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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开始在政治家和学者中使用的。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差别却日趋明显，因此，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了当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口头禅。西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长期参与和主持制订我国的对外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家利益的论述逐渐增多，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系统而有鲜明特色的国家利益观。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提出了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主权。对这个无理要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上书第12页）。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同上书第31页）。他还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页）。今天，台湾岛内出现的政治动态，充分证明邓小平的告诫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如果我们当时为一时的和平气氛所迷惑，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三、强调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同上书第105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现在已经是一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对消除战争威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世界和平，肯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将它称之为“责任利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责任利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4年，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说：“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china daily》november 15th 1994)随着责任的扩大，影响也就扩大，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各种维和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和邪教组织中起到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军事稳定，减少和化解军事冲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的潜在冲突，都与我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敏锐观察到历史已经开始形成世界历史的事实，提出世界历史产生的原因、机制、动力和趋势，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科学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来思考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世界历史思想，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
【 正 文 】
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事实，突出强调了生产力、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趋势和方向。邓小平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等，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新的内容和时代价值，形成了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探索和研究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对于在全球化已作为现时代重要特征的背景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一，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外在条件，把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认识发展到新水平。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他们指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稀少的，各个民族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族发展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才最终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才初显端倪，那么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则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活动，以国际市场和信息技术进步为纽带，越来越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世界整体，世界历史进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即全球化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p.64 ）他更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 ）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在条件。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其他领域都要对外开放。他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在“扬弃”的基础上拿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发展到新水平。
第二，邓小平关于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了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而它的市场经济的交往形态，则赋予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力量。这样，资本必定会创造出世界市场，换句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而世界市场的建立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因为通过融入和参与世界市场，人们摆脱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通过全球的全面生产为人们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分析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俄国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东西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的波折和痛苦。这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发展的趋势。邓小平根据这种趋势从一方面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整体繁荣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因为国际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2］（p.79）。因此，不断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中国要赶超世界水平，必须实施“台阶式”发展战略。而要真正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立足于世界市场。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2］（p.290）而要立足世界市场，还必须通过改革以适应世界市场。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通过改革适应世界市场的一个重大举措。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世界市场思想，充分说明了各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
第三，邓小平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动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考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和在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生产工具的改革、生产新工艺的采用，都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深刻而准确地认识自然物的属性，有效地对其进行加工以及发现和创造新的劳动对象，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知识水平的增长，体力和智力的强化，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武装。事实证明，18世纪中后期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持续、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经历了一场伟大革命，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 7 ）根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崭新概括。它说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也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邓小平关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矛盾运动作出了新判断。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进入了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谋求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发展时期，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随着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渐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矛盾运动；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矛盾运动在扩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个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运动产生碰撞和冲突，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矛盾运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运动相互激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 ］（p.115—116 ）这就使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既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性矛盾，又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现为民族性矛盾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矛盾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关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主要形式和解决对抗关系的主要手段，也由军事较量转向“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既表现在国际领域两种社会制度比优势、比竞争力、比吸引力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2］（p.195）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作出了新判断。
第五，邓小平关于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实现的首要目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前提，而且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的。由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得以建立，最终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成为社会上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他们的斗争形式也成了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研究处在世界历史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一次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与我们最终建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只要能够建立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 2］（p.382—3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现代价值
第一，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以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卷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有机系统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谋求社会发展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同时也必须确立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深刻领悟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刻内涵，会极大地拓宽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和思维空间，改变人们往往从本国或本民族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事务，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近两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对待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趋利避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进一步认清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加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世界历史是各国间普遍联系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这种态势决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管理办法，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才能以跳跃式的发展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尽可能地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第四，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够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都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使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进一步认清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二战以后，虽然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不管在国际范围还是在国内都还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邓小平指出：“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3］（p.168）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大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p.383）。“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2］（p.320）邓小平还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p.135）因此，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吸收和引进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文明成果，在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等方面缩小同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并逐渐超过资本主义而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收稿日期：2001—03—1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顾和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吸取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 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干部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干部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首先，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新的合理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由计划配置转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实现新体制对旧体制的全面替代，实现整个经济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创新。但是，传统的经济体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旧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互为因果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而具有这种特征的政治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雍肿、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开始蔓延等。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经济体制的因素与原有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因素。正如邓小平说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有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9]邓小平这一思想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全过程都是适用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次，邓小平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由政治体制改革来巩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反过来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巩固和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这说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如此。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其实质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建国后，我们一直片面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把经济体制纳入了政治体制的运行轨道，经济活动中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都政治化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这种高度融合的状况，大大强化了传统的集权体制的力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受到与其相适应的集权政治体制的顽强支持，具有极大的逆转性。它不仅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拓展十分艰难，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巩固也十分困难。如八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政企职责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并没有转换，与企业旧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打破。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有的主管部门虽然换成了公司的牌子，但实际上是官办公司，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没有转换，与企业争权夺利，用公司的形式把下放给下面的权力又收上来了。
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0]并强调：“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
这就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和保证的情况下，依靠个人权威或“人治”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要不断深化就很困难了。不仅如此，由于存在诸多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和干扰，必然会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现曲折、反复以至倒退。因此，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二者总是处于不适应状态，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或者说整个改革，就不能最终取得成功。总而言之，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包括它能否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甚至最终决定整个改革的命运。这是邓小平改革理论中最为深刻、最有远见、最发人深思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真理性及其深远意义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四、邓小平深刻地剖析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及其根源，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完全是独创性的。这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对于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不足为怪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它的政治体制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熟视无睹，甚至采取文过饰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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