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大学毕业设计.doc

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论文毕 业 论 文论文题目： 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 Discusses Zhuang-zi shallowly to the Ji Kang life consciousness influence 作者姓名：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2015年 4月 15日目 录内容摘要（）正文目录（）注 释（）参考文献（）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 【内容摘要】嵇康所追求的那种自由自在，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充满了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这不是富贵逸乐，不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性之所至的淡泊生活，充满了生活的本真气息，充满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这种生活里才有精神自由，有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自然是心之自然，是心之自由，对心的重视意味着对生命的重视，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嵇康对独立人格追求的深层意义，便是对生命的无限渴望与崇敬，是他强烈生命意识的表现。【关 键 词】 庄子 嵇康 生命意识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这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战乱，瘟疫，政治恐怖，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残酷内讧，让“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这些痛苦而又混乱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时代的恶劣剧烈的摧残着士人多愁善感的灵魂，个体生命茫然无措的痛苦不堪，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苍白无力的刺激着士人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探索，对当时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就有了历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对此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这种“人的觉醒”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生命意义的显现，即对自身存在价值、生存方式以及生命本身的反思和认识【2】。如何在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这是一种对生命与人生的执着。所以在人的觉醒之后，处于动乱之中的魏晋士人更表现出一种顽强、自觉的生命意识。嵇康作为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就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嵇康(公元223年262年)，字叔夜，竹林七贤之首。晋书嵇康传注“有奇才”、“与曹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提出了“越名任心”的主张，以服药求仙的独特方式诉说着内心对于全身避祸的郁闷生涯的痛楚。在司马氏蚕食鲸吞、阴谋篡权的时代，看不惯玩弄权术手段的黑暗政治却又无法改变这种既有羁绊又被利用的政治处境，也无法改变自己随时可能身败家灭的险恶处境，在乱世之中艰难求生。他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在生存的夹缝中追求自己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解放【3】。面对司马氏集团的残暴，面对现实生存环境的险恶，为求自保，他远离政治，“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嵇康传）”，这时庄子的思想与他的精神需要产生了某种共鸣。庄子思想是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把人作为一个独立体与自然、社会等同，又以人、人的精神为核心，排除物欲，来求得人精神的绝对自由。他追求一种“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无为之业（庄子逍遥游）”，遗世独立的思想人格。讲究淡泊名利，不为名利左右，而要顺应自然，忘情忘性，追求精神的解脱、自得的理想人生境界。这样，庄子的哲学对于个性已开始觉醒的魏晋文人来说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嵇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一、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人格嵇康的理想人格是构建在“非汤武而薄周孔”和“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句响亮的口号上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的政治思想。鲁迅先生对“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有深刻的论述：“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4】从此可以看出这时否定儒家人格的偶像，批判虚伪人格。既然是对儒家的一套社会伦理的否定，那就应“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名教，并非纯指儒学，而是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父子两伦被看做全部秩序的基础，也是滋生虚伪人格的温床。司马氏以名教治天下，将正统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演变为外在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戒律，以礼教的共同性，强制性地禁锢人的个性，规范人的行为，在司马氏血腥的杀夺中，又夹杂着用虚伪包裹着的残忍，成为一把装饰着礼教纹章的屠刀。【5】嵇康扯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帜，以自然之性的真诚、热情、放达，对比出名教之性的矜假、冷酷、刻板。反对名教，主要在于名教违反人的自然本性，阻碍人性的自由发展。“任自然”就是任心之自然，只有超越名教的约束，才能达到心之自然。他在释私论中这样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无矜尚，是非不存于心，气静神虚，体亮心达，通万物之情。一事之来，不人为的考虑得失，任心而行，是是非非就自然会心中无私，就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任“心之自然”，也就是要追求精神的自由，这种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一种精神境界。自然是心之自然，自由也是心之自由，心在嵇康思想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心是我之心，对心的重视意味着对我的重视，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嵇康对独立人格追求的深层意义，便是对生命的无限渴望与崇敬，是他强烈生命意识的表现。嵇康对这种精神自由之境是一种悠游，了无挂碍、怡然自得的理想生活，充满着闲适情趣。从他的诗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生活：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五）“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八）“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 酒会诗七首之四）“藻泛兰池。和声激朗。操缦清商。游心大象。倾昧修身。惠音遗响。钟期不存。我志谁赏” （酒会诗七首之二）很显然，嵇康所追求的这种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充满了庄子精神。庄子的逍遥游就是这种要把世间万物的俗尘杂物排除心外，求得内心安适自在，心与道冥而随心所欲的遨游寰宇的精神自由。庄子之“任心”甚于嵇康，嵇康要摆脱的只是虚伪残忍的名教束缚，他的精神是人间实有的，而庄子要摆脱的却是无奈现实，残酷命运的束缚，庄子大宗师这样说：“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我既不必执著为我，任自然而委化，也就一切不入于心。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处穷閭厄巷，槁項黄馘而泰然自若，他完全进入一种内心的境界中，舍弃人间的一切。他主张生应该逍遥，“巧者劳而知者优，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他这个逍遥完全是精神上的，是一种纯哲理化的精神境界，是人间所没有的，即所谓“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之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心与道合，我与自然泯一，这就是全部追求。真正做到物我两忘，身为枯木，心如死灰，虽槁项黄馘而仍然泛若不系之舟，于无何有之乡遨游则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这种人生境界不是一个实有的人间境界。可庄子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对人生生命的体认与关怀却是实实在在的，嵇康接受并发扬了这种对人生生命体认与关怀的精神，将庄子的理想精神境界人间化了，把他从纯哲学的境界变成一个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6】二、精神自由的人生实践嵇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的，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这种人生境界充满了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不是富贵逸乐，不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性之所至的淡泊生活，充满了生活的本真气息。在这种生活里才有精神自由，才有他自己的真实存在，才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然而这样地生活很艰难，因为他有一个过于执著，过于切直的性格，“好发离经叛道”、“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这无疑给他的生活蒙上了悲剧的阴影。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别传：“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行？”性烈，而且感情及其浓烈，不像庄子式的那种生死无所动心，是非不系于怀的人。庄子德充符：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庄子是主张无情的，“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业。”当妻子死时他可以鼓盆而歌，因为他知道“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庄子已经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而游于方之外了。可嵇康却还没有看透世间的诸多无奈与残酷，他一旦感情激荡起来便难以自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世说新语简傲载：“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文学又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这无疑体现了嵇康刚肠疾恶，不与世俗合流的禀性。而当好友山涛举荐代官时，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充分表现了他对庸俗世态的痛恶和对虚伪礼教的蔑视。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他不能为官的“七不堪而二不可”，特别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且揭穿“礼”的虚伪，“法”的荒唐，完全公开了与司马氏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之相应，发生吕安事件。吕巽奸污吕安妻，反诬告吕安虐待母亲，不孝。吕安引嵇康为见证，嵇义不负心，愤然而起，既出庭做证，又挥笔著与吕长悌绝交书。临书恨恨，骂吕巽忘当初在先父灵前的发誓，“包藏祸心”陷害弟弟的丑事。【7】这种禀性，果敢，却有着儒家积极有为的精神。嵇康做不到庄子式的无心无情，看不透世间的无奈与残酷，他只看到司马氏名教的虚伪与假仁假义，其实内心深处还有着对真正名教的留恋与向往，这个深深的名教情结在名教不得其真的时代便转化为对世俗名教的激烈对抗。【8】鲁迅先生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9】他内心深处早就深深地打上了儒家印记，在凸现生命，追求自由的人生愿望，使他不知不觉向儒化人格靠近。于是他所执奉的“无为”又以一种战斗的、有为的姿态出现。由此可见，嵇康以儒家孜孜趋求、积极有为的精神去实现道家守朴养素、淡泊虚静的人生境界。【10】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理想人生必然会带来深深地痛苦与矛盾。嵇康很狂放，他那过于执著，切直的疾恶性格决定了他的狂放，越是狂放不羁的人，越是对生命有一种强烈的执著。但他又很谨慎，与人交往而“喜愠不形于色”（晋书嵇康传），这是他所追求的和平宁静的人生境界对自己情性自我制约的结果。【11】自己声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我每师之”（与山巨源绝交书），可见他希望自己能谨慎处世，以全养性。这样地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深刻的，在嵇康的幽愤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诗人的心灵痛苦与人格冲突，表现出诗人在狂傲与谨慎之间的徘徊。诗中写他因狂而至祸：“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卒致囹圄”之时，方有“昔惭柳惠，今愧孙登”之感。“显明藏否”乃得祸之由，若“玄寂无言”则能远祸全身。但嵇康毕竟是“刚肠疾恶”之人，“越名任心”之士，在司马氏集团残酷的政治夺杀中，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嵇康不畏死，但他并非不恋生，幽愤诗中的“自责之辞”，将诗人在狂与慎之间的徘徊，上升为将死之人的生死徘徊，或者说，使人在狂放与谨慎之间多徘徊，最终指向并凝集为在生与死之间的徘徊这是极为沉痛极富悲剧震撼力的徘徊！【12】在这极极富震撼力的徘徊中，嵇康超越了生死，不惜牺牲自己年仅40岁的生命去捍卫人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以他那从容脱俗的风度诠释了一种价值，一种毁灭的价值不以生命的存在为依据的价值，谱写了一曲魏晋士人追求精神自由和无限超越的生命悲歌。三、精神自由的生命悲歌嵇康为人光风霁月，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如次离经叛道之人，又生在政治风云波诡的年代，在一个仅有法制传统的文化里，其悲剧性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但他也在这样的悲剧命运中实现了其生命价值，实现了其生命瞬间达到生存价值的永恒这一生命主题。晋书嵇康传云：“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人生不自由，既受制于天，又受制于命，还要受制于人，但思想却可以是自由的。艺术作为思想的表达就成为魏晋人排遣苦闷，抒发抱负的最好手段，人生的种种苦痛与不得意，都可以在艺术中得到排遣。可贵的是，嵇康不仅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非毁名教，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自由精神与自由人格，而且还用他天才般的艺术天赋让他的生活在任情任性与返归自然之间相得益彰，让生命与宇宙相契合，达到人生与人格的理想之境，将生死超越。嵇康，运用他的琴声与诗文作了最生动的诠释。更重要的是，嵇康还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非毁名教，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自由精神与自由人格。“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世说新语雅量）”这是嵇康刻下的生命印记。广陵散是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向秀思旧赋序）”的绝响，是嵇康最后思想的凝结，也是他生命最后一刻对名教最后抗争。有人说嵇康临刑前叹息的广陵散应该是比诗经小雅鹿鸣更为平和的琴曲，是一种“感天地以致和”的音乐。这种音乐，体现的是一种超越哀乐的道，一种“临死而歌”（庄子大宗师）的庄子情怀。【13】我想这是很恰当的解释。嵇康面对死亡时的平静是让人折服的，正是在这个生命绝境中“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养生论）”。没有道德伦理上的价值束缚，没有世俗的留恋与恐惧。生而为人时，优游容与地生活；死亡来临时，淡泊无撼地离去。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死生不萦于怀抱，忧喜不留于意，只是淡淡地挥挥手，与“永服御而不厌嵇康（琴赋）”的雅音轻松作别。毕竟，琴声他一生的欢乐，一生的伙伴，是他精神自由的心理寄托，因为，琴声对于嵇康来说，是超越人生困境的精神之家，也是他精神自由的理想之家， 是一种不沾尘世，不惹凡俗，超然象外，游心太玄的清丽之音，这是他体验庄子心与道冥的精神境界所奏的天籁之音。这时我又不禁想起了庄子，想起那心如死灰，面如枯木的冷峻智者。“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庄子大宗师）”庄子的心早已不在形骸之外，而游于方之外了。他摆脱了世俗功利，把现实世界视为一片虚无。在这虚无世界中，一切皆当不得真，可是这种态度使人丧失了最起码的人真之心和做人的勇气，由此得到的浪漫自由乃是环绕虚假的幸福火焰跳起的舞蹈。【14】“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庄子列御寇），何等的洒脱，何等的超然，庄子的境界是“藐姑射山神人”的境界，使人心驰神往的境界。怀着对这种境界的向往，嵇康看破生死，超越死亡，表现出了无比的淡定与坦然，所以嵇康不死，广陵长吟！“轻举翔区外，濯濯扶桑津”，这种幻想缥缈如梦，却安慰着嵇康脆弱的心。“抄抄翔鸾，舒翼太清。 俯眺紫辰，仰看素庭。 凌蹑玄虚，浮沉无形。 将游区外，啸侣长鸣。神不存，谁与独征”（四言诗十一首之八），这是种玄远缥缈，勘破鸿蒙，突入空虚，告别世俗乡原，心灵与无限自由合而为一的境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五）”，闲适，任由情之所之，不受世俗的拘束，没有俗物缠身，在优游容与中追求一种精神的满足。嵇康在淡泊朴野的现实生活中进入庄子式的人生境界。或情诗自乐，或在淡淡流水中鼓楫容裔，或流礴平皋，或垂纶长川，或泛泳兰池，都是处身于大自然，人与自然相亲相近，在返归自然中与自然容为一体。这是整个生活与自然的和谐，然后才有心灵与自然的和谐，于自然的生命与美的领略中，领悟自然之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一种闲适容裔的现实生活的体验。这闲适容裔的实生活因其对功名利禄无所系念，没有礼教的认为约束而与自然之道冥合，于是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他的理想人生，孤标傲世的性格、清举萧朗的风姿为人所折服，有人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蕴涵了嵇康全部的生命意识，嵇康便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中完成了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超越。【15】嵇康让人的生命之光照出自然宇宙的美丽，第一次让入的生命之美与自然宇宙之美两相辉映，共奏天人合一的乐章。嵇康将人的审美化生存提高到极致，其核心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嵇康的理想人格是在生活中，在宇宙自然中，展示出生命的美丽与丰盈。嵇康执著于现实生活，在返归自然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行为为示范，展现着生命本身的光彩与美丽，也展示着理想人格的可实践性。【16】慷慨赴死。这其中蕴涵着嵇康超越人生困境的思索与行为，蕴涵着嵇康空漾玄远的生命境界，也蕴涵着嵇康为自己设定的合乎道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他在无法逃避的政治漩涡中以死来实现了自己的永生。所以对于嵇康来说，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痛苦超越。凄风苦雨，三尺断头台上，岩岩若玉的孤傲身影，正襟危坐，从容冷峻地抚琴凝视，远方飘来了悠悠静默的瑟瑟古音，平和宁远；萧萧暮雨，广漠之野的无为树边，形如枯木，心如死灰的冷峻老者，目光呆滞地仰望苍穹，展翅翱翔的大鹏何时南回。一个个清晰而又遥远地生命伫立在茫茫宇宙之中，给我们太多的感慨与思绪，不禁想问：无限的精神自由与独立的人格生命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舒展与张扬，社会如何在独立的精神世界中发展？历代的思想圣哲们为了这个问题付出了他们毕生的智慧，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为华夏民族人文精神的构建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注释： 【1】李泽厚美学三书M北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82 【2】李建中乱世苦魂M 北京：中东方出版社， 1998：80 【3】 【16】孙晓梅从感伤到旷达传统文化背景下汉魏六朝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D学理论 ，2009，（12） 【4】鲁迅汉文学史刚要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67 【5】李建中乱世苦魂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32 【6】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94 【7】童强嵇康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9231 【8】【10】蔡春燕 嵇康矛盾人格探讨? 【9】鲁迅汉文学史刚要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69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106 【12】李建中乱世苦魂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177 【13】【15】飞鸟与琴声 论嵇康的生命意识? 【14】颜世安庄子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051 【15】王杰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建构D万方数据参考文献：【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以佛学禅见释意境J.云南民族学院院报， 1991,(1) 【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钱穆.庄老通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请删除以下内容，O(_)O谢谢！The origin of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traced to the time when the colonists were heavily taxed by Great Britain on everything from tea to legal and business documents that were required by the Stamp Tax. The colonists disdain for this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so-called because the colonies had no vo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xes) gave rise to revolts such as the Boston Tea Party. However, even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in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newly created states was money received from customs and excise taxes on items such as carriages, sugar, whiskey, and snuff. Income tax first appe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2, during the Civil War. At that time only about one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as required to pay the tax. A flat-rate income tax was imposed in 1867. The income tax was repealed in its entirety in 1872. Income tax was a rallying point for the Populist party in 1892, and had enough support two years later that Congress passed the Income Tax Act of 1894. The tax at that time was two percent on individual incomes in excess of $4,000, which meant that it reached only the wealthiest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The Supreme Court struck down the tax, hold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at direct taxes be apportioned among the states by population (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158 U.S. 601, 15 S. Ct. 912, 39 L. Ed. 1108 1895). After many years of debate and compromise, the sixteen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was ratified in 1913, providing Congress with th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on income without apportionment among the stat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income tax were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 burden and the raising of revenue. Since 1913 the U.S. income tax system has become very complex. In 1913 the income tax laws were contained in eighteen pages of legisl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was more than thirteen hundred pages long (Pub. L. 99-514, Oct. 22, 1986, 100 Stat. 2085). Commerce Clearing House, a publisher of tax information, released a version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in the early 1990s that was four times thicker than its version in 1953. Changes to the tax laws often reflect the times. The flat tax of 1913 was later replaced with a graduated tax.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the War Revenue Act of 1917 imposed a maximum tax rate for individuals of 67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rate of 13 percent in 1916. In 1924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rew W. Mellon, speaking to Congress about the high level of taxation, stated, The present system is a failure. It was an emergency measure, adop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r necessity and not to be counted upon as a permanent part of our revenue structure. The high rates put pressure on taxpayers to reduce their taxable income, tend to destroy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enterprise, and seriousl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business. Ways will always be found to avoid taxes so destructive in their nature, and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 situation is to put the taxes on a reasonable basis that will permit business to go on and industry to develop. Consequently, the Revenue Act of 1924 reduced the maximum individual tax rate to 43 percent (Revenue Acts, June 2, 1924, ch. 234, 43 Stat. 253). In 1926 the rate was further reduced to 25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32 was the first tax law pass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enue Acts, June 6, 1932, ch. 209, 47 Stat. 169). It increas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rate from 25 to 63 percent, and reduced personal exemptions from $1,500 to $1,000 for single persons, and from $3,500 to $2,500 for married couples.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 (NIRA), part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 imposed a five percent excise tax on dividend receipts, imposed a capital stock tax and an excess profits tax, and suspended all deductions for losses (June 16, 1933, ch. 90, 48 Stat. 195). The repeal in 1933 of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which had prohibited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alcohol,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90 million in new liquor taxes in 1934.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provided for a wage tax, half to be paid by the employee and half by the employer, to establish a federal retirement fund (Old Age Pension Act, Aug. 14, 1935, ch. 531, 49 Stat. 620). The Wealth Tax Act, also known as the Revenue Act of 1935, increased the maximum tax rate to 79 percent, the Revenue Acts of 1940 and 1941 increased it to 81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42 raised it to 88 percent, and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Act of 1944 rais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rate to 94 percent. The post-World War II Revenue Act of 1945 reduc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tax from 94 percent to 91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50, during the korean war, reduced it to 84.4 percent, but it was raised the next year to 92 percent (Revenue Act of 1950, Sept. 23, 1950, ch. 994, Stat. 906). It remained at this level until 1964, when it was reduced to 70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54 revised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39, making major changes that were beneficial to the taxpayer, including providing for child care deductions (later changed to credits), an increase in th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limit, a tax credit against taxable retirement income, employee deductions for business expenses, and liberalized depreciation deductions. From 1954 to 1962,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was amended by 183 separate acts. In 1974 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 created protections for employees whose employers promised specified pensions or other retirement contributions (Pub. L. No. 93-406, Sept. 2, 1974, 88 Stat. 829). ERISA required that to be tax deducti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