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关街上的红色印记：两处秘密联络点_晓虎_.pdf

24封面策划东关街上的红色印记：两处秘密联络点图丨王华 张柏柱文丨晓虎 甲由 祝符益记笔店始创于 1919 年，第一任店主名叫牛少南。牛少南有一位湖南长沙的亲戚，是做文房四宝生意的，生意比较红火，于是牛少南就在大连开了一家分店，店名也叫“益记南纸店”。母店在湖南，自己名字中又有一个南字，就算是开在北方大连的文房四宝店，叫南纸店也非常有道理。但正是“南纸店”这三个字在当时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大连的纸业已经进入到日式机器制造阶段，可那些来自山东的大连新移民普遍乡俗浓厚，又特别想念家乡和故去的亲人，所以每到逢年过节他们就要到墓地或十字路口去为亲人烧纸祭拜，买纸的一个很大用途也是祭祀祖先。他们很不习惯当时大连市场流行的机造用纸，一听说有一家益记南纸店，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南面自己山东家乡的那种祭祀用纸，于是纷纷前来采购。店主牛少南每每都要跟顾客解释，但还是经常有人来问，搞得他心里很忌讳也很苦恼。侄子牛蕴山（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给他出了个主意；店里卖的是笔墨纸砚，既然大家都冲南纸而来，如果把店名中的南纸去掉改成笔店，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牛少南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就将店改名为益记笔店。据滨城风雷一书的记载，更名后的益记笔店 1926 年春开始营业。益记笔店位于西岗菜市场南门斜对面，坐西向东开门。左邻是一家钱庄和万和肉店，右邻是一家洋铁铺，对门是估衣（出售旧衣）铺、永康大药房，处在比较繁华的商业大街（今大龙街）上。为了避免以前的误会，他们又在店门正上方挂上一支特大毛笔作为标记，说明此店是以毛笔为主的店铺，从此再也没有人来买烧纸了。人和堂中药店位于如今西岗区新开路东风巷3号，离益记笔店也就一百米。西岗子戏院（旧址位于今西岗 PE 万达大厦）在它的东边，周边商铺林立，很是繁华，也便于隐蔽。人和堂中药店的持有人是牛少南的侄子牛蕴山，本名牛嗣玉（还有牛汉臣等化名）。他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一个乡医家庭。曾在药店做学徒工并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在其影响下，牛嗣玉走上革命道路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牛嗣玉被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派到大连开展地下工作，他在大连的落脚地就是叔叔牛少南益记笔店附近的人和堂中药店。人和堂中药店是一座二层小楼，门脸上面横悬一块“人和堂”匾额，门边挂一条“医师牛蕴山”的招牌。人和堂中药店的一楼是诊室和柜台，牛嗣玉平时的身份就是这里的医师，在这里坐堂、诊脉、问病、卖药，暗中则指挥联络站的工作。人和堂中药店二楼是寝室，也是时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和大连伍日本侵占大连时期，中国人居住区主要集中在“小岗子”（泛指今西岗区东关街、北京街、大同街一带），是大连市区最老的历史街区之一。可就在这不大的街区内，却有两处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秘密联络点，它们都集中在东关街上：一处是益记笔店，另一处是人和堂中药店。人和堂中药店秘密联络站益记笔店的由来25WINDOW OF THE NORTHEAST东北之窗 丨2023丨02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副委员长唐宏经组织秘密聚会的地方。中共大连地委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开设联络站，主要是看中东关街一带市场、商铺、戏院、医院、药房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到这里汇聚、光顾的人员多且复杂，开展地下联络工作比较隐蔽。而且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的住所也在东关街铁路桥洞西北侧原大华窑业株式会社（大连电瓷厂前身）旁边，便于杨志云和交通站之间互相联系。前来开会、联络的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和联络员以士工农商各种身份的衣着打扮前来就医看病，暗中传递情报。他们通过对情报的讨论、分析和研判，制定和调整反帝爱国斗争的策略，并将党的方针、政策及对各项工作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及时指导反帝斗争和各支部的活动。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成为中共大连地委的办公地，大连福纺纱厂大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对策，指导罢工。福纺纱厂的工人罢工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罢工的艰难时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先后派张炽、邓鹤皋、尹才一、张式沅（安娥）来连加强地委工作，改组中共大连地委领导班子，由邓鹤皋担任地委书记，杨志云改任组织部长。邓鹤皋当时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平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中共北平西城区支部书记，直接接受李大钊的领导。他和妻子张式沅以美专学生身份来到大连后，虽然住在较远的黑石礁王大娘家，但却经常到“人和堂中药店”这个联络站传达李大钊的指示，指挥福纺纱厂大罢工。邓鹤皋等人积极贯彻北方区委罢工斗争要“适可而止”的策略方针，多次深入纱厂，同基层骨干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经过分化与反分化、招工与反招工、镇压与反镇压的激烈斗争，持续了101天的福纺工人大罢工给日本资本家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日方终于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并撤换了工厂主管。福纺纱厂大罢工胜利后，日本人加大了对大连地区共产党的监控，中共大连地委发现有人对人和堂中药店来往联络员进行跟踪、盯梢。1927 年初，为了保障安全，中共大连地委决定取消这个联络点。于是按照党组织决定牛嗣玉以牛少南侄子的名义在距离人和堂中药店不到百米的益记笔店里重建了地下联络点。益记笔店改为新联络点26封面策划党员。在日本人的法庭上，邓鹤皋公开宣讲共产主义，把日本法官驳得哑口无言。“日本关东地方法院”对邓鹤皋判处监禁 10 年的重刑。在监狱里，他被关在一个单人监号里，不准与外界接触，但他始终不忘为党为人民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在狱中宣传革命思想。据邹立孟回忆，由于被捕的同志们没有供出益记笔店，益记笔店没有暴露，这期间党组织仍在利用它进行开会、个别接头、写文件、藏身，还接待和掩护了途经大连去北京的蔡和森，为之后党组织的迅速恢复保存了力量。“邓鹤皋被捕后，由韩萍（现名纪锦章）同志当时担任交通联络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邹立孟对改作联络点的益记笔店的回忆较为全面。1927 年初，18 岁的邹立孟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牛汉臣（牛嗣玉），由于牛汉臣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使他的觉悟逐渐提高。“1927 年 3 月中旬，牛嗣玉介绍我去益记笔店当店员，表面工作是卖笔，其实是做联络、放哨等工作。从那时起，益记笔店就成为我们党地下组织的联络站了。”邹立孟回忆，当时益记笔店的招牌是在一块白布上用大抓笔蘸墨水写横批“湖南分所”，竖写“益记笔店”。早晨用竹竿子挑出去，晚上收回来。由于笔店志不在赚钱，店里很多货品都是他从夹着小包卖笔的小贩那里买的。店内后屋的吊铺，是好多中共地下党员们开会、休息的地方。与中药店每天人来人往不同，笔店比较冷清，登门的顾客稀少，也为接头、开会等地下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联络点转移到笔店后，地下党同志经常来这里接头和开碰头会。在邹立孟的回忆中，呈现出的是不亚于电影、电视剧中云谲波诡的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情景。当时大连地委的同志常在笔店接头，邹立孟有着深刻的印象。“邓鹤皋同志，他是大连地委书记，30 来岁，南方人，中等个儿，圆脸，说话时笑滋滋的，很易接近的一位好领导。”还有牛汉臣（牛嗣玉）、王少坡、李继渊、曲文秀、张任光、杜继曾、李捻年等人都曾来此接头或开会。“他们大都以买笔为由来这里，两三个人走进里屋，用很短的时间开个碰头会，交换和汇报情况。有时也到外屋拦柜里面坐一坐，给我讲讲革命道理。”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一次大破坏。起初是丁子明（丁文礼）被捕后，出卖了邓鹤皋。在此期间，大连的党团组织中先后有四五十人被捕，市委和基层党组织都被破坏了，工学会、印刷工会、增智学校也都被查封了。敌人在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狂妄叫嚣：“旅大共产党已被一网打尽了。”可是党领导的旅大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斗争没有因为敌人的残暴镇压而停止。邓鹤皋被捕后，敌人连续三天三夜对他施行严刑逼供，使用了吊打、灌凉水、抽皮鞭、坐老虎凳等残酷刑罚。邓鹤皋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情况。9 月 19日，日本殖民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开庭审理邓鹤皋等 17 名共产27WINDOW OF THE NORTHEAST东北之窗 丨2023丨02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经常在益记笔店开会、研究工作，派在连无法工作的同志去外地，或经哈尔滨去海参崴学习。益记笔店仍然是党的联络中心，并保存着党的刊物、文件等。我们当时还利用青年会举办的夜校、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在日本殖民当局的严酷统治时期，益记笔店秘密联络点能够存在一段时间，与地下党员的机智勇敢和中国共产党大连地方组织的正确决定是分不开的。邹立孟回忆，有一天地下党员李捻年来到店里，邹李二人正在店内谈话时，突然有一高一矮两个人进店说要买笔。李捻年突然站起身来说：“钱，我明天送来。”随后就转身走出笔店（这是暗示来的是敌人）。待那两人走后，李捻年又走进店中告诉邹立孟：“两人中有一人是关东州四大特务之一。据我看，敌人是发现了这个联络点了。现在不逮捕我们，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两天后，邹立孟接到牛嗣玉从沈阳来的信，打开一看发现信已被人拆封过，这就更证明敌人已经掌握了这个联络点。1927 年 11 月，杜继曾来大连接任大连地委书记工作。他发现笔店已被殖民当局的特务注意了，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将益记笔店关闭并将联络站转移到西岗后三道街（原西岗区公安局旧址对面的大龙街 152 号）。益记笔店联络站表面上取消了，没有招牌了，白天晚上都关着门，但实际上联络站仍然存在，只是换了地点。1928 年，益记笔店在搬迁后更加隐蔽。这期间，一次会议的召开为笔店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7 年大连南关岭火车站的装卸工人暴动和1928 年大连油篓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大连党组织的高度重视。1928 年 1月 20 日，中共大连党组织在益记笔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关东县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当时的大连是中国重要工业区之一，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产生的十余万产业工人，除受中国一般工人所受压迫痛苦之外，特别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情制裁，民众中蓄积着极大的反日思想。因此，当时党的最大任务就是在反日号召之下发动工人农民的斗争。党在已有线索的码头、油坊、窑业、印刷业中应加紧工作，扩大组织。暂时尚无线索的，如铁路、纱厂、电厂、电灯、自来水等，速派同志找头绪。决议案还对农民问题提出“反对日本强占山林、渔场、牧场并没收其已占者”“反对日本对农民的一切苛捐杂税”“反对日本警察及会长压榨农民”“农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农工兵联合起来”“农民代表会议万岁”等11个宣传口号。同时也对农民运动提出“小学教师在乡间农民中是最有作用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小学教师运动，以启发农民运动。使农民的行动与工人的行动互相影响而且要行动一致”等8项任务。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大连，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党的各项任务，对大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党的组织工作、党的自身建设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工人、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点燃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此次会议引起省临委高度重视，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大连工人斗争如何进一步开展，并做出了具体指导。会后，省临委连续向大连派遣得力领导人，及时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1928 年，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大连码头、窑业、盐业、建筑、海运、交通、印刷等行业工人不同规模的斗争。1928年3月，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已经开始注意益记笔店，该地下联络点正式停止使用，光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邓鹤皋同志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