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共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径路_杨季钢.pdf

教育管理2023 年第 1 期（总第 313 期）FORU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词，为各领域创新性地多元发展确立了理论立场。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之一，掀起了一场拓宽思维边界的理念革新。教育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要求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事实上，教育治理现代化是破旧立新的动态过程，它是国家为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和激发教育治理活力，评估当下社会发展和教育革新存在的矛盾和风险，有目标、有意图、有步骤构建的话语体系，由此形成了“治理改革”结构框架。那么，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视野，治理与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目前我国高校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哪些问题？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是解决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判断。一、治理与改革的内生关联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根据我国教育发展历程系统性建构*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资助项目和重庆市 2022 年社科规划社会组织项目“中西部高校教育评价改革测评效果转化为治理现代化效能的路径研究”（编号：2022SZ2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重点项目“教育评价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编号：SWU21092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四治”共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径路*杨季钢葛信勇摘要 有效教育治理是教育改革的实质性目标，教育改革是有效教育治理的实施路径，它们互为彼此的逻辑开端，以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建构起“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内在关联围绕以人为本、多元参与、遵规依章、主体能动等价值维度，解释其互为基础概念的善治关系、互创治理环境的共治关系、互建法理依据的法治关系、互生自信根基的自治关系的逻辑理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创新和理论探究仍停留在摸索前行的初级阶段，具体进程面临着改革创新不足，消解治理理念前瞻性；改革力度不硬，制约治理组织协同性；改革意识不强，束缚治理制度法治性；改革效果不佳，解构治理能力自主性的现实境遇。基于此，亟待凸显“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指向善治、共治、法治、自治的治理理念脉络、治理组织架构、治理制度理性、治理运行机制，更好地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关键词 教育治理；治理现代化；治理；改革；实现径路作者简介 杨季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政策、教育评价与治理（重庆400715）；葛信勇，西南大学副校长，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重庆400715）35DOI:10.13694/ki.ddjylt.20221227.001的中长期目标，如何将此目标落实、落地、落细并且按计划、按节点、按理路，因地制宜、因校而异地推进实施，肩负着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通过改革视阈检验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能力，监测高校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用以勘验教育治理现代化程度。基于此，彼此构建起“治理改革”多维共生的逻辑理路，这不仅满足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也适应了教育改革创新的现实需要。（一）以人为本：互为基础概念的善治关系何为善治，其核心就是关乎人的发展。人作为治理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在治理场域中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就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的最终是否能够实现自我，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2。基于此，学者们围绕善治的逻辑关系，从治理的本体论视角和教育治理的价值论视角分别进行论证。一方面“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3；另一方面大学治理“是通过大学各利益相关方追求自身目标的活动，从而有效率地达成大学目标”4。这再次显示出人在治理场域中的核心作用，没有人的存在便无所谓“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意义。治理与改革互为解释自身内涵的基础概念，“以人为本”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概念核心。正视人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成就个人对于整体治理过程的价值体现，才能更好地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二）多元参与：互创治理环境的共治关系教育绝不是脱离政府、社会、市场而孤立存在的单独个体，因为教育的存在使得政府运转和社会文明程度更具秩序化。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主要关涉到公众、学者、国家三类主体，不同主体间基于实践差异，生发并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5。究其根本,教育现代化就是要进一步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和大学三者之间的权力，为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改革思路、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6。事实上，高校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内部治理环境和外部治理环境之间，就各方利益达到合作共赢的博弈过程、决议过程和制度制定与实施过程。政府和社会等外部治理环境为高校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与资源，进一步激发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活力。通过教育内部治理环境的改革创新，更好地刺激了高校“政产学研用”等多维并济的方式,为政府与社会等外部治理环境提供造血功能，才能使教育治理现代化为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创造更具理性的多元秩序，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高效互动的角色职能理性归位。这其实就是高等教育发展使高校、政府、社会与市场各司其职、各归其位的价值所在。因此，“改革-治理”结构框架在实现其真实内涵时为彼此创造了多元参与、多元共治的良好格局。（三）遵规依章：互建法理依据的法治关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存在的概念，它的出现使得杂乱无章的多重秩序向同一方向发展，让整个治理场域迈向条理更加澄澈的状态。有学者认为“法治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7。还有学者认为“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依法治教 之 法 的包容度更为广泛，不仅意味着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方方面面，更指向教育治理依据的多样化”8。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遵循法理依归和制度依归，做到合法合规、合情合理。改革为治理提供了制度理据，指导教育本质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无限靠拢。治理更是为改革提供了价值理据，引导高等教育从管理迈入治理的话语体系。由此可见，“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是互为理据的法治关系，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范围更加广泛、目标更加具体、路径更加明晰的制度规则。教育治理离不开法治化，依法治教是“善治”的基础9，如此才能让高等教育更好地把握法、理、情之间的关系层次。（四）主体能动：互生自信根基的自治关系个人发展依靠个人主观能动意识的支配与挖36掘，同理，高校希望得到长足发展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依靠自身能动作用。有学者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0。教育治理现代化是高等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创新实现的目标价值。因为前者的存在无疑让后者在运行实施过程中，更加清晰自如地寻找到改革的逻辑起点。同时，因为后者创新性的改革途径，让前者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现建立了强大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高校实现更宽泛的自治正是高等教育希望打破无治理、只执行的老旧模式的治理表达。高校内部充分自治其实是教育现代化治理能力、治理水平和治理程度的外在体现。因此，“治理改革”结构框架互为彼此自信根基，为高校发展提供了制度依靠，更加催生了高校谋划靠自身、建设靠自身、发展靠自身的强大内生驱动力。综上，我们不难发现治理与改革是共生共存的依托关系，深究其内涵理路可以理解为有效教育治理是教育改革的实质性目标，教育改革是有效教育治理的实施路径，它们互为彼此的逻辑开端，以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建构起“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因此，治理与改革互为逻辑开端，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价值；互为发展依托，构筑起多元参与、多方共治的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环境；互为法理依据，形成牢固自身法治地位的遵章依规秩序；互为主体能动，发挥高等教育自治自洽的自信根基。（见图 1）二、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境遇治理与改革互为基础概念、互创治理环境、互为法理依据、互生自信根基,它们建立起内在逻辑关系，多元诠释了如何通过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式而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而更加凸显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价值。但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目前仍处于摸索前行的初级阶段，具体实施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一）改革创新不足，消解治理理念前瞻性创新与改革是正向相关的依存结构。创新地采用探究方式摸索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创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视角改变原有事物之间的固有关联，才能触发改革的内生驱动力。事实上，创新是改革的具体操作方式，改革是创新的具象化表达。然而在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改革的认识不深刻，对创新的理念理解不深入，导致治理思维先进性欠佳、治理视野超前性不高等问题，进而消解了治理理念的先进性。一方面，治理思维先进性有待提高。受全球经济和世界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逐渐呈现出办学模式、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治理方式，与全球高校发展外部特征的趋同化和国内高校发展的雷同化。我国的高等教育体量大、发展不平衡，大众接受教育的需求存在差异，高校治理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观念还未达成共识，面对“只有创新才能够保障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与长远发展”11的现实把握不清。另一方面，治理视野超前性有待提升。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空间距离制约了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国内各层次、各区域的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闭门办学”的问题。对外无社交、对内无交流的管理方式，将会局限管理者视野边界并且形成固化的管理模式。（二）改革力度不硬，制约治理组织协同性建立协同合作共同体必然打破固有组织体系架构，进而重新构建一套服务于“治理改革”结构图 1“治理改革”结构框架价值关系与相互作用机理逻辑图37框架的组织逻辑，在制度上破旧立新必然触碰大量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习惯结构等。反观现行机构运行现状，主要呈现出组织机构的布局不尽合理、职能过于单一，进而导致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不够、治理组织协同性的黏合度和配合度不足。一方面，组织机构布局合理性有待优化。“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 面 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 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12。然而，目前教育管理体制运行尚未实现由管理型机构向服务型机构转变，尚未实现机构布局由过于繁琐型向适度扁平化转向。另一方面，组织机构职能多元化有待完善。过于单一的垂直管理方式忽视了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导致多方协作机制不健全、机构改革权责不够明确及分级管理层级冗杂繁多。低层级的管理闭环过于依赖于上级管理闭环的指导、协调、监督，无法有效发挥高校自主治理的能动性。无限增多管理层次、缩小管理幅度，无法更好地调动各方积极性，治理体系运转效能严重磨损。（三）改革意识不强，束缚治理制度法治性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13那么，对于教育治理而言，就需要在实践中，围绕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结构要素，遵从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为准绳的法治制度。因此，法治意识的建立形成与否。法治意志在法治执行中的深入程度，必然影响着治理制度法治性的推进程度和践行水平。一方面，法治治理地位凸显度有待明确。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4。然而，高等教育实际推动中，对上位法律法规学习的系统性、结构性、深刻性远不及法治理性和法治治理地位的要求，无法有效地形成以法治理念为主导的治理环境。另一方面，法治治理环境适配度有待完善。高校时常对上位法律和规章制度存在理解偏差，内部管理制度之间存在相互矛盾或相互职能抵消的情况，导致法治环境空间错位；同时，高校为了保证制度制定过程规范而过于追求意见征求的广泛度等，严重折损了制度的时效性，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改革效果不佳，解构治理能力自主性自治是教育改革创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指向，只有真正在教育领域全面施行自治，才能集中性地证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治理者自身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主观能动性需要与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高度契合。可以说，实现自治需要客观环境与主观能力的高度适配。然而，现行政策制度环境提供给高等教育适应自治的时间与空间有限。另外，一些高等教育治理者的治理思维、治理方式、治理工具与时代脱轨，导致一段时间内自治效果不佳，从而解构了治理能力的自主性。一方面，自主治理与时间、空间的适配度有待提升。上位相关制度出台后，高校急于求成地推进改革并希望短时期内有所成效，尚未从目标逻辑对现行体制进行适应性改革，冲动性地将全新的制度概念套用于现有运行体制，适得其反地制约了自主治理与相关制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自适应。另一方面，自主治理环境中治理者的水平有待提升。治理者的水平和需要治理的环境都受限于各种内因和外因，但是治理者水平显然更容易因外力的改变而随之改变。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往往受一些“关键少数”的治理水平所决定，其中包括对政策的领悟能力、改革的领导力等。事实上，更好地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就要在理念先进性、组织协同性、制度法治性、能力自主性等四方面作出同样的努力。“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是一个价值内涵相互融通的完整体系，它追求善治、共治、法治、自治的多元配合。如果过于分散独立地推进治理现代化亦可能导致教育治理现代化陷于理论模糊和实践失焦。如果只强调通过教育改革创新作为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先进性的有效途径，教育治理现代化就会成为单纯“为了先进而先进”的形式主义创新，过度追求不拘一格的先进将会偏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正轨。如果只强调38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治理组织的协同性，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将会陷入过度依赖客观因素或过度平衡各方权力的协同共治局面，高校作为办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会逐步消解，最终导致高校丢失办学方向和特色。如果只强调从管理过渡到治理的制度法治性，教育治理现代化将会陷于制度的制定与修订，并将承担逐步走向教条主义的风险，高校教育改革创新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被严重解构，将会丢失高校作为新思想、新思潮集散地的社会职能。如果只强调将教育改革创新作为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外衣，而过度追求办学的自主性，教育治理现代化将进入自治的乱局，政府、社会、市场将与高校脱离相互监督、相互合作的内在关系，高校以独立个体应对宏观政策与微观事务，必然无法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只有正确地处理好治理理念、治理组织、治理制度、治理能力四种取向的关系，才能真正科学地构筑起“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有的放矢地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三、“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密切相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13。教育治理现代化同样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教育的有效治理和教育的现代化是服务和支撑“五位一体”的重要保障。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也需要构建适应于时代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进而推进教育各项事业构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一）坚持善治的治理思路，凝练具备先进性的治理理念脉络对于教育而言，一流的治理理念，即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教育、推进教育、实施教育。一方面需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将教育作为服务国家运行的零件齿轮，使教育治理先进性成为国家治理先进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治理细节防微杜渐，将教育作为有机整体，关照其内部运行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澄明立德树人的内部指向，只有如此才能既从整体看局部又从局部看整体。坚持“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善治的治理思路，辩证地凝练具备先进性的治理理念脉络。第一，党和国家治理理念先进性为教育治理先进性提供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5，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性引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从制度、理念、体系等方面体现其内涵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思想指引下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政党。因此，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教育 科技 人才”体系作为“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理论支撑，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指导。另一方面，要树立“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立本于民、用之为民的先进性价值观念。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体现，也是党和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宗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至上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自古就是我国教育体系的精神内核。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最终价值取向也是指向人民的利益，从教育的角度阐释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理论支撑。第二，“立德树人”根本性为教育治理先进性指明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6。由此可见，39“人”必然是教育的本体，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必答题。一方面，要明确“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将“以人为本”作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根基。高等教育在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注重人在教育活动中的心理感受和生理体验。以发现人才、塑造人才、培养人才、完善人才作为高校的办学旨归。将“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充分开发“人”的潜能。另一方面，要展现“治理改革”结构框架从重“管”向重“治”的根本性转变。高等教育要构建“三全育人”的育人大格局，从“教”走向“育”，从“单”转向“全”，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实现“教”与“育”、“管”与“育”、“服”与“育”的融合贯通。因此，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价值导向。（二）坚持共治的治理路径，构建具备协同性的治理组织架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要求高校与政府、社会、市场构建外部治理系统，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系统，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组织体系和运行系统。在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元、协同、平等、共治为主题的治理环境必然符合“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应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整体教育发展的变革趋势。第一，高校内外共治系统为教育协同性创建对话空间。我国高等教育是适应于世界教育变革趋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因此，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也必将适应协同治理理论提出的多主体地位平等且紧密协调的协同治理方式。一方面，要凸显“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注重教育主体之间多元治理的治理基调。“功能适当”原则是国家权力配置所发展出的理论，其意义在于关注不同主体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权益性和自由性，同时，重视各主体在教育治理过程中权力行使的正确性，并将不同的治理职能适配给共同治理体系中的不同成员，发挥各成员在治理过程中的相应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内外共治系统的协同共话作用。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并非所有教育主体都需要共同对客观事实产生同等权重的责任关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必然是基于高校为主体责任的践行过程。因此，高等教育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全面领导的内部治理系统，建立以高校自主办学为主体的外部共治系统。在多元协同共治的实际运行情况下，需要抓住教育的目标、教育的对象等关键核心，尽可能地避免在发展中偏离方向和失焦重点。因此，坚持内外多元共治的协同方式，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实施路径。第二，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为教育协同性构建特殊价值。行政逻辑和专业逻辑既可以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应对外部治理环境所建立的协作交流或抵御压力的现实存在，也可以是优化内部治理环境的协作共同体或是制约内部治理环境发展的矛盾起点。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正确处理行政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特殊价值的作用。行政逻辑是将高校视为科层组织以确保教学科研顺利进行的保障体系；专业逻辑是将高校作为学术组织以专业视角解决学术、学科等方面运行发展的行动体系。高校是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相互依赖相互平衡的有机体，内部事务其根源即学术资源的占有、分配和转移17，对外事务在于获取相应的组织地位和社会资源。因此，高校内部治理必将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好行政逻辑和专业逻辑协同性共生与冲突性矛盾。另一方面，要展现“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明确行政逻辑和专业逻辑的价值秩序。置于教育治理与教育改革的场域中，当行政逻辑和专业逻辑产生冲突矛盾时，行政逻辑应该服从专业逻辑要求，这种服从并非否定行政逻辑在高校治理场域中的重要性，而是更加凸显高校作为学术实践场景的客观事实。因此，坚持行政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并存共济，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多元共时存在价值。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教育协同性打造共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40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18。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创建全球教育治理内外协同系统的积极作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有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寻求和设计能够满足我国教育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制度和新路径，内外结合，打造我国高等教育支撑和应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整体系统。对内系统，即适应教育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系统、知识生产系统、科技创新系统；对外系统，即话语体系系统、国际合作系统。另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主观能动性。高校和高端智库需要积极主动地与世界教育治理正式组织、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全球一流高校等进行合作产生共赢。以国家区域为调节单位，通过市场经济运作方式深入相关国家的生产生活，有意识地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为我国高等教育创造更多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机会。因此，坚持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目标，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价值追求。（三）坚持法治的治理原则，形成具备法治化的治理制度理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法治”概念提升到新高度。可以说，依法治国的法治逻辑中必然包含依法治校，它们为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构筑起具备理性价值判断的法治治理体系。事实上，法治为“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具体操作标明了红线准绳，也为未来教育事业发展更新了底层逻辑。依从我国高等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高校应该遵从教育领域上位法律和高校内部“法律”即大学章程。第一，法治底层逻辑思维为教育法治化创造理性空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践行，国家治理的根本逻辑已然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保障我国在全球治理现代化中把握话语权的治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因此，从法制过渡到法治的方式必然影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内核。一方面，要彰显“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法治治理的原生逻辑。以人为本的善治、多元参与的共治和主体能动的自治回答了谁来治理的操作性问题，而法治则解答了怎样治理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事实上，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缺失法治精神将有可能陷入治理无方、治理无边的困境。另一方面，要形成“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法治治理的思维习惯。高校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底层逻辑确立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精神，就是要形成以法治为逻辑起点的思维习惯，确保因地制宜和因校制宜的教育治理现代化趋势始终与国家治理方向和高校自治初衷保持一致。因此，坚持法治思维的底层逻辑，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基础保证。第二，法治制度建设为教育法治化建立条理逻辑。教育治理现代化希望在运行过程中探索出一套运行效力高、执行损耗低的治理制度体系，因此，法治作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操作底线，更有理由率先形成保障有力、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突出“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对上行法律遵规依法的法治理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是高等教育自觉遵从教育类上位法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准则，对我国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构建了合乎法度和更具理性空间的法治保障体系。同时，高校需要根据国家上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形成学法、守法、用法、普法的依法治校法治治理场域，成体系、系统地将上位法律法规融会贯通于高校现代化治理之中。另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与大学章程相辅相成的法治化意义。高校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及时制定与修订符合高校战略发展的大学章程，将大学章程作为高校运行体系中的“宪法”，发挥好大学章程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两个功能，即一是承上启下地履行上位法对高校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使高校在合乎法度的空间内行使权力，二是深化大学章程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实际意义，使41大学章程成为向上管理和对内约束的“法律”制度，让高校在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中行使权力合规合法。因此，坚持上遵循、内深化的法治制度建设，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法治逻辑。第三，彰显立法者治理主体地位，为法治化提供保障。高等教育的立法者是高等教育事业最高的权力机构，这一属性决定了它作为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地位19。因此，高等教育立法者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场域中，必然兼具立法、释法的作用，尤其是监督外部治理主体对高校是否依法行政。一方面，要清晰“治理改革”结构框架遵循上行法律立法者的指导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的立法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它在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中处于法治场域主体地位。高校作为教育治理的相关主体，无论是对外治理还是对内治理，都需要遵循上行法律立法者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教育治理的约束和深化。另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深化内行“法律”立法者的治理主体作用。高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的保护与监督中，按照自主编制和完善的大学章程推进内部法治。换言之，大学章程是指导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内行“法律”。高校全委会或常委会是大学章程的制定者，应该对大学章程行使解释权力，并对大学章程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有权监督和规制高校内部相关部门的管理行为，彰显高校全委会或常委会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因此，坚持立法者的主体地位，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法治保障。（四）坚持自治的治理目标，建设具备现代化的治理运行机制高校适度且充分的自治权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高校自主办学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高校自治权与办学自主权具有目标方向的一致性特征。可以说，高校自主办学是为了实现高校自治而存在的初级阶段。两者的实质功能和精神内核具有共性特征，都可以解释为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学术共同体、产出更优的科研成果、建设一流的学科体系而存在的运行关系。第一，高校内部治理者自治素养为教育现代化创造原始可能。合格的现代化治理者要将宏观的政治视野、全球的教育视野、尖端的智能视野融聚，进而更好地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体现“治理改革”结构框架与治理者素养相互作用的实用意义。教育治理者要以政治活动家的热忱和经营者的思维赋予高校内部治理新的活力和思路，加强与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连接和互动，让政府和社会认可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科研服务社会的能力价值，让市场对高校产生内生需求的依赖性，提升高校自治自洽的信心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凸显“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强调治理者重视教育治理本土性的自治价值。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始终立足民族的、本土的优秀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统筹“输入”与“输出”。20教育治理者要高度清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将“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融为一体，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方案赢得更广泛认同和支持。最后，要提倡“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引领和驱动教育治理者素养，促进教育现代化的智慧化实现。信息技术变革深刻影响着社会形态及经济发展，人类由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善治是逻辑出发点，共治是客观现实，法治是低位红线，智慧治理就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工具手段。智慧化治理将成为一种必备基础能力，决定着治理者是否达到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最低标准。因此，坚持全面的选拔培养治理者，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实现基础。第二，有效自治的治理机制为教育现代化搭建良好平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是将不同利益主体甚至是利益相互冲突的主体，通过某种调和的方式推进各方合作。高校有效磨合自治运行机制，就是要在责权边界对外与政府、社会、市场和对内与高校组织机构、教师、学生等，实现生产共赢或者代表某个群体组织进行“零和博弈”。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外部治理主体之间有效互动和意愿达成的重要机制。高校与外部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都具备强烈的任务42属性，将会达成以公益性为价值意义的战略性合作，或者以价值性为目的的一事一议。高校在对外运行机制中要充分发挥自治功能，体现高校作为人才培养高地、科研产出重镇的社会价值，实现高校在经济社会中的价值最大化，同时使各方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关照。另一方面，要发挥“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内部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治协同运作机制。高校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治理和有效制约必然是影响自治水平和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内部运行机制要体现物理边距窄、有效空间大的优势，充分激活和调动各内部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观念，共同搭建有效治理的运行机制。换言之，高校内部和谐的自治运行机制是各内部治理主体间一定程度上据理力争又相互成全的结果。但是，不能因为在内部治理中偶然出现的“零和博弈”和突发事件，强行建立因果关系，调整运行顺畅的治理机制。因此，坚持有效的治理机制，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运行保障。第三，先进的自治管理体制为教育现代化构建实施空间。一套运行科学合理的教育治理体制必然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性逻辑。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作为高校自治较为先进的治理体制，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形成一种指向善治为目标的自治自觉。顶层设计让责权对等的制度空间下放至更接近信息源头的自治场域，使学校和学院形成自治共同体，集体警觉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自治环境的影响，并及时对各种信息做出相应反应。由此，学院作为高校最小组织单位，更接近信息发源地，更适合建立适应教育自治需要的内部秩序和价值体系。一方面，要展现“治理改革”结构框架赋予高校内部体制创新的探索价值。高校构建以学院为重心的校院两级权力关系新格局，深层次、全局性地重新调整校院两级内部责任和权力。高校从组织关系中认可学院是实现内部自治各项职能的具体操作者，是学科与专业结合最为紧密的自治场域，进而承认学院是落实高校自治话语体系行政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实践根本。实现以院为实体的运行体制，强调学科间的学术联系与合作，充分调动学院从市场获取办学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厘清“治理改革”结构框架中高校内部自治责边界的内在需求。高校为了更好地推进内部自治自洽，需要建立三张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科学适配校院两级的权利和责任，增强学院在内部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从内部自治宏观视域中更加均衡自治体系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负面清单将是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制度抓手，厘清高校内部自治的行政逻辑和学术逻辑的责权边界，突出高校是学术场域和行政场域并存的共时组织，进一步分离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纠缠不清的现实境遇，将学术权利交还教授治学范畴，将行政权力归并至除教授治学以外的范畴。因此，坚持先进的运行体制，就是“治理改革”结构框架的优势所在。由此可见，建构“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很好地诠释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也彰显了“治理改革”结构框架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操作逻辑，同时，也回应了如何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想，凝练出“教育 科技 人才”必将成为今后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向 2035 年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它作为服务和支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重要保障，形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因此，只有牢牢掌握教育对于国家发展“卡脖子”的核心要义，建构属于中国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使教育治理现代化成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参考文献：1袁贵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 201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人民教育，2014（5）：7-16.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95.3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43Four Governance Symbiosis:The Realization of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athYangJigang&GeXinyongAbstract:Effective education governance is the substantive goal of education reform,and education reform is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ffective education governance.They are the logical beginning of each other.With thegoal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reform isconstructed.The internal relevance of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reform focuses on the valuedimensions such as people-oriented,multiple participation,compliance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and themovement of the subject,explaining the logical principles of the mutual basic governance relationship,the mutualgovernance environment,the legal basis,and the autonomy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onfidence.At present,the path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and the specific process is faced with insuffici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eliminate theforward-looking governance concept;the reform is not hard and restricts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anceorganization;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reality of poor reform effect and deconstructs the autonomy ofgovernanceability.Basedonthis,itisurgenttohighlightthestructuralframeworkofgovern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