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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欧农业国内支持与WTO农业协议
美日欧农业
口单妙霞
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是WTO农业协议的三大支
柱.无论是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还是在WTO农业协议的
实施过程中,还是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国内支持都是焦点问题
之~.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既是农产品贸易的大国,又是国内支
持政策的主要使用者,是农业谈判的主导力量.通过对三大经济
实体国内支持政策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该问题.
一
,国内支持:概念与分类
国内支持不等同于农业补贴:国内支持是指政府通过各种
国内政策,以农业和农民为扶持资助对象所进行的各种财政支
出措施;农业补贴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于农业生产,流通和
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农业补贴这个概念几乎涵盖了政府在农
业方面的所有支付,宽泛而不精确,不适用于指导具体实施的法
律文件.因此部分国内学者建议规范概念,沿用国际通用的"国
内支持"概念.
WTO农业协议框架下的国内支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免
于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对农业产出和贸易不会产生扭曲或仅
产生较小扭曲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中的例外规定,微量
允许,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S&D),"蓝箱"政羡;另一类是要求
削减的国内支持,"黄箱"政策(AMS),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
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种子和灌溉等投入补贴,某些有补贴
的贷款计划,这些黄箱政策支持通常会对农产品产出结构和市
场造成明显扭曲.
二,美日欧农业国内支持实施状况评价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国内农产品的生产进行支
持,只是力度和手段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
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根据WTO秘书处的统计资料,成员国通
报的基期AMS为1977.2亿美元,发达国家占90%以上,其中欧
盟为923.9亿美元,日本354.7亿美元,美国238.8亿美元,三者
盾的政策目标,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
相互协调,不能顾此失彼.福利国家是在
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取舍平衡,社会保
障体系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五,凯思斯反危机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凯恩
斯的主张有了坚实的实践背景.在(it211~,
利息,货币通论》一书中,他提出以"政府
干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否认萨伊关于"供给自动创造需
求"的论断,认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
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必须积极干预经济.
在刺激消费上,凯恩斯主张国家必须对消
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通过税制.,限
定利率及其他手段,刺激平均消费倾向.
在刺激投资上,凯恩斯主张国家采取措
田经济论坛200324
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此刺激私人投资
的积极性.凯恩斯还主张必须推行扩张性
的财政政策,实行赤字财政,以此直接兴
办公共工程,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对社会
保障的投入,抑制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公
共政策的主要依据,对采取普遍福利的
社会保障起了促进作用.
六,新剑桥学派的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是一种相对激进
的理论.它主张回到李嘉图传统的建立以
客观价值论为基础,以现代收入分配为中
心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尼
?
卡尔多,皮?斯拉法.该学派认为,市
场经济下,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
的分配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国家应当采
取包括福利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
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在措施上,
可给低收入家庭以适当的补贴,从而改变
他们的贫穷状态;政府出资提高失业者的
文化技术水平,以使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
会;对财产多和收入高的人群实行没收性
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以抑制贫富差距;
发展公共服务,增加公众的福利,使各阶
层之间的收入趋于"均等化".新剑桥学派
的收入分配理论虽然因为过于激进而未
能在现实中得到切实应用,但其中关于推
行普遍福利政策的分析还是另辟蹊径,在
理论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政系)
相加占总通报量的76.7%.
1.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无需削减的国内支持.按照分类,无
需削减的国内支持政策指的是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微量允许.
从它们在国内支持中的地位来看,美日欧有所不同:美国的国内
支持主要集中在绿箱政策,每年都维持在75%以上;日本的绿箱
政策支持约占1/2;欧盟的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支持各占1/4
左右.与基期相比,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的绿箱政策支持增加显
着:美国在1986~1988年的绿箱支持为261亿美元,1995年增
加到460亿美元,日本由229亿美元增加到329亿美元,欧盟由
119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在实施期间,欧盟的蓝箱政策支
持削减了大约1/3,1995年为269亿美元,1998年为183亿美
元,美国仅在1995年使用了蓝箱政策.在微量允许方面,美日欧
的削减步调相当一致,呈现数量级减少.
从三大经济实体实施的绿箱政策的结构来看,美国的绿箱
政策支持主要用于国内食品援助,占70%左右,日本主要用于基
础设施服务,占60%左右,欧盟主要用于投资援助,环保计划,地
区援助.综合来看,三大经济实体都注重政府的一般性农业生产
服务,美国的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约占14%,日本占85%,欧盟
占28%左右.
2.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需要削减的国内支持.按照分类,需
要削减的国内支持就是黄箱政策支持.欧盟和日本用于黄箱政
策的支持占国内支持的50%以上,其中日本在1998,1999年削
减显着,主要转向绿箱政策支持.在实施期内,欧盟和日本的黄
箱政策逐年递减,但美国只有在19951996年的黄箱政策支持
是减少的,在1997年以后是不断上升的,特别是2002年新农业
法案把支持力度提高到每年190亿美元左右.美日欧三大经济
实体黄箱政策支持主要用于特定农产品,占99%左右.
总的来看,wro农业协议下的国内支持得到了成员国较好
的执行,欧盟和日本国内总支持量下降显着,欧盟从1995年的
1165.4亿美元削减为1998年的772.5亿美元,日本从1995年
的696.1亿美元削减为1999年的302.4亿美元,美国基本没有
变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第向绿箱政策转变,差价补贴向收入支
持和生产投入支持转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用
OECD的生产者补贴等值(PSV.)来衡量的话,三大经济实体的
PSE略微下降,与基期水平相差不大.1986~1988年,美日欧的
PSE分别为25%,62%,42%,2000~2002年分别为21%,59%,
35%,这说明wro协议下的国内支持并没有对三大经济实体形
成实质性约束.
三,新一轮农业谈判中的国内支持问题
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成员
国所做出的削减承诺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仍然留有很多的问
题.:一是在实施期满之后综合支持量(AMS)仍然维持较高水平,
这是由基期的高支持水平决定的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国内支持量分布不平衡,实施期满之后农业协议准许的
AMS为1623.97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仅占10%.此外,通报AMS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
AMS占农产品C.DP的比重不到20%,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来
的支持空间远小于发达国家.三是现行的蓝箱政策和绿箱政策
中一些措施对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仍然存在扭曲作用.四是
wro农业协议下的微量许可,给发达国家留有较大的支持空
间,但发展中国家由于财力有限难以充分利用.以上种种问题需
要成员国之间进行进一步的农业谈判.
在2000年3月开始的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国内支持方面关
注的焦点在于:绿箱政策的审议,黄箱政策的削减,是否取消蓝
箱政策,是否限制支持总量.从主要成员国在国内支持方面的立
场来看,美国,凯恩斯集团,欧盟,日本,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关键
问题上的差异很大,再综合成员国在市场准入,出口竞争方面的
立场差异,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新加坡问题"和"农业
问题"的设置次序上的对立,导致2003年9月坎昆会议的失败.
坎昆会议的受挫并不意味着多哈回合的终止或是农业多边贸易
体制的崩溃.基于各成员国所达成的共识:以市场为导向的多边
农产品贸易体有益于所有的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会
继续寻找相互妥协的空间.
四,对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几点启示
从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的国内支持实施情况和新一轮农业
谈判中国内支持政策的立场来看,面对既定的农业多边贸易规
则,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理性人",形式上的遵守多于违背.但从
实质上来看,国内支持水平并没有减弱,只是支持方式的调整.
中国在2OO1年11月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农业面临着更加市
场化的国内外环境.在wro农业协议的框架下,借鉴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国内支持政策,综合具体国情,提高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利用可能的黄箱政策支持.根据WTO农业协议,中国的
AMS不得超过485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AMS实际使用约为
270亿元人民币,尚有200亿元人民币的支持空间.然而黄箱政
策支持的大幅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招致其他成员国道义上的
谴责(尽管是在农业协议允许的范围之内),因而所能提供的支
持有限.
2.充分运用黄箱政策中的例外规定.根据WTO农业协议,
一
些与限产计划相关的直接支付可以免于削减,即蓝箱政策支
持可以在支持总量中扣除;发展中国家某一特定农产品的综合
支持量不超过该农产品生产总值的10%,某一非特定农产品的
综合支持量不超过全部农业C.DP的10%,可以免于削减.充分
合理地运用这些国内支持政策,有助于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和
持续发展.
3.提高wr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绿箱政策支持力度.一是
逐步提高对于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资.目前我国政府对于
农业科研的投资所占农业C.DP的比例还不到0.35%,约占发达
国家政府投资的1/6,世界平均水平的1/2;农业科研成果的推
广率约为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二是大幅增加
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应逐步把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提高到基础建设投资的10%左右;把对农产品的支持转移
到对于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建立收入安全网,对于农民由于自
然因素或是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对于贫困地区
的农民进行救助.
f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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