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论书”与“但开风气”...碑录》看赵之谦金石学的形象_温安俊.pdf

美术大观美术研究090“以学论书”与“但开风气”从补寰宇访碑录看赵之谦金石学的形象文 温安俊 内容摘要赵之谦所撰补寰宇访碑录五卷，附失编一卷，因增补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之缺漏及新出碑版而得。本文考察该书的资料来源、纂集方式、版本、流传等基本问题，并将之置于晚清金石学及碑学发展的背景下，指出该书以“补”为表征，实则渗透另一套个人的金石审美观念。同时进一步揭橥赵之谦一系列金石著述的编撰，是其确立学术身份及建构个人艺术风格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如此有效地实现了学术与艺术的互动。关键词赵之谦 补寰宇访碑录 金石学 艺术在“实学”风气的影响下，清代金石学与经史的研究互为“表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石目录中总结性著作的出现，如孙星衍（17531818）与邢澍（17591823）所撰著的寰宇访碑录。此后学界对该书的补作与修订成为一种学术传 统，赵之谦（18291884）的补寰宇访碑录（下文称“补”）便是一个例子。近年来赵之谦的相关研究屡见不鲜，但是对补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文章却少见，其中以张钰霖的沈树镛金石交游考略一文为要，文章对沈树镛（18231873）在京师的金石交游活动进行详细钩沉，提到了他与赵之谦“合编”此书的一些细节，但可惜未能系统地展开。此外，丛涛在其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包括补在内的五部著述的成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客观条件所致，另一方面是源于赵氏树立学术身份的主观要求，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他在晚清特殊的金石文化场域中建构自我的种种途径，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和 框架。众所周知，赵之谦因其独特的金石审美，在书法、篆刻、绘画等多领域的创作实践中“但开风气”，这与他编纂补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濡染于金石碑版之中，自然塑造了他个人的金石审美观念。同时，晚清的学术与收藏发生转向，以京师金石群体为首的士人用自己的知识有效地化解了玩物丧志与清廉为政之间的矛盾，兴起“以书论学”的风气，并以金石收藏为纽带发展社会网络，进一步将文化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补进行个案研究，回应并补充学界所认为的包括 补 在内的一系列金石学著作的编纂，是赵之谦确立学术身份、传播个人碑学观念、建立风格合法性，并以此来获得经济来源与政治资本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补的编纂原因与过程在考察赵之谦编纂此书的起因之前，有必要先了解 寰宇访碑录 的相关情况。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是清代乾嘉时期一部集大成的金石学目录之作，该书始纂于邵晋涵（17431796），继之以孙星衍，至邢澍补其成，著录碑目自周迄元碑石共7706 种，历来学者对此书的评价甚高。然而地不爱宝，金石碑版络绎出土，而且碑刻常随时间变迁，易其所藏之地。除了收录不全、著录不详外，该书亦存在若干舛误之处，后来对它的续作可分为两类，一为补作，二为刊误，赵之谦补便是前者，同时也间夹着部分刊误内容。关于为何补著的是这本书，从“此书始末由两沈君”的话中大致可以推测，赵之谦初撰此书当在受业于沈复粲（17791850）之际。他十七岁始为金石之学，启蒙老师是乡贤沈复粲，因此不能排除其听取了沈氏意见的可能。居京师之时，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开始复录此书。至于赵之谦编纂的过程，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提到颇多的相关信息，兹将其著书与刊刻过程做一番梳理。该书的成书时间脉络为：初稿始录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复录于同治二年（1863），在京师集中数月的纂集与著录，书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写成并附上“记”，该书在著录的同时进行上版刊刻，四月刻版的工作完成，胡澍（18251872）为之题耑，沈树镛作跋，亦有刘履芬（18271879）校补并跋，戴望（18371873）为之题款。原计划八月间印刷，但是因印资之事，他向友人提出请求，最终至九月方校正、付印完毕。后因王侣樵（18801867）所提供的碑刻信息未及时著录，该部分内容附于“失编”之中。虽然前后共历时十九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赵之谦“复录”的时间极为短暂。考究成书之速的原因，沈树镛认为：物之寿无过金石，然惟藏也历久不敝，故千载前物日出而不穷。及出之，则天时人事得而成败之，转不能自存，其能存者在著录家。宋以前著录之碑，近数十年所出之碑，或皆不可见，其名可道也，著录存之故也。世不及见宋以来著录之碑，今时所出，宋以前人亦又不克见者。有宋后若元若明皆不克见，今复见者，曷以知之，著录存之故也。可知即便将金石碑版收藏起来，随着年月增长，它们也会出现秕敝的情况，将其及时著录确是一种极佳的方式。然而此时战乱迭起，书稿随时有散佚的可能，赵之谦在补序中写道：旧稿再易，辛酉难后己弃去，剩碑目四五纸，断阙讹羼，略具年月。结习未尽，恒以自随。于是他发出“盖刻刻虚心，后来必至一字无有”的担忧。诚如梁启超所云，由于太平天国的破坏，晚清学人极为重视著书、刻书之事，如今道、咸时期的刻本因极罕见而被视若善本。看来沈树镛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在致魏锡曾（？1882）的信札中也透露过自己的著述观念：大约完成不朽之作，亦招造物之忌，故就鄙见而论，务望专意两汉兼及六朝，先将两汉随校随补随刊，可印出先行，两汉种数最多，尚易先就。再结合赵之谦致魏锡曾的信札中所言：刻书之速，实因难民做怕盖刻刻虚心，后来必至一字无有且过此以往，天下虽大，未必有人肯为我刻书。穷厄极处，犹恐一旦沟壑如有人与我刻诗文则不甚决，刻此则决。决于刻此书，大错不过挂漏，不能指之为恶劣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091 悖罔也。大致可以判断，一方面是由于战乱纷飞使得赵之谦看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则可能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实由沈树镛的敦促与出资，使得“难民做怕”且“穷厄极处”的赵之谦决意速成。上述沈树镛与赵之谦所云种种，一方面不可否认的确与现实因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亦可将之视作某种修辞。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这背后隐含的可能性，即赵之谦选择 寰宇访碑录 作为续补对象，一来是由于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对其进行续补势必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声誉；二来“寰宇”一词包罗甚广，编纂此类相对笼统的金石书目，自然不用做到像金石考证类著作的精深、金石集纂类著作的广博，也不用像著录特定地域类金石著录般需要实地调查。因此，这本“速成”的金石著录，不仅能够极大地满足当时人们对金石收藏目录的需求，赵之谦可以快速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还能为他在京城中树立自我的形象，为后续学术与艺术的互动提供保障。二、补的成书基础与北京的学术风尚虽然赵之谦早年有求学于沈复粲处及游于缪梓（18071860）幕府的经历，而且清代幕府中经常存在幕客间相互搜集、整理、共享金石的现象，但是太平天国后他的旧稿已经所存无几。他自同治元年（1862）客于北京后，经常出入于琉璃厂、隆福寺搜访拓片与古籍，补中大量碑刻信息便来源于此。琉璃厂作为此时全国最大的书籍市场与文物聚散中心，来自各地的书版、文物、青铜彝器、金石拓片都会在此交易。金石的传播与交流为其快速编纂金石著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可能性。结合赵之谦客京时期先后的所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南横街圆通观周星荣家、永光寺中街的沈树镛家，均离琉璃厂很近，因此他在会试期间亲身前往厂肆，相当便利。遇到一些质量较好且价格适宜的拓本，他会选择购买，例如书中所记的唐祁瑛瓦造像；而像萧宏阙 文叔阳食堂石刻这类稀见或者价格昂贵的拓本，他则通过双钩的方法加以保存。书中直接注明“浙江会稽赵氏拓本”（即赵之谦所藏）为 19件，包括汉代 9 件、魏晋南北朝 8 件（其中吴 1 件、晋 4 件、后魏 1 件、北齐 2 件）、唐代 2 件。在“阅市”的过程中，赵之谦不仅可以了解到古物流通、鉴赏的信息，琉璃厂还是其与他人往来的重要社交场所，当他听闻有关金石的下落后，便亲自寻访碑石或拓本所藏之地。此外，一些京官除了作为收藏家之外，也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以他们为纽带将北京与地方（山东、陕西、山西、江苏等）藏家联系起来，形成跨区域的交易网络，因此金石拓本的信息在此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汇聚，赵之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便提到了大量关于各地碑刻的信息。除此之外，清代尤其是乾嘉之后，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时效与动态，以及相关学术、社会机制为赵之谦的学术著录提供了条件。学者薛龙春在谈及金石“征集网络”与“共同体”时认为：知识、趣味、机缘、人脉、耐心，都是其中关键的因素。在金石时尚圈中，所有参与者都需要与各阶层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才有机会完善个人收藏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因此，同治年间赵之谦置身于京城金石文化圈中，同友朋的函札往来、互赠拓片、共商疑析等行为，不仅提高了他的水平，亦扩大了资料的来源，正是借助个人与“关系网”的相互依赖，使得该书得以问世。在此过程中，金石碑拓的商业价值、文化属性及礼物功能均得到了实现。他在“终身钱”白文印的款识中附诗道：终身钱，释子语，我无钱，终身楮但有二三孤峻侣，商量金石当撰著。刻此解嘲忘尔汝，即此是钱天亦许。可见在日暮途穷之际，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金石同好沈树镛、魏锡曾和胡澍在此时汇聚京城，是成书的关键。此外，潘祖荫（18301890）、温忠善、樊彬（17961881）、刘铨福和方可中等人亦为之提供了不少资源。梳理此时赵之谦与友人的书信及题跋，大致可将他们所进行的金石活动分为：1.互通碑刻拓片；2.互赠印石、制印；3.校勘拓本；4.撰写题跋；5.进行学术研究；6.制作副本等。其中尤其值得探讨的是沈树镛的作用，张钰霖认为“此书之成以赵之谦为主，沈树镛协助搜求碑版、提供藏品并任刻书之资，应无疑义。前引赵之谦致沈树镛函中称今日录补访碑清本已至晋末，似尚可观，大名亦列于上矣亦可以说明沈的署名，系赵之谦编集此书已有一定规模后再增入”，此判断大差不差。沈树镛以其雄厚的收藏实力和人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金石材料，其中颇多罕见珍本，除了富华阁的宝物之外，亦有晚清炙手可热的 刘熊碑等，赵之谦在书信中多有提及。据笔者统计，补中有 31 件沈树镛的藏品（以“江苏南汇沈氏拓本”和“江苏松江沈氏拓本”为标记），但实际情况其实远不止于此。然而极为有趣的是，赵之谦书中所录有关沈树镛的金石藏本却恰恰避开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名碑，而一律为其所藏的名不见经传的砖文等。我们都知道沈树镛对赵之谦的书法及金石成就颇为赞赏，他认为“近来南北人讲金石，真知笃好无过老兄，弟实心肯之至，折服之至，敬重之至”，每有名贵精拓必与赵之谦、魏锡曾共享。于是在赵之谦将要离京之际，沈氏竟“日日粘册裱册，面糊满桌，为求题之”，哪怕会被人取笑，他也无所顾忌。由此推断，赵之谦如此的选择必定有其“策略”所在。在此过程中，沈树镛还作为赵之谦与潘祖荫的中间人，沈氏不仅代他向潘祖荫借金石萃编一书，还从潘处获取朝鲜、日本碑刻信息甚夥，让他编入书中。众所周知，潘氏是京师金石圈中纽带式的人物，他的交游甚广，从古董商到皇亲国戚，从文人到士大夫，无所不有。他不仅花重金购买拓片，且身居高位，进仕之人不断为之提供地方拓片。然而此时潘祖荫与赵之谦并未正式建交，但赵之谦不可能不知晓其中的事宜。联系此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来，他可以通过潘祖荫为其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二来，他则通过金石收藏为纽带发展社会网络，进一步将文化、艺术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也就是说，一旦得到潘祖荫的认可，势必对其学术身份的确立有所帮助，并在后续为其获得艺术风格的合法性提供保障。此外，还有一类群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古董市场离不开古董商，他们在收藏活动中地位的提升是晚清金石收藏潮流变迁的特征。在与文士、官员的直接互动中，他们一方面决定了诸藏家的收藏结构和规模，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引导了当时甲骨收藏的形成。经由沈复粲的引介，赵之谦美术大观美术研究092与江阴拓工、古董商方可中得以相识，叶昌炽在语石中说道：赵撝叔补寰宇访碑录，搜访石本，皆得之江阴拓工方可中。撝叔之识可中也，因山阴布衣沈霞西，犹牛空山之于褚千峰也。可见他认为方可中对赵之谦撰此书的帮助之大，可与清乾嘉时期牛运震协同褚千峰编著金石图相媲美。赵之谦旧稿半数均取之于他，书中详细记录的有龙泓洞相福造罗汉象记和保信军节度使赵与华妻义国夫人虞氏墓志。作为碑拓的生产者及交易市场的重要推手，该群体的身影常出没于文人学士的圈子中，这对金石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从补看学术与艺术的互动有学者认为包括编著补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行为，是赵之谦欲立足于潘祖荫等名门显宦跟前所采取的一种“策略”。由于“以书论学”的评判标准普遍存在于晚清金石鉴藏群体的观念中，因此置身于此特殊金石文化场域之中的赵之谦，如何应对规则、解决生存及获得风格的接受成了他所面对的问题。通过对补碑目下方繁简不一的提要进行梳理，可以窥见其中的关捩。（一）汉学转向赵之谦学术方向的转变与北京的学术风尚有着直接联系。此前，他在绍兴缪梓幕中受到的学术训练带有明显经世致用的色彩，而编撰此书时已全面转向汉学。其汉学取径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正原书之误，补原书之阙略（指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对于原书的补正十余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正原书之舛误，其中多为年月记载的错误，如王君意造像下录有失考年月；第二类为增补原书阙略，如张贵兴及都唯那尼道等造石龛记记其“在赵桃科妻造象上列”，因此原书失载。其二，辨别碑刻真伪。破张郃铭因“铭文皆失古法”，疑伪作，同时前进士王甫为女文加百花造蒲薛象的“碑文不古”，他也疑为伪作。据此大致可以判断赵之谦辨伪的方式是从金石文字、书法风格上进行判断与甄别，存疑之处还会与友人商讨。其三，以小学考释金石文字。小学自戴震（17241777）提出“精核之考据”后，人才辈出、著述如林。书中认为鲁柏山禅定字施缘铭记三种“文极里鄙，有钞五十定粟三百十硕语，定即一贯，疑黍也”，这便是从文字训诂来考释金石的例子。同作于同治三年的六朝别字记也反映了赵之谦在考证金石时援引说文解字的取径。其四，经史与金石互证。清代学者侧重于用金石来证经考史、补典籍之疑阙，亦有反之者。据统计，其中关于碑刻时间的考证较多，约有二十余处，其中利用碑刻题名进行考证者，有蜀中书贾公阙。运用改号、僭号相关史实加以考证者，如徐氏砖文 姜达丁大孃造像。此外，有依据天文历法加以考辨者，亦有像苍玉洞陈映题名这类用正经、正史为碑刻有关人名、官名、词义者注释之处的例子。将补寰宇访碑录中所征引的书目进行统计，并将它们按四部分类法做一归纳，赵之谦的治学思想便一目了然。虽然他的学术方法较前人而言并无创见，但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却欲盖弥彰。胡澍评价他“素覃思经世之学，薄彼小技，聊资托兴”，说明赵之谦的治学理想并非仅仅成为“艺术家”，而是做一个“主于有用”且“以空言为戒”的学者。他自己在章安杂说也说过“求仙有求内外功，学书亦有之，内功读书，外功画圈”，尤其突出字外功的重要性。此外，他还通过编纂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欲接续前人江藩（17611831）所绘制的清代汉学蓝图。这一系列明显带有汉学特征的学术行为，似乎表明他极力摆脱邓石如一派“陋儒”的身份，以此来更好地融入京城金石鉴藏群体，那么个人学术身份的确定便显得尤为关键。（二）金石学与艺术实践清中期以来，学术与艺术在金石之学的领域中确立了交集，两者之间的沟通渠道被打开后，产生了最为直接的碰撞。赵之谦几乎同一时间撰著的补及其“衍生品”六朝别字记可视作学术与艺术互动的产物，通过考察这类金石学著作中渗透的观念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他如何通过学术来创建个人风格合法性的事实。需要一提的是，赵之谦重新编录此书时，他的重心在于“六朝”碑刻的部分，他为此曾特地委托沈树镛向潘祖荫转借 金石萃编的六朝部分（自魏晋至隋，即卷二十三至卷四十）。通过数据统计，在这本碑刻总目不到孙氏寰宇访碑录四分之一的补作中，这一时间区域的碑刻数量较原书收录却更为丰富，其中含魏碑10种、晋碑 71 种、（南）齐碑 1 种、陈碑 1 种、隋碑 96 种，而原书仅录魏碑 9 种、晋碑44 种、隋碑 96 种。不仅如此，在此书的提要中亦可见端倪。赵之谦在前进士王甫为女文加百花造蒲薛象 目下记录：“此象记文皆有古法，而字体庸劣，刀刻拙滞，不类六朝人作，疑好事者假托也。”又，在 长安宝庆寺瓦下注有：“字薄拙不类汉、魏，当是六朝人制，姑附隋末。”结合他在章安杂说中的观点合而观之，可以看出赵之谦对六朝碑刻十分推崇，尤其是 张猛龙碑 杨大眼魏灵藏等典型的具有明显刀凿之意的“魏碑体”，他在“汉后隋前有此人”的印文中更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取向。那为何因碑刻文字“薄拙”又将其视为六朝人之作呢？似有矛盾之处。然引胡澍所言：“其（按：六朝碑刻）与字体不为无功，然而于汉魏以来声音假借之义隔 矣。”可知六朝碑刻虽在学术研究上不足奉法，但在艺术方面却有一定的价值。再结合赵之谦曾对乩书“走势”“结体”的褒奖，以及对“馆阁体”的深恶痛绝，可知他对六朝碑刻的推崇，完全是由于“字体”“结体”，还有形式语言之外的“天趣”与“境界”。郑文焯（18561918）在 补题跋中说道：自欧阳 集古录 行于世，后之录金石，率多详于唐以后，而略于隋以前。好事者或考识钟鼎，习书者又藏帖墨，六朝书格鄙为别体杂书，是篆隶即同于行草，无是理也。不知隋以前、汉以后书法，同出隶古体，若揆初唐后，始变帖与碑废矣。此书独采八代石墨为多，致足矜异。撝叔固嫥（按：同“专”）工北朝书，故所取上也。叔问记。此番话不仅道出了 补 的核心之处，更指明了此书的编纂与赵之谦艺术实践之间的直接联系。再看此时赵之谦的书风，可发现其已经明显出现了六朝碑版的取向（图 1），此亦渗透进他的边款之中。具体而言，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在为魏稼孙题写的篆书佛隋造像册的落款中所书“悲盦居士敬篆”六字（图 2），与前所作楷书已然耳目一新。比起前所书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093 圆润含蓄的类颜书迹，此时北魏意味十足，体势渐趋开张且外轮廓匀整、出锋的运用宛若碑版雕凿的大刀阔斧，其书风之变可见端倪。是年同为魏稼孙所刻白文印“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的边款（图 3），多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赵之谦不仅在致魏稼孙的私信中表达过对翁方纲（17331818）的不满，还在汉酸枣令刘熊碑的题跋中公开对其表示不屑。究其原因，翁方纲在碑学潮流中所提倡的“质厚”的汉碑审美与赵之谦所推崇的雄健流美的北碑审美并不一致，亦可见其“恃才傲物”的背后是从学术话语权逐渐过渡到艺术话语权，构建自我审美趣味的一种方式。通过统计，赵之谦在补的编纂过程中不仅注重六朝碑刻的收集，另一方面亦着重收录非经典碑刻（如 沙南侯碑 三公山神碑），以及非典型金石门类（砖、瓦、残石、阙、碑额、土范、镜范）。前者多具有“篆隶杂糅”的特点，清中期以降，书家复古和溯源观念出现，他们通过对汉碑字体、书风的考察带来了篆隶观念的更新，“篆隶杂沓”“体在某某之间”的特征更是康有为（18581927）等人所谓“碑学”概念的关捩所在。正是介于篆隶之间的碑刻，为清代书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新的基点，也为书学实践带来了创新与求变的营养。总而言之，赵之谦补中所著录的非经典碑刻顺应了篆隶融合的书学潮流。而后者，更为其所提出的“印外求印”的印学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范本来源。相较而言，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不仅所收金石高达 7706 通，种类繁多，亦考订精研，还包括大量“经典”碑刻（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其旨在构建完整、全面的碑学体系。而赵之谦所收却恰恰相反，似乎想要打破此前的碑学传统。以“补”为表征，实则却渗透了另一套碑学观念，由此将自己独特的金石审美融进晚清的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补六朝别字记章安杂说等金石著录与其艺术实践之间产生了有效的联动，这些学术著作为其确立自身社会地位，以及创建独特风格合法性提供了学术保障。四、补的局限及修订前已提及补的成书采取了“速成”的方式，由此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为了节省成本，赵之谦选择了“就近取材”，每卷的校勘人均为其门生弟子，即钱式（1847？）、沈海毓、魏本存、冯燦和朱志复。曾国藩（18111872）曾对门生洪汝奎（18241886）说过：“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因此，除了文本存在的种种舛误与脱漏外，最明显的就是在版面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修改痕迹，结合沈树镛“随校随补随刊”的著述观念，让观者不由猜测此书在刊刻及印刷中可能因存在种种原因而发生的剜改行为。有学者认为：木刻自写样到刻成至少经过四、五校，错字当然少。就是成书发现一个错字，或者改动几个字，随时可以挖补。起首印过二三十本红标本，认为满意再印它五六十本，最多也可以印一百本，随时校订随时加印，在机器上是办不到的。传统中国文献流传及印刷方式与现代颇不相同，由于古代刻书和印刷存在着较大的可变动性与灵活性，因此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小量印刷，同时不断进行抽换、剜改或补板等修改。相较而言，在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的刻本中则并未见到此类剜改所留下的痕迹，其整齐划一的版面与补形成了鲜明对比（表 1）。笔者虽不以为这些墨钉皆必是由于订正讹字致之，但同治三年的初刻本处于该书形成中的一个中间状态，应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之后光绪十二年（1886）吴县朱记荣（18361890）的重刻本中，朱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一美化，还适当对初刻本进行校订，并对原先的剜改空缺处做了增补（表 2）。除此之外，还应从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图 2篆书佛隋造像册落款图 3“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边款图 1补寰宇访碑录赵之谦手稿本表1寰宇访碑录与补寰宇访碑录版面对比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光绪九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同治三年刻本，浙江图书馆藏）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光绪十二年刻本，天津图书馆藏）美术大观美术研究094响的角度全面考察补的得失。赵之谦在该书记中自陈：陈金石，传者绝少，闻有得临春阁专文，为至德四年（586），今询人无知者。福建金门岛一古碑在树腹，字不可识。刘子重言刘智庙村落壁间多汉专。太谷温元长述其乡驿路旁石崖，凡目所及皆古造象，一篆书摩崖，磨灭大半，间有“皇帝”字，同泰刻石，向无拓者。丙辰从军衢州，友人蜀中来言，尝舟行仰视绝壁，上有二碑，不知何代物。凡此类者，闻不胜记，姑举一二近者，俟振奇凿空之士索焉。可见由于客观因素所限，学者又囿于个人所见所闻，此类金石著作很难反映“寰宇”的碑刻情况。一些仅仅是听闻、因地势原因而无法搜寻，或因个人局限而未涉及的碑刻，使赵之谦心存遗憾。沈树镛在致魏锡曾的信札中曾提到刘喜海（17931852）手补寰宇访碑录一事：都中汉魏六朝石刻，去年来买者愈多，价值愈贵。惟借得刘燕庭方伯手补 访碑录一册，实为第一快事。计其中补入者两倍于原刻，而孙录讹舛处一订正，见其前后标记年月，竟费五十年心血。大约国朝讲金石之学者，当首屈一指矣。因费一月工夫借录一过，竣于三月初。燕翁少君以所藏周秦两汉下至宋元石本来归，统计三千种，皆有方伯标题，其中高丽碑八十余种，尤为苦心孤诣，因售去恽王卷册，筹款偿之。以方伯数十年精力聚成，而弟安生得之，洵为金石奇缘矣！信中不仅指出刘氏为孙书进行的补作，其考证之详细、精研，历时之久，并因此肯定了刘氏在国朝金石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此信札书于赵之谦补成书后的两年（1866），相比之下，赵之谦的补作则略显仓促与尴尬。结合沈树镛对六朝碑刻的推崇及其对赵之谦书法、篆刻成就的肯定，很难让人不去猜测他协助赵之谦快速完成此作的原因何在。因此，后来罗振玉为该书校雠、匡正人名等三百余处错误，刘声木在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续补寰宇访碑录的凡例中更是将该书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一一列举并校正：1.有所遗漏；2.体例有所失当；3.考订上多有疏舛；4.所录范围超出石刻门类（如土制瓦当）；5.忽略石刻图像的价值。基于此，后续对该书的续补之作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刊误之作，另一类为续补之作。结语王汎森指出晚清学术风向的改变，可能并不单纯源自学问本身，而是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晚清的金石文化渗透进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往往兼收藏家、学者与出版人的身份于一身，史无前例的现象在晚清却成为普遍的趋势，而且金石资料的出版成为晚清学人抬高个人身价的一种手段。由此反观赵之谦在编撰补之际，其书学观念以及艺术实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如何在特殊的金石文化场域中，借助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来实现自我身份的确立、建构个人艺术风格合法性，则显得至关重要。不可否认，赵之谦的这本金石著作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在成书 十 五 年 后（1879），施 补 华（18351890）仍扬言要将其所发现的重要新疆汉碑刘平国刻石编入赵之谦的补中。此外，他的确借助渗透于此书中的个人金石审美，在书法、篆刻、绘画等多领域的创作实践中“但开风气”，确定了自己的艺术地位。然而从客观层面而言，此书的实际价值却是极为有限的。综上而言，我们有理由判断包括补寰宇访碑录在内的一系列金石著述是赵之谦在不具备全面掌握金石资源的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取巧、急速成名的方式，一种自我构建、确立社会地位、实现学术与艺术互动的有效手段。注释：此说法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卷二十五，载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 9（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第 383 页。赵成杰：金石萃编 与清代金石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 13-15、259-260 页。张钰霖：沈树镛金石交游考略，载陈野编 艺术 美学 文化：地域美术史研究论文集 第 1 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第 126-131页。详见丛涛：“别有狂言”与“但开风气”：赵之谦的学术身份与金石审美趣味，文艺研究 2022 年第 3 期，第 149 页。王锷：寰宇访碑录 及其补作，图书与情报1992 年第 1期，第 69 页。详见吴式芬 金石汇目分编序、罗振玉 寰宇访碑录刊 谬、刘正声 寰宇访碑录校勘记，载 石刻史料新编 第 1 辑第 27 册，新文丰出版社，1977，第 20653、20085、20101页。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记，载赵之谦著、戴家妙编 赵之谦集 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 772 页。同上书，第 771页。同上。戴家妙：赵之谦与金陵书局的刻书伙伴，文汇报第 12 版“学林”2021年 3月11日。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序，第 771页。沈树镛：补寰宇访碑录跋，载赵之谦著、戴家妙编 赵之谦集第四册，第1276页。邹涛：赵之谦年谱，荣宝斋出版社，2003，第 112、117、125、128、132、136 页。沈树镛：补寰宇访碑录跋，第 1276 页。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序，第 771页。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28 页。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8，第 66 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第 25 页。沈树镛：汉石经室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第264 页。表2补寰宇访碑录两种刻本剜改处对比同治三年初刻本光绪十二年重刻本“明威将军郛休碑”“郛休碑阴”“马鸣寺根法式碑”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095 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28 页。沈树镛：补寰宇访碑录跋，第 1276 页。详见丛涛：赵之谦与晚清北京碑帖市场，西泠艺丛2022 年第 8 期，第 2 页。同上。赵之谦：赵之谦集 第二册，第 279、296、301页。戴婷婷：晚清北京艺术市场述略，收藏家 2019年第 2 期，第 89-93 页。如我国湖北、四川、洛阳、福建，还有朝鲜的碑刻。详见邹涛：赵之谦年谱，第107、125、131页。赵之谦：赵之谦集 第二册，第 272、294 页。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记，第 272、294 页。陈东辉：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 乾嘉时期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106-107 页。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第 224 页。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12 页。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第 121页。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12 页。详见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三秦出版社，2007，第 490 页。郭齐文主编；太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82页。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序，第771、772-773页。赵之谦：赵之谦集 第二册，第 257 页。此外，笔者曾对 补 中的著录信息及收藏者做过具体的统计，其中还包括吴荣光、翟中溶、刘位坦、刘铨福、徐楙、沈涛、刘喜海、张廷济、王昶、吴式训、阮元、顾沅、何绍基、龚自珍、许迈孙、吕尧仙、甘彦士、王晋玉等人的藏品。张钰霖：沈树镛金石交游考略，载陈野编 艺术 美学 文化：地域美术史研究论文集 第 1 辑，第 126-131页。详见李慧连：赵之谦与沈树镛的交游以金石为中心，书法赏评 2018 年第 3 期，第 37-39 页。赵之谦：赵之谦集 第二册，第 274、283、273 页。其中包括汉代4 件、吴1件、晋16 件、梁2 件、后魏1件、东魏 1件、隋 2 件（其中失编 1件）、唐 2 件、元1件。沈树镛：汉石经室题跋，第 262 页。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17 页。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华书局，2019，536 页。朱国耀、吴国栋：潘祖荫的书画鉴藏圈，书画世界2022 年第 242 卷第 4 期，第 25-26、29 页。赵之谦：致二哥手札，载戴家妙、梁颖编 赵之谦尺牍，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第 71页。此观念转引自李飞：市场、观念与国家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18401934），科学出版社，2021，第 31页。叶昌炽：语石，姚文昌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第 328 页。程章灿：捶石入纸: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以晚清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第 53 页。丛涛：“别有狂言”与“但开风气”：赵之谦的学术身份与金石审美趣味，第 149-151页。赵之谦：赵之谦集 第三册，第 817、842 页。同上书，第 797、827 页。同上书，第 778 页。同上书，第 811页。同上书，第 810 页。同上书，第 894 页。赵能寿：六朝别字记跋，载赵之谦著、戴家妙编 赵之谦集 第四册，第 1279 页。赵之谦：赵之谦集 第三册，第 788 页。同上书，第 786 页，徐氏砖文 条。同上书，第 794 页，姜达丁大孃造像 条。同上书，第 799 页，赵郡王高叡造无量寿佛像 条。同上书，第 875 页，苍玉洞陈映题名 条。据统计，经部（七种）：左传 左传注 仪礼 一切经音义埤苍通俗文钟鼎款识；史部（十六种）：史记 魏书 旧唐书 新五代史 汉书 元史陈纪 周纪（以上两书属 资治通鉴）河间府志金石萃编 舆地碑目记 金石录 宝刻丛编 山左金石志 天下金石志 海东金石存 畿辅古刻录（即畿辅碑目）；子部（一种）：西经杂记；集部（三种）：古泉山馆集 文选 元文类（即国朝文类）。胡澍：二金蝶堂印存序，载赵之谦著、戴家妙编 赵之谦集 第四册，第 1256 页。丛涛：“别有狂言”与“但开风气”：赵之谦的学术身份与金石审美趣味，第 150-151页。陈硕：重塑传统邓石如与清中期书法史的变革，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20，第 23-24 页。赵之谦在编纂 补寰宇访碑录 的过程中将六朝部分抽出撰为 六朝别字记 一书。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记，第 772-773 页。赵之谦：赵之谦集，第三册，第 811页。同上书，第 812 页。详见赵之谦：章安杂说，载赵之谦著、戴家妙编 赵之谦集 第四册，第 1167 页。同上书，第 1167 页。此外，胡澍于 六朝别字记序 中指出明确赵之谦在隶书上首重汉碑，而楷、行重魏书（六朝）。见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37 页。邹涛：赵之谦年谱，第 137 页。赵之谦：章安杂说，第 1169 页。同上书，第 1199 页。同上书，第 1170 页。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刻本，郑文焯校补并跋，伦明校，根“国家图书馆 数字博物馆检索”。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第 129 页。丛涛：“别有狂言”与“但开风气”：赵之谦的学术身份与金石审美趣味，第 153-156 页。此说法见杨庆：清代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篆隶观念考论，中国书法 2018 年第 14 期，第 69 页。李以超：清代书学中的汉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第 50 页。曾国藩：与洪琴西，载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 曾文正公全集 第11册书札一，同心出版社，2014，第19页。沈树镛：汉石经室题跋，第 264 页。卢前：卢前笔记杂钞，中华书局，2006，第 66 页。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 387 页。笔者根据所见版本及 中国古籍总目 的著录，将其分为两类四种版本，分属于写本与刻本两个体系。其中刻本分为：1.清同治三年初刻本，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前 有“二金蝶堂所著书之九”牌记，且有胡澍篆书题耑，现主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浙江图书馆藏本等。2.光绪十二年吴县朱记荣重刻本，收入 吴县槐庐 丛书，并在此基础上于光绪二十年收入 行素草堂金石丛书，现主要有浙江图书馆藏本等。如“明威将军郛休碑”“郛休碑阴”“马鸣寺根法式碑”等碑目下增加了具体的藏处。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记，第 772-773 页。沈树镛：汉石经室题跋，第 266 页。同上书，第 257、261页。罗振玉：补寰宇访碑录刊误，载 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7 册，第 20271页。详见刘声木 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 续补寰宇访碑录，载 石刻史料新编 第 1 辑第 27 册，第 20285、20301-20302 页。一类为刊误之作：如王懿荣 寰宇访碑录补遗 补目各一卷、罗振玉 补寰宇访碑录刊误 一卷、刘声木 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 二卷和 再续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一卷、杨宝镛 孙赵寰宇访碑录刊误补遗 一卷；另一类为续补之作：如刘声木 续补寰宇访碑录 二十五卷、罗振玉 再续寰宇访碑录 二卷、缪荃孙 再补寰宇访碑录 不分卷、杨守敬 续寰宇访碑录 不分卷，寰宇贞石图 六卷和 寰宇贞石图目录 二卷等。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载王汎森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 169 页。王正华：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载朱渊清主编 器物学与艺术史，中西书局，2019，第 6-7 页。施补华：泽雅堂文集 二集卷十三，朝华出版社，2018，第 764 页，“过赛里木”条。但是明确可知，赵之谦所编 补寰宇访碑录 其实并未将之收录其中。(温安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