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柯达来到中国：业余摄影、快照与流动的视觉性_郭秋孜.pdf

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26当柯达来到中国：业余摄影、快照与流动的视觉性文 郭秋孜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以 20 世纪初柯达相机进入中国市场为契机，探讨“快照”（snapshot）这一新兴摄影形式的即时性和流动性，以及权力机制是如何影响和操控快照的生产、流通和展示，并建构新的观看方式的。关键词业余摄影 快照 视觉性1889 年 3 月，申报刊登了上海中西大药房发布的一则题为“新式照相镜”的广告：“启者，今有照相镜，其法极易，虽未经学习者亦能影照。”这则简短的广告虽未提及相机的品牌名，但据其尺寸大小可推测，这架新式相机就是 1888 年诞生于美国罗切斯特的小型手持相机柯达（Kodak）。广告插图简略勾勒了身着西式长裙的女子手持相机，暗示着新式相机不同于以往笨重的玻璃板设备，而拥有小巧便携的设计；西式长裙除了表明它的“西洋”身份外，也突出了摄影师的女性身份。这是柯达早期广告中常见的营销策略：女性都能轻松使用的相机，操作上一定十分简便（图1）。相比之前笨重烦琐、曝光时间漫长的玻璃板照相器材，柯达相机的便携性和易操作性满足了摄影爱好者的需求，使摄影从一项神秘复杂的科学实践，转变为记录个人生活和表达主观情感的文化活动。同时，“快照”也和柯达相机一起被推向了大众摄影市场，成为业余摄影爱好者推崇的摄影形式。本文试图以 20 世纪初柯达相机进入中国市场为契机，探讨“快照”（snapshot）这一新兴摄影形式的即时性和流动性，以及权力机制是如何影响和操控快照的生产、流通和展示，并建构新的观看方式的。一、从即时摄影到快照在柯达公司早期的广告中，“快照”也被称为“即时相片”（instantaneous picture）。1888 年，第一台盒式柯达相机诞生，其中预装了足够100次曝光的纸质胶片，广告中这样描述：“柯达，100张即时相片，任何人可以操作对于业余者最新最好的选择价格25美元。”（图2）“即时”意味着快速、易操作更换胶片容易使用者在拍摄完 100 张照片后，可以寄回柯达公司冲印，之后会重新获得装好 100 张胶片的相机。但在柯达进入摄影市场之前，“即时摄影”（instantaneous photography）并非业余爱好者可以涉足的领域，它是用来记录物体运动（motion）的科学测量方式。1872 年，英国摄影师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通过十二台特殊装置设计的相机，成功拍摄了跑马的动态分解照片，捕捉了人眼无法看见的瞬间真实，用实证的方法拓宽了人眼的观察视域。“即时摄影”被认为是捕捉和测量物体连续运动瞬间的视觉方法，观众看到时间被凝固，分割成精确的切片。运动的物体变得和静止时一样清晰，这是当时认为的“即时”这一概念的科学含义。“即时”的定义正在被柯达的技术创新改写。1880 年前后，为了更精确地控制曝光时间，“快门”（shutter）诞生了。快门与即时摄影有着天然的联系，它计量和分割曝光时间，通过操作快门可以创造一连串“即时”的瞬 间。柯达公司将这一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你按下按钮，其余交给我们。”拍摄即时照片的方式从周密的科学实验，简化成按下按钮这样简易的动作。1889 年柯达又发明了用透明材料赛璐珞（celluloid）制作的可卷曲的胶片，它支持摄影师在白天的户外也可以随时更换胶片，省去了更换玻璃板的麻烦，使户外即时拍摄成为可能。随后推出的布朗尼相机更加便携小巧，价格也相对低廉。可随身携带的透明胶片、手持的拍摄设备和友好的技术支持，让即时摄影成为记录日常生活的媒介。柯达创造了一个即时性的摄影王国，从生产到消费，业余摄影师的需求不断被激发和满足，即时相片成为一种可以不断更新、持续消费的文化产品。在柯达相机被发明之后的三十年里，摄影成了中产阶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了“保存记忆”的重要性，相机不再仅仅用于记录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而是逐渐进入大众关注的领域，成为记录日常生活、旅行记忆和主观感受的媒介。通过对社交场合瞬间片段的快速捕捉，被拍摄的群体的日常生活的体验也获得了神圣化。同时，即时摄影也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快照（snapshot）。20 世纪初，“快照”逐渐取代“即时相 片”出现在柯达的广告宣传和印刷刊物上。它和柯达的名称一样简洁有力，让人联想起按下快门的声音。快照最早是狩猎（hunting）的术语，将摄影师拿着相机进行拍照的姿势和猎人狩猎关联起来，暗示着即时拍摄和狩猎一样，都是迅速地抓取眼前事物。摄影理论家维尔姆弗鲁瑟（Vilm Flusser）在描述摄影的姿势时论述道：“如果人们观察一个拥有相机的人的动作，他们仿佛是在等待。这是古老的跟踪行为，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冻原上的猎手。然而，摄影师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追寻他们的猎物，而是在文化产品的丛林中，他们的足迹可以在这人造森林中被追踪到。”同样，另一位摄影批评家苏珊 桑塔格也认为摄影意味着“占有被拍摄的事物”，并“将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种关系感觉像知识，因此它也像权力”。快照揭露了摄影具有掠夺性和入侵性。它作为一种即时记录的手段，加速了图像记录、表征和传播的速度。它的即时性和流动性打开了19世纪末都市中产阶层了解和掌握全球图景的渴望。小相机鼓励拍摄者灵活地移动，及时、迅速地捕捉生活中快速变换的景物，成为游移的“观察者”。正如乔纳森 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论证观察者主体位置的变化和现代观看方式的转变时提到，19世纪初期兴起了一种新的视觉再现和知觉模式，作为视觉和知觉主体的观察者跳脱了原先“暗箱”模式下固定的、封闭的观看方式，转而进入了流动的、变化的世界中，观察者的身体经验介入了视觉生产的过程，在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内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二、快照、殖民记忆与观看的权力柯达相机跟随着殖民远征、商队贸易和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27 人类学考察的脚步走向全球，业余摄影师同时也是殖民者、商人和科学家。他们用小相机见证和记录了暴力征服、海外见闻和日常生活。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欧美业余摄影师开始拍摄中国社会动荡时期的暴力、占领和刑罚。义和团运动期间，意大利军队医生朱塞佩本维努蒂（Giuseppe Messerotti Benvenuti，18701935）在天津和北京拍摄了一系列表现暴力和处刑的照片。在一幅题为斩首义和团团员（Beheading of a Boxer）的照片中，他恰好拍到了一位军队摄影师正手持小相机拍摄被斩首的义和团团员（图 3）。在寄给家人的信件中，他特意提到置身于刑场时，经常听见相机的一片快门声：“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摄影师，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拿着相机去咔嚓咔嚓，而且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本维努蒂在信件中还提到，虽然照片数量很多，但因缺少冲印的化学试剂，很多业余摄影师的底片最终都到了他手上，他不得不卖掉一部分。大量的快照从私人领域流入了公共视野，它们出现在报刊、画报和各种宣传册上，和其他宣扬帝国主义军队胜利的新闻报道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视觉权力机制。1900 年 10 月，美国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联军从占领到惩戒的报道，其中包含一组在北京街头拍摄的公开刑罚的照片。三张快照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围观公开刑罚场景中复杂的观看关系和权力结构：摄影师从侧面抓拍了囚禁于站笼中的“罪犯”和面对镜头闪躲的围观者，又将相机直接对准了大量躁动的围观者，最后摄影师从一个较高的视角拍摄了全景，并将这张照片置于版面中心，命名为越过栅栏看向笼中的杀人犯(Looking over the fence at the caged murderer,图4）。快照的即时性和流动性为殖民征服提供了巨大便利，但它也为全球流散的业余摄影师提供了保存日常记忆的途径。除了公开处刑的图像外，另一部分私人流通的快照也展示了暴力征服之外的个体记忆。19 世纪末柯达公司在全球扩张商业版图。除了沪上 申报刊登的“新式照相镜”的广告外，字林西报等流通于通商口岸的英文报纸也刊登了老德记药房（J.Liewellyn&Co）的柯达广告，介绍了一种“可以藏进外套”的小相机，摄影师只需轻轻一拉就可以连续拍摄多张照片，即使在户外也操作方便，鼓励旅居中国的欧美侨民购买柯达相机作为圣诞礼物。在正式入驻中国之前，上海的各大照相馆和器材行就开始代理柯达的产品业务。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的欧美侨民，以及少部分来自绅商阶层的本土摄影爱好者成了早期的业余摄影师群体。20 世纪 80 年代末居住在福州的英国茶商约翰查尔斯奥斯瓦尔德（John Charles Oswald）收藏了许多福州侨界的社会生活和旅行经历的照片。在他的私人藏品中，一张摄于 1895 年 3 月的照片捕捉了旅居福州的欧美侨民的私人社交生活（图 5）。这张普通的社交照片再现了口岸商人和本地人士社交游乐的场景，构图随意，曝光也不充分，摄影师似乎没有固定的拍摄主体，只是随手拍下一个社交生活的瞬间。照片背面印有“I.Piny所拍的即时照片”（Instantaneous picture taken by I.Piny）。题注虽未提及柯达相机，但“即时照片”正是早期的柯达相机广告里常出现的描述。和记录社会动乱和暴力的快照不同，这一类日常快照展示了一个较为封闭的有特权的群体是如何在中国口岸城市展开社交、娱乐和文化生活的。这些片段构成了业余摄影师流散的记忆，是全球摄影文化的一部分。许多活跃于通商口岸的业余摄影师都精于湿版摄影法则，乐于钻研摄影技术，柯达胶片的成像质量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对图像细节的要求。但柯达相机的轻便灵活、快速对焦等特质还是吸引了一批摄影爱好者在旅行途中进行拍摄。他们也会将这些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作为明信片寄给欧美的家人，最终这些照片被收藏在家庭相簿中作为记忆的证明。英国将军巴罗爵士（Sir George de Symons Barrow,18641959）于同期拍摄了一系列展示个人社交生活的快照，并存入了柯达生产的家庭相簿中。这册私人照相簿里是较为随意轻松的聚会合影，以及展现士兵私下日常生活的快照（图 6）。照片旁的注释和相片一起共同塑造了摄影师和收藏者的海外记忆。一个世纪后，这册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普通家庭照相簿经历了多次重访和解读，在去殖民的语境下，新的观看方式和权力机制正在形成。三、流动的视觉性与欧美殖民主义扩张的步伐相呼应，快照成为佐证和记录历史事件的有力工具。但摄影作为一项外来的媒介，如何唤起中国人作为观看的主体，去主动记录时空变化、观察现代世界和表达自我的观看渴望？点石斋画报酉集的蜃楼妙景展现了宁波蟹浦发生的海市蜃楼奇景（图 7）。画面中央是画家吴友如着力描摹的蜃楼奇观，花圃草木间亭台楼阁清晰可见，三五成群的妇女孩童嬉戏其间，最奇妙的是画面正中有一正在纺织的女子，神态怡然。画面右下角是三五个正举手眺望奇观的游人，读者可跟随其视线观赏画面中央的蜃楼奇景。虚实二景之间是弥漫的海水，有一渔人倚靠城墙，颇有奇幻的色彩。整个画面气势壮阔，又不乏细节的精致描绘。吴友如在题记中形容海市楼台人物“变幻无常”，顷刻之间景色就被吞没，如果可以携带摄影器具前往，“为之一一照出，诚一幅天然画图也”。面对变幻无常又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吴友如萌发了使用摄影术将此奇观如实记录图 4哈珀周刊1900 年10 月 6 号图 3 斩首义和团团员 朱塞佩本维努蒂 1901年图 2 美国柯达公司广告 1888 年 10 月图 1 柯达广告 申报1889年 3 月 10 日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28下来的想法。这则图文并茂的故事暗示了业余摄影在中国本土兴起的两个可能条件：一是面对转瞬即逝、不断流动变化的景观，萌生了抓取和记录下来的渴望；二是摄影瞬间、及时地记录真实的力量得到了肯定。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急剧变化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激发了中国人作为视觉主体的观看和表达欲望。在业余摄影市场繁荣之前，除了照相馆影楼的商业摄影师日益增多外，将摄影视为自娱方式之一的中国业余爱好者则逐渐增多。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通商口岸的洋行和照相馆成为在中国销售摄影器材的主要场所。其中一些洋行甚至为本土客人专门开设课程，作为推广摄影器材的策略之一。例如上海的会地理洋行在申报发布广告，开设照相学堂，教授照相和摄影技术。学堂不仅面向有意开设照相馆的从业者，“富贵之家”的子弟如有意以摄影“自娱”，也欢迎来咨询。拍照自娱成为本土士绅商贾新的休闲活动。受益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变革，活跃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本土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绅商阶层成为最早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在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的背景下，摄影被蒙上了科学现代性的神圣光晕。本土知识分子不仅相信摄影具有记录瞬间影像的魔力，也期待新的视觉技术能给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带来变革的力量。他们通过自学或从照相学堂习得基本的照相技巧后，开始探索摄影作为私人媒介的表达可能。1872 年，英国业余摄影师托马斯柴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杨方的清朝官员，也是一位热衷摄影的业余爱好者。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回忆起参观杨方住所时，发现他在家中自设暗房冲印照片，钻研显影技术，墙上挂满了亲友的肖像照。同样自主探索摄影知识的还有广东知识分子邹伯奇（18191869）。他从理论上探索摄影知识本土化的可能性。在摄影之器记一书中将暗箱定义为“摄影之器”，在前壁开凿小孔，收摄光，则“室外诸物，尽倒影于后壁”。邹伯奇自制摄影之器实则为用于测量的暗箱，而并非能用来照相的器械。但他的理论从小孔成像的本土科学知识体系延展开来，为探索以现代光学、化学为基础的摄影术提供了一种可能。在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前，柯达产品主要的销售渠道是通商口岸的各大洋行、照相馆和器材行。在欧美艺术摄影师疑虑小相机的快门和胶片是否破坏了摄影之美时，中国的摄影爱好者正借助柯达小相机，开始了本土艺术摄影语言和风格的探索之路。1904 年，画意摄影的先锋郎静山在上海读中学期间接触摄影，并从父亲手中得到第一台柯达相机，尝试拍照和自主冲印；1920 年，艺术家吴印咸在上海美专学习绘画期间获得一台柯达白朗尼相机，随后开始尝试艺术摄影创作；业余摄影师金石声在 1925 年获得了第一台旧的柯达 3A 相机，他在影楼与相机合影留念，并学会了如何冲洗第一卷胶卷。与欧美摄影师从湿版、干版到胶片的艺术探索之路不同，大部分本土摄影师的启蒙摄影课是从把玩小相机开始。正因如此，柯达相机所代表的流行商业文化，也和本土的艺术摄影创作有了初步的融合。进入 20 世纪后，摄影的巨大生命力并不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它逐渐成为都市新中产阶层记录个体的现代生活、表达主观感受和参与文化生活的媒介。据媒体的记载，20 年代北京光社、上海华社举行影展，陆续前来参观的人数都有万余人。一个不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圈层的摄影社区正在兴起。辛亥革命后乡土的士绅阶层逐渐进入城市，或接受新式教育成为新式知识分子，或在新的建制下进入政府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都市新中产阶层是本土业余摄影师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精英知识分子阶层，银行从业人员、工程师、海关专员等也都成了潜在的业余摄影师。展览成为凝聚业余摄影师和爱好者的主要渠道。他们不仅仅包括熟练使用摄影器材的摄影师，也包括享受摄影文化的都市摄影爱好者。通过阅读摄影杂志画报、参观影展、参加学校和公司的摄影团体，活跃于都市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正在通过摄影建立本土的视觉空间。在本土语境下，快照特指用手持相机，即“小镜箱”进行拍摄的实践活动，随之快速冲洗的相片也可称之为快照。从二三十年代的相机广告来看，快照的制作和流通都与柯达推广的“小镜箱”和“软片”（胶片）密切相关。20 年代柯达的广告中开始推广小镜箱如白朗尼（Brownie）等所拍摄的快照，简便易操作，入门容易。业余摄影师的摄影指南柯达杂志经常刊登用小镜箱拍摄户外景色的指导型文章。30 年代业余摄影师如王劳生、卢施福等开始介绍和推广“小镜箱”，讨论用小镜箱和柯达软片拍摄街景和旅行风景的优势。正如前文所探讨，快照具有即时、流动和无处不在的掠夺性，小相机的简易便携可以即时捕捉都市日常生活的瞬间，这些特性满足了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中国都市中产阶层记录时空变化、确认自身主体性和表达主观感受的需要。快照捕捉了流动的时间和空间，图 7点石斋画报酉集的蜃楼妙景图 6 英军外交使团成员和家属 巴罗爵士 1900-1901年 With the China Expeditionary Force 1900-1901.Mss Eur D1114/3:1900-1901 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图 5 即时照片 约翰查尔斯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收藏出自中国历史照片图库（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29 它激发都市的业余摄影师自发去探索契合现代生活节奏和气息的视觉形式，主动摆脱陈旧的文人画题材，拥抱当下时空中正在变化的因素。二三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业余摄影师拍摄了一系列闪烁于都市霓虹下的流动的生活片段：活跃在剧院、舞厅和晚市上的各色人群，在马路上游荡、集会的都市青年，以及在月色下柔和宁静的黄浦江面和闪烁着耀眼霓虹的外滩建筑。例如上海摄影师金石声抓取了夜幕下各色人群簇拥着争相购买彩票的场景，这一瞬间也折射了30 年代口岸都市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渴望和不知所措（图 8）。他的相机仿佛流动的眼睛在人群里穿梭游走，有着一些奇特的观看视角例如从斜对角线的角度拍摄正在建设中的百老汇大楼，从高楼上俯视正在等车的行人。同时期他拍摄的明亮的外滩建筑就像另一个奇妙的大都市寓言：夜色下灯火通明的建筑映衬着都市里的人群，更加模糊难辨，不平衡发展的工业文明在战争到来前享受着最后的膜拜。上海仿佛极乐世界和地狱的结合体，而其中复杂的纹路和细节，只有业余摄影师的快照能尽可能地展现和描述这一时期躁动又复杂的现代生活。20 世纪 30 年代，生活在沿海城市的都市人口一方面享受着本土资本主义崛起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对日益动荡的政治时局感到不确定和惶恐。这种现代性的体验在30 年代以上海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例如活跃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试图在共识性的空间里建构一个丰盛的感官世界，瓦解一切既定的传统秩序，只专注于当下发生的片段式的体验，光怪陆离的都市奇景尽数展现；巴金、茅盾等小说家从山雨欲来的时代背景着手，描述了战争迫近和社会动荡下个体的生命选择，人心的善恶和惶恐都放在显微镜下被逐一审视。文学世界构建的是一个可以映照现实的想象空间，但快照是以最透明的语言直接介入现实，它的真实性并不是因为它的底片没有摄影师修改，而是它就是一个个流动的、碎片化的现实本身。剧院、电影院、广告牌和各式画报期刊上流动的图像，霓虹灯下四处流散居无定所的人群，正在建设和即将倒塌的大厦楼宇，共同昭示着世界正在变成一个以视觉为中心的，并且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的游乐场。置身都市语境下的摄影师，正如乔纳森克拉里所暗示的那样，游动的观察者用身体的经验来生产图像，被拍摄的对象和拍摄者之间不再有审美的距离，观看和拍摄是同步进行的，身体经验和观看经验是一致的。快照不是反映世界的变化，而是组成了变化本身。同样的，摄影师也不再是变动中被动承受的客体，他们在掌握相机的那一刻获得了观看的特权，在观看中找回了自身的主体性。因此，快照展示的流动视觉性已经超脱了图像表征本身，和世界的变化更迭相一致。金石声在 1934 年拍摄了夜间的上海大剧院，美国电影世界在前进（The World Moves On）正在上映，巨大的电影海报和霓虹灯牌一起耸立在都市上空，仿佛是外来文化带来的某种乐观的承诺（图 9）。置身于都市语境的都市中产阶层积极地拥抱着这种现代性承诺，但同时也承担着世界进步的代价随时到来的战争、暴力和动荡的政治环境。在世界逐渐碎片化、奇观化的过程中，一种流动的视觉性正在将无数模糊的瞬间纳入看不见的视觉运作机制，而机制之中的权力关系也处于改变之中。结语尽管柯达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销售摄影产品，但在中国语境下，快照的流行和业余摄影市场的扩大，使摄影从精英的实践转变为更为广泛的都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文化实践。自 19世纪末柯达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置身于社会变革中的本土摄影师寻求使用摄影启蒙的力量。业余摄影的兴起打开了用图像传播知识的窗口，而快照的即时性、流动性和无处不在的侵入性加速了图像的生产、传播与展示。快照带来了记录现实的新方式，但它本身也是观看现实、感悟现实的新方式。当世界逐渐走向碎片化和奇观化，由快照所引导的流动的视觉性正在重写观看机制中的权力关系。注释：E.J.Marey,Movement,reprint of 1895 edition(New York:Arno Press,1972),p.15.Robert Hirsch,Seizing the Light,a Social&Aesthetic History of Phot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7),p.173.Vilm Fluss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London:Reaktion Books,2006),p.33.Susan Sontag,On Photography(London:Picador,2001),pp.3-4.乔纳森 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蔡佩君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第 33 页。Paolo Battaglia and Nicola Labanca,Giuseppe Messerotti Benvenuti.Un italiano nella Cina dei boxer.Fotografie e lettere(1900-1901)(Milan:Raccolte Fotogr.Moden.Panini,2000),np.Ibid.“Christmas Show at the Stores,”North China Herald,December 13,1889,p.726.Brigadier Frank McCallum Collection,With the China Expeditionary Force 1900-1901.Mss Eur D1114/3:1900-1901,British Library.General Sir George de Symons Barrow,The Fire of Life,Hutchison,London.点石斋画报 酉集一期 蜃楼妙景。申报 1883 年 10 月16 日，第 3776 号 5/12。John Thomson,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 and China;or,Ten Years Travels,Adventures,and Residence Abroad(London:Sampson Low,Marston,Low&Searle,1875),pp.519-521.陈申：光社纪事，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8，第 66 页。（郭秋孜，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图 9 上海大剧院 金石声 1934 年 金华收藏图 8 彩票 金石声 20 世纪 30 年代 金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