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毕设论文.doc

论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
曲靖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论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

作 者：蒋金龙 学号：2009041156
学 院： 人文学院
年 级： 2009级
专 业： 历史学
指导教师： 沈乾芳 职称：副教授
日 期： 2013年5月21日

曲靖师范学院教务处制

1

曲靖师范学院

本论文（设计）经答辩小组全体成员审查，确认符合曲靖师范学院本科(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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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设计）是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设计）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参与同一工作的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作的任何贡献已在论文（设计）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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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

论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

摘要

鉴于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左右政局的教训，北宋建立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指在压制武将的军事措施，而且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矫枉过正，并为后世子孙以“祖宗之法”继承下来，打破了文武相制的平衡，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就此形成。当然，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唐末五代时期武将的跋扈在整个社会留下了阴影，使北宋统治者长期推行“崇文抑武“政策，以及帝王与文臣士大夫为重建封建秩序，携手打压武将，迫使武将群体演变为士大夫心中理想的、温文尔雅的“儒将”。 而北宋武将尴尬的角色地位，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北宋对外战争的频频失败，成为了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北宋；武将；尴尬角色；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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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embarrassment of field commander the Northern Song role and form reason
Abstract: Fragile in view of TangMo the Five Dynasties since lesson of brave cavalry about political situations, beginning established a military affairs measure points is suppressing field commander at the Northern Song and because of fragile to distort just in process implement, and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nherits with “law of forefather” for later generations, breaks literacy and martial arts makes balanced mutually, embarrassment role of filed commander forms for this at the Northern Song. Certainly, ha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reasons,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period warrior's cast a shadow on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ulers have long pushed " elevating the civilian official and debasing the military officer " policy, and emperor as rebuilds feudal order with writing subject scholar-official, suppress field commander hand in hand, force field commander group develop ideal as scholar-official in the heart, refined and cultured kind field commander and filed commander embarrassed role position at the Northern Song, consequence causes the most serious is then external the Northern Song war to fail again and again, a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erish,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Keywords: the North Song dynasty; Field commander; Embarrassed role; Form reason

目录

引言·········································································································1
文献综述···································································································1
研究方法···································································································2
讨论与分析································································································2
一、北宋的军制特点和武将的蜕变····································································2
（一）北宋时期的军制特点·············································································2
（二）北宋武将蜕变的表现·············································································3
二、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4
（一）北宋“抑武”政策下的牺牲品····································································4
（二）士大夫心中的武将形象··········································································6
三、北宋武将尴尬角色形成的原因····································································8
(一)唐末以来武将的跋扈在社会上留下了阴影··················································8
（二）北宋统治者长期推行“崇文抑武”政策······················································10
（三）北宋统治者为重建封建秩序··································································11
结论········································································································12
参考文献··································································································13

引言
北宋时期帝王、士大夫与武将的关系，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帝王与士大夫结成联盟共同压制武将，从而使武将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北宋历史上扮演着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北宋武将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的问题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将试对本论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以便更好地理解北宋帝王、士大夫与武将的关系，进而能正确认识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于北宋军事方面研究的著作有：德籍学者弗兰克著，岳海湧编译的《宋朝军法研究》，文章对宋朝的军法、军功奖赏规则和奖赏体质的细节进行了论述，从中说明了北宋武将备受压制、地位低下的特征。
（二）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北宋帝王、士大夫与武将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如：陈峰的《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作者将武将萎靡、怯儒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影响作了论述，成为对北宋武将研究的开端。另外，有学者专文分析了北宋的边防建设状况，如王轶英的《北宋河北边防建设研究》,以北宋时期军事防御工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北宋在边境地带步步为防、分兵据守的防御特点；薛治国的《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研究》，对北宋“崇文抑武”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探讨了其实施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影响，同时还强调了北宋实施的是“崇文抑武政策”而非“重文轻武”政策。近年来，学者们对北宋的武将、士大夫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如王晓雪的《北宋前期抑武政策及其思考》、陈峰的《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两篇文章都对北宋时期的“崇文抑武”政策和武将素质的变迁作了深层次的探讨。陈峰的《英雄末路记》、姚琳的《北宋名将狄青浅议北宋军事管理体制中的过度制衡：以“杨业之死”为视角》，通过对狄青、杨业这两名大将悲惨角色的论述，得出在“崇文抑武”政策下,北宋武将的悲剧性命运。类似的还有李同乐的《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研究》，该文深入研究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致君泽民”的政治理想和实践过程。
（三）对上述状况的评述
国内外对北宋王朝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对北宋时期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还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和研究，特别是武将尴尬角色的几个典型人物，国内外学者基本上没有深入分析和探讨过。本文将对北宋武将尴尬角色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几个典型武将进行论述和分析，以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北宋王朝。
研究方法
以文献研究法为主,首先明确自己的选题范围并尽可能多地收集阅读相关的文献和前人已经研究的相关成果，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整理、记录收集各种文献资料，以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史料和文献进行辨别和扬弃，从而在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中摄取有用的资料，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思考，对于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及形成原因提出自己的见解。
讨论与分析
一、北宋的军制特点和武将的蜕变
（一）北宋时期的军制特点
北宋王朝是在唐末五代战乱割据结束后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亲眼目睹了唐末五代时期因武将的骄阳跋扈、拥兵自重，造成的山河破碎和国家分裂。为了矫治武将跋扈的作风，宋太祖进行了一系列军制改革。太宗即位后，进一步强化了太祖的治军制度，曾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1]他不仅继承太祖时期的制度，还把各项措施，特别是抑武措施极端化，确立了以文制武的原则，后代子孙也竞相尊崇。
1.限制武将的权利，使皇帝真正掌握兵权
造成唐季五代以来，武将横行无忌、文臣备受轻蔑的原因之一，就是武将的权力过大，使得文武制衡的天平，向着武将一边倾斜。为了矫正文武相制的失衡，使皇帝真正地掌握国家大权，北宋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旨在制约武将的军事制度。宋太祖在中央设立枢密院和三衙，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最高权力机关，禁军则直接由三衙统领。太宗以后又以文臣作为率臣统兵，从而使皇帝真正成为“三军总司令”，直接掌管了国家军队的建制、调动和指挥大权，而军权则被一分为三：枢密院、三衙和率臣，三者均对皇帝负责，并且相互制衡。“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2]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太祖、太宗所定军制的目的，同时也为北宋时期武将尴尬角色的形成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
2.以文驭武，文臣压制武将
为了防止“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3]与“黄袍加身”的重演，北宋皇帝刻意提高文官的地位，使得整个王朝形成一种以文驭武、文臣压制武将的格局。军队统帅一般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武将不仅地位低于文官，而且必须听命于文官，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杀身之祸。因此，纵使武将有天才般的军事才能，也无用武之地。正如张其凡所说：“宋朝的兵制，处处透着一个‘防’字，分散兵权，提防将帅，钳制士兵，严加防范，以免危及国家政权。因此，形成了猜忌和压制武将的惯例，有才干的将领难以出头，庸将得以擢升高位。”[4]可见，在帝王和文臣的联合压制下，北宋的武将被迫置于一个将才无用武之地，庸才升高官的尴尬地位。
3.中央禁军与地方军彼此制约，以保证中央政权的稳固
所谓禁军，就是朝廷的正规军，也是皇帝的卫兵；诸州的厢兵为地方军。厢兵之和与中央军的数量相当，战斗力相近，神宗在评论太祖时曾说：“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患。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1]由此可看出，宋太祖所创的“内外相制”的军事制度确实起到了集权的作用，而命运悲惨的北宋武将只能在帝王与文臣为主导政治环境下尴尬地生存。
北宋军事制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皇帝和文臣相互联合，竭力打压武将，使武将处于一个极为惨淡和尴尬的角色。这样北宋的武将不仅丧失了唐末五代时期跋扈的能力，同时武将自身的素质也逐渐消退，形成蜕变之势。
（二）北宋武将蜕变的表现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就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压制武将的军事制度，导致了武将的素质不断下降，开始形成蜕变之势。在“与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影响下，“崇文抑武”之风，在北宋成为主流。这不仅使文官队伍迅速膨胀，而且武将也要求学习儒家经典。在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的左右下，北宋武将已有束手束脚之感，为迎合帝王的意志，武将蜕变已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通过宋太祖的整顿，基本扭转了唐末五代以来武将专横、跋扈的作风，但由于在实施的过程中，矫枉过正，使得武将的素质发生严重蜕变。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道也”[5]的号召下，往常一些不知如何读书的武将也积极读书，甚至闹出一些笑话来。武将党进根本不识字，他看到太祖崇尚文治，在外出赴任时，想像文官一样，临走时向皇帝致辞。结果，党进见到皇帝后，一时紧张，把别人事先教好的文句忘了，只好随口说了一句：“臣闻上古，其风仆略，原官家好将息。”[5]听到党进说出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连侍卫都忍不住笑起来。出宫后，有人问党进，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党进回答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5]从中不难看出，在“崇文”之风盛行的北宋王朝，武夫群体的蜕变。
在那个“武将”备受打压的政治环境中，明智的武将们已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不仅对皇帝，就连对文官都采取了谦和、恭敬的态度。大将曹彬虽然高居枢密使，但每次遇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必引车避之”[6]。由此，士大夫称他为武将中的楷模。正如陈峰所说：这一极端化的举动之所以出现，正是当时武将精神面貌蜕变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2]如此说来，北宋武将尴尬角色的形成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宋武将在政坛上的黯然失色，在自身素质上的蜕变，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北宋对外战争的频繁失败，加上后代帝王在继承“祖宗之法”的基础上，又创立了多种防范、压制和歧视武将的政策，使北宋武将不仅角色尴尬，并逐渐沦为了“崇文抑武”政策下的牺牲品。许多优秀的将领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在士大夫的口舌之下。北宋武将尴尬的地位和悲剧性的命运，不仅令当世惋惜，更令后世痛惜。
二、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
（一）北宋“抑武”政策下的牺牲品
唐末五代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骄兵悍将左右政局，包括宋太祖本人也是通过手下将士的拥立，才篡位登上皇帝的宝座的。因此，他深知藩镇专兵、武将跋扈的危害，于是他对待武将往往采取处处提防、疑忌的态度。为了防止新王朝重蹈五代时期的老路，赵匡胤建国后，便对军队将领采取了大力整饬的措施，特别是对禁军将领更是严加防范。如：“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迫使他们“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 [6] 成为清一色的贪财好色之徒。紧接着，又冤杀前都虞侯张琼、贬逐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两位正直豪爽的大将。透过石、张、韩三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对武将的猜忌和北宋武将的悲惨命运。之后的武将杨信和党进，聪明地吸取了先前将领的教训，在担任武职时，开始谨慎从事，处处提防。杨信没有任何军事才能，仅仅因为他有谨慎和“忠直无他肠”的性格特点，所以“上委任之不疑” [6] 。即使忽染哑疾，也能继续得到重用。出身胡族的党进虽膂力过人，但目不识丁，赵匡胤“以其朴直，益厚之”[6] ，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然而通过杨、党二人的记载，却发现其“哑疾”和“朴直”有不少漏洞。太平兴国三年，杨信临死的前一天，多年的哑疾突然好了，杨信对前来探望的太宗表达了感念两朝知遇之情。是否可以这样猜测：杨信十分谨慎，为了消除太祖的猜忌，故意装“哑”来保护自己。果然，宋太祖言语不便的杨信更加信任，还委以重任。但我觉得杨信也是悲惨的、尴尬的，为了不被太祖疑忌，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装聋作哑几十年。在北宋“抑武”政策的压制下，杨信只能出卖自己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的人生也就没有了什么价值。虽然杨信最后得到了善终，但北宋王朝已经扼杀了他的灵魂，我不得不把他定位为北宋王朝的牺牲品。杨信如此，党进亦如此。他们的命运比起张琼、韩重赟，是稍好了一些，但是还是没能逃过沦为牺牲品的命运。
到了宋太宗朝，帝王对武将的猜忌、防范进一步加强，加上宋太宗个人狭小的气度、平常的才质和阴暗的心理，又有一大批优秀的武将沦为了北宋王朝的牺牲品。太宗即位后，因对武臣们有更深的戒备心，遂逐渐干预，甚至控制他们在战场上的一切活动，这在当时被称为“将从中御”。太宗在给出征大将设置监军的同时，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于是统军将帅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天子手中。这些监军们往往盛气凌人，乃至于敢加害主将，如郭进便因为不能忍受监军田钦祚的欺压，终于愤而自杀。然而，此后监军的设置却愈益广泛，还出现了挂“走马承受公事”[7]头衔的军校，随时向远在京城的皇帝汇报军中的动态。与此同时，太宗在每次军事行动前还亲自设计作战“阵图”，作为锦囊妙计授予将帅，借以控制武官的举动。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军队作战便常注意布阵，如《孙子兵法》就提出要依据地形以及敌情等不同情况，来安排部队的作战队列。像“置之死地而后生”，讲的是在危机时刻，可以将士卒布于没有退路的绝地，以激发军人拼死反击的力量。但战场上的形势及地形复杂多变，一套固定不变的阵法显然不可能应付自如。也就是说，武将必须视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阵势。南宋名将岳飞就指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1]所以，预先设计阵图既不切合实际，也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只能是限制带兵者的自由，或者说对防止武将谋反有制约作用。但没有多少作战经验的太宗皇帝，却非常热衷制定阵图，自信运筹宫廷，可以决胜千里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有党进被害，再就有杨业被监军王侁逼死。然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猛将呼延赞的遭遇。将门出身的呼延赞，久经沙场，勇猛过人。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他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像呼延赞这样的武将，如若生活在汉唐勇于用兵的时代，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呼延赞恰恰是处于尚武之风开始沦丧之时，这便注定了其沦为时代的牺牲品的结局。据记载，宋太宗对浑身散发着浓烈兵戈气息的呼延赞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竟几乎将其斩首。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的庶务之中。[6]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本身角色、地位尴尬的缩影。
到了北宋中叶，北宋统治集团长期奉行“崇文轻武”、“以文驭武”的政策，特别是到宋仁宗朝，这一政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武将中稍有战功、有头脑者,不是遭受迫害,就是受到压制,或死不得其所,或仕途坎坷,至死未能达。如大将狄青、王德用，甚至是文人出身的将官种世衡、张亢也没能逃过噩运。而他们鹤立鸡群的事迹,不仅不能说明当时武将素质的卓越,反而证明了有为将领角色尴尬，被迫沦为牺牲品的惨境。北宋时期,武将群体地位低下、角色尴尬和和军队战斗力下降，所带来的恶果，便是北宋对战争的频频失败，成为了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士大夫心中的武将形象
在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影响下，整个大宋王朝弥漫着一股重视文人、重用文官的风气。先前地位尊崇的武将在皇帝刻意压制和社会轻视风气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变成了政治舞台的配角，成为不受重视的一个群体。为了迎合北宋温文尔雅的文人气息，武将们开始按照皇帝和文官的标准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
在太祖一朝，最具代表性的武将无疑是曹彬了。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曹彬不仅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表现出了谦和儒雅的气质。这种气质折服了对武将评价极为苛刻的北宋读书人，正是他们将曹彬视为北宋武将的典范。纵观曹彬的一生，他并没有立下多少军功，但却位居枢密使的高位。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曹彬的身上，还有除军事才能之外的东西折服了文臣士大夫和帝王。曹彬一身为人行事低调、谨慎小心。早在周世宗朝，曹彬掌管禁中茶酒，赵匡胤为了和他交往，故意向他讨酒喝。于是，曹彬说：“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由是器重焉。太祖践祚，自平阳召归，谓曰：“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谢曰：“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太祖每话及世宗旧吏叹曰：“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迁客省使。[8]在北宋剿灭南唐时，赵匡胤任命曹彬为主帅，并一举降服了南唐。当曹彬凯歌回朝时，他没有大肆张扬，只是清淡地描写道：“奉敕差往江南句当公事回。”[8]他根本不提及自己的功劳，曹彬这一做法得到了士大夫的称赞。除了谦和谨慎，曹彬还具有当时一些武将少有的 “宽容武将”之风。曹彬不贪财、不嗜杀。每次作战，他都竭力不滥杀百姓，史书上没有提及他虐待俘虏的记录，他自己也宣称：“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怒戮一人。”[9]在攻打南唐时，他担心手下的将领、士兵在城破后打肆掠夺、屠杀以泄愤。为此，在攻城前夕, 曹彬突然称病不参加军事会议。手下的将领急忙前去探望病情，问他是什么病，曹彬道：“余疾非药石所能愈，愿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刁；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9]面对着主将的请求，诸将门都表示同意。就因为曹彬的事先安排，南唐投降后得以免受遭杀。这件事情得到了士大夫的称赞，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榜样。正因为曹彬的谨慎、谦和和宽容之道，才越来越得到皇帝和士大夫的赏识，最后官至枢密使。
到了宋太宗朝，武将竭力改变自身形象以迎合帝王与士大夫的风气愈演愈烈，并造成了武将素质和精神的严重蜕变。如枢密院武职长贰、三衙将领及前线统帅，大多要么是宋太宗的无能亲信，要么是士大夫身边的小人。其中王显、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担任枢密使要职者，皆为以往藩邸属吏，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直到真宗朝，像王显这样的庸将仍然继续担任统帅。到了仁宗朝，武将队伍的素质更进一步下降，于是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如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6]杨崇勋以攻讦寇准得到当政者的赏识，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6]至于夏守赟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6]尽管如此，张、杨及夏氏等人却出任禁军统帅和枢密使之职。郭承祐更是人所共知的“小人”。但累迁禁军要职，长期典军。[6]而与这些庸将相反的杨业、狄青等良将则备受帝王和文臣士大夫的打击，迫害致死。究其原因，一方面，那些庸将顺应了帝王和士大夫的心思，全力改变自身形象，进而演变为帝王和士大夫的利益维护者；另一方面，诸如杨业等保持着武将作风的武将，因为他们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令帝王和士大夫阶层感到不安。因此，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北宋武将群体不得不改变唐末五代时期骄阳跋扈的作风，逐渐变成丧失武将的“儒将”。 于是，便出现了发生在曹彬身上的极端化表现。曾长期以统军大帅身份征讨四方的曹彬，对文臣极为敬畏，以至于位居枢密使时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到了宋太宗的晚年，他也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由此可见，北宋帝王所恐惧的并不是边患，而是内忧。而在北宋王朝的内部，能对威胁到赵氏家族的只有拿枪的武将了，因为文官是不可能用笔杆子来颠覆赵氏天下的。因此，北宋帝王大力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并与士大夫结成联盟，共同打击将才、重用庸将。之后，随着文臣士大夫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武将地位的不断降低，武将群体为了能在 “崇文”之风盛行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不得不对士大夫言听计从，甚至成为士大夫集团利益的维护者，进而演变为北宋士大夫的理想武将形象。郭承祐这个人所共知的“小人”，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北宋士大夫心中的理想武将形象是：武将无任何军事才能，对他们唯命是从，最好能成为他们利益的维护者。武将曹彬的谦和儒雅之风也许是他们的最低标准。然而，在那个“崇文抑武”、“以文抑武”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武将群体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努力改变自身形象，以满足帝王和文臣士大夫的需求。北宋王朝的特殊性，决定了北宋武将群体角色、地位的尴尬性。随着“抑武”风气的继续发展，到了北宋末年，军队基本上由文官统领，北宋武将的尴尬角色的扮演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不仅仅是北宋武将群体的悲剧，也北宋王朝的悲剧。1127年，北宋政权被北方南下的女真族轻松地灭了，这与北宋武将群体素质低下、角色尴尬有着很大关系。
三、北宋武将尴尬角色形成的原因
从上文可知，北宋时期朝廷极力打压武将，致使武将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从实施主体角度来看，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唐末五代时期武将的跋扈在整个社会留下了阴影，令统治者感到担忧，进而实施“崇文抑武”政策。另一方面强大的士大夫集团为重建遭受武将破坏的封建秩序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帝王与士大夫不谋而合，千方百计地压制武将，北宋王朝武将尴尬角色的扮演也就成为了必然。
（一）唐末以来武将的跋扈在社会上留下了阴影
唐末五代时期，武将横行无忌、悍将称雄、皇权式微，诸割据政权帝王的威信扫地，天子常常被武将视为掌上玩物，军政大权大多操控于亲信大将手中；地方则落入节度使的控制之下。自朱温靠强大的军队废唐自立后，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坷、后晋高祖石敬塘、后周太祖郭威无不是拥兵自立，因此后晋大将安重荣曾毫不掩饰地说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3]彼彼前车之鉴，无不震动整个社会。北宋建立后，五代时期武将的跋扈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北宋王朝，特别是亲身经历过五代时期种种军事政变的宋太祖，对武将更是疑心重重。宋初的李绮、李重进反叛镇压下去后，身为皇帝的赵匡胤仍“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使他焦虑的是，今虽“天命己定”，但谁敢保证将帅无二心?即使将帅无二心，准又能保证其“摩下之人欲福贵者，不把黄袍加其身呢?”[7]这无不透露着赵匡胤对武将的恐惧。同时宋初诸帝担心武将擅权、拥兵自重的言论，也体现着他们对武将的惧怕。如：
(建隆二年，平定李绮、李重进叛乱后)，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为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
（乾德元年，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朝见，太祖欲使其掌兵，赵普再三反对），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卿至厚，彦卿岂能负肤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1]
（太平兴国八年），上念征戌劳苦，月赐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弹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戌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 ”上闻奏大怒。参知政事郭赞极言救解，上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弭）德超为北院使，兼枢密使。[1]
(咸平五年)上(宋真宗)与辅臣论边事，指秦始皇、汉武帝得失，因言“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须防之于渐。唐自明皇后，藩方逐帅，坐邀旄钺钱，河朔三镇，终不能制。此可为监戒也”。[1]
因此王夫之评论：“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的确，从赵匡撒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大多抱有“猜忌”的心理，所谓“上下师师，壹于猜忌”，由于猜忌而防范、限制，始终不敢提高武将地位。正如宋太祖所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联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在宋太祖的心中，武将拥兵自重是最危险的，贪污腐败与此相比则是小事一桩。[10]所以，才会出现石守信“杯酒释兵权”的贪污腐败，同时这些阴影也为北宋武将尴尬角色的扮演埋下了祸根。
（二）北宋统治者长期推行“崇文抑武”政策
为了消除内心的阴影，防止武将夺权，赵匡胤建国后，就马上着手制定一系列旨在收缴武将权力的措施，初步创立了“崇文抑武”政策。如：“杯酒释兵权”，收缴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分割军权，将殿前与侍卫马、步军司改设为三司，削弱了禁军将领在士兵中的威信。但在崇文方面的举措却不是很多，仅采取祭拜孔庙等措施。
到了宋太宗、真宗朝，“崇文抑武”政策真正形成，使其成为既定的“祖宗之法”。宋太宗弑兄夺位，担心皇位不保，对武将特别恐惧；真宗昏庸无能，无进取心，治国方略因循其父。这一时期统治者一方面是大力崇文:扩大科举取士，如宋太宗即位才两个月，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录取500多人；将皇宫中的“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并重修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向天下昭示其崇文之意。另一方面表现为猜忌、打击武将，姑息庸将，以此来压制武将的进取心。太平兴国二年，太宗下令将各地节度使的子弟调入京城，将他们编为殿前承旨，实际等于将他们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武将；实施“将从中御”之法，鼓励监军牵制、欺压武将，以阵图约束战场指官的手脚。
自宋仁宗朝至宋神宗朝，“崇文抑武”政策进一步强化。由于宋太宗、真宗的大力崇文，此时期北宋士大夫阶层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太宗、真宗两朝合计科举取士11404人(特奏名除外)，宋仁宗朝时又取9766人。[11]因而宋仁宗朝的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为文人所担任。仁宗时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12]由于文人主政，此时期的崇文抑武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仁宗三次大规模兴学:景裕兴学、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再一次大面积地提拔文臣。在枢密院却极尽全力地排挤武臣，夺取战场指挥权。
宋哲宗至宋钦宗期间，北宋帝王继续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直至北宋灭亡。宋哲宗一即位就把神宗时期的一些有关奖励军功的措施废除了，尽任用类似蔡京这样的大奸臣做宰相，把国家的朝纲治理的一塌糊涂；到钦宗执政时，仅在位一年就先后拜罢了26位宰执大臣，在这26位来去匆匆、昙花一现的身影中，仅有种师道一人为武臣出身，但仅在金军第一次退军后，就立即以“年老难用”为借口，将其罢为太一宫使的闲官。可见，即便到了北宋末年，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入侵，国家即将灭亡的危急时刻，北宋帝王依然囿于“祖宗之法”，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灭亡，自己也心甘情愿的做了俘虏。
（三）北宋统治者为重建封建秩序
唐末五代至宋初，武将的骄悍，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与封建秩序相冲突的现象。如武将敢在帝王面前飞扬跋扈，实际上是漠视封建法律制度、藐视天子权威的一种表现。
唐末五代时期，文臣的地位低下，不得不仰承武夫鼻息，不谨慎便会有性命之忧。后汉武将史弘肇曾说：“文人难耐，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又毫不掩饰地说：“安朝廷，定祸乱者，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即毛笔)焉足用哉！”[13]隐帝时,大将郭威率兵平叛回京，宰相王守恩肩舆出迎，郭威怒其不恭，就擅自命人代替王守恩的位置。清代史家赵翼这样评价道: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2]到北宋初年，社会上依然存在着武夫跋扈，轻蔑文臣的现象。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看不起士大夫。甚至于还有武将敲诈朝中文臣，如功臣将领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一职时，曾借机夜闯宰相王溥家，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面对着骄兵悍将漠视朝廷法度、藐视天子权威和轻蔑文臣士大夫的局面，广大文官极为不满，帝王更是深恶痛绝。重建唐末以来遭受武将破坏的封建秩序，恢复文臣、帝王的地位，已经成为北宋王朝必须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同时，武将势力的过度的膨胀，必然使得国家机构中的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平衡，其结果不仅是社会无法得到安定，而且军事政变也难以根绝。
而比这更严重的是帝王权威渐渐失坠和思想秩序日益紊乱。经历了五代纷乱，权威失坠，人们如何确信这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即为什么赵氏家族是“真命龙族”？赵宋王朝的合法性是武力赋予的，但后梁朱温、后唐李克用、后晋石敬塘、后周郭威他们的王朝都是武力赋予的，为什么就没有合法性?平定天下的武功可在疆域上取得了整个王朝，“杯洒释兵权”的谋略可在制度上解除来自军队的威胁，但这样的政权是由武力赋予与维持的，并不必定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给予积极的支持与认可。要保持政权的持久，必须采取一系列文化策略，重建那一套君尊臣卑的封建秩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只有政权的稳定才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是有利的，因而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封建伦理和恢复帝王权威成为宋朝初年的十分重要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