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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后”的语法拆析：二十二个设疑刘 阳“理论之后”在一度喧嚣后仿佛停滞不前，给人话题不再往前推进之感。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更加新的话题的出现，分散着学界注意力，主要恐怕与后理论研究自身迄今尚未取得应有突破有关。本文想提出并践行的一项奠基性工作是：在找寻后理论突破方向前，先来细察“理论之后”这个命题的一系列空转之处，沿此进行基于分析哲学精神的语法综观、拆解与析疑。一、有关语言游戏设疑 1：“理论之后”的“理论”究竟指称什么？在不同的语言游戏里，它因其用法的不同而可能具体产生三个疑点：（1）“理论”是特指还是泛指？（2）若是特指，“特”又是什么意思？是说泛指到此结束，直接让位给了特指？还是说泛指并未结束，而被特指在某种意义上加以特别强调？（3）较之于特指/泛指，有没有更恰切地描述此处“理论”一词的角度，比如可否用日常语义/学术语义代替之，认为该词在这一命题中发生了从日常语义到学术语义的递延？“理论之后”中的“理论”不是泛指，特指 20 世纪以后由于“语言论转向”而建立在语言论视野中的理论，它总体上“不再以非语言学的即历史的和审美的考虑为基点”(1)，也可以将这种特指意义上的“理论”称为批评理论。(2)西方学者会以首字母大写（Theory）或加引号方式标示这点，(3)偶尔也有不标的，表明这种微妙混淆在国外也客观存在着。既然是特指，便有了和泛指的区分度。“特”既指语言论这一新阶段，也指在语言论新视野中对认识论的某些积极成果加以吸收和转化。乔纳森 卡勒总结出的理论四个特征跨学科、分析与推测、批评常识与自反性，(4)对此提供了证明。这四点中，跨学科与自反性，直接来自语言论对语言符号系统（替代品，表征）性质的发现：不管谈论何种学科领域，都有“它被说成了什么”这一言说前提，学科之间由此必然打破界限而跨起来；作为关于思维的思维，自反性关注的也是被认识论忽略的“被说成”这一语言建构背景。但分析与推测以及批评常识，则分明是近代以来以思辨理性为标志的理论的常态，批判即弄清（分析）一种知识何以可能，由此形成的哲学以“只有在 常识 止步的地方才能起步”为共识。(5)它们作为泛指中已有之义，被强调注入语言论这条新地平线上的新义：分析是对语言的分析；反常识是反自明性这一根本常识。所以，“理论”与“理论之前”不截然割断而具有继替性，“理论之后”与“理论”如下文所证也是如此，“特”端赖语言游戏所伴随的周边情况而定。至于将后理论试图从中走出的“理论”理解为不同于日常语义的学术概念，则跟着会遭遇三问。其一，日常语义与学术语义之别，本身仍是从日常语言角度观察和归类的结果，让一种东西从常态中岔出去，实仍默认了常态作为前提的牢固存在。其二，如非要论日常语义上的“理论”，那也应是古希腊词源中的观察、沉思之意，(6)此后步入近代认识论的理论已是学术语义上的了，不必待语言论兴起后才获此描述。其三，作此理解的人，多少含有视“理论”为与日常生活相对立之物的意思，这恰恰弄反了“理论”的本义。因为“理论”揭示出语言不起传达作用，有动机无法控制的任意性，因而在试图实现“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这一理性动机时，将认识论思维预先设定的本质任意化和未知化，无限推迟乃至消弭了那个本质目标，证明了以现象/本质为标志的深度模式不可靠。从深度模式回到表象日常（话语效果），因而本是“理论”题中之意（尽管它在实际中仍可能被处理为同一性变体），刻意将它说成不同于日常语义的学术语义，便错置了语言游戏。设疑 2：“理论之后”的“之后”又到底何所指？指时间上先后接续，还是空间位置的一前一后？这两种所指，内部分别包含了另一个语言游戏：（1）前者的“后”有后吃掉前的否定、排除之意；（2）后者的“后”则并非后吃掉前，而仅仅是“外在于”之意。“之后”在西文中至少有 after 与 behind 两个对应词，加强了这种语言游戏的多义性。目前各种关于后理论的理论099语言游戏，都取前一义，然则为什么时间的接续就强烈包含了否定“理论”之意呢？两个语言游戏被不知不觉混同起来。维特根斯坦说“否定是一种排斥的姿势、拒绝的姿势。但我们却是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中使用这样一种姿势”(7)，居于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中首位的是：明明只是个外在于现有“理论”的新兴话题领域，却可能为迎合“理论之后”在语言形式上造成的新论印象，而将它说成是出于翻新（即否定旧义）“理论”之需而产生。比如后人类问题作为新话题出现，但为融入后理论这一名目，谈论它的人会说后人类与人工智能（人机）语言有关，是对建立在人类语言基础上的“理论”的更新，这类说法中不乏微妙腾挪的语言游戏底色，亟须小心辨析。设疑 3：这牵出了“理论”与“理论之后”的关系。两者互斥吗？还是也有兼容的一面？语言游戏的上述窜混，使后者否定前者成为比较常见的选择。这在语法上的症结，是把“非”理解成了“反”。后理论固然不同（“非”）于“理论”，但“非”既包含“反”的情形，也包含“不反，只是外在于”的情形。若理解为否定的互斥关系，便放逐了为后一语路所肯定的兼容格局。就像“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梦、幻觉、无意识与阈下知觉等），还包括“外在于理性”（感性、情感与直觉等）这兼容不悖而更显深厚的一块。(8)事实上，后理论仍需谈论福柯和德里达，诸如“理论中的文学”这样的后理论方案，便离不开对德里达文字书写思想的前提性承认。(9)“理论”与“理论之后”的断裂性虽然伴随某种语言游戏的意图而生，终究是片面的。设疑 4：当这样意识到“理论”与“理论之后”的兼容一面时，对两者关系的谈论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在重复、套用某些近似的语法模式，例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种基于记忆的伴随因素无法避免，承认它作为语言建制的一个动因才显得明智。后现代性或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一个展开部分和后续阶段，(10)或被认为不存在根本差异，仍处于现代性中。(11)谈“后”的这种思维方式，作为成见很自然地会影响“理论之后”的语法，问题不在于挣脱它，而在于如何来更好地进入和打开它。设疑 5：“理论之后”是一个事实描述还是价值判断？是说今天客观上已进入了后理论时代，还是说接下来应当进入后理论时代？按前一语言游戏，目前出现的一些新论域天然已属后理论范围；按后一语言游戏，则需研判让何种论域获得新生长。这两个语言游戏的混淆，就像说“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非理性的理论”时，这是指精神分析理论在理论内容上的非理性（即理性之外的梦境、幻觉等意识要素）不可控与不可理喻，还是指这一理论在理论形式上的非理性缺乏实证基础与猜测成分过多？前者描述事实，后者则评价事实，两者并非一回事。以方兴未艾的动物研究来说，如果声称它提供了“理论之后”的事实，意味着它作为新话题在现实层面上填补了“理论”；但若说“理论之后”应当迎来动物研究，则似乎表示“理论”中只有对人的研究，或至少对非人的生命研究还不够，这便忘了“理论”的语言论性质恰恰使“作者死了”，其所要做的（从人拓展至非人），和其自身得以存在的基本估计（已经包含了非人）就相违背了。设疑 6：评价会带出对事实的进一步态度。“理论之后”是确有新事实需要“立”，还是其实仅仅旨在表达“破”现有事实的意愿决心？从伊格尔顿等先行者的初衷来看，“理论之后”带有反思现有“理论”的评价性意图，确有新事实需要锚定。但稍后一些论者的确存在着以“破”为主的冲动，以至于当“破”后需要填充“之后”的区域时，由于准备不足，一些现有的事实很容易被变相重复和顺势说成是“理论之后的理论”。如有些新话题只是有人正好在从事研究，但出于某种顺乎时代语境的心态和动机，研究者会说它们是后理论。在“立”一个后理论话题似乎并不太难的情况下，“理论之后不是什么”的问题其实也相应地模糊了界限，而行之难远。二、有关家族相似设疑 7：“理论之后”的后理论，不可避免地将为证明自身合法性，而表示与“理论”不同，这种表示又不免会以总体性判断的方式来进行，那和自己试图告别的对象“理论”的某种总体性目标，有否内在矛盾？以语言论为基础的“理论”，在发生因缘上就反抗总体性，因为证明了语言不直通事物而自具意义建构的表征性质，便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由于无视语言这一性质而导致的“不管你怎么说，真相只有一个”的符合论（总体性）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要谈论“理论之后”，前提一定是“理论”对总体性的反抗不彻底，甚或又陷入了另一种习焉不察的、更为隐蔽的总体性。扼要地说，这就是作为其基座的语言论，在符号差别区分中所逐渐凝固起的“无论怎样区分，区分关系总是始终存在，而保证着意义的安全稳靠”这一总体性格局。它使1002022.12语言论慢慢陷入某种意识形态，政治转向是其必然后果。但当后理论试图超越这一点时，它需要对“理论”在这方面的不是之处进行概括总结，而这种概括总结，难道不仍是总体性思维的复演？就像解构主义当然以消解各种总体性（在场）因素为靶子，但解构批评又俨然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派，本身是不是即带有某种反讽意味？如果这的确包含着回到某种家长制、而非家族相似局面的危险，被后理论引以为目标的“弃大专小（抛弃宏大问题专注于小问题）和扩展话题范围”等演进方向，(12)仍在某种“大”法下进行，便有前后抵消之嫌。它究竟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呢？这里面蕴含着更多细节性追问。例如它还像“理论”那样使用概念吗？使用概念便意味着总体性概括的不可避免。如果像目下一些后理论方案声称的那般，后理论有可能不使用概念而仍成为新理论形态，我们深感困惑和兴趣的便是：一种摒弃了概念的理论还能叫理论吗？取消了概念间关联和推导的理论如何可能？设疑 8：用以取代“理论”的种种后理论议题，可否再在某种带有总体性色彩的意义上被统称为理论？这也需存疑。当前有关“理论之后”的介绍与展望中出现了不少学说，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常常显得很靠近理论研究的研究领域，如后人类、生命政治、新审美主义与新叙事学等，其下则被更具体地开列出动物研究、声音研究、庶民研究、酷儿研究、残疾研究、创伤研究、情感研究、记忆研究以及各种新媒介研究等分支，它们又算不算理论？回答之所以令人迟疑，是因为它们中的很多已不太像纯粹的理论研究，也已不再采取“理论”常见的那种试图形成广泛包容力的研究路数，更像是一些分散而各自为政的细小话题。后理论这一表述，容易使人觉得这是个新型理论群落，进而倾向于从总体上去把握它，把它当作具有某种定性的理论对象来加以描述。无论这种描述主观上如何试图避开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一些陷阱，只要这种出发点始终依旧存在，摆脱总体性这一盲点，就远不是一件想当然已经完成的事情。设疑 9：那么这是否等于怀疑，有一个能将后理论阵营中形形色色的新学说聚拢在一起的标准？所谓标准，被维特根斯坦证明为是一种错误设置了同一化前提的形而上学虚妄。如果说“理论”行进至今确实流露出了未彻底跳出总体性窠臼的迹象，那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试图依附于某种标准的缘故，这种标准即语言。然而，“理论之后”的情形却变了。自 20 世纪初发展至今的语言论学理，在国际前沿上至少正逐渐出现三种转向趋向：（1）思辨转向。它发起对语言任意性原则的挑战，破除以语言等为标志的“相关主义”思路，相信存在着“比符号的无向性（unmotivation）（这是我对索绪尔意义上的任意性的叫法：符号与意义之间非必然的联系）更为根本性的任意性”(13)，而主张对实在进行思辨，这引出了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科幻研究方向。（2）事件转向。它质疑语言的差别性原则，不再“依赖于话语、形象中阐述的对立以及对差别的根本意义的压制”(14)，既融合后结构主义，更引入事件这一新的观察角度，引出了新叙事学与新媒介研究。（3）生命转向。它更深入地从语言的发生性维度出发，在清理语言论中神秘的“拟人化残余”（anthropomorphic remnant，即在暴露语言限度这一前提下进行语言书写，相当于在不暴露神的本来面目这一前提下对神进行拟人化的表现，必然沦入神秘）的前提下(15)，重构语言发生机制，激活了动物研究、后人类与生命政治研究。这三个主题词不仅清晰显示了对“理论”所依托的语言论维度的超越，而且是不可通约的，谁能给出思辨、事件和生命这三个区域的一致性呢？标准在此的消散，为“理论之后”这一命题注入了家族相似的强心剂。设疑 10：“理论之后”的后理论，其内部各种具体学说之间又呈现何种关系？倘若真没一条将之合理关联的线条，它们被放置在一起并统称为后理论的根据又在哪里？这种合并同类项的冲动，是对研究者极大的诱惑。我们总是喜欢让一个家族步调一致(16)，却常常忘了如此归并得到的只是第二位的知识（“相似性是一个知识的要求”(17)），而非第一位的思想。因此它的问法本身，仍隐然包含了一种对总体性目标和深度模式的迷恋，而这是已被“理论”从原则上正确拆除了的东西：只要确证无法追问语言之后的那个形而上学目标，一切总体性目标与深度模式都是可疑的，都重蹈形而上学的窠臼。就前一问来说，确实看不出各说之间有明显的呼应性，家族相似性在此显得特别突出，也才有了后一问。统称为后理论，恐怕首先确实出于命名的情结。换言之，一些被视为后理论的学说，只是时间上晚于“理论”出现，当它们被吸附进“理论之后”这一名目时，也仅流露出时间上的先后意义，即给人后理论之“后”只是个时间概念的印象。就像有人仿照“现代性”生造出“当代性”，把原本具有社会文化深刻内涵的现代性概念简化（偷换）为时间性概念，“理论之后”很多时候101理论“理论之后”的语法拆析：二十二个设疑看起来，委实就被这样一种接班的诉求笼罩着。设疑 11：被视为“理论之后”的这些后理论具体学说，又是根据什么被划分界限的？划界是现代性的特征，也是认识论的后果。因为当人取代神站立起来、试图在发展与进步中改变世界的不和谐状态时，他很自然地会发现，世界不复神性统一观照下的整块格局，出现了领域的彼此不同，康德率先明确划分开的知识、道德与审美三个领域，便凸显了现代性的划界特征。问题不在于主观上要不要、想不想划界，而在于，即使主观上需要和愿意去划分界限，客观上“界”能被“划”出来吗？对任何一种界限的划分都无法凭空进行，而须依靠语言这一划分工具来实现，划界是一种介入语言的行为。那么，语言划得出界限来吗？正是在这关键的理据上，维特根斯坦和符号学家一样发现了虚妄。语言既然被现代语言学家严谨证明为是无法直通事物的符号系统，它如何保证自己区分出领域 A 与 B、找到其间那条分界线呢？每当它试图去找这条分界线、进而区分彼此时，它的替代品性质决定了它已将 A 与 B 都整个替代掉，替代为更为根本的语言（符号）世界了。语言因而无法实现划界目标。语言论的出现消解了现代性的划界信念，指示了新的转折方向：不再划界，意味着始终存在一个比试图去“划”之“界”更为前提和先决的语言世界。这样一来，划界意识已为“理论”所超越，后者的语言论基底，使它面对共同的意义和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把动物、庶民、创伤与残疾研究等说成是“理论之后”的后理论，似乎又回到了“理论”之前按话题本身、而非构成话题的方式来划界的格局，展示出了后理论不一味讲“后”、而仍隐含复兴色彩的思维方式。三、有关遵行规则设疑 12：在学术史意义上谈“理论之后”，意味着至少已有了一个相关的谱系构成，即已出现了一群不同于“理论”的代表人物，哪些人属于这一群体？在不同人为此而制定的不同规则中，有各种对此的说法，体现了遵行不同规则所导致的不同语效。例如规则一：德里达开创解构理论，催生了解构批评，典型地属于“理论”。按这条规则，德里达不是后理论者。但后理论阵营中分明出现了德里达的身影，动物研究就直接以其 我所是的动物 一文为滥觞。于是规则一被修改为规则二：德里达同时属于“理论”和“理论之后”。按这条规则，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可以横跨两种范式。但如果是由于德里达研究话题的转移而将之或归入“理论”，或归于“理论之后”，许多理论家都不乏研究话题的前后期转移表现，岂非都贯通了两种范式，而有使两者成为一者之嫌？规则二于是再被修改为规则三：德里达对“理论”的支撑，和他对“理论之后”的支撑，来自同一观念下的前后重心演变。德里达被归入“理论”的根据，是前期的他（例如以发表于 1971 年的 签名、事件、语境一文为标志）通过探讨“重复”这一在场形而上学得以形成的关键，批判以奥斯汀为代表的语境饱和性，并由此引出解构（延异）书写，这种诉求是鲜明指向差异性的。德里达被归于“理论之后”的根据，则是后期的他（例如以发表于 1993 年的 马克思的幽灵、1994 年的友爱的政治学、1996 年的 信仰与知识与 2003 年的 逻各斯 等为标志）进一步引出了差异如何在“重复”中进而产生向心力、使独异性与伦理最终协调的主题，体现为引入“自免疫”取代前期的“自恋”(18)，证明个体的挫折发生在他者对“我”的异质性冲击和主体性重建过程中，“我”需要去主动迎接这种异质，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才将意识的自恋，转变为一种以生命物种的共性为中心的自我免疫话语：在抵御外部压力的保护系统中不是将自身蜷缩起来故步自封，而是增加自身的暴露方式，令隔离墙并非起保护作用，相反去刺激新的压力的形成时刻。这也才有了德里达所批判的“普遍化独异”：普遍性每每被动物研究者们还原为一种与神创造人类及所有动物种类有关的类属和流派，尼采笔下与查拉图斯特拉一同出场的动物，便以这种“普遍化独异”为存在根基，它将独异的动物归于集体的规范同质性，即把构成独异性的差异涵摄于种属的同质性中。动物研究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后理论现身的，它要让“理论”范式针对语境饱和性实施的、作为解构策略的“重复”，不再沦入其变种“普遍化独异”，而走向主体在“重复”中的见证性责任，实现解构的伦理政治转向这一新范式。一个人物能否进入后理论谱系，是这样严格依循学理进行定位的。设疑 13：“理论”阵营中得到公认的一些人物如德勒兹与德里达，已展示出不同于语言论的异在论、他者论立场，就是说“理论”内部已包含某种反“理论”的张力，那还有没有必要专门单独来提“理论之后”？如果这种提法只是在大体重复“理论”内部的既有张力，“理论”与“理论之后”的对比度还呈现得出来吗？这个问号也体现出游戏规则的更易。从规则一：“理论”与“理论之后”内部分别铁板一块而各具稳定性，修改为规则二：“理论”内部有分歧性张力，可能孕育着1022022.12自我更新的生机，再修改为规则三：考虑这种分歧性张力是与“理论之后”直接交叠，还是与后者不同。“理论”内部确已有从存在论到异在论的变迁，在布朗肖用虚空（纯粹外部）的沉默和深渊来取代存在论思路后，德勒兹给出从内向外、在潜能中生成虚空的过程，不再“将语言作为一种同质的、平衡的或几近平衡的”系统。(19)对语言论基础的动摇仿佛已指向了“理论之后”，但这正如后结构主义的类似怀疑，可以被吸纳于“理论”内部。与“理论”形成决裂的豁口便不在这里，而在于这条趋向限度的思路由于极限处始终达不到，构成对经验性语言的否定，对此深描的阿甘本，就是在此意义上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理论之后的理论”人物、(20)即后理论人物的。当然他在否定的边缘限度虚空处留下残余，又提出在去除这种残余的神秘后重建生命具体性的新议题，那则进一步构成了后理论内部的张力议题。可见，从“理论”到“理论之后”，不呈现为静止的轨迹，而是动态地不断更新规则、从中获得新发现的过程。设疑 14：目前关于“理论之后”的谈论，似乎主要集中于英美学界，然而“理论”的重镇明显在欧陆（比如法国理论）。这是否意味着从“理论”向“理论之后”的转型，大体相当于学术重心自欧陆向英美的移动？有关“理论”主要属于欧陆、后理论则主要属于英美的印象可靠吗？这种观感预设了一条规则：“理论”是欧陆的，“理论之后”一定便不再是欧陆的，于是向欧陆之外的英美方向转移。论者在这种规则作用下的估计，进一步被周围事实加强，最终发现答案还真是在英美，以至于越想越坚定。这是常见的反应，尽管不可靠。在英美后理论的代表学者中，伊格尔顿固然在 2003 年以 理论之后一书拉开了晚近后理论研究的序幕，德里克 阿特里奇也于 2011 年与简艾略特合编出版了文集 “理论”之后的理论。巧的是，他俩也都是“文学事件”的播扬者。究其因，当英美学界关注“理论之后”时，由于“理论”建立在主流语言论基础之上，而事件思想在欧陆的提出即旨在超越主流语言论，相信“语言不是一种符号系统”(21)，那么引入欧陆事件思想作为“理论”在英美的推进口，便是很自然的选择。这使我们理解了上述巧合的必然性，也丰富和变换了上面问题中包含的规则，看到了后理论在英美视野中对欧陆传统的接通。设疑 15：“理论之后”在当前的另一条思路是转向文学，实现“理论中的文学”“理论的文学性”或“文学转向”，即认为“理论 在疏离纯文学几十年之后又开始转回对文学的关注，当然是在不同意义上的关注，即把文学视为 理论 的出路”(22)。这在语法上是否清楚？也有一条规则在这种立场中起作用，那就是作这样主张的人往往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考虑将“理论之后”的走向与自身职业结合起来，进而增强了其中确实存在着线索和进路的信念，心态可以得到理解。这里存在着三个追问点：首先，有放大自身立场的嫌疑，对规则与对象之间的线性联结姿态需被复杂化。其次，提出这条路子的初衷，是将文学动词化地视为一种活的思想方式（用提出“理论中的文学”主张的卡勒的话说即“文学事件”），但它多少存在着将“理论”朝心性化的审美方向引导的迹象，复活着审美主义立场，遮蔽了“理论”的社会学范式遗产。这也是不少人对“理论之后”的印象总停留于英美视野的原因。再次，“文学”这个概念在此明晰吗？就上述最后一点来看，卡勒本人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呢？他从述行（以言行事）理论取径，视文学为事件，陷入了语法的迷障。他称以言行事在两点上和文学相关：一是它作为对语言的使用，帮助人把文学构想成创造世界的活跃行为，在语言行为中创造出（做到）文学打算命名的那个世界；二是以言行事打破了意义与发话者意向的联系，使语言不作为内在意向的外在符号现身，正是在此卡勒拿它向事件靠拢，推出“文学言语也是事件”(23)，以及“奥斯汀式的文学事件”(24)这个概念，后者被卡勒早早写在 1997 年出版的 文学理论 中，2007 年出版的 理论中的文学 作了重申。但卡勒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区别：以言行事在言语中所做之“事”，有别于现实实践活动而是观念性的，不等同于“事件”，“借助于 言 而展开的 事，也相应地首先与观念性活动相联系”(25)。根本原因出在奥斯汀对语境规则的坚持上。在以言行事中，发话者受到的限制不是事件性的他者冲击，而是语境规则。有学者揭示出了这种限制：“如果考虑到奥斯汀经常坚持的所有述行话语的常规性，真的可以说开始讨论的主席或为婴儿施洗的牧师或宣判的法官是人（person）而不是人格（personae）吗？因此，当述行话语使他成为传统权威的代言人时，述行话语自动虚构了他的发话者。”(26)以言行事对语境饱和性的依赖，使一个人在说出“我打赌”时已经把说着话的自己，自动地虚构为自己，把自己二重化地置换成了某种通例和人格化的抽象面貌。而受限于语境规则，实际上强化着语境规则而中和事件的尖锐冲击力，去事件化了。这样，无法如卡勒所说“奥斯汀式”地推出“文学事件”，文学作为事件的根据便不可靠，它能否顺利进入“理论”，也就须审慎斟酌了。103理论“理论之后”的语法拆析：二十二个设疑设疑 16：想到转向文学后，一个进而很容易跟着形成的想法，是“理论之后”与注重诗性的汉语文化，在克制与超越形而上学方面产生了暗合的因缘契机，这又有无道理？这条规则极易在国内学界得到强调。因为承认“理论之后”的文学走向，意味着需要发展出不同于“理论”的新型写作，文学的元思想功能也浮现出来。它似乎在注重写作创造智慧的我国更富于优势与共鸣。但作此联结时需具备扬弃的敏感，要考察后者有无回应形而上学稳定传统的自觉意识与迫切动力。所以，当用这条规则谈论“理论之后”时，为避免使之沦为仅仅加强自己预设的仪式，变换规则内部的程序显得尤有必要，包括对民族文化本位认同的自控，以及对抒情传统中与西方超越形而上学的进程佯通而非真通的幻象的防范等，就像在探讨“中国诗性文化”特征时，假如从一开始就强势端出“在世界趋向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学艺术究竟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并为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这样的诉求，(27)便难保接下来遵循此种规则的语言游戏不变形。设疑 17：用“由大变小”描述“理论”向“理论之后”的演进，遵循的规则是否充分？大与小的规则凭何而定，标准上是浮泛的，在这种情况下扬言后理论较之于“理论”从大变为小，是一种回忆起来的联系，受到了两条规则的影响：其一，“理论”将学理地基从认识论移至语言论，由此造成的后一阶段总在突破前一阶段局限（如总体性陷阱）的印象，使人们在谈论“理论之后”时也习惯于以为是在以小换大，虽然这样说会模糊不同语境下由大变小的含义；其二，“理论”内部已包含的由大变小的趋势，例如利奥塔的“小叙事”、德勒兹的“小文学”等概念，也顽固地把思维模式传染给“理论之后”的各种谈论，尽管这同时已表明，用大小这对标准来划分两个阶段，存在着偷换不同规则的隐患。就像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第48 节中指出的那样，较小的东西倒可能是较大东西复合的结果，较大的东西也可能是较小东西分割的产物，所谓大与小之别，在语法上晦昧不明。比起这种描述来，毋宁说“理论之后”是让“理论”建立在更如其所是的基础上，例如德里达对动物研究的开创，表面上较之他的解构理论似乎在论域上变小了，但正如前文所分析，这是晚年的他将作为解构策略的“重复”更为恰当地建立在伦理维度上的后果，由此摈弃尼采动物观中的“普遍化独异”因素并引出动物研究，超越“理论”仅仅拆除人类中心主义却仍可能借助同一性变体去同化他者的立意，才生产性地体现出“之后”在生命转向方面的变革意义，恰恰在内涵上变大和变得更深厚了。四、有关私有语言设疑 18：目前有关“理论之后”的谈论中，有的仍企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理论”存在的问题，比如让文学进入“理论”就多少体现了这种用心，那是否有令后理论落入“无限”这一神秘化窠臼的嫌疑？提出“理论中的文学”的后理论者，虽然对“文学”一词的含义演变（如从纯文学到杂文学）也是关注和作了一定梳理的，但在并未解决文学进入“理论”的具体机制这一前提下，遗留有两个疑点：一是企图用一种方法策略将“理论”的局限改造完毕，在整体思路上带有总体性残余；二是对“文学”性质与功能的理解处于经验主义状态中，有时不再如“理论”那般承认文学背后的反思社会学背景和建构动力，这便出现了放任其无限性力量的缺口。这两点在语法上都展开数的飞跃这一跨度，并经由这种以超越为特征的飞跃，赋予所谈论者神秘色彩。设疑 19：如果“理论之后”转变为“理论中的文学”，即用文学的方式做理论，那是否会造成心灵过程对语法的干扰，令后理论建构成为主观的喧哗而失去判断准绳？这一问在语法上的假设，是让文学进入“理论”之举倒退回直觉感悟，那当然成了私有语言的复演。其实，卡勒的真正用意在于，取消“理论”中分析过程与所分析对象之间作为界限的能动（Agency，此词系卡勒对“理论之死”的代表人物史蒂文纳普 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各种限度 一书的援引，指被插入表述本身的指涉物，理论中的文学 中译本译之为“行动”）性中介，实现两者的融合。它不是价值论上的主观意愿选择（借助文学使“理论”变得深入浅出而更好理解），而是本体论上的客观性质还原（承认文学是“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积极方面来讲，“理论之后”的理论，试图避免被某种始源（及其各种变体）决定好范围和方向以至于总是显得可能，而在让始源发生出事件之际，同时保持发生本身的事件性，以此消弭始源作用下的关联性思路，不再满足于接受被可能性决定好的界限，相反运用潜能趋向语言的限度，并由此逼出不同于那种意义饱和内收的可能性，却向外侵蚀而充满了异质风险的外部世界，从“理论”的关联性思路，演进至“理论之后”的非关联性思路。后者通过语言限度上富于智慧的临界操作，打开了虚空（void）的维度。唯有1042022.12在虚空中，存在于事件发生前的主体性才被消除，因为“正是在这种虚空的基础上，主体才将自己构成真理过程的一个片段”(28)，事件是在主体趋于虚空状态的过程中即时生成的。虚空状态肃清了“理论”挥之不去的始源盲点所论与被论之间的中介，恰恰才带出了事件（客观性）。文学在这里作为虚空的动力起作用。读者观蔡良骥 文艺枝谈 一书别开生面的写法，即可得到启示。从消极方面来讲，看到虚空状态的这种创造性一面之际，也如下文所分析，得从语法上来留意其对生命的抽象化。设疑 20：从“理论”引出“理论之后”，思考路线上包含着一种“超出”的语法，诸如溢出、降临与动摇等类似的心灵状态，均在这种思考中起作用，它们是些被当代思想统称为“事件”的状态，那设若用事件来联结后理论，如何规避其神秘性？这种联结设想如前所述，使后理论研究超越现有英美主导范式而接通欧陆传统，获得了内在中介与新生长点，在学理上是可能的。但当这样联结时，语法上的迷雾清除了吗？令人产生犹豫的原因并不复杂：“事件”是一个语义上往往充斥着神秘意味的词，它很容易带给人的非理性特征，加剧着这种观感。对事件看似不可控的独异性进行必要的限制，才会消解事件带给后理论的语法迷雾。尝试举一端：让事件重新获得历史的客观性，可以吸收本雅明有关“起源”不是逻辑范畴而是历史范畴的重要思想，让“重复”作为历史起源来重建事件的社会历史维度。据本雅明，当起源与它所不是的东西进行比较时，它才能被识别，但这一比较就已是对起源的一种重复，它就改变而不再是起源自己了，这导致人们无法获得对起源的纯粹理解，只能在它“可能是什么”与“不可能是什么”的紧张关系中感觉到它，从而历史从未封闭于直接或实际的存在中，相反只在历史前和历史后、通过排演和重复被看到。独异性就存在于这种重复中。如果考虑把德里达与之类似的“重复”思想（也如前所述，这指向了事件和后理论），和本雅明这一思想创造性地贯通起来，后理论的事件性质可以获得历史根基，而不再轻易沦入私有语言的神秘，超越英美语境而获得德国因缘，继续产生深入的追问点：为什么德国理论普遍不关心“理论之后”？对此的研磨，或许便打开了后理论下一步重建的方向。设疑 21：“理论之后”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生命政治研究。从话语政治到生命政治的递嬗，大致代表了从“理论”到后理论的演进轨迹。但生命政治作为后理论所持的“生命”立场，是否绕开了私有语言这一语法陷阱？对“生命”及其伴生物的警惕，构成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焦点，他对精神分析以及直觉等可以被共同视为生命主义因素的诊疗，都说明了这点。后理论者阿甘本以生命形式论引出在语言中恢复物自体位置、同时伴随“恢复书写的困难”、在暴露“语言限度的经验”之际写作的方向。(29)这在有识之士看来就像为了进入天堂的大门，人类必须放弃他是一种有生命的生物的信念，而迷失于一种大无知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纯粹潜能失去了生命，追求完美的写作行为成了潜在的“非写作”，人尽管也能到达语言的边缘，却无法发现与其纯粹潜力相矛盾的那个语言限度的积极一面，沦入了被这种限度无情抹去的虚空境地。生命政治的私有语言危险，又不能不从这里得到语法审辨。设疑 22：“姿势”一词当下也频繁出现于“理论之后”的生命政治研究中，作为“生命”的变项而存在，它在语法上又可能遭遇什么？这也涉及私有语言的不可靠性。阿甘本指出姿势乃一种内在于人类语言能力的哑言，像索绪尔语言论这类理论，用规则的现成性遮蔽了作为原初赤裸生命状态的语言事件，而趋于本雅明所说的经验的贫乏。换言之，人持续使用着本质上并未属于自己的语言，需在对语言的否定中呈现其生命形式，这种呈现就是既无目的、也非手段的姿势。因为假如在“手段目的”二元范畴中思考问题，像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那般，目的仍流于空洞无内容的形式而显得消极。阿甘本反其道而标举“无目的的手段性”，以从一切合目的性中解放出来的纯粹形式，积极呈现“并不认识任何事物，而只认识到有什么是可认识的”的姿势。(30)为不少学人津津乐道的“姿势的诗学”，在这点上显出迷人的魅力和身手。姿势论由此敏感到和抓住的语言论盲点，进一步过渡至政治与伦理领域，行动具有意愿和目的，被一回回放在由理由与过错构成的装置系统中。人对自身行动的回应，由此值得引入姿势的调控。因这份鲜明的时代感和问题意识，可以预言“理论之后”会涌现更多立意于姿势的思路。但到这步够了吗？思辨的曲径通幽的美妙，往往便在此等风景处。当语言在现实使用层面上不断被告知需退却自身、才能浮现出真实的自己时，充溢于其间的虚空冲动，把语言以及环绕语言的生命抽象化和神秘化了。它从语言规则运作的日趋惯性化局面中引出生命形式的动感介入，仿佛恢复了生命的活力，却陷入了另一种执着，那105理论“理论之后”的语法拆析：二十二个设疑就是让在现实中的人说着语言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从未说出过真实的什么，这种公然撤回虚空的姿势，以消泯人的具体生命为代价，某种程度上已取消了人的生命存在而遁入大荒。这一神秘盲点加剧了人本立场，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具体生命重又对立了起来。只要我们被一种姿势告诫说，需由实返虚而承认存在着始终高出生命现状的大道至境，这种姿势无论如何便是掺拌了私人心曲、而抽象化了生命的。这还不是指一个人蓄意往姿势中注入个人意图，而主要是说，即使他主观上没有特定的意念，客观上也会有残余的缝隙从姿势中顽固绽露出来，以致抹不去其间的可疑。“理论之后”至少在两个方向上回应这一重要主题，即神经科学和科幻叙事对人文学科的渗入，以及生命政治对自身的重估。前者致力于探讨在人本立场之外重建生命的具体路径，演化出后人类研究与动物研究，以及重新聚焦生命的残疾研究等。后者意在克服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范式逐渐暴露出的不足，不再相信生命政治只在极限处才具备反抗的可能（那会消解主体性而导致主体在生命政治中滑向海德格尔所说的“泰然任之”状态(31)）。生命政治研究由此须考虑不再分离语言和生命，而拓展各种“非人”范畴。从语法上解析姿势的负面，引出的任重道远的建设性智慧就在这里。五、一种复议及结论在对以上 22 个语法设疑作出阐解后，如果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从速根除这些问题，便又陷入了简单化陷阱。语法拆析的目的，不是清除掉障碍而摆脱哲学病患，真空状态下的语用健康并不存在。恰当的做法是通过引入语法分析这一参照系，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澄清“理论之后”这一命题，更合理地谈论它。基于此，对当前往往只满足于概要介绍一些“理论之后”新思潮动向和人物的现状，以及其间每每展示出来的诸般理路模糊之处，就会产生一竿子没插到底、仍浮于水面的意犹未尽感，而感到需要来重新评议现有的得失。这种复议帮助打开了下一步工作方向：结合对语法的敏感，全面图绘“理论之后”的学理地基。以 1990 年以来后理论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深入考察后理论至今的演进，可以发现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有各自显著的问题意识、代表派别、人物、观点、刊物、机构与学术活动，阶段之间则从整体上构成了前后学理的嬗变关系：19901999 年为酝酿与萌生期；20002009 年为进展与论争期；2010 年至今，则为新变与东渐期。笔者正独立撰述的三卷本 后理论史，即为此付出着努力。但鉴于本文谈到的命题语法的微妙复杂性，这又是一部不能简单写成事实连接与编年体的作品。就是说，虽曰“史”，写法上不是带着某种强硬的预设层层推进，去逼近一个在整项研究完成前似已若隐若现于研究者头脑中的结论性方向，相反，充分吸收分析哲学在语言精细敲打方面的宝贵做法，某种程度上步步后退着写、拆解性地写：用家族相似的写法来擘划整个后理论谱系中的节点，破除包括但不限于本文论及的各种语法迷误，写出“理论之后”的活跃语言游戏面貌和规则动态。这很不容易，却是有志于夯实后理论真相的研究者应当追求的。当然，在分析哲学影响下努力清除形而上学思维在“理论之后”的渗透，不等于我们对“理论之后”的研究不能拥有一种基本立场。理论研究离不开立场的介入。笔者的建议是，可以将语法分析的精密性，和上文同样谈到的“理论之后”视野中语言的限度（事件与虚空）积极贯通起来，思考这样一个富于新意的关键问题：对“理论之后”命题的一系列语法诊疗，和后理论在语言限度上每每做出的试探与较量，能否建立起内在联系？如果这样的设想并非无稽，可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而获得实践印证，那么在后理论的诸种面相中，其文学走向确实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