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_庸众”思维模式下的爱情悲剧——重读《伤逝》_徐燕来.pdf

50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 2023年第9期“超人/庸众”思维模式下的爱情悲剧重读 伤逝徐燕来湖北工程学院，湖北孝感432000摘 要：伤逝 中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鲁迅先生个性主义启蒙思想的认知特征。在“超人/庸众”启蒙框架中，遵循爱情逻辑的子君，当她从“庸众”成长为“战士”时，她得到了爱情。当她从“战士”蜕变为“庸众”时，她的爱情便因偏离启蒙而成了悲剧。信奉启蒙逻辑的涓生，当他拒绝蜕变为“庸众”而选择放弃子君时，他不仅失去了爱情，也因失去“众数”的支持而陷入孤独，成为“颓废超人”。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存在着如何处理“超人”与“庸众”的关系和如何看待“庸众”诉求的认知盲区，所以 伤逝 中的爱情，才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成了一个悲剧。关键词：伤逝 爱情悲剧个性主义伤逝 是鲁迅先生于1925年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小说。小说形式特别，意蕴深厚，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学者们几乎穷尽了各种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今日重读，主要是立足于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来分析子君和涓生的爱情为何是悲剧。在写于1907 年的 文化偏至论 中，鲁迅先生关于个性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强化的是“超人”精神，即不屈的战斗精神和独立自强的意志力。“任个人而排众数”则包含着一个“超人/庸众”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强化了“超人”“先觉善斗之士”“精神战士”在启蒙中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大多数人的“众数”，则成了“庸众”，属于启蒙的对象。基于这种思维模式，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启蒙主张，即“超人”对“庸众”的唤醒；二是战斗精神，即被唤醒的“庸众”应该成长为敢于反抗的“战士”，自觉地为探索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而奋斗。一、从“战士”到“庸众”：子君的爱情之“逝”作为被启蒙新风吹醒的“战士”，子君从传统旧家庭中出走，大胆地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喊出了充满战斗精神的爱情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战士”不是天生的，是“五四”精神孕育的。子君和涓生交往时，涓生和她“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既是谈恋爱，也是思想启蒙。正是在涓生的启蒙下，在爱情的助推下，子君才喊出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也是最具时代精神的口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意味着，作为被启蒙者，她抛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开始向“战士”的道路上前进。可贵的是，子君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是采取了行动。她和她的家人“闹开了”，并勇敢地走出了“家门”；她卖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顶着世俗轻蔑的目光，无所畏惧地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五四”时期，敢于这样做的青年，都是时代的英雄。所以子君的行为得到了以涓生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涓生大胆地和子君在一起，并不惜和几个或胆小，或嫉妒他的朋友绝了交。正是因为有时代精神作为行为支撑，有涓生的热情回应，子君才能很坦然地面对“老东西”“小东西”和路人的讥笑、猥亵以及轻蔑的眼光，收获美好的爱情。在启蒙语境中，敢于追求爱情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反抗旧秩序的战士，时代赋予的荣耀和光环足以让他们有勇气对抗世俗，并对他人的讥笑和异样的目光报以不在乎的态度。如果说，觉醒前的子君是“庸众”，那么觉醒后的子君就应该始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然而，在这一点上，子君显然做得不够。尤其是在得到爱情之后，她不是继续战斗，而是从“战士”蜕变为“庸众”。在小说中，子君重新变回“庸众”，其主要表现是开启了日常生活模式。得到爱情后的子君，人也“活泼起来”“胖了起来”，开始快乐地为生活而“忙”：忙于和小官太太暗斗；忙于做菜；忙着饲养小狗阿随和油鸡忙得“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不仅自己开始为生活而“忙碌”，还将涓生带入了为“生计”而“活”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涓博 士 之 声51名作欣赏/博士之声生开始有了失落感：“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涓生强烈的失落感，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他感觉到有一种从启蒙“战士”向“庸众”下沉的危机。这对于涓生而言，是不允许的。在“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历史时期，鲁迅先生和同时代的先贤们，主张将个人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为寻求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而奋斗。很明显，子君对于个性主义启蒙思想的理解似乎并没有达到这一高度，只是止于反抗旧秩序和追求爱情自由的层面。她之所以敢和她的家人闹翻，敢于坦然面对来自“老东西”“小东西”等旧秩序的压力，其勇气不仅来源于启蒙精神的鼓舞，而是因为有爱情作为支撑，有涓生的积极回应。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描写到，子君总在独自回味涓生向她求爱的情景：“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说到底，她不过是一个追求罗曼蒂克爱情的女孩，爱情才是她的精神支撑，也是她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因此，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自然而然地疏远了启蒙，逐渐成了“庸众”中的一员。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主张将个人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解放的个人应该拒绝成为“庸众”，要主动成长为“战士”，其最终的指向“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对那些先觉者和战士，鲁迅先生最看重的是他们为改造国民性和寻找“新路”的战斗精神。比如，他对刘半农的评价：“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 浅 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先觉者或觉醒的个人，一旦退出战斗，在鲁迅先生看来，那便于中国无益，也是他所不主张的。很显然，子君的路偏离了启蒙的轨道。于是，涓生强烈地感受到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如何更新？怎样创造？说到底就是要回到启蒙的轨道上来，回到寻找“新路”的轨道上来。遗憾的是，子君是不理解什么是“新路”的，所以涓生才有这样的困惑：“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子君和涓生之间的隔膜，症结在于子君对于“新路”的茫然和不理解。因此，子君是落后的，是不思进取的和浅薄的，她成了“庸众”。当子君是觉醒的新人时，涓生是爱她的；当子君退出战斗回归家庭，重新成为“庸众”后，涓生便不爱她了，因为那于中国无益。也正是这个原因，涓生最后决定放弃爱情，纠正偏离的人生轨道。对此，子君浑然不知，也不理解，只能默默承受爱情的悲剧结局。二、“颓废超人”的选择：涓生的爱情之“伤”读 伤逝，读者们多少会觉得涓生有些自私、虚伪，有负子君。但对于涓生，澳大利亚学者张钊贻则将他解读为一个“颓废”的“超人”。如果在“超人/庸众”的框架中来理解子君与涓生的关系，那么涓生自然属于“超人”一维，而子君则属于“庸众”之维。对于涓生来说，爱情是启蒙的一部分，离开启蒙，爱情的面目就变得模糊了。这就注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轨道，一是爱情，一是启蒙。当爱情的轨道与启蒙的轨道相重合时，爱情就是圆满的；当爱情的轨道偏离启蒙的轨道时，爱情悲剧就会上演。小说开头便写了涓生独自一人在破屋里，感受到一种“被遗忘”的“寂静和空虚”。伤逝 写于“五四”落潮之后，作为启蒙者，“被遗忘”的“寂静和空虚”是启蒙落潮后的时代情绪。扫除“寂静和空虚”的最好办法，是重新找回启蒙者的价值与自信，继续战斗。因此，涓生急切地等待子君的到来，因为他爱子君，并仗着她逃出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不能说涓生完全不爱子君，但在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中，混合着来自启蒙成功的成就感。涓生爱子君，更是爱自己启蒙成功的对象。他爱的子君是这样的：“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这是一个敢于和旧秩序勇敢决裂的“战士”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战士”还是自己启蒙成功的。因此，子君越勇敢，涓生越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作为启蒙者的胜利。当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心中一阵“狂喜”。他的“狂喜”不是基于子君敢于冲破旧道德的束缚爱上他的爱情逻辑，而是发现“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他的喜悦来于自己启蒙的成功，而对于真实的子君，涓生是不喜欢的。他不喜欢子君的“忙”，不喜欢子君养的油鸡和阿随。于是埋怨子君52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 2023年第9期只顾操持家务而没时间看书散步，还吃掉了她养的油鸡，丢掉了她喜欢的阿随。因为爱情与启蒙交织在一起，所以涓生对子君的爱是不纯粹的。他将子君作为启蒙对象，成功地让她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可他不明白，子君成为“战士”不完全是因为个性主义思想启蒙，而是爱情的力量。于是，当揭开启蒙的面纱，面对真实的子君时，不过三个星期，涓生便“读遍了她”。他发现，子君不爱花，爱动物；子君不爱读书，沉溺于家务当他再度审视子君时，才回忆起她并未完全摆脱“旧思想”的影响。对此，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子君不过是不好意思看半裸男人像罢了，为什么就说她没有脱离“旧思想”呢？表面上看，子君的旧思想是对传统爱情婚姻观的认同，更是她将操持小家庭的生活作为她人生的全部意义。事实上，子君的“旧思想”还有更深的意味，那就是子君的旧思想是通向个人幸福的，并没有直接通向寻找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在“五四”时期，启蒙的初衷不是让解放的个人去追求纯粹的个人幸福，而应该是为寻找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战斗。如果沉溺于个人小家庭的幸福，那么在启蒙逻辑上则“新”不了，是“旧”。这就很清楚了，涓生不爱子君，也不完全是迫于生计，而是在“超人/庸众”框架中，子君便重新成为“庸众”。子君回归家庭成为“庸众”，这是涓生启蒙事业的失败，其直接后果是：一方面，涓生囿于经济压力，无法凭一己之力再次解放子君；另一方面，只要和子君在一起，自己随时会有“堕落”为“庸众”的危险。这种人生处境，让涓生不得不颓废。面对人生的两难处境，涓生应当如何做出选择，涓生鼓起勇气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在爱情的立场，尤其是那句“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涓生虚伪的托词。作为爱人，涓生是在推卸责任。但在“五四”启蒙语境下，涓生的“托词”是“有效”的。作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涓生的选择，或者说他的行为依据当然是与“五四”有关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潮。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就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大力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鲁迅极力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以当时影响较大的易卜生的个性主义为例，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有这样一种观念：“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因此，个人如果想真正有益于社会，那么“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而不是跟着堕落不肯自救，因为救出自己便意味着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支持“新青年”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而保存个人的实力。因此，对于涓生来说，当他的人生小船偏离航向要沉时；当他认为子君“捶着自己的衣角”，致使他难以摆脱眼前的困境去寻求新生路时；当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时，最终，他选择了“启蒙”，选择了“易卜生的个性主义”尽管他料到子君会因此陷入绝境，但还是在船要沉没之前“救出自己”，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个性主义启蒙信念的坚守与践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澳大利亚学者张钊贻认为，涓生“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的 利己主义，而是一个 精神界之战士 的 利己主义，他的 利己 是为了与社会抗争”，因此，伤逝 不是一个传统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爱情小说，涓生也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的形象，而是“五四”时期实践“个性主义”的新青年，是勇敢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涓生为了自救而放弃子君的行为，鲁迅先生没有在道德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三、“忏悔”与“失语”：爱情悲剧诊断小说 伤逝 的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用“手记”的形式来讲述爱情悲剧，使得 伤逝 中只有涓生一个人的声音，是涓生在讲述、诉说与辩解，而子君是失语的。小说中，子君的失语与涓生的诉说形成一种叙事张力，呈现出鲁迅个性主义启蒙思想的某种症状：一方面是反复强调个性主义启蒙逻辑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爱情逻辑合理性的复杂心态。小说开篇便写了涓生的忏悔，他说：“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小说结尾又说：“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53名作欣赏/博士之声君送葬。”为了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忘掉子君，忘掉悲伤。很明显，这样安排是想“通过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来讨论反抗传统出路何在的问题，为了鼓舞从蒙昧中觉醒的前驱者”。同时，这种结构上的安排，也表达了涓生（也是鲁迅先生）对子君及其爱情的某种纠结。涓生反复诉说的，并非作为反封建利器的个性主义的合理性，而是作为个性主义走向何方的迷惘与坚守。毕竟，“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其重要特征是坚决反对封建的“群体本位主义”，但并不直接走向纯粹的“个人本位主义”。如果对“五四”个性主义启蒙精神的源头进行追溯就会发现，“五四”时代被称为觉醒的时代，“五四 是中国真正挣脱传统中华帝国的牵绊，循辛亥路径正式将中国落定在现代国家框架中的一次社会政治变局；同时是挣脱现代帝国体系控驭，循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路径建构现代中国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是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抨击而完成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经过痛苦反思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的革新不足以救中国，必须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知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也就是说，“五四”先贤们期待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国家结构转型的现实问题。当时，先贤们普遍认同，通过个性主义思想启蒙，将青年们从封建群体本位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独立的“新青年”，承担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再次回过头来看子君和她的爱情追求。一方面，子君仅仅只追求爱情，忽视探索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追求爱情不仅是子君的权利，也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最主要表达方式。所以，忘记子君及其爱情，涓生需要忏悔；可又必须通过忘记子君及其爱情，才能将个人解放出来为探索新路而努力，涓生需要选择。小说描写涓生的反复诉说，表达他情感上的纠结徘徊，其最终目的，还是站在民族国家发展的立场，主张“新青年”们要从探索民族国家发展新路的立场出发，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在小说 伤逝 中，子君的声音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有两句。除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之外，再就是“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其中，第一句是时代的声音，子君因此获得爱情。第二句是个人的声音，子君因此变成了“庸众”，失去了爱情和生命。子君的声音，尤其是那句“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显得是如此无力和怯弱，以至于涓生都觉得“浮浮的”，没有根基。这并不是说子君不独立，或者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说话的底气，而是旨在强调启蒙的声音对于个人声音的压倒。而且子君的声音尤其珍贵，他表达了鲁迅对个体生命合理需求的真诚认同，同时也表达了鲁迅先生对于“庸众”的复杂心态。在启蒙语境中，当个人从传统旧秩序中解放出来后，就应该以自由之身参与到寻找“新路”的战斗之中。对于子君回归小家庭的爱情追求，自然是不支持的。同时，也只有不支持子君的人生选择，涓生才能从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再次投入启蒙事业之中。尽管前路并不明朗“似灰色长蛇”，但涓生的选择是不错的。因此，子君必须失语。如果子君开口说话，她肯定会产生疑问，个性解放不就是为了追求生活幸福吗？她还会诉说生活的艰辛，个人情感与生命的尊严也就是说，如果子君开口，有关个性爱情追求的部分合理性将会被突显出来，成为那个时代不能解决，也无法解决的时代症状个性解放思想与救亡图存的冲突。因此，小说 伤逝 通过涓生的反复诉说和子君的失语，默认了爱情悲剧的合理性，埋葬了爱情。诚如涓生最后所说：“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为了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解放的个人必须为寻找“新路”而奋斗，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但也是民族国家从发展到复兴的必经的路。在小说 伤逝 中，涓生的忏悔与子君的失语形成一种叙事张力，折射出鲁迅先生的困惑和坚守。对于鲁迅先生而言，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是由“超人”对“庸众”的启蒙而完成的。在“超人/庸众”的框架中，对于“庸众”，鲁迅先生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哀其不幸，对于“庸众”的不幸，比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子君等，鲁迅先生充满关怀、理解与同情；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从而忽视“庸众”也是重要的斗争力量。没有“庸众”的支持，在面对黑暗社会的斗争中，“战士”们就会有沉重的受挫感和孤独感。比如，他笔下的那一批具有“超人”素养的“真的猛士”如“狂人”“疯子”“枣树”以及魏连殳等，没有一个不是受挫的和孤独的。四、结语对于 伤逝 爱情悲剧的成因，学界有关于经济、54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 2023年第9期作 者：徐燕来，文学博士，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编 辑：曹晓花 E-mail：启蒙、婚恋、女权、个性解放、知识分子缺陷等多种研究。如果联系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也可以认为，小说 伤逝 中的爱情悲剧与鲁迅先生个性主义思想的盲区息息相关。涓生的爱情之“伤”关乎如何处理“超人”与“庸众”关系的盲区。为了寻找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在“超人/庸众”的关系中，鲁迅先生过分看重“超人”的作用。同时，也正是因为对“庸众”力量的不信任，使得“超人”举步维艰。在伤逝 中，涓生的选择固然是合理的，但在面对黑暗社会的斗争中，涓生也因失去子君的支持而成了孤独者，因屡屡受挫而成了“颓废”的超人。子君的爱情之“逝”关乎对“庸众”的认知盲区。在“超人/庸众”的思维框架中，鲁迅先生对“庸众”的认知是模糊的。“五四运动中的启蒙者的一大功绩是把个人从群体关系中分离出来”，当“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之后，子君可以选择成为“战士”继续战斗，也有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利。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小说 伤逝 中，子君虽然属于“庸众”之维，但对于子君的爱情悲剧，鲁迅先生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基于对个体生命的强烈的情感关怀，鲁迅先生并不认为子君的爱情追求完全不合理。所以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饶有意味细节阿随又回来了。甩不掉的阿随，其实是基于生存或生命的立场，承认了爱情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鲁迅先生又认同爱情追求的合理性必须为启蒙的合理性让路。因此，子君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个人追求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而 伤逝 中的爱情，则在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成了一个悲剧。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页。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 忆刘半农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澳 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胡适：易卜生主义 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第486页。王海晗：暧昧笔致、情理分殊及回心契机伤逝新解，东岳论丛 2021年第8期，第39页。任剑涛：挣脱帝国的牵绊：“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建国，江汉论坛 2019年第5期，第19页。刘再复、李泽厚：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华文文学 2010年第4期，第58页。参考文献：1张颖.“人”的再发现鲁迅小说 伤逝 重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8（3）.2郜元宝.鲁迅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王铁仙.鲁迅与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J.学术月刊，1993（7）.4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5李长之.鲁迅批判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6李新宇.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