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职工国庆60周年献礼征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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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职工国庆60周年献礼征文

工厂职工国庆60周年献礼征文
1960年的理想
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我在读初中。那时学校很注重引导学生谈理想。理想很神圣也很简单，就是你将来打算干什么。同学中普遍打算是当作家、工程师、新闻记者、人民教师，起码也要当个工人。而罗同学的理想出人意料：要当炊事员。
罗同学是初二下学期从邻县转来插班的。当是我是班长，班主任要我多关心他，让他感受新集体的温暖。相处中较多了解了他的情况，据说他有点背景，是邻县县长的儿子。但人很厚道随和，较少干部子女的习气。他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在班上高人一档，但肚子问题却解决不了。那时粮食极其短缺，县长儿子一样受着煎熬。加上他个头大，消耗多，常常喊饿。
那年深秋的一天，我家里两只羊因误食芘麻叶死了。母亲带信来要我请假回去“解解馋”。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出去了，在学校里成了新闻。罗同学找到我，一脸的庄重，要我无论如何带点羊肉来“卖给他”。那年头，粮食紧缺，肉食更成稀罕之物，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他摇着我的臂膀再三“拜托”。我望着他那高我半头的个子，一张菜色的面孔，听着那近乎恳求的语调，心里酸酸的。
带着承诺回到家，发现事情远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农户的口粮一天只有四两，成月不闻荤腥，好多人患了浮肿病。我家死了两只羊，轰动全村。队长提出，你们反正吃不完，一只分给有病的，先打白条，以后算账。另一只也有三姨娘六舅母们盯着，你家一刀他家一块，眨眼功夫，只剩一个羊头和一副内脏。这点东西全家没够吃一顿晚饭。我带着一肚子的不安回到学校，罗两个空洞般的眼睛填满了怀疑和不满，额上小蚯蚓般的青筋扑扑直跳，样子有点吓人。为这事，整整一个礼拜没跟我说话。
罗一直喊饿。体育课长跑，他常常落在最后，学校组织劳动，他常常请假。平时一副没精打彩的样子，看书常常敲着头喊难受。有些同学说他是干部子女娇气，甚至把他打入“另册”。我知道内情，不怪他。他离家远，不可能常回家作一点补充，靠学校这点伙食定量，很难撑下去。
初冬时节，学校里组织去江边割芦苇。才割了两节课时辰，他越割越慢，后来竟斜躺在苇堆上呜呜哭了。晚饭后我以班长的身份说了他几句，要他注意点表现。他很认真地说，“我也恨自己呢，可肚子不争气呀。”还是肚子问题，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把晚饭剩下的一只小山芋递给他吃了，他情绪才渐渐好转。我们一边欣赏着长江夜景，一边聊开了人生、理想。我问他初中毕业后有什么打算，考高中再上大学呢，还是上个师范早点出来工作？他想了想脱口而出：“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去当个炊事员！”说得很认真很郑重，“我看了，这年头没有哪个行当不锇肚子，而食堂炊事员总少不了自己一碗。”
在那个烹调还算不上技术，烧饭行当很少有人感兴趣的年代，寒窗苦熬竟为了当个炊事员，在同学中恐怕绝无仅有了。我愣愣地望着他好久：“是心里话吗？”他叹口气：“我何尝不想将来做点大事，但是饭都吃不饱又能干个啥呢？”
后来我念高二时偶尔读到鲁迅先生为青年人设计的目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不由想起罗同学几年前的理想，虽然有点消极，却不无道理。真想把新的感悟告诉他，可惜早断了音讯。初三第二学期的一个周末，罗请假回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铺盖、箱子什么的，是他家里托人来取走的。据说他转学了，后来又传说他病倒了，病得很重。我想，果真病倒，肯定是饿坏的。罗在我们班连头搭尾才两个学期，很难说与大家有多深的相处，不几年，便在老同学记忆中淡出。我却不然。在那个饿了整个民族的年代里，罗在我头脑里打下了深深印记。之后许多年，每每想起罗的理想，总会引起心的震颤，总会引起一些思考：一个民族，天灾要抗，“人祸”也要防，历史终于在曲折中前进，但教训永远不能忘。

农村庆祝国庆60周年征文：春风荡漾的夜晚
一九七五年秋收冬种后的一天上午，在村头的黑板上，生产队长写下这样一则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召开社员大会，并会带来特大的惊喜，务请大家（地富反坏右除外）准时参加。
我的老家在偏僻的农村，全队三十来户，一百四十多口人，每次生产队开大会基本上是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遇到刮风下雨，常常还要更改开会时间或地点。社员们要自带椅子，否则只有站在那里。这天晚上，天气有些阴冷，还下着零星小雨，但社员们陆陆续续都到来了。队长坐在“主席台”一张长条形的桌子前，昏暗的马灯下，他脸上总是笑笑的。进来的每一位社员，几乎会问队长同一个问题：今天开会是什么内容，有什么惊喜。队长摆摆手，回答的总是那句话：先坐下，等下再说。看着队长这神态，神神秘秘地，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或将要发生什么事，心里七上八下的。祠堂里静静地，气氛也显得比较凝重、沉闷。
开会的社员到齐后，队长看了一下自带的小闹钟，说，好，现在开会了。说了这两句，队长便叫会计上前来。于是，大家的眼光都齐刷刷地盯着会计，认为他有什么问题，或是要批斗他。然而，会计却从身上背的绿色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交给队长，黑色的，形状像块砖。队长站起身，把那东西高高举过头顶，然后大声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一时间，社员们站起来，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渐渐地还围了过去。十几秒钟后，队长接着说：看清了吗，这是“红灯牌”收音机，上海出厂，请人在省城南昌买回来的，一百六十多块钱啊！随后他打开开关，音质不好，嘈杂声很大，里面正在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大多数社员是第一次听收音机，顿时欢呼跳跃，把队长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个要看看，那个要摸摸，抢的抢、夺的夺。队长怕弄坏收音机，左护右挡，手忙脚乱，忙得不可开交，嘴里不停地告诫道：要小心、要小心，损坏了可赔不起啊！按照习惯，生产队里开社员大会，如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一户只派一个代表去，这次也不例外，可随着收音机的唱声、祠堂的笑闹声在传播扩散，背着抱着牵着孩子的、扶着老人的、打着拐杖的，不管男女老幼，大部份家人闻讯都先后赶来了，有的是开会的人回家去喊来的，有的还是别个生产队的社员。听啊聊啊闹啊，在那时，社员们忘记了忧愁烦恼，祠堂里沸腾了，直到深夜一点多钟，队长说不要影响了白天的劳动，明天晚上再来听。大家意犹未尽，个个都是恋恋不舍地回去。
现有，收音机已是平常之物，品种、质量、价格、音质也今非昔比，每家几台的情况比比皆是，不少人散步、钓鱼、出差甚至放牛娃都会带一个收音机在身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那个晚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印在心里。这是春风荡漾的夜晚，带来了文明的气息，让山里人有了温暖的感觉。

献礼抗震英雄祖国60华诞特别征文：烈士遗物

火车终于到了终点站，陈丽的泪哭干了，心哭碎了。她无力地走下车厢，刚走到月台上，就听到广播喇叭在喊：“从靑川来的陈丽，请到车站警务室，有人找！”
陈丽联想到自己失窃的提包，连忙向车站警务室奔去。陈丽和解放军某部排长钟华结婚不到半个月，钟华就奔赴了抗震救灾前线。今天，她刚从靑川丈夫生前所在的部队赶回省城，不料在火车上却被偷走了提包。
她来到警务室，一个民警问：“你是陈丽吗？你在火车上丢了什么东西？”“是的，丢了一个提包。”随即，她向民警详细描述了提包的颜色、大小、款式，以及里面装的东西。民警拿出一个棕色提包：“你看，是不是这个？”陈丽看见正是自己被窃的提包，连忙接过来，又把包里的东西数了数，摸了摸，点了点头说：“对对对，太感谢了！这是谁帮我找到的？”民警深沉地说：“是一个良心发现、主动自首的小偷！”
这时，从通往里屋的房门里窜出一个小伙子。他一步跨到陈丽跟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大姐，我对不起你呀！你打我吧，骂我吧！”陈丽伸手拉起小伙子，“别，别这样，有话慢慢说。”
原来，在火车上，小伙子发现陈丽疲惫地哭睡着了，就趁机偷走了提包。在下一站立刻下了车。他拎着提包钻进了一个厕所，迅速打开，先掏出他早就瞄上眼的两砣钱。这钱少说也有一万多元，乐得他气都喘不匀了，急忙装进自己的腰包。刚想把提包扔掉，突然脑子一转，又用手掏了一把，掏出了一个红布包，他顿时乐了。赶紧打开一看，他又楞住了。那包里原来是一捧红黄色的泥土。他觉得有点奇怪，用鼻子闻闻，没什么特殊的气味，再用手捻捻，也没什么异样。他搞不清这是什么值钱物，这样珍贵地包裹着带在身边。他想看个究竟，就又把手伸到提包内层，结果又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沉甸甸的，信封上有解放军某部的名号。好奇心使他倒出了信封中的东西，他拿起一个小本本一看，竟是一份烈士证书，死者是解放军某部排长钟华。还有一个精制的小盒，里面放着一枚金光闪闪的一等军功章。这时他又拿起军功章下面的一封信读了起来。当他看完了烈士钟华写给陈丽的这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的时候，他的手颤抖了，他的心收缩了，他的泪不听话了。信中的内容使他无地自容：“亲爱的妻，我是在抗震抢险的空隙中给你写这封信的，目睹身边战友的倒下，我马上又要冲进这半倒塌的房中去了。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是军人，为人民的安宁与幸福，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而死。我虽死无憾！唯一使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年迈的母亲。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我不能报孝她老人家了。你就从我抚恤金中拿出一半钱来，再带回一捧我坟头上的土，交给妈妈。我相信，妈妈一定会理解她的儿子的……”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哭了，一生中他第一次真的哭了。他为烈士的英灵而哭，也为自己龌龊的灵魂而苦。就是再没有人性的人，也不会忍心花这笔钱的。他想到这位名叫陈丽的大姐，“尚若她出了意外，我今生今世都会感到负债累累、日夜不安的。”想到这，他顾不得个人的一切了。他拦住一辆出租汽车，司机好像理解他的心情，从高速公路上以最快的速度飞驰。终于比陈丽坐的那趟火车提前十分钟赶到了终点站。
真相大白了。陈丽又一次掉下泪来。
小伙子给陈丽鞠了三个躬，满眼含泪：“大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为人民抗震救灾抢险牺牲的烈士。请原谅我吧！相信我，从今天起，我永远不会再吃这碗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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