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_孙志飞.pdf

年第 期 青 少 年 学 刊 ，（总第 期），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高校学生党员成长清单制度构建研究”（项目编号：）、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题研究项目“现代性视域下高校学生对辅导员信任度研究”（项目编号：）阶段性成果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孙志飞 摘要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关键词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现代性；风险防范作者简介孙志飞，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江苏 泰州）在现代性及风险社会条件下，信任危机已成为我国民众普遍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报告（）显示，年、年、年我国民众的一般信任均处于中等略高水平，陌生人信任得分低于中值，倾向于不太信任。高校辅导员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队伍之一，出于对职业使命及现实体验的敏感性，笔者曾于 年依托“问卷星”平台，聚焦“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度”，对 名国内大学生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度均分为 分，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表明信任风险已经通过现代性的普遍性张力波及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这组特殊而又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问题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需要予以重视和解释的重要范畴。然而综观现有文献，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在“中国知网”以“学生信任”“高校辅导员”为条件检索发现，只有 余篇论文，其中源于 与中文核心期刊的仅有两篇文章。这些研究或囿于经验总结，或偏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性的理论阐释。因此，澄清学生信任对辅导员职业价值实现的现代性意蕴，解析学生信任情境的现代性嬗变，并基于辅导员自身职业素质的视角探索重塑学生信任水平的路径，对加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和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学生信任：辅导员职业价值实现不可或缺的软变量信任在古代汉语中只是“信”的一种语义阐释，而非一个独立的词汇。虽然在一些文献中偶有出现，但通常是“信”与“任”两个独立概念的链接，表示“相信并加以任用”的意思，如“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信任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演变成独立的词汇，在现代汉语词DOI:10.16399/ki.qsnyj.2023.01.002典中被解释为“相信而敢于托付”。但在社会学视域里，信任是社会个体应对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机制，是表征社会关系的重要范畴。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把信任理解为对社会复杂性的一种简化机制，认为信任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并强调只有当期望与行动相联系时才能产生信任；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主张信任是抵御“本体性安全焦虑”的积极策略，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则把信任诠释为一种风险行动，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并指出信任包含信心与承诺两个元素。由此可见，信任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对他人或抽象系统的社会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是主体信任客体与客体值得主体信任的辩证统一，内在地包含主体寄予客体期望、客体兑现主体期望两个交互作用的维度。正是这种交互作用的力量，使信任成为了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资源。孔子早在 多年前就提出“民无信不立”的道理，认为失去民众信任的政权必将坍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主张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综合力量，认为个体之间如果没有信任，社会终将会走向解体；卢曼把信任视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认为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则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实证了信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固有的信任程度”的结论。（一）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问题何以重要基于上述对信任概念与社会功能的分析，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可以阐释为高校学生在与辅导员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对辅导员之正确性的信念，主要蕴含微观层面上对辅导员个体的人际信任、中观层面上对学校学工系统的组织信任、宏观层面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信任。这种信任是维系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社会纽带，更是辅导员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的基石。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者能否获得教育对象的信任无疑关乎其教育目标或价值的实现。与其他教育角色不同，高校辅导员是一支特殊的教师队伍，他们与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既有其他师生关系的共性特征，也有其内在的特殊性。从教育的主体看，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定义，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与干部的双重身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从教育的客体看，高校辅导员面对的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主体意识强的大学生，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力量之一，但同时也是极具复杂个性的青年群体，“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从教育的任务看，高校辅导员不仅要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也要浸润学生的道德修养、引导学生的习惯养成，更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这些任务不难看出，辅导员职业是攸关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的灵魂工程，这就是辅导员职业价值的终极所在。从教育影响及师生关系看，高校辅导员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队伍，他们最接近学生也最能影响学生，但其教育管理职能本身所蕴含的规范性或控制性时常与学生崇尚的自由相冲突，因此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有显性的统一又有隐性的分离甚至对抗。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及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对其职业价值实现的珍贵性。尤其是辅导员职业内在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意味着学生信任不仅仅是学生对辅导员的人际信任，更联结着学生对为辅导员工作提供支持的学校组织及社会抽象体系的系统信任，因为辅导员在学生的视野里是这些抽象系统的人格化与具象化。（二）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问题重在几何对高校辅导员而言，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基础性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撑。首先，学生信任为辅导员职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学生信任是其在自我认同中建立的对辅导员的认同，这份认同可以促使学生愉悦地与辅导员相处，并推动学生自觉融入辅导员的“周边世界”。不同学生个体的信任之线又会叠加成辅导员工作所需的“一般化的信任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个体对辅导员的防卫、警惕与猜忌等不良情绪将被“免疫”，正如吉登斯所言：“信任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事件，便会使他们的意志变得麻木，或者，他们会产生一种被吞噬的感觉”。如果失去学生信任，辅导员便会沦为一个孤立或符号性的存在，他们对学生的职业行为将失去基本的社会支持，他们的职业行为也就不可能顺利开展，更谈不上职业价值的实现。其次，学生信任为辅导员职业价值的实现注入了“效能”。信任本身就是价值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信任的过程本身就是信任主体与客体的价值互动的过程。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是否信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教育者，直接影响着教育活动、交往互动的顺利进行及其有效性。学生选择信任辅导员，就会产生“辅导员是值得信赖的”积极情绪，这种体验将极大地简化学生工作的复杂性，减少辅导员与学生之间交往互动的成本，同时还能促使学生更愿意与辅导员进行沟通互动，更愿意接受、认同辅导员的教育管理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念。不仅如此，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度越高，其与辅导员的关系越密切，交往的话题越广，沟通的程度越深，辅导员就越能把握学生在思想、心理、行为与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存在以及深层次问题，从而提高学生教育管理及服务的“对症”性及实效性。最后，学生信任为辅导员职业价值的实现增加了“催化剂”。信任作为一种对诚实、仁爱以及“正确性”的信念，它既反作用于信任的主体，也反作用于信任的客体，“不仅影响人们去信任的决心，也影响人们达到信任的要求或很多行动者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要求的决心”。学生信任既可以提高其自身接受教育管理与服务的意愿，又可以催生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及自我实现的动力，同时还能增加辅导员的职业信心以及兑现“职业承诺”的激情，从而激发辅导员自我反思的意识，不断提升实现其职业价值所需的素养与本领。二、传统与现代性：辅导员面临学生信任情境的嬗变现代性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所谓“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一般是指“日益具有世界和历史性影响的制度及行为模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与反身性是现代性独特的动力特质，这些动力特性使现代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秩序都迥然不同。从影响的广度看，现代性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我国也不例外。从影响的深度讲，现代性不仅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外在转型，在事实上也“彻底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着我们经验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从影响的形态与进程看，现代性不是固态的、一气呵成的，而是流动的、永恒变化的，因此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称其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意大利思想家瓦蒂莫（）称 之 为“一 种 永 无 休 止 的 运动”，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亦认为“现代已整个地成了暂时现象”。在现代性的行进中，传统的结构、格局、依附与互动的模式被慢慢液化、溶解与熔炼，由此也就导致了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不连续性，即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现代性推进了新技术变革，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也诱发了诸多不利于信任生成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一）风险意识与社会焦虑增强现代性本身是一种风险文化。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引发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为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吉登斯的认同，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特征的准确定义，在他看来现代生活处处充满危险与风险，不管人们行动与否，“个人与集体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触及人类行为潜在进程的模糊边界以及与之相伴的风险”。而哈贝马斯则用哲学的话语解释了风险存在的必然性，认为“由于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现在被认为是需要批判的分裂现象的闪现，而未来则被看作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施加的压力，这样，人们就从存在意义上充分意识到了遭到忽略的决断和干预所带来的危险”。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多，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逐渐弱化，社会焦虑意识日益增强。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论丛一书中通过实证调查得出结论，“不可否认，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一种紧张的社会心理状态亦即社会焦虑现象。这种焦虑现象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群体和所有地区，从中国历史看，凡是在和平的时期，这种状况几乎不曾有过”。（二）主体性思想膨胀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主要原则。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需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同时强调主体性原则的关键在于反思哲学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因此当主体性反思能力过多地用于维护或追逐自我利益的时候，就会激发主体性的消极面。在现代性社会中，主体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僭越了合理的边界，膨胀为“主体主义”。美国哲学家卡洪（）在分析现代性的困境时指出：“所有公众的社会生活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外在的事物，缺乏内在的价值，意识与价值之存在于个体的个人愿望、意向和筹划之中”。（三）怀疑精神普遍化现代性具有内在反身性，具体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收到的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性修正之敏感性”。这种反身性使人们的选择更侧重于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原则”。因此，怀疑成为了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特征，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意识中，从而使得“批评成为了现实，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对这种不满的表达，都是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生活事务的不可回避的、义不容辞的一 部分”。在怀疑原则面前，习俗、惯例与权威不可避免地遭遇“祛魅化”，“甚至最为可靠的权威也将遭到质疑”。专家被戏谑成了“砖家”、教授被调侃成了“叫兽”、导师成为了“老板”等社会现象都是怀疑的时代产物。（四）社会关系陌生化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本土化的“熟人社会”里，信奉共同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社会关系简单，彼此又比较熟悉，因此很容易获得信任。正像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熟人社会”逐渐蜕变为“扮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人们面对的是“作为整体的陌生人”。思想的多元化、价值观的世俗化、社会场域的“脱域化”以及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等现代性因素，使现代人际关系慢慢趋向“陌生化”，信任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形象地写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个忧心忡忡的父母曾经给予他们不幸的孩子的警告，现在已经变成了成年人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戒律”。（五）生活选择多样化选择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构成。在传统社会中，落后的经济、固定的区域、熟悉的关系、单一的文化，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基本上都是惯例的重复性实践，没有太多的选择性，而现代性却为个体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但“随着机会的过量，毁灭、碎化和错位的威胁也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向往与选择也就更富有个性化、现实化甚至挑剔化。社会情境的现代性嬗变，把信任推入风险社会之中。因此现代性是研究信任问题的总体性维度，信任问题与现代性存在本质上的关联。什托姆普卡指出，信任问题的突出与“现代性发展阶段的挑战及其两难境地”相关。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信任链条比较脆弱已是不争的现实。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问题必然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因为现代性的“液化的力量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三、积极信任：辅导员对学生信任水平的重塑随着现代性及风险社会的来临，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不再是“给定的”或“不假思索的”，他们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在工作实践中已经体验到学生的信任状态时常处在伦理与理性的“十字路口”。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学生信任的水平虽与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相关，也与学生个体的认知及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密不可分，但关键还是取决于辅导员自身的职业素养能否满足学生成长的现实需要。因此，面对信任情境的变迁，作为学生信任建构的主要方面，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应变”“改变”，积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的信任。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一）前提：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在现代人际交往中，信任已成为稀缺的资源，熟人之间即便是亲朋好友也难以信任，“杀熟”现象已经屡见不鲜。然而正因为其稀缺，所以才更珍贵。被信任是社会个体内在的本体性安全需要与最希冀的情感慰藉。辅导员希望获取学生的信任，而学生同样渴求得到辅导员的信任。辅导员欲获得学生信任，首先要主动给予他们信任。因为信任自身是真诚的积极表达，是教育的起点，其中蕴含着齐美尔所说的“超验”因素。给予学生信任不仅能拉近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也能向学生传导本体意义上的安全感和确定感，更能唤醒学生的开放、乐观、放松的积极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可蜕变为对辅导员更多的信任。正像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所强调的，“对他人的信任建构在回应与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之上：相信他人的诚实是自我诚实和可靠感的一种最初来源”。（二）基础：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被关爱是人类永恒的安全需求，密切关系是信任产生的沃土。然而现代性热衷于工具与技术的现代化，忽略了关爱与密切关系对社会存在的价值，所以它在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交往理性”缺失的“陌生人世界”。现代性的这种后果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已经初现端倪：一方面，学生工作的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其制度越来越完善，内容越来越精细化，程序越来越规范化，工作手段越来越信息化；但另一方面，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疏远或异化的趋势。实践表明，学生工作在追求制度化、规范化与精细化的同时，显著地增强了辅导员工作的事务性与复杂性，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辅导员没有充分的时间与学生进行精神世界的交流，很难给予学生关爱的情感体验。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发现，的辅导员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大都被事务性工作占用，工作方式的信息化逐渐使很多常规性的学生工作从“面对面”的线下转向“见不着面”的线上进行，这种转变在带来某些便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消蚀了辅导员与学生之间传统的、天然的交往机会。关爱时空的压缩，势必影响关爱的供给，从而影响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存续。事实上，关爱学生是辅导员职业道德与实践的本真，这个本真不会因为现代性而消解或弱化，学生对辅导员的关爱的期待也不会消减，不仅如此，反而会更加强烈。因为在现代社会，爱与密切关系已经成为“不可获得之物”，“个体对情感上满意和安全的需求远远超越传统社会”。故而，在现代性条件下，辅导员须把关爱学生视为核心的价值遵循，用立体式的关爱编织与学生的密切关系：一要把关爱融入学生的现实生活。要学会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自我，挤出充裕的时间深入学生、倾听学生，经常到宿舍、课堂、食堂、图书馆等学生生活学习的物理空间中，与学生进行一对一、零距离、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思想动态、价值趋向与生活文化，积极倾听学生的心声，同学生讲真话、交真心、诉真情，做学生的知心人，要从细微处呵护学生、关照学生，真切体悟学生的得失、冷暖、喜悲，及时给予学生赞许、鼓励、关怀或疏导，做学生的引路人。二要把关爱融入学生的网络生活。网络生活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与社会交往的延伸，现已成为学生生活的新形态与辅导员工作的新阵地，因此也应是师生交往的新场域，只有习惯并善用网络与学生交往，通过网络传递关怀、传导价值，才能让关爱更具有时代性、更富有穿透力，才能实现师生密切关系“再嵌入”。三要把关爱融入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学生管理是维护校园稳定与加强纪律教育的客观需要，但要把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制度刚性与管理弹性融合起来，让教育管理既能满足秩序的需要，又能流淌着包容、关爱等人文精神，对于违规的学生要把握好依规、讲理与酌情三个维度，做到“教惩结合”“宽严相济”，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三）关键：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信任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它是“满足信任者未来的期望”。美国社会学家巴伯（）把信任主体的期望分为三类，即对某种秩序的一般化期望、对客体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的期望、对客体扮演特定角色的能力的期望，其中后两层期望与风险计算的结果即信任密切相连，且“信用义务的价值高于有技术能力行为的价值”。由此可见，仅靠信任与关爱的给予并不足以博取学生的充分信任，因为它们仅能满足学生对辅导员职业道德的期望。要赢取学生的信任，尚须满足学生对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期望，简言之，就是要用硬本领为学生创造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竞争的残酷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但学生对生活的美好需求却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增多。不确定的现实与美好需求之间的矛盾构成并加剧了他们的“本体性安全焦虑”，如价值焦虑、交往焦虑、学业焦虑与就业焦虑等，尤其是学业与就业是学生最大的焦虑，也是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能否破解这些焦虑，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掌握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因此辅导员应在立德树人的大视野里，以成就学生的未来为职业追求，聚焦思想引领、学风建设、技能训练、创新创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方面，完成自身职业技能的查漏补缺、迭代升级，并通过求真务实的作风使之转化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就业能力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在于做人的工作，中心环节在于立德树人，核心在于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只有切实培养了学生的能力，才能为学生带来实际的获得感，才能让学生体验到辅导员对他们人生发展的价值，这种体验或经验的惯性及传递将促成并增强他们对辅导员的认同与信任。（四）支撑：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现代性的反身性特质、主体性原则与怀疑主义精神，决定了保持工作的开放性是辅导员赢取学生信任的必然要求。在现实中，辅导员掌握着诸多教育管理与服务的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这些资源的分配权或分配建议权，其职权的运作及所掌握资源的分配不仅关乎学生的本体性利益，也攸关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是学生关注的焦点与疑虑的重点。封闭只会为学生的偏见、误解与猜忌的滋生及传播提供土壤，而开放则能为学生制造确定、可预测以及信任的信心。它不仅能传导出辅导员自身对工作的确定性，还能满足学生主体参与的需求，更能通过信息的充分传递使辅导员的工作行为与动机等趋向透明化。吉登斯强调，“对于一个行动持续可见而且思维过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不存在对他或它是否信任的问题”。由此可见，保持工作的开放性是辅导员破解学生疑虑之纱、打通学生信任的必要支撑。首先，思想要开放。学生工作本身就是学生主体参与的过程，开放是学生工作应有的常态，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心理负担，而应该视为查找问题的“棱镜”、提升自我的阶梯。怀疑与信任是客观存在的对立统一，且怀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信任，故而要能允许并坦然地面对学生的质疑，并把它视为更高层次信任的生长点，而不能习惯性地对它进行“恶的假设”，把它当成思想包袱。对待学生的质疑，要学会“推己及人”，用理性平和的心态及时回应、耐心疏导，而不要刻意回避、训导。其次，机制要开放。辅导员工作机制自身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尚存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开放的面比较单一，主要是对学生骨干队伍，没有真正地接“地气”；二是开放的主题不够，主要囿于活动的组织或简单事务的处理，而攸关学生利益的事务透明度不高，无法向学生传导制度的安全性及辅导员行为的规范性。因此，要以学生为中心，鼓励支持更大层面的学生参与更大范围的事务管理，针对涉及学生利益的重要事项，构建由辅导员主导、多元化学生代表参与的沟通讨论与决策机制，让学生在民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直观体验中感受到制度的公正性，使其坚信辅导员能遵循制度行事。最后，信息要开放。随着网络及自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越来越碎片化、娱乐化、驳杂化，相关信息的缺失或传导不力很容易造成学生疑虑甚至谣言的传播。因此，须筑牢常规性信息发布的主阵地，确保主阵地的公信力与向心力，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建立“辅导员学生”直通式信息平台，既能保证辅导员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和全覆盖性，又能便于学生与辅导员之间的直接互动，更能避免多层级传递带来的失真效应。参考文献：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春国，白仲琪，等大学生对辅导员信任影响因素探究思想教育研究，（）：张晓林论辅导员的信任储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尼克拉斯卢蔓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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