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空间图式--大学毕业设计论文.doc

四、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生活空间图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繁荣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工业化先后达到顶峰，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停滞不前，而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关于这个新时代的变化与特征，西方也包括许多中国学者都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并不断根据社会的新进展进行热烈的探讨。早在1959年，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就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一词，用以讨论工厂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同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他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1962年贝尔又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一文，1973年他正式出版了引起世界轰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他在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西方社会在完成工业化后，将看到“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贝尔从五个方面刻画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此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逐渐被社会接受而广泛流行起来。如果说“后工业社会”描绘了是西方社会从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社会变化图景，那么，从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则反映了在文化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只是在文学批评中使用，主要指一些超现代的极端主义小说以及虚无主义和反习俗的哲学，1976年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发表了后现代建筑语言，第一次在建筑领域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并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发表了后现代状况，后现代这一概念才开始流行起来；1985年秋天，有后现代主义“教父”之称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之后，后现代主义像野火一样在全球四处蔓延。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作为相对于现代主义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一般性倾向，罗斯诺教授把他们分为怀疑论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后现代主义，格里芬教授则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分类。一般而言，怀疑论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化的；肯定论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化理论的组成部分。（何传启，2003）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下，西方学者又先后提出的“超工业社会”（阿尔温托夫勒）、“后现代社会”（Crook，1992；Inglehart，1997）等思想，德国学者贝克教授于1986年又提出的”再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学者何传启研究员则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1998）。这些思想、概念和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包括政治、经济、性和家庭、宗教观念等的种种在内的深刻变化和基本特征。由于“后工业社会”提法较含糊，而后现代化等种种理论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性，如“后现代”就是一个“时间不自洽”的模糊概念，同时它具有的表达能力也很局限，因为现代化不是历史的终点，后现代化也不是历史的终结，更主要的是，无论是“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等概念和理论都没有清晰地揭示西方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复杂内涵，且不能对社会变化的过程和环节以及社会和经济转变的动力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更无法对社会未来进行科学的预测。因此，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等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试图来阐述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和根本性的变化。信息社会的概念相对出现的比较早。实际上，早在1979年，贝尔就承认“信息社会”的概念较“后工业社会”更为确切。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也说：“我相信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他认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两次巨大变革浪潮后，又开始了被称之为“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他在权力转移里更直接预言：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金钱转向知识。同年，法国名记者和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发表世界面临挑战一书，在书中作者认为，信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而又取之不尽的资源，而自然资源与能源在地球上却日趋枯竭，并建议来直接运用“信息社会”概念取代“后工业社会”和其他提法。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10个新方向一书，他从lO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也认为：“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信息经济社会是真实的存在，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他还概括了信息社会的四个特征：(l)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2)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3)人们注意和关心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4)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社会。不过，最早提出“信息社会”一词的是日本学者松田米津，他于1982年撰写了信息社会一书，在此书中，松田米津认为信息社会是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人类新社会”，其主导产业是“智力工业”，核心是电脑，与信息相关的工业将组成“第四产业”。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针对新的社会变化，卡斯特尔进一步分析、总结了信息社会的特征，他认为信息社会就是建立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范式基础上的，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为主导的社会。 表1 一些国家信息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百分比及就业人口百分比年 份一级信息 部门二级信息部门合 计信息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美国195819671972197419.623.824.8-23.124.7-24.442.748.5-42.045.0-49.0日本19601965197019798.414.418.814.7-21.816.220.7-36.235.035.421.026.029.038.0澳大利亚19681974-19751977-19781978-197914.618.522.023.2-13.8-37.0-27.5(1971)-46.4原西德19501976-18.333.2法国1962197219731974197521.622.824.819.1-35.0瑞典1970197516.917.8-36.0英国19631971197216.0-22.013.8-10.929.8-32.9-37.0-欧共体1985-86.755.0资料来源：根据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尔著，夏铸久等译，2003）中的有关资料加工而成。与信息社会密切相关的知识社会的概念则是由日本学者介屋太一在1985年出版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主张用“知识价值社会”来取代“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他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多样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倾向的出现，就是知识价值革命发生的前兆”。不过，早在1962年，美国经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就根据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50年代末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背景，提出了与知识社会有密切关系的“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概念，贝尔在1973年也指出：在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的首要地位”，“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而作为知识社会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概念则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但在此前也已有萌动，如在1985年，美国就成立了“知识科学研究所”(KSI)，它开始对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知识对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作用过程与转化机制。在1990年代初，美国阿斯奔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等单位联合组建了信息探索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Studies)，在它出版的1993一1994年鉴中，发表了6篇以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能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如资本和能源在20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而且，本世纪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由体力变为智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已变成信息密集型的经济，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独特的经济属性。”1994年，C温斯洛和W布拉马在共同出版的未来工作：在知识经济中把知识投入生产一书中明确点明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对概念内涵外延作了较完整的论述。作者认为，“管理智力”是获取和利用高价值信息(high profitability)的关键，他们阐述了知识经济形态下企业在市场取胜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并提出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概念。1996年总部设在巴黎，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个新概念。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报告还把人类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大形态：即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GDP，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总结了1990年代以来OECD国家经济发展轨迹与趋势，提出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地位，用统计数字具体说明了“知识是支撑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个报告的发表预示着知识经济形态的崛起，“知识生产力己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经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波得德鲁克）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和爆发式的增长，网络社会的概念又孕育而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他还就以电脑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等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冲击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和预测，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理论”。曼纽尔卡斯特则是当代世界著名的网络社会研究专家，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了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卡斯特尔给网络下了一个定义：“网络由一组相互连接的接点构成”，他认为网络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基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网络联接而成的社会系统。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Castells，1996），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趋势，信息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功能和过程均是围绕网络逐渐构成的”，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构建了一个流动的空间、无限的时间和“虚拟的社会”，而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等则是在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催生而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模式的，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渗透全球，遍及世界（Castells，1997）。他还进一步指出，以网络为基础而构成的网络社会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网络社会不仅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还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过程总是不断超出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将根本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不过，卡斯特尔也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人们缺乏一种普遍的认同感的社会，在网络化的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侵于社会肌体之中，人们不再把原来的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但他认为网络也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人们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会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除以上概念和理论外，人们还陆续提出了“全球化社会”、 “服务化社会”、“太空的时代”、“生态的时代”、“环保的时代”、“旅游的时代”、“休闲的时代”、“城市的时代”、“生物的时代”、“海洋的时代”等等概念，也都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活等领域正发生的种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深刻变革，揭示了一个个新时代的变化和特征。由于这个新时代开始的时间还很短，（如果从丹尼尔贝尔正式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20世纪70年代算起，也不过只有30余年，即使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算起，也大概只有50多年的历史），许多复杂而又深远的变化有的正在进行当中，有的只是初露端倪，而更多的则正处于孕育萌动之中，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尚还远不能清晰认识，目前最多还只能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因此，究竟用哪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新的时代还为时尚早。由于“后工业时代”一词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并被广为接受，同时也因其所具有的含糊性、涵盖性和适应性，本文暂时还采用“后工业时代”来表述目前这个纷繁变化的时代。尽管后工业时代只有大约30余年的时间，但它毕竟确实已经发生，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巨变，不仅人类的生活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生活环境、生活空间也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一、后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一）物质生活环境1、自然危机和回归自然工业时代人们已逐渐远离自然，但人们却始终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潜在威胁的巨大风险，还在继续破坏着自然，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甚至还愈演愈烈。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人类“征服”自然环境的足迹几乎已踏遍了全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97年“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人类主宰地球生态系统”的文章，文章中列出的一组数据（见表21）表明，人类活动已成为改变全球生态系统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因素。但在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的同时，环境问题也迅速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为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从简单问题（可分类、可定量、易解决、低风险、近期可见性）发展到复杂问题（不可分类、不可量化、不易解决、高风险、长期性），并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森林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及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国际水域与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和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曲格平，1999）。人类在满怀着工业革命物质成功的喜悦进入后工业社会时，猛然发现自身已处于充满危机的环境之中。表7-1 人类主宰地球生态系统（）陆地地表转化45人为造成的二氧化碳含量21可开发淡水的使用量52人为的陆地固氮56引入植物物种（加拿大）20人类活动造成的鸟类灭绝63资料来源：曲格平：环境知识读本，1999自然环境最突出的危机莫过于作为“地球之肺”的森林的大面积消失。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50年到1980年这30年间，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森林面积被毁，其中非洲的1/2的林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拉丁美洲2/3的原始森林已不复存在；另从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代初所进行的评估来看，全球森林面积的减少主要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中19801990年期间全球平均每年损失森林995万公顷，约等于韩国的面积。在过去的30多年中，由于大量的毁林开荒、砍伐林木，已有40的热带雨林遭到破坏，目前，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森林面积仍在以平均每年0.62 的速度递减，平均每分钟砍伐100英亩树木，森林的砍伐速度同自然再生和人工造林的速度之比高达10：1。巴西大西洋沿岸的热带雨林目前仅存2%，世界著名的亚马逊河流域的大片森林，每年至少要砍伐掉400平方公里；世界上最秀丽的东南亚热带雨林也正在消失，泰国已从木材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森林占国土面积从1969年54%降到了1980年代的21%，每年有18万公顷的热带雨林被毁，印度尼西亚曾拥有占世界10%以上的热带雨林，但现在每年要损失240万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按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世纪末，世界森林面积将会减少2.25亿公顷，到21世纪20年代，世界森林将面积会减少到约18亿公顷，80年之后，世界上热带森林资源可能全部消失，温寒带的森林也将大部消失。在森林面积锐减的同时，全球土壤流失量和荒漠化土地也在迅速增加，据统计，全球土壤流失量现已增加到每年254亿吨，其中印度为47亿吨，中国约43亿吨，前苏联25亿吨，美国为17亿吨，仅这四大国土壤流失量已达132亿吨，超过世界总量的二分之一。沙漠化土壤正以每年5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展。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沙漠化威胁着世界陆地面积的3.5，影响到20的世界人口（8.5亿）的生活。随着人类与动植物生活家园的不断恶化，许多生物物种也开始消失，世界生物多样性也正迅速减少。据专家们估计，从恐龙灭绝以来，当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鸟类和哺乳动物现在的灭绝速度或许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自然界中的100倍至1000倍。自1600年以来，大约有113种鸟类和83种哺乳动物已经消失。在1850到1950年间，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平均每年一种。19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了生物多样性，其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至20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见表27）。国际上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如果目前的灭绝趋势继续下去，在下一个25年间，地球上每10年大约有510的物种将要消失。总体来看，大陆上66的陆生脊椎动物已成为濒危种和渐危种，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也在不断丧失和严重退化，其中受到最严重冲击的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淡水生态系统。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物种灭绝情况大多数将发生在岛屿和热带森林系统。热带森林占地球物种的50以上，按照目前的砍伐速度，据科学家估计，在今后30年内，大约510的热带森林物种可能面临灭绝（曲格平,1991）。表 72 受威胁物种的现状灭绝濒危渐危稀有未定全球受威胁总数植物384332530226749559819078鱼类23811358321343两栖类299201050爬行类2137394132170无脊椎动物982212341886141355鸟类113111671226241037哺乳类831721413764497资料来源：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造成自然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世界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人们一般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人口浪潮。整个混沌的原始时代，人口增长异常缓慢，且间或静止，间或绝对减少。直到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由于出现了原始农业，世界人口才第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平均速度升高到0.03，这可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浪潮；随后，全球人口增势稍稍加快，但总的看来，仍十分缓慢。18世纪欧洲发生产业革命，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突升，18501900年上升到0.60.8，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浪潮。20世纪下半叶，全球人口数量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高速增长景象，形成了世界“第三次人口浪潮”，19551960年间年平均增速升至1.87，19601965年间1.99，196519 70年间进一步跃至人类史上的峰巅2.11。世界人口从1850年的12亿到1950年增加至25亿，用了一个世纪才翻一番，而从1950年25亿到1987年的50亿，全球人口翻一番只用了短短37个年头；世界人口从19世纪初的10亿增加到20世纪初20亿，用了大约100多年，但从1960年30亿增加到1975年40亿，只用了15年，而从1975年40亿增加到1987年为50亿，更只用了短短12年！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过度放牧、过度捕捞、滥垦荒地、大量使用化肥和掠夺性开发的方式向地球攫取更多的粮食和资源。而过度开发给自然造成了沉重的生态压力和破坏。（陈功，2000） 工业时代一味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而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也是人类造成自然危机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危机对人类所造成的巨大威胁，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和步骤来修补、恢复自然环境，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保护自然的运动。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就详细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造成的生态破坏，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进入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兴起 “环境运动”，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环境保护方面的群众运动“地球日”游行活动，此后，4月22日成了全球性的“地球日”。“地球日”运动的开展，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进一步唤醒了民众的环境意识，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问题，而且也包括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等；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个观点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增长的极限已明确地将环境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提高到“全球性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研讨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座里程碑，6月5日因此也被当年联合国大会定为“世界环境日”。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发表了一个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只有一个地球一书由英国经济学家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杜博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编著而成的，其副标题是“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它着眼于整个地球的前途，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环境问题，要求人类明智地管理地球，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环境科学著作。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人们发现环境危机还在进一步加剧。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沉降”三大全球性环境问题成为新一轮世界环境问题的核心，它不仅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造成危害，而且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环境造成危害，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此，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这次会议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里约环发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文件充分体现了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反映了关于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随着环境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从无意识走向自觉，从民间的一种自发行为发展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和职责，各种保护区先后设立，各国还纷纷加大自然环境的保护力度，投入巨资用于自然环境的修复与改造工作，现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净毁森林面积已基本稳定下来，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随着自然环境成为稀缺的资源，后工业时代还产生了回归自然的社会思潮。自然危机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和生活的负面影响在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中就有发人深省的描述，她在书中写道：“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那儿有无数的小鸟飞来，洁净而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然而六十年代美国的春天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鸟儿都到哪儿去了？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鹣鸟、鸽子、鹪鹩的合唱以及其它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木和沼地。”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失望和恐惧的春天！现在，回到自然中去，与自然为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观念，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也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尊重自然、结合自然则成为环境规划、开发、设计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准则，回归自然的生态旅游更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和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人们已认识到，无论何时，自然环境都是人们生活空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2、环境危机和污染整治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产生的污染也同样没有得到重视和有效的遏止，甚至还存在进一步蔓延扩散的趋势。据估计，现在世界每年排放二氧化硫1.96亿吨，氮氧化物6800万吨；全世界一年生产垃圾450亿吨，其中危险废物（有毒垃圾）约3亿多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规划署通过15年的监测证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在20余亿人口居住的城市中，每年平均散发的二氧化碳和悬浮颗粒物达1.8亿吨甚至更高，粉尘和烟雾在1亿吨左右，其中6.25亿人分别居住二氧化碳超标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粉尘与烟雾使12.5亿城市居民生活在“不能接受”的条件中，其余2亿人是“勉强过得去”，“全球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已到了刻不容缓必须尽快解决的地步增长的极限” （世界卫生组织，1992）。河水遭受污染也随处可见，对西欧的8条大河的水质化验表明，其中罗纳河每公升河水中的氨气含量为20.1毫克，超过规定的标准40倍。此外，马德里的塔古斯河（含氨量10.7毫克）、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特芬河（含氨量0.88毫克）、法兰克福的莱茵河（含氨量0.69毫克）、巴黎的塞纳河（含氨量0.33毫克）以及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有害物质的浓度都大大超过了正常的限度。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生存、生活空间可谓是已经到处充斥着废物、废气和废水。不断增多的污染不仅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使人类的生活环境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为污染首先是集中出现在个别和局部地区，特别是人口与城镇密集的各种人为、人造环境当中，因而它也最容易危及人类本身，如发生于20世纪中叶以震惊于世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曾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由于人类所产生的污染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从大气到水源，从土壤到食品和生物，从噪音到视觉等，就已经涉及了生活环境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要素，有毒气体、液体的排放，大量废品、废渣的倾倒等不仅使大气、陆地、海洋甚至地下和太空都遭到污染，人类本身也无法逃避，甚至也成为被污染的对象，因为此外，环境污染还导致了各种“公害病”，导致患癌症的患者以及新生儿中的畸形儿、残疾儿和突变儿比例的增加。因而它引起的环境危机是全方位的。可以说，环境污染已成为后工业社会所面临和所要急需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随着环境运动的开展，人们也开始了污染的控制和治理。1962年，当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还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美国，在报纸或书刊中还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公众政策中也没有“环境”这一款项（阿尔戈尔，1996）。不过，在寂静的春天的震撼下，美国于1963年成立了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并于1969年通过了国家环境保护法，1970年建立的环境保护管理局，此后，在20世纪7080年代，又先后通过了清洁空气法（1970），清洁水法（1972）、海洋保护、控制与保护区法（1972）、安全饮用水法（1974）、自然资源保护与恢复法（1976）、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综合法（1980）等一系列环境保护专项法；其他西方许多国家也都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环保政策与法令，试图采取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对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进行控制；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国家进入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综合防治阶段，政府开始不断增加对污染治理与控制方面的投入，如美国1972年的开支为300亿美元（按照1990年的货币计算），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9%，1990年估计为1150亿美元，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进入19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开始强调环境管理，强调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和资源的综合利用。随着人们对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以及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一门新兴的学科环境科学也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西方一些跨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的环境治理和控制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如美国1970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超过2500万，1995年已下将到600万吨以下，1995年年底，美国还彻底停用了氟利昂。许多原先污染严重的西方城市又重现了往日天蓝水绿的景象。但目前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3、文化危机和历史环境保护文化危机在工业时代就已显现。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及科技的高速发展，西方社会出现了重科技而轻人文的倾向，原来作为“意义领域”的文化领域，逐步散失了其“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和作为“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的功能和作用(贝尔，1976)，人们在物质财富和科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同时，内心的精神却越来越感到空虚和失落，不仅精神支柱和基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人与社会异化的问题也日益沉重。对此，尼采曾用“上帝死了”，来揭示西方的信仰危机，即最高价值观念的失落；海德尔则用“茫然无家可归”，来概括了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即人的自我失落。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高度富裕，文化生活极大丰富，但人们的内心和精神却仍旧越来越感到空虚和失落。对此，弗罗姆曾感叹道：“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上帝死了”，宣示了传统信仰的崩溃，而“人死了”则标示了理想人格的幻灭。进入后工业时代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消费社会的来临，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裸体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也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而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则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些都使西方的文化变得日益庸俗浅薄、粗鄙无聊，并逐步陷入了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文化危机(贝尔，1976)；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也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既是富裕社会，也是病态的社会，是一个“伤风败俗的精神错乱的社会”，人的异化仍异常严重突出：其一是物化，人们沉湎于追求物质生活的快乐，甘于接受金钱的支配与奴役，思想萎缩，精神空虚，处于混乱迷茫之中；其二是动物化，人们滥用本能冲动，在走向“物化”的同时走向“动物化”，道德沦丧、肉欲横流、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盛行。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种种危机，尼采与海德格尔从精神的两个层面即理想与现实，深刻地揭示了其本质；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则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理性的认知、伦理与审美三层面的分裂、互悖，从而造成了扭曲的文化交往；贝尔则把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作为引起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了大失落与大混乱之中，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精神文化危机，同时它还对全球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巨大威胁。西方国家早在近代的殖民扩张和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就曾对亚、非、拉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进行了大破坏和大毁灭，使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大大减少；而即使是西方国家，其千百年所形成的丰富多彩而又充满个性的包括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在内的传统文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也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而是迅速地被整齐划一和充满理性的现代文化所取代，各种承载传统文化的历史遗存如城市、建筑等则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有些国家的传统文化也一度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美国式大众消费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又开始不断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进行侵蚀和渗透，进一步加快了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如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还有8000种语言，90年代通用的语言大致有6000种，仅20年就减少了2000种，少数民族语言正在迅速灭绝。随着因特网的普及，语言灭亡的速度还在加快。目前，美国的影视节目大约占据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也处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使信息能前所未有地在世界各个角落无限制、无限量地自由流动，这种信息的自由流动使人们对文化的选择有了多样性，但它也打破了许多人业已习惯并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已有的文化结构，造成了文化危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正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和对信息技术的垄断，致力于推行自己的强势文化，并对非西方文化视为异端进行无情地打压，企图实现全球的文化“统一”。不过，幸运的是，人们开始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现代化的物质文化生产与高水准的物质文化消费生活并不必然使人产生高尚的理想和情操，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人们还必须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吸取生活的经验和教训，从世界文化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同时，人们还对全球化给世界文化多样性造成的冲击开始保持警惕，一些西方学者和社会人士对文化领域的世界化和商业化就持强烈反对态度，贝尔也宣称自己在文化领域是保守主义者。文化意识的觉醒促使人们不断加强对人类文化的保护工作，以防止积累了数万年的文化遗存和精神世界免受人为的破坏和污染。1970年代是世界文化保护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此前，尽管欧洲国家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但都侧重于文物古迹的保护，进入1970年代后，开始强调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并先后形成了两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国际文件，一份是1972年形成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即内罗毕建议，它正式提出了历史地区的保护问题，并指出：“历史地区及其环境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另一份是1987年形成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即华盛顿宪章，它总结了历史环境的保护经验，并提出：“对历史城镇和其他历史地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并应当列入各级城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