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潮汕大地震与应对救助_詹昊扬.pdf

第44卷第1期Vol.44 No.12023年2月Feb.2023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04-15作者简介：詹昊扬（1996-），男，广东揭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2020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18年潮汕大地震与应对救助詹 昊 扬（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30）摘要：1918年2月13日，粤东潮汕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此次地震成灾，一方面起于两大板块的碰撞，另一方面则由于当地连年动荡脆弱的社会环境，致使地震对潮汕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引发了一系列次生灾害和社会秩序的混乱。震后，当时央地政府囿于政治局势，仅采取有限的救助措施，而民间势力在此次救助活动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关键词：潮汕地区；地震；救助；民国时期中图分类号：K 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1-0044-07DOI：10.19986/ki.1007-6883.2023.01.008民国时期，国内自然灾害频仍，加上政治割据、军阀混战，天灾与人祸使得彼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凄惨万分。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地震又是比较具有特殊性的一种，其震动持续时间短，因震动产生的房屋倒塌、山体崩裂及海啸等而导致的瞬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其他灾害无法比拟的。1918年2月，粤东潮汕地区发生大地震，破坏巨大，波及广泛，在海内外引起了较高的关注。学界对此有所涉猎，如吴康林民国广东地震灾害与社会应对简述了民国时期的广东地震灾害，对1918年潮汕大地震的灾情影响和救助有所涉及；王浩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中对此次地震救济也有所关注，但仍留有可供探讨的学术空间。本文试图以1918年潮汕大地震为研究对象，还原灾情原貌，探讨震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救助活动，以期对民国灾荒史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地震灾情概况1918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三日），潮汕各属遭遇大地震，震中位于汕头，周边各县破坏甚大，广州、厦门、香港、上海及武汉等地均有震感，系自宋英宗治平四年以来，潮汕大地发生的最剧烈的一次巨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各种次生灾害。1.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2月13日下午2时许，地震发生。其中，汕头“该城完全震毁，街道纵横瓦砾，某处地喷热泉，人民被震塌房屋压毙甚众，手足无存，目不忍观。”1南澳一县孤悬海上，灾情最惨，“全属夷为赤土，尸压败垣无人收葬，至为惨痛，为向来未有奇劫”，其余各县惨状类同。潮汕各属人员伤亡不胜统计，约在二千人以上。2地震发生后，徐家汇天文台根据初步调查，通报汕头一地人员伤亡情况。汕头系对外商埠，人员密集，又驻有镇守使署、道尹署及各国领事馆，往来密切，消息通达，伤亡损失概数得以迅速得悉。除去尚未统计的失踪人员，仅汕头埠一地，因地震造成的死伤人数即在百人以上，伤亡损失情况概见表1。3 44表1汕头地震伤亡损失初步报告地点镇守使署旧道署内金山街高升戏院怀安街之怀东戏院万美斋茶居海关办公处内马路全德里耀华里联兴里隆东里华安街援闽粤军第五统领部大马路镇邦街电灯局及自来水公司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倒塌后楼一座，镇守使刘志陆头部亦被洞穿兵房及办事室倾塌数座，伤兵士十余名，滇军总指挥处伤数人除戏台及女客座位外悉数倒塌，是日正值开演，死者四十五名，伤二十余名倒塌一半，幸是日停演，故未伤人全座倒塌死者二十余人伤三十余人倒洋楼半座，毙税收一名，伤二名倒屋七间，伤数人倒屋十二间，毙八人，伤七人倒屋八间，毙一人，伤数人倒屋数间，伤数人倒屋二间伤三人倒屋二十间，伤毙六十余人倒楼半座，死伤未详倒十五间，毙者十二人，伤者未详倒屋五间，伤二十人，死二人均遭绝大损失驻汕领事及洋商同罹巨劫。“埠中洋人均逃上船舶，荷国领事署尽毁，荷领事及眷属无家可归，英领事署之围墙尽倒”1，“日美两领事署亦倾塌洋楼一角，署内杂役伤毙五名，洋人二名微伤头部，幸不致命。其余英法领事府办事厅所有玻璃器物悉成粉碎，毁坏器物约值十余万元。惟英法洋人，除微伤手足者三名外余均无恙”3。除汕头埠以外，广东当局陆续接到潮属其余各县报告。南澳一岛，死伤更为惨重，“地即震动约有数十分钟久，全城屋宇尽行倒塌，事后查屋宇之矗然独存者仅有三间，全城人口非死即伤，其幸免者甚少”。南澳县知事胡家骥电告省城，“全县地震县城最烈房屋尽倒，民多压死，死者难以觅尸，生者难以得食，痛苦万状”，以致人口由震前四万余人迅速锐减，至1935年统计仅三万余人，呈“衷退冷落之象”。4潮安“县城地震，全城铺屋伤塌甚多，军民毙伤不少，衙署监狱亦崩塌多处，人犯幸未脱逃”。5揭阳县“城垣衙署均有倒塌，民房亦有倒塌不少，并有伤人毙命情事”。澄海县“城厢内外倒塌房屋约有一百余间，压毙男女七名、伤六名”。6此次地震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的财产损失，也在长时段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据报告，汕头自来水和电灯公司遭到严重破坏，基础设施基本瘫痪，给即时的救灾和善后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贸易往来也面临阻滞，潮海关衙署尽数倒塌，沿岸货仓同样倾塌无余，运汕货物无法靠岸，只能避返香港。1港外灯塔虽然尚未熄灭，但塔体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蓝莫灯塔亦被地震所毁，虽灯光未灭但随时可以尽塌”1，南澎岛灯塔也遭震损，面临重建。7汕头开埠距此已有近六十年，震前本是华南重要商埠，人流来往甚为密集，吞吐货物至为繁忙，遭受此次地震打击，几成瓦砾，“此次地震所破坏者须费一年之时日乃能建设复其旧观”。82.次生灾害此次潮汕大地震不仅对潮属各县造成严重的直接破坏，也诱发系列次生灾害。45潮汕各属鹄立海滨，地震除了直接震塌建筑，还引发海啸，系20世纪我国唯一引发海啸的地震。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在其近十五年中国重要地震记论著中，对这次地震作了如下记载：“民国7年2月13日，福建、广东沿海地震。其震中区域在泉州至汕头一带，地裂土崩，海水腾涌，房舍倾覆，死亡者以数百计。受震范围及于闽、粤、湘、赣、浙、苏、皖、鄂8省，面积50余万平方千米。”翁氏对南澳地震灾害的综述，给读者传递了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民国7年2月13日，福建、广东沿海地震，泉州至汕头一带，海水腾涌，房舍倾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指证：“广东南澳附近海域7.3级地震，福建同安大地震，海潮退而复涨，鱼船多遭没；广东汕头：地震当时湾泊在码头的一艘船，其船底竞至与海底接触。”水利设施在地震中也遭到破坏，“韩江南北堤及下游沿河堤岸或裂或断，湘子桥倾颓并无一处完全，实为向来未有之奇灾”。9潮安七都堤在地震中崩裂数百丈，当地受灾严重。澄海、饶平等地七十余乡“遍成泽国，田园庐舍多遭淹没，人口畜牧尽付东流”，“妇孺老幼之溺死、饿死者百数十人，满目汪洋，哀鸿遍野，待赈嗷嗷，不下千百”。103社会秩序汕头开埠近六十年，较早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洗礼，但面对天灾，当地人们仍多表现为惊恐失措，社会秩序一度混乱，迷信势力也因此抬头。地震发生后，人们争先恐后奔出街外，寻找安全地带避难。“石础遥掷空中翔，居民空巷骇且走，呼爷唤女声骇惶，惊走始复知地震。”又有宵小之徒，趁乱打劫抢夺财物，“绿林豪客时复起，夜则祛容朝探囊”，11灾民在天灾与人祸中艰难生存。迷信势力随着社会秩序的崩塌而再次抬头，荒谬的谣言不胫而走。灾民三五成群，在街上废墟瓦砾中游走翻找，“彼等答称系寻觅毛发”，认为地震系地下巨牛负重换肩导致，“盖彼一肩受压已久，今乃更换一肩也”，“有确于地上觅得毛发者大为满意，谓此即水牛皮上所遗云”。12溯及此次震灾成因，除了与地震相关的地质因素外，与民国初年潮汕地区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地质构造是此次酿成地震巨灾的主要因素。地震工程学者彭承光指出，在地震高烈度区内的南澎列岛共轭断层活动构造，是此次大地震发震构造。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前缘向大陆碰撞，在南海北部产生挤压力源作用，使得南海海滨潮汕各县发生巨震，同时，潮汕与闽南地区的海岸线出现海潮退而复涨的现象，形成海啸。这是 1918年大地震的主要成因。13另一方面，地震成灾原因，也离不开彼时潮汕地区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因素固然是地震发生的重要成因，但充分的预防和积极的投入救灾可以降低灾害的程度，减少对人类社会的伤害。一旦人事作为不足，自然灾害的程度则会加重。因此，此次地震成灾与潮汕社会脆弱的承灾能力和密集的人口分布有很大关联。连年兵燹，降低了地方社会承灾能力。辛亥以后，潮汕地区常年遭受战祸，各方势力轮番执政，地方秩序难以平稳。尤其是丁巳复辟后，北京政府段祺瑞重执政权，孙中山及南下议员在广州组织护法讨逆，身处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成为南北两军对垒的主要战场。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通电出师，率领援闽粤军赶赴汕头，在闽粤交界与北军交战，当地各县反复易手，频遭兵事破坏。14地震发生后，当地财力、物力早被兵事提前榨干，社会承灾能力低下，几乎倚仗军政力量在休战之余投入救灾，效果比较有限。潮汕地区人口密集，加大了灾害程度。地震本身是一种地质活动，其造成的建筑坍塌和水流倒灌等次生灾害对人类社会危害甚为严重，致灾程度通常与受灾地区的人口密度直接相关。根据1934年资料统计，澄海、潮阳、潮安、揭阳、普宁等县人口密度为500人/平方公里以上，与广州市、顺德和南海等地并处广东第一梯队，惠来、南澳及饶平等县每平方公里也有150-300人，可见彼时潮汕平原是广东全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民初时期的潮汕，民族工商业逐渐兴起，城市化也得到相应发展，水、电、交通、通讯等转自彭承光，李运贵，吴名彬1918南澳大地震觅踪，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数据来自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虽然数据为1934年统计，但民国时期的广东人口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因而仍可反映民初广东省人口密度情况。46城市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汕头埠及各县工厂林立，房屋楼宇大改旧观，一应俱全。15城市化的发展为潮汕地区注入了充沛的经济活力，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当地震发生时，高大密集的楼宇建筑和稠密的人口分布反而加剧了灾害程度。同时，军队的陆续进驻、过境，也使潮汕地区本就热闹的岁首春节，人口密度“骤增，商市益形拥挤”16，震塌伤亡数量由此倍增，且挤兑震后的赈济资源，使得灾情进一步恶化。可见 1918年潮汕大地震造成当地人口伤亡惨重，经济破坏严重，其成灾原因固然起于地质板块碰撞，但连年的军阀混战破坏了潮汕社会的承载能力，日渐稠密的人口导致震中伤亡倍增，同时也挤兑了救灾资源，彼时的潮汕地区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因“震”成“灾”。二、官民的救助应对地震发生后，潮汕各县损失惨重，死者待殓，伤者待赈。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地方军政机关迅速报请救灾，投入力量救护伤员、维持秩序，并动员地方乃至全国各民间团体采取相应的措施，组织力量筹赈财物，救济灾区。1.地方政府的应对举措地震成灾，正值孙中山于广东组织护法，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对峙。陈炯明率军进驻汕头，潮汕多地隶属军政府管辖，官方的赈灾任务自然由军政府及潮汕地方军政力量承担。地震发生后，潮循道尹及周边各县知事迅速向广东当局报告灾情，并请求军政府协助赈灾。此时正值护法军兴，广东当局正忙于军政要事，仅饬财政厅汇款二万元交由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办赈济，再无额外行动。17广东当局无暇顾及灾情，潮汕地方军政机关理应成为救灾主力。陈炯明先行组织五队医员，分别前往司令部、镇守使署、援闽粤军各统领部及市面街道进行救护，“统共救出被压商民一百八十余名，均受重伤，另有二十余名业已毙命，由存善堂施棺埋殓”，派遣“军队保护地方，如有匪徒乘机扰攘，军法从事”。18同时召集各军政人员和民间慈善团体筹商赈灾办法，发布汕头地震布告：援闽粤军总司令布告云：为布告事，照得汕埠地震，事出仓卒，无可预防。我商民遭此灾祲，或被压而先命折骨，累累道旁，或逃避而露宿风餐，嗷嗷中泽。天行酷虐，闻变怆然。本总司令曾经派遣军队四出救伤，维持秩序。昨复招集地方官吏及慈善各团体在本部筹商善后办法。经议决如下：（一）派遣消防队督拆危险墙壁骑楼。（二）清理街道障碍。（三）于危险地方悬挂标帜，禁止通行。（四）饬各街店或住户分段燃点街灯。（五）饬各警区示谕无家可归难民，自行投署报告。（六）择地盖搭篷厂，收容难民。（七）由慈善团体权行煮粥施济。凡此数端，先行择要举办。本总司令关怀桑梓，尤当竭其力之所能至，筹拨款项，以利推行。仍恐灾区太广，虑有未周，望我父老兄弟各本仁民爱物之心，共尽救死扶伤之意。倘有明见，尽可函告，以便采择施行，有厚望焉。特此布告。中华民国七年二月十五日。总司令陈炯明。14地方军政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和灾民的恐慌情绪。但灾区遍及岭东各地，赈济善后所需耗费巨大，广东当局不予重视，地方政府无力自救，由潮梅镇守使刘志陆一面发电求助中国红十字会广为募资，19一面向在外潮汕同乡团体乞赈，“伏望君子仁人推怀胞与集资赈邮以谋善后，各属灾黎引颈待命”20。2.民间救助活动的开展潮汕地方政府的赈灾活动尚能积极开展，尽管其效果依然有限，然而在此次救灾活动中，民间力量却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国红十字会是晚近专业的新兴慈善机构。接刘志陆乞电后，会长沈敦和当即“垫洋二千元汇往汕头”，并“致电汕头分会调查详细灾情，并设法劝募，冀集有巨款以谋善后”。21随后，中国红十字会一面遣潮汕各地分会就地救灾，“在瓦砾场中寻觅尸首”，一面通过申报等刊物发布劝捐广告，“敬募广东潮梅地震急赈”，以资救灾。18除了中国红十字会，汕头当地的存心善堂在震后迅速投入救灾，协助官军“施棺埋葬”，派遣社员四处救护，并以“南澳倒屋甚多”，分派精干成员前往南澳一岛进行急赈。22 47潮汕在外同乡团体在此次救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潮州会馆接到刘志陆乞电后，即行召集会议，先由“旅沪粤东慈善会电汇洋五千元”，“公举郭若雨君会同汕头总商会办理一切放赈事宜”，并定择日“再开大会商议筹赈”。232月26日，旅沪粤侨应召在广肇公所开会，到会慈善绅商百余人，大会首议“应先电汕头总商会调查各属被灾详情及南北两堤崩裂状况，以便妥筹赈济办法”。又由旅沪富商杨小川提议“设立筹赈处，以潮州会馆为总机关，以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为收捐处”，并以即日为潮汕大地震筹赈处成立之期，推杨小川为筹赈处总董。继而电告汉口岭南会馆、潮嘉会馆诸同乡、广州救灾公所、自治研究社等团体协力赈济。会议又有广肇公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其余个人即席认捐，据统计，散会时认捐已达“万元之外”。24上海潮人团体不仅竭力筹赈，更将劝募赈灾之势推向广州、武汉、天津等其余城市及团体。广州救灾公所接电后，“先汇一万元往汕以应急赈”，自治研究社也迅速“妥筹捐赈”。汉口潮嘉会馆先行“汇五千元往汕，余俟陆续广为劝募，源源接济”。广肇公所又以“被灾以南澳为最重”，“特向本埠兴华机器制钙公司劝募，己蒙该公司允许捐助鸡蛋钙五千箱，即日运赴灾地散放以济民食”。据悉，广肇公所与潮州会馆“开募赈 捐 以 来 约 计 各 集 一 万 馀 金、两 共 三 万 左右”。25天津方面，“假座汕头六邑会馆开会筹议，公同议决即借六邑会馆地方设立救灾公所，以救济此次地震灾区，并筹善后办法为宗旨”，“议决简章八条”，力筹巨款以资赈务。26其他慈善团体也对此次震灾展开救济活动。3月6日，在永安、先施、真光等大公司力促下，香港华商总会围绕地震筹赈召开会议，呼吁“多捐一文即有一文之好处”，“在座者各人均踊跃签捐，计开周东生三百元、李葆葵二百元、何世光、陈赓如、何世荣、莫干生、马永灿、李荣光、李亦梅、罗长肇各一百元，不上二分钟已捐集三千八百元，刘主席曰各位值理同人如未在场者可将认捐之数向叶司理报告便妥”。27此外，韩江沿岸堤坝严重损毁，同样是赈务重心。3月13日，潮安县绅商以“七都堤前因地震崩裂数百丈，受灾甚众，预算须经费二十余万元方能修复”，开会筹设修筑办法，议决情形：（一）议决七都每都各先认五百元后其余由七都通力合作以田亩捐及绅富捐充用，并电请政府及华侨资助；（二）议决以后岁修工料在五百元以内者由各该都自理，在五百元以上者统归七都通力合作；（三）七都各立修堤公所，各举人员办理修筑事宜，另设修堤总公所，另举人员办理，其公费以七都公款支给之；（四）田亩捐每亩捐毫洋二毫，如系典当由业主向当主取缴，侯取赎时业主当主各出一半；（五）绅富捐照从前军饷办法以二十股均摊；（六）田亩捐自阴历二月初一日起由各该都保卫团征收，每十日缴一次，限至三月初十日止一律收清。28为避免江水暴涨堤围冲决，潮州会馆于4月初再开会议，讨论赶修南北两堤，与会者“提议修堤一层可用以工代赈之法，灾民既可免流离之惨，而两堤既固地方上亦可得磐石之安所谓一举而两善”，与会诸君“分途劝捐，藉集巨款，以便早日汇汕赶修两堤以防崩决”。29旅暹罗华侨郑智勇慷慨解囊，“捐金巨万，并令两公子雄材、法材董其事，及其侄庆实、芳镯、材宝、家修诸君督理鸠工庀材，漏者塞之，低者增之”。30在当地及全国各地民间慈善团体的奔走努力下，潮汕地震赈灾工作有序开展。据悉，此次赈灾“蒙镇道督同绅商各界设立救灾公所，竭力筹捐分投赈恤共集得捐款九万五千六百余两，悉数发作急赈及修堤之用”，“俾劫后黎危而复安，实属急公好义热忱可嘉，应予分别褒奖以扬义风而旌善行”。31三、此次救灾的近代化特征传统社会，赈灾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采用施赈、蠲缓、放贷等方式施惠于民，民间人士的赈灾作用极为有限。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外民间人士（或称社会力量）在赈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相对下降。学人杨鹏程指出，中国荒政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器物和人事两个方面。所谓器物，即与救灾时效性息息相关的信息、交通、新闻传媒等方面；人事层面则表现为专司赈济的近代化机构的出现、外国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的介入以及“近代化的 48人”。32根据这一理论，1918年潮汕大地震的救助活动在器物和人事上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科学、高效的地震调查和交通通讯地震发生后，上海徐家汇中央观象台第一时间捕捉到信号，从科学的角度解读和报道了此次地震。通过“编制表式，详列条款”，发请各地报送信息，绘制同震线图，确定“震源当在潮汕”，33为后续的救灾和报道提供了权威的意见参考。民国初年的通讯设备以电报比较普及，在此次震灾救助中，电报的使用在中央观象台及潮汕地方政府、团体向各级各地通报灾情、请求赈助、捐银电汇等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灾-审灾-赈灾”过程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地震灾情能得到较为及时快捷的处置，降低了灾荒危害社会的烈度。新闻传媒在此次震灾报道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香港华字日报 申报 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等报纸在震后跟踪报道，东方杂志英语周刊时兆月报等期刊杂志及部分宗教团体刊物则以实地拍摄、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灾况，潮汕旅外人士及团体能及时获知灾讯，迅速采取赈助。汕头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粤闽赣等地逐渐发展为口岸腹地，与全国沿海各地及东南亚地区的交流日益密切，近代交通日趋发达，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港口之一。地震发生后，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地纷纷向灾区赈粮汇银，汕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提高了各地移粟、运药以及军人医护赶赴灾区的效率，保障了震灾救助工作的顺利进行。2.民间慈善团体及个人的积极参与彼时中央及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缘由，在此次救灾活动中表现相当有限，广东当局重视不足，驻守灾区的陈炯明同样无暇兼顾。在2月13日之后，陈炯明仅向广东当局发电一封，并称“刻下市面安堵如常”14，而在随后十数天发往省城的电文中只见兵事、只催发饷，只字不提灾情。广东当局接刘志陆及各县知事报告灾电，发现与陈炯明报出入甚大，“核与陈刘所报情形不同，究竟是否属实”，5直至全国赈灾如火如荼，方在灾后良久拨款二万元汇往潮汕资以救助。政府职能的疲弱使得救灾活动主体出现短暂真空，民间力量随即在赈恤救助的历史任务中展现了重要作用，潮汕旅外团体、地方善堂和救灾公所等民间力量在此次救灾中相当踊跃。潮州会馆、广肇公所促成的筹赈处成为此次赈灾活动的临时救灾中心组织，形成一套严密、行之有效的劝捐劝募、救灾赈灾的方法与措施。传统的救灾主体潮汕地方绅商、存心善堂及旅外潮人仍是救灾活动中的重要力量，而新兴的民间力量如红十字会、汕头总商会及遍布海内外的商会组织、华侨组织及个人，同样在救灾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凸显了此次赈灾人事的近代化。四、结语分析1918年潮汕因“震”成“灾”，除了地质因素，动荡、割据的社会环境仍然不容忽视，潮汕各地民众在震中伤亡累累，经济损失惨重。在此次救灾活动中，中央及地方政府发挥作用比较有限，传统及新兴的民间力量则是救助灾区的主要力量，展现出了弱政府、强社会的救灾格局，也使今人见到了在民初政府力疲的情况下，社会民间力量如何动员传统及现代、国内与海外的资源，在四分五裂的国家政治格局中，承担起维持整体社会运转的责任。以史为鉴，面对自然灾害，政府主导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才是应对灾害的主要力量，要完善政府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加强预防自然灾害安全教育，畅通自然灾害报告网络，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民间救灾动员机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投入救助，填补政府救助实践中的不足，及时采取措施，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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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Key words：Chaoshan area；earthquake；response relief；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责任编辑姚则强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