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doc

-范文最新推荐-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其中的关键是通过体制改革，以法制来保证民主。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程序的安排及形式的确定上。【关 键 词】政治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 正 文】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改革实现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由于政治发展自身的复杂性和中国所具有的独特政治文化传统、所处的特殊的现实国情和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体制改革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和改革模式，将政治发展逐步引向深入。一、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内容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是由民主、法制、体制、改革、稳定等概念组成的一个逻辑十分严谨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2、政治发展的保障。这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崇高地位，而且为如何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指明了方向。贯穿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又超越了毛泽东。他所继承的是毛泽东关于要用人民民主来防止党和国家权力蜕变的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超越，是摈弃了毛泽东的“大民主”方式和“人治”式民主，主张“法治民主论”。基于对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这是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3、政治发展的途径。这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既然破坏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因此，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领导人遵守和执行法律的制度基础。4、政治发展的特征。这就是在社会稳定的状况下实现政治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人口众多，“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政治稳定对于各项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保障作用，始终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必须吸取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二、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程序安排（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程序安排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始终有集权和分权两种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国是一个处于科技革命时期的发展中的大国，集权和分权两种力量的作用更为明显。一是发展中的大国这一国情对体制的影响。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人们的素质普遍低下，同时又面临着世界经济竞争的巨大压力，这些都要求国家相对集权。二是我国处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就要依靠科技兴国，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自由的环境。美国组织理论家汤姆生说过，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速度，总是快于人在社会组织的科层结构中的晋升的速度，这就形成了知识能力与权力的矛盾，即最具备新知识和能力的年轻人，往往不是最有决定权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在科技革命时代，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这就要求人们进行分权改革，给下属以更大的自主权。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中国是一个缺少法制传统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建国以后，我们又忽视了法制建设，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这就要求在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程序的安排、形式的确定等方面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和措施。（二）邓小平与中国体制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体制改革起点合理性的第二个标准，是这种改革能够引起观念领域的变革。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来分析，就是应该有助于人们形成法制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公民尊重法律，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乃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封建传统法律文化的长期影响，从总体上看，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法律知识水平也不高，缺乏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加之“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摧残，公民对法律的权威性丧失信心，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少数人还对法律怀有偏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遭到破坏，其深层次原因也在于人们法制观念薄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更注重非正式规则而忽视正式规则的作用，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办事靠“关系”。这就容易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经济活动更多的是在“熟人”之间进行，范围狭小，经济行为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社会信誉关系等弊端。市场经济则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契约观念、信用观念、权利观念，有利于人们形成法制观念。比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要同集体签定承包合同，一些专业户生产的产品要拿到市场，甚至是较远的市场出售，这些都离不开契约和信用；农民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大为增加，他们又迫切要求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三）邓小平与中国体制改革深入的程序安排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经济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市场取向改革要取得成功，又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政经不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合一的体制。就农村领导体制来说，它首先是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严重地束缚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改变和废除这种人民公社的政治体制，农村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果断地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正是这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邓小平把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叫做“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行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据此，在党的十三大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把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了实现有序的政治改革和有活力的政治稳定，邓小平在彻底抛弃无序的群众运动和大批判方式的同时，积极倡导以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实现政治改革。无论是政党行为，还是公民的个人行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如果政治改革绕过社会合法性的环节，越过民主和法制，即使目标正确，也会使各种社会不满集中化和政治化，从而引发政治动乱，中断政治改革。据此，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三、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选择邓小平的体制渐进改革思想，包括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试验性的方案选择、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样几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体制渐进改革思想的基本特征：1、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这种观念模式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具体的实践中找出改革的积极因素加以扶植。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个别地方搞起来以后，邓小平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力宣传，认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并将这种“原生”的因素纳入到社会主导体制中来，将“群众意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确立一个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改革目标是不断随着改革的推进、深化，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修正、调整的。邓小平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看首先具有目标论的意义，表明了具体的改革目标的可变性和可调整性。2、试验性的方案选择。任何一种大的改革措施，都经历了小范围内的反复试验，取得了经验，在群众心里有了准备以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避免了全局性的失误。采取经过试验、再行推广的制度供给方式，比较明显的功利之处就在于降低政府因知识的不完全性而产生失误的可能性。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时情况下，从某一个点或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同时，先试点，后推广，可以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在改革之初，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人们对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存在不同看法，如果试图通过争论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步子反而加快了。从1979年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基本完成，从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还是办特区好”，到1988年4月13日建立海南省大特区，都是经过不断试验，逐渐地统一了人们的认识。3、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主要是指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先从难度较小的方面入手，然后逐步向难度较大的问题过渡，由局部性改革逐步扩展到整体性配套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农村改革的经验被运用于城市改革，而城市改革从企业经营机制到价格体系，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市场发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我们首先选择与港澳台临近的城市和地区，选择过去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地区率先进行改革，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推动全局性的改革。这种逐步推进的格局，是同地区推进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格局相结合的。实践证明，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四、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贡献（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新开拓正是在这种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政治发展模式，在体制改革的起点、程序、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既坚持了原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樊篱，而且也没有沿袭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老路，走的完全是一条独创的新道路，它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模式在经历了早期的辉煌和随后的磨难之后，能够以自身的改革来实现新的飞跃。这种新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来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一条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更好的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二）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创造。与改革社会主义传统政治模式相联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政治民主化不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国政治、社会主义属性等），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第三世界而言）。因此，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也是在破解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三）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关系的新耦合总之，只有当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联动时，才能真正反映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更值得政治学家重视的是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如果政治体系不把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不把它作为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内容和支撑，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会自动赐福于人民。因此，当我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时，同样不能忘记这当中包含的政治发展的巨大贡献  现代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需要法治。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法律的统治”的战略性 从法律高于一切的战略高度，将法治“法律的统治”当作根本的治国方略，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立足点。 其一，站在“法律的统治”的高度，将法治理论从观念理性上升为治国方略 “法治”的主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了。管子明法中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韩非子也认为，“任法而治国”，“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注：见商君书任法，韩非子心度。）。但他们所言之法治，其立法权操于君主之手，法自君出，君言即法，法为君用，法随君变，实际上就是人治。所以梁启超认为，法家的法治“不能正本清源”，故这种法治实为专制（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16章。）。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作了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亚氏说：“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务馆1965年版，第167页。），“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是说，惟独神祗和理性可以行使统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务馆1965年版，第168169页。）到近代，西方各国思想家对法治作了不同的论述，基本上是对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阐发。法治的内涵，其根本点是“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一切。具体地说就是：把法律当作非人格化的统治力量、当作最高权威予以尊重；把包括最高统治者及其政府权力在内的一切人和组织都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国家、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对法律的权利和义务负责，都要受法律权威的裁量。 邓小平的贡献在于：指明了中国的法治目标如何以宪法、法律为武器，用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治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这就将“法律的统治”的观念理性上升到了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逐步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八大上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办事”等法治主张（注：董必武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提出过这些主张，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由于长期推崇“领袖治国”、“政策治国”、“法律的统治”的观念没有真正确立过。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法治问题才逐渐地引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此后的十多年间，邓小平对法治问题的重要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与原则、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廉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作了较深入而全面的回答。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党中央郑重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进正式文件中，将过去通常所讲的“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表明了中央依法治国的决心与魄力，这是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新概括与新发展。 其二，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强调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政治建设是方向，经济建设是中心，思想文化建设是灵魂，而民主法制建设是保障。四者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 其三，站在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 主张依法治国，主要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同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活动，都必须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来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把人民群众作为依法治国的主体。诚如十五大报告所说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意志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四，站在治国安邦的高度，提出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性变革。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的管理模式，它以人的权力与法的权威为各自的判断标准。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性变革，主要就是实现从“法依人”到“人依法”的根本性变革，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逐步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36页。）他强调，要理顺党组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关系，理顺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理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远瞩的战略性。 二、制度治理的法律化 从制度入手，强调制度的根本性，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基础之上，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的各个环节融为一体，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重点和核心。 其一，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而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制度是有层次的，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办事制度（规则）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政治角度来说，根本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如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制度是指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具体管理制度（如领导制度、公务员制度、廉政制度等），而办事制度是指具体制度中的相关管理规则、管理方式与管理技巧（如工作人员守则、一个单位的会议制度等）。 制度治理应以加强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为重点。邓小平提出从基本政治制度入手来建设民主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制度建设合二为一，既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又直接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优越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民主政治制度化取得了和谐与统一，也使产生政治不稳定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比例”（注：美寒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译者前言”第5页。）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制度治理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备，有赖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成。 其二，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民主问题是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针对我国缺乏民主传统，尤其是“文革”中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实际，邓小平强调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46页。）。加强法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民主的大多数内容，往往通过宪法和法律肯定下来，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知晓自己享有的民主权利。民主一旦制度化、法律化，可以使广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会有章可循。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系统工程。为完成这项工作，一要完善各项民主制度，把社会主义民主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把各项民主权利，首先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和其他民主权利，用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和确认，使之系统化、规范化；二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违反法律规定或犯法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三要用正常的立法程序，把民主原则变为现实的国家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真正使民主化和法律化紧密结合。 其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要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本的一条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46147页。）。这是总结新中国法制实践经验教训的结果。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六）一边倒原则。毛泽东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三、三大灵魂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毛泽东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毛泽东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25 /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