的改变至多可以解释为国策制度由于政治、文化环境改变而采取的自我调适，并不意味着元代统治中的蒙古中心思想的完全改变，相反，这种调试正是出于强化蒙古统治根基的需要。元代科举从来不是选官用人的主流，南士北游带来的也并不是荣登显贵、春风得意。很多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阶后，依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难以融入勋贵世臣的圈层。至正十二年（年）之前南方文士不得被任职省院台：“十二年三月，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自是累科南方之进 士，始 有 为 御 史，为 宪 司 官，为 尚 书 者矣。”卷：此时时局不安，战事胶着，所以在任官策略上作出调整以应对变局。至正十二年（年）三月，天下鼎沸，南方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本月饶州、徽州、信州都已被攻陷。此时突然改变了用人策略，模仿世祖朝时期，令南人得居省院台这类实权部门：“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卷：此次南人任职改革，最先得到重用的就是周伯琦、贡师泰。至正十二年（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台。除伯琦兵部侍郎，遂与贡师泰同擢监察御史。两人皆南士之望，一时荣之。”卷：至正十四年（年），他便以吏部侍郎奉命筹粮于江浙。“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复旧制，于是南士复得居省台，自师泰始，时论以为得人。”卷：与周伯琦、贡师泰相较，虞集的在朝经历代表了元代大部分南方文士。虞集每面皇帝，都要“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向帝王陈述历代政治得失，以期帮皇帝阐明历代政治得失。“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劝谏不为所听，悒悒不乐，家人也“不敢问其故”。甚至有人将其文章断章取义，污蔑他讥谤时事，不满朝政：御史中丞赵世安乘间为集请曰：“虞伯生久居京师，甚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医。”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帝方向用文学，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听其去。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也。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卷：陈孚出使安南，不辱国威，本应放置要冲，但是却因为身份是南人，尚气崇义，出使归来不升反降，迁至地方。“（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选南士为介，朝臣荐孚博学有气节，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曾副。陛辞，赐五品服，佩金符以行。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气，颇嫉忌之，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再迁治中衢州。”卷：张翥虽是奉旨至中书，但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知，在众执政议政时一语不发，面对搠思监的询问，只言“在丞相所决耳”，充分表达了对其的尊重，但是也可看出南人士人对自己位置的认识和对朝廷大事的疏离。或许正是这种疏离，才能帮助他们在朝内立足。“尝奉旨诣中书，集议时政，众论蜂起，翥独默然。丞相搠思监曰：张先生平日好论事，今一语不出何耶？翥对曰：诸人之议，皆是也。但事势有缓急，施行有先后，在丞相所决耳。搠思监善之。”卷：从虞集、陈孚、张翥的经历可以看出，元代自世祖之后，南人很难进入省院台这些真正掌握实权的部门。直到至正十二年取消这一规定，于是贡师泰、周伯琦才得以擢升为监察御史。大德年间虞集始至京师，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南方文士任职元廷者不过数人而已：“江左耆旧名家，故国衣冠之裔，同仕于朝者，则有永嘉郑公兄弟、新安汪君汉卿、都昌曹君伯明，与 今 翰 林 待 制 四 明 袁 君 伯 长，数 人 而已。”卷：袁 桷“弱 冠 事 坟 典，里 曲 讥 凉凉”第册：、虞 集“寂 寞 就 书 阁，老 大 长 郎署”第册：，都是南方文士宿命的写照。（三）科举与根脚：难以横跨的政治藩篱地域、族群和时代对文人的影响更加深层，相对隐性。与之相比，政治才是与每个文人的进退出处有着密切联系的直接因素，它对文士人生价值选择的影响更加具体、表层，也更鲜明。政治因素体现在元代士人身上，最直接的就是以科举、根脚为主要选官手段的途径。科举复开，但在实际实施时始终首先保护“国族”和色目族群的既得利益，不仅录取人数少，而且按照族群归属分配名额，对汉族文士的仕进极其不利。元代大根脚主要是宗室贵族、驸马姻族等勋臣，任官又极注重族属出身，在这种情况下，汉族文士的仕进之路更为艰难。选官规则上的政治藩篱对汉族文臣的情感世界和创作心态的深刻影响，在上京纪行诗里皆有体现。科举。科举在北方荒废八十年，南方亦废逾三十年，对当时文人的冲击是今人无法想象的，士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也有人为了生计“乃弃所学”，沦落为工匠商贾。在早期元史研究中，延祐开科普遍被认为是元代统治推行汉法的重要体现，也重新打开了儒生仕进门径，但科举对促进元代阶层流动、儒生士子改变身份地位的作用究竟如何恐怕有待商榷。首先，相对于科举制度高度完备的宋代，元代科举中断时间长、录取名额少。科举中断数十年后才在仁宗时代重新推行，后至元元年再次停考，后至元六年再次恢复，但这时国事鼎沸，乱象已现，乡试、廷试都不通畅。终元一代，共举办会试 科，乡试 科。以元史选举志而计，科共录取 人，每科平均.人。南宋平均每科录取进士 人左右，且当时南宋疆域面积远小于元代，选拔区域亦仅限于南方。科举从来不是元代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在蒙古贵族眼中它甚至不是选官方式。所以实际上，受制于科举录取人数和贵族的偏见，科举对元代官僚组成结构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对汉族文士的上升意义也极为有限。其次，元代首创按区域、族群分配名额录取考生。全国 考区中，蒙古、色目在各地都有分配名额，汉人名额分散于除江浙、江西、湖广之外地区，包括高丽和位于南方的四川、云南，南人名额仅限于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四行省。名乡贡进士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 名。礼部会试后选取 名合格者参加廷试，最后四个族群各录 名，分左右榜排名。仅就南人来看，元代 科所录 名进士中，南人仅 人，平均每科 人。南宋疆域较之元代所划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南部原宋朝旧地略大，平均每科 人的录取数相比元代平均每科 人无异天壤。再次，科举取士时，左右榜内部也存在族群差别。廷试名次安排亦有章程 左右榜首必须为汉人、蒙古人，南人、色目人即使优异过人亦无缘榜首。虽然之后制度有所修订，取消了这一规定，但从科举结果来看并没有真正改变。王士熙出身东平世家，其父王构早年便在元廷受到重用。但他也曾为权力斗争所累，遭贬岭南。其和马伯庸寄袁学士一诗中便说“何时宣室召，四马骤康庄”第册：，表达了对获得重用的希冀，也反映了汉族文臣在蒙元统治下不被重视的现实。王沂于延祐二年中进士，多次扈从上京。“悠然故园思，欲 返 麋 鹿 群。君 恩 谅 未 报，华 发 徒 纷纷。”第册：在去往上京的路途中兴起故园之思，至于报答“君恩”则并非一己之力所能实现。“趋走两京今白发，不辞冲暑又乘轺”第册：，面对不受重视的现实，也只能感慨华发徒增。这是汉族文臣面对元代政治制度架构偏向无能为力的无奈之语。另外，除了部分大根脚出身蒙古、色目士人，中低层蒙古人及一部分色目人也会通过科举入仕。入元以后，蒙古族大多被编入军户，但宋亡后凭军功晋身的机会已经不多，本族内部分化已经相当极端。与之类似的还有诸色族群。色目族成分比较复杂，有军人、教士、商贾、工匠等，科举亦是他们提升身份的一种途径。根据萧启庆所构进士录可知元代有 名蒙古、色目进士。蒙古、色目士人凭科举搏出身的原因，出身仕宦家族者或者由于父祖官位不高（如答禄守恭、答禄守礼），或者由于先世已经困顿（如燮理溥化），或者父祖未仕（如忽都答儿），或者由于自己排行偏小没有世袭荫叙的可能（如月鲁不花、笃列图、伯颜忽都、哈剌台、教化），还有出身平民家族者通过科举以求入仕的需求自然更易理解，所以蒙古人也会选择科举。元代进士释褐授官品级高于唐宋，但升迁不快，官位相比大根脚也不高。凭借科举入仕者，“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卷：根脚。元代任官最重根脚。元朝“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所与图大政为将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在族群等级制度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社会身份等级划分。诸“投下”即贵族身份最高，是元代的“大根脚”，包括宗室、姻戚、勋臣，他们有自己的分封土地和食邑以及从属于自己的军事侍从，在政治上有不同的功能。宗室贵族即成吉思汗后裔，姻亲戚里即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固定婚姻关系的几大家族，主要是驸马姻族，如弘吉剌、汪古等，他们都可以被分封并世居领地。勋臣高官凭借大汗家臣的亲近身份世袭荫封，入仕极易且位居极品。除以此四家为代表的蒙古家族外，还有一部分色目、汉人家族进入勋臣序列，即汉军世家，他们则是在蒙古征服过程中较早体现出归顺意愿并树有功勋的伴当。这一政治传统直接决定了元代的官员铨选。元代官员任用出仕，“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主要有四种途径：宿卫，世袭荫叙，吏员，科举。叶子奇曾总结道：“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台省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官员构成仍然以大根脚出身者为主，任职权力部门，掌握实际权力。在这个群体之外，有占比极高的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士人，在整个官僚群体中数量极少。虽有比例略有夸张，但也基本合乎元代官吏铨选史实。鉴于根脚出身在元代选官中的比重，科举之外，元代很多汉臣都是凭借他人荐举或者学官征辟才得以入仕，受到很多限制。赵孟頫入元之时，备受世祖赞誉，但是之后也只是作为盛世的点缀。至元三十年（年），袁桷二十八岁，举茂才异等，后任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元年，由阎复、程钜夫、王构举荐，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虞集因举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后一直任职于国子监、翰林院、奎章阁等机构。柳贯历任学官，年逾古稀才因老臣被征作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任职数月而卒。黄溍延祐二年进士出身，历任宁海县丞、诸暨判官等学官，官终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许有壬受畅师文赏识，拟荐举入翰林，未果。后中延祐二年进士，方历任吏部、御史台、奎章阁等地。汉族文臣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元代统治群体，从皇帝到勋臣高官，虽然有“行汉法”的表象，但从来未曾把汉人视同亲近。元代各个族群的利益并不相通，“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所以未能实现政治、民族的统合。汉族文士，尤其是南人，在权力分配时始终被蒙古、色目勋臣贵族排斥在外。另一方面，汉族文臣虽然认可元代政权，但是在政治上也有疏离于蒙古族统治之外的自我认知。这样的自我认知体现在上京纪行诗中，就是汉族文臣对自己境遇的感伤。“客京已云远，出 塞 仍 北 去。行 路 已 云 难，隆 寒 况 凝沍。”第册：这是许有壬监试上都途中所作，表达了自己对路途艰难的畏惧和万里为客的无奈。“老夫辞家今一月，马上行行过冬节。山空野旷风栗烈，木皮三尺吹欲裂。貂帽狐裘冷如铁，痴云作雪还未雪。自是天公念驽劣，上高下高随小驖。裹辔哦诗亦清绝，人生何苦事羁紲。”第册：至正十三年（年），贡师泰以兵部侍郎巡视口北十三驿，此时他已是白发如许的暮年之人，虽然欲尽微忠报答皇恩，但也只是徒然奔波驱驰而已。综上，施行科举对汉人、南人进阶有一定作用，但是受限于录取人数和迁转规则等一系列因素，“淡文章不到紫薇郎，小根脚难登白玉堂，远功名却怕黄茅瘴”才是元代大部分文臣的真实写照。但尽管如此，至少科举为广大士人儒生提供了一种选择人生价值的可能，作为草木一生的涓滴慰藉。四、结语积极的歌咏盛世与消极的自我感伤，这是上京纪行诗歌情感态度倾向的两面性。元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直接影响上京纪行诗人群体的创作心态和对上京这一煌煌帝都的认识，营造了上京纪行诗中积极、消极两种情感基调。参考文献宋濂 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凤凰出版社，杨镰 全元诗 北京：中华书局，米彦青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上都书写 西北民族研究，（）：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邱江宁 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的江南书写 文学评论，（）：唐圭璋 全金元词 北京：中华书局，：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贾敬颜 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 北京：中华书局，：萧启庆 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刘嘉伟 丁鹤年诗歌的悲剧意蕴 民族文学研究，（）：王恽，著 杨亮，钟彦飞，点校 王恽全集汇校 北京：中华书局，：权衡 庚申闻见录 清雍正六年鱼元传钞本陈邦瞻，撰 王树民，点校 元史纪事本末 北京：中华书局，：叶子奇 草木子 北京：中华书局，隋树森 全元散曲 北京：中华书局，：责任编辑 温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