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pptx

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时期的翻译思想西方翻译思想潮流源自罗马，罗马帝国早期和中期主要有五位杰出的翻译家：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 世俗文学的翻译哲罗姆，奥古斯丁 圣经翻译西塞罗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翻译大量希腊文学，并在论优秀的演说家论善与恶之定义中提出对翻译的看法。被称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翻译思想家。西塞罗的翻译思想1）要以演说家的身份进行翻译，要保留语言总体的风格和力量。2）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以及文本的接受效果，反对逐字翻译，推崇自由翻译。3）翻译是一种文学创作，译者必须以译文的效果作为追求目标（开启了西方翻译史上文艺学派的先河）贺拉斯罗马著名抒情诗人，批评家兼翻译家，主张将希腊优秀的诗作翻译改编成戏剧，他提出：通过翻译丰富拉丁语。这一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影响了文艺复兴后很多翻译家。贺拉斯的翻译思想翻译必须避免直译，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受西塞罗影响）通过翻译丰富拉丁语词汇昆体良著名演说家，修辞学家，他对翻译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演说家原理，他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差异不会影响翻译，主张用出色的词汇翻译希腊作品。昆体良的翻译思想1）翻译虽然无法达到原作同样地效果，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接近原作。2）翻译要与原作进行竞争，翻译也是创作，应该超越原作。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翻译思想的共同点：反对逐字翻译，提倡灵活的，有创造性的翻译，强调翻译的效果。（此思想开创了西方翻译史上文艺派的先河）哲罗姆哲罗姆哲罗姆(Jerome,约340420年)是西方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也是学界论及西方翻译理论时频繁提及的人物。他一生致力于神学和圣经的研究，用拉丁文重新翻译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哲罗姆的翻译思想哲罗姆的翻译思想：1,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2，赢区分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易于理解得风格传达原作的思想，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取意译，而主用直译。3，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早期基督教教父及哲学家。他系统阐述并建立了一种结合了柏拉图和新约思想的翻译主张，开创了中世纪神学，被天主教和新教同尊为神学创始人。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忏悔录和上帝之城这两部著作中，其中上帝之城是中世纪神学及基督教神学统治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翻译思想奥古斯丁的翻译思想1，译者必须通晓两者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2，翻译中必须注意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3，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奥古斯丁比哲罗姆更倾向于直译，把着眼点落在词形式和结构上。4，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中世纪早期的两位翻译家波伊提乌：古罗马哲学家，主要译作：工具论（亚里士多德）中的范畴轮和解释论。他反对逐字翻译，认为译者只要将原文的内容完美的传达出来就可以不用考虑原文的语言形式。阿尔弗烈德：西撒克逊国王，译作：独语（奥古斯丁），哲学的慰藉（波伊提乌），宗教慰藉（格利高利一世），他认为逐字翻译和意译是可以并存的，只要译者能够采取最易懂的方式将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中世纪末的翻译家列奥那多布鲁尼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学者，政治学家。翻译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对翻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列奥那多布鲁尼的翻译思想1）翻译的本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2）对于文学作品，译者要把握原作的韵律，节奏和风格。3）翻译过程，译者必须全身心投入。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多雷法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印刷商，学者，翻译家，译作：圣经新约，阿克赛欧库斯。多雷的翻译五原则1）译者必须充分吃透原作的意思2）译者要精通源语和译入语3）切忌逐字翻译，4）避免生词僻语5）注意译文的修辞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马丁马丁路德路德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是16世纪德国著名的神学家，重要的宗教改革家和伟大的圣经翻译家，被称为德国文学语言之父和宗教改革奠基人。他所翻译的德语版圣经是第一部从其源语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完整翻译的现代民族语圣经。马丁马丁路德的路德的圣经圣经翻译原则翻译原则1，用通俗，简明，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本民族语言进行翻译。2，只有意译才能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遵循哲罗姆的意译主张）。英国17世纪的翻译思想家德莱特于埃巴特英国17世纪的翻译思想家德莱顿英国17世纪诗人，批评家，著作家，翻译家。代表译作：古今寓言集。德莱顿的翻译分类：第一类：逐词译（metaphrase）第二类：释译（paraphrase）第三类：拟译（imitation）：译者可以与原文的造句行文和意思不同，并且可以适时将两者抛弃。英国17世纪的翻译思想家于埃法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提出翻译要忠实原文和原作者。强调原文作者的重要性，认为译者不能在翻译时发挥自己的内容。巴特的翻译思想：1）译者应该准确表达原作，既不能太自由也不能太拘谨。2）翻译的“十二条规则”（P271）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翻译思想这一时期的翻译特点：1）宗教典籍翻译地位下降，文学翻译更为普遍。2）翻译思想有的大的突破，更加系统和多样代表翻译思想家：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泰特勒歌德世界文学巨匠，代表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精通多国语言，对翻译有深刻的见解。歌德的翻译思想1）翻译应当朴实无华，自由翻译无法传到原作精髓2）翻译分为三类：信息性翻译，改编性翻译，逐行对照性翻译施莱尔马赫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探索阐释学理论的第一学者，在演讲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提出来具有重要意义的翻译观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点1）对“翻译”和“口译”进行区分，认为口译主要是商业翻译，是一种机械活动。2）将“真正地翻译”区分为“解释”和“模仿”，前者是科学学术类文本的翻译，后者是文学艺术作品翻译。3）译者必须正确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4）翻译有两种途径:作者向读者靠拢 or读者向作者靠拢。威廉洪堡著名语言学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翻译。他的翻译思想大多来自语言观，和他的译作阿伽门农前言部分。洪堡的翻译观点1）语言和人类思维，民族精神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可能的，翻译对丰富译入语民族文学和语言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3）译者必须避免译文的含糊不清，必须忠实原文特点，必要时要提高原文。泰特勒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提出“翻译三原则”影响重大。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1）译本应该完全转写出原文作品的思想。（基本标准）2）译文写作风格和方式应该和原文的风格方式属于同一性质。3）译本应该具有原文所具有的所有流畅和自然。泰特勒翻译思想的影响全面，系统地囊括了翻译理论的几个最基本的文体，为以后的翻译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西方翻译的进步，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从支谦到到钱钟书吴思01建立在佛经翻译基础上的中国翻译思想02建立在社科经典、文学名著翻译基础上的中国翻译思想第二节第二节 从支谦到钱从支谦到钱钟书钟书中国翻译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翻译思想的出现则要晚很多，直到两汉时期佛经翻译开始以后才陆续出现。一些基本的翻译观念，如“文”与“质”，便是在佛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之争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二、“文文”“”“质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1.支谦重文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2.道安重质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三不易”：第一，原文中圣人之言与其所处时代相适应，比较古雅，现在时过境迁，翻译时要改古适今，很是“不易”。第二，原文中千年之前的圣人之言立意高远，要把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含义传递给浅俗大众，殊为“不易”。第三，释迦摩尼大弟子在出经时尚且反复斟酌、兢兢业业，现在我们这些与佛祖相距千年的凡夫俗子来翻译佛经，那就更是“不易”了。“五失本”：1.因为佛经原文的词序是倒装的，翻译时要按照汉语习惯把它颠倒过来，会导致“失本”。2.佛经原本文字质朴，汉语崇尚文采，翻译时对原文加以修饰，会导致“失本”。3.佛经原文有较多繁琐重复的内容，翻译时把它们都简略掉，会导致“失本”。4.佛经原文中在长行后有偈颂复述，即所谓“义说”，类似汉人韵文中的乱辞，内容其实是重复的，翻译时把这些千五百字的“义说”都删除了，会导致“失本”。5.佛经原文中每讲完一事转述新的内容时，会把前面所说的内容再说一遍，这些重复的话也全部都删除了，会导致“失本”。3.鸠摩罗什（343413）偏于文鸠摩罗什（华言童寿），龟兹人。他的先代本出婆罗门族，在印度世袭高位。罗什为人神情开朗，秉性坦率，平时虚己善诱，专以大乘教人，而善于辨析义理，应机领会，独具神解。他的成就，不仅在所译经论的内容上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而为义学方学开辟了广阔的园地。罗什对翻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特别是传译富有文学趣味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维摩、大智度等经论，使他感到翻译上兼顾信与达的困难。因此，他的译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他既博览印度古典，对梵文极有根柢，又因留华日久，对汉文也有相当的素养。同时他对于文学还具有高度的欣赏力和表达力。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故能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4.慧远（334416）文质并重（厥中论）慧远，本姓贾氏，晋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崞县东部）人。他从小好学，十三岁（）就随从他的舅父游学洛阳，习儒家典籍，及老、庄之学。慧远继承其师道安的遗志，热忱弘法。他初事道安，即以建立教法宏纲为己任，以后他更推广此意，欲根据教法移风易俗。（游侠）从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在翻译文体的问题上，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即由直译趋向于意译。道安主张直译，鸠摩罗什倾向意译，慧远融合了这两家的主张，提出“厥中”论。他的佛经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彦琮（557610）偏于质“八备”说：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殚久时，其备一也；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诠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耽於道术，淡於名利，不欲官衔，其备六也；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6.玄奘（600664）“文”与“质”的圆满调和“五不翻”原则：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直言，咒语）含义多故不翻，如簿伽梵含六义故；（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无此木）顺古故不翻，如阿缛菩提（正偏知），实可翻之，但摩腾（东汉印僧）以来存梵音故；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五不翻”最大的理论启示意义，还在于保守原文秘密的奥义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翻译总得有所不翻才行，如老子的“无为”。三、三、建立在社科经典、文学名著翻译基础上的中国翻建立在社科经典、文学名著翻译基础上的中国翻译思想译思想代表人物：1.徐光启（1562-1633）主张“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认为，只有通过翻译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谈得上后来的超越，这种拿来主义的翻译态度是十分宝贵的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下，显得弥足珍贵。其次，徐光启翻译的目的是“以裨益民用”。最后，徐光启的翻译实践扩大了翻译的对象和范围，从宗教和文学扩展至自然科学如数学、农学、历法等领域。2.马建忠（1845-1900）其著作适可斋记言和马氏文通最为著名，后者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对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善译”说与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等效”论十分相似，都强调译本的接受效果。3.严复（1854-1921）清末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信、达、雅。4.傅雷（1908-1966）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其家喻户晓的译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其翻译思想中最令人推崇的是他的“神似”说，傅雷在1951年重译本序中开篇即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在1963年致罗新璋的复信中再次明确提到：“愚对译事实看法甚简单，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这里的“形似”大约指保留原作的形式，包括词语、体裁、句型和修辞手段等；而“神似”则更强调译出原作的神韵，不仅达意，而且传神，还要传达出隐含意义。5.钱钟书（1910-1998）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和作家，他继傅雷后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翻译思想“化境”说。“化境”出自于他于1981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样的译本，按钱钟书的看法，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不难发现，钱钟书的“化境”说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境界”说或“意境”说有一定传承关系，它既强调文学翻译的语言不能“生硬牵强”，又着眼于文学作品整体风味的传译不能丢失分毫。这样的译本有如原作的“投胎转世”，文字是变而原作的精神致依然故我，以至于这样的译本读起来“不像是翻译过来的”。这里的钱钟书为文学翻译提出了一个让译者可以终身追求的翻译的最高境界。钱钟书的“化境”说与傅雷的“神似”论是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古代的“文、质”说，近代的“信达雅”说到现在的“神似”、“化境”论，“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认识所经历的从现象到本质的自然发展。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最新发展吴旭丹第三节 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最新发展（一）早期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表现原因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在这个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理论的深入。尤金奈达（EugeneA.Nida）美国语言学家、著名翻译理论家，西方最早从语言学方向研究翻译的学者之一，“翻译科学派”最早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如下：一、坚持语言共性论及可译性。二、他借鉴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有关语言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模型，提出了跨语翻译的全过程，即翻译过程包括分析转换重组三个步骤。三、提出了翻译的形式/动态对等，功能对等以及等效论。卡特福德（JohnCatford）早期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他主要借用了韩礼徳“阶与范畴语法”（scaleandcategorygrammar）的理论来解决翻译问题。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他认为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我们所拥有的、关于翻译过程的知识体系。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属于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型理论。意意义认知意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语言意义（linguisticmeaning）暗含意义（implicitmeaning）指称意义（referentialmeaning）主位意义（thematicmeaning）交交际意意义（communicative meaning）施为意义（illocutionarymeaning）推理意义（inferentialmeaning）行为意义（performativemeaning）预测意义（prognosticmeaning）联想意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语言功能：表情功能（expressive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function）感染功能（vocativefunction）美学功能（estheticfunction）寒暄功能（phaticfunction）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function）文本类型：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text）感染型文本（vocativetext）翻译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translation）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概念“翻译的文化转向与哲学上的语言转向不同。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但它不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吕俊2004:54)。2.起源与发展（1）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作为描述学派的前身,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种特殊的体裁(genre)上,而是着眼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虽然他的翻译观已经体现出对目的语(targetlanguage)和目的文化(targetculture)的关注,但是并没有使翻译研究走出语言学派的束缚。因此,多元系统理论通常被看作是温和的文化派,强调翻译活动应有目的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强调翻译能促进文化的发展。（2）此后,以Tour和Herman为代表的描写学派(descriptivestudies)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探索如何接受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尽管描写学派强调了目的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但没有注意到翻译活动本身对目的文化的影响。因此,仍然未能在翻译界引起共鸣,影响力度不够。（3）直到20世纪90年代,“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问题,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文化转向”从译者的主体性和目的文化的角度着手翻译研究,主要针对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使翻译界的文化意识得到觉醒,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4）同时,Lefevere认为,“翻译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必须发生在某种语境中”。于是,翻译研究经历了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的字面诠释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Snell-Hornby(1990)写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与文化交叉,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分析的境域中解救出来,将它与其他学科相联系”。3.影响与评价(1)“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Simon1996:7)。(2)“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勾勒了翻译学研究的框架,为翻译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曾文雄2006:90)。(3)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国际译界的一场革命(Gentzler1993:77)。其中,改写(rewriting)和女性主义(feminist)就是受“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两个重要分支。(4)翻译的“文化转向”凸显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为翻译研究加入了人本主义的因素。（三）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态势首先，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加强。最明显的跨学科趋势体现在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方面。其次，经济全球化将世界连为一体、而文化的冲突不断加剧，本土与异域的差异和同化都给翻译和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最后，翻译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其中，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口译研究已经成为目前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领域。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