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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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推荐]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

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xx年又降到40％以下，20xx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
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
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政府财政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

公司管理干部调研学习体会

公司管理干部调研学习体会
为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全面推进股份公司的管理水平，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思路，公司领导组织了部分党务和管理干部赴上海、安徽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企业调研学习。这一培训计划可谓用心良苦，充分体现了决策层深化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强化管理先从改变“人”的观念入手的远见卓识。从此行学习的效果来看，对调研队伍每位成员思想和观念上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可谓不虚此行。
在学习中消化，在消化中创新，将别人的先进经验融合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中并最终取得成效——我想，这应该是调研学习的最根本目的。
此次调研学习，小组成员的每个人都感触颇多，下面，简要谈一下我个人学习的体会：
一、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只有高素质的员工才能真正担负起新时代的开发创新的重任，才能将高层次的管理体系所蕴涵的能量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综观所调研的几个企业，其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将人才放在企业发展强盛的首要位置。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每个企业又有其各自的特色。例如：联合电子在将人才视为第一资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鼓励冒进，他们鼓励科技人员独辟蹊径、发挥特长，崇尚个性化；他们倡导员工在事业上的追求和奉献，企业为之事业上的成功提供舞台。这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企业吸引人才并不是只有收入这唯一的途径，为人才提供事业成功的舞台，为其营造实现成就感的环境也许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收入毕竟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是很难满足的。
而这些企业在引进人才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例如：联合电子的三年培训计划，也即“旭日计划”，每年要投入几百万；上海大众对项目带头人仅40人的培训费用就近一亿元；帝伯格茨每人每年的培训费用为5000元，即每年要投入500多万元……，对这一行为的指导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联合电子：他们认为，企业在榨取科技人员旧有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给其输入新的知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性。当然，培训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员工的素质、是要看其最终效果。“请进来”，要请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指导；“走出去”，要去一流的企业去学习。要让接受培训的员工感到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确实有所得，这样就能激发起员工学习的热情，因为毕竟绝大多数员工还是要求上进的。
当前企业改革的难题之一就是员工的观念转变困难，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但如果员工的素质提高了，则其观念的转变相对来说就较容易了。因为知识结构也是能否尽快接受新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发展相互渗透
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企业文化提供物资基础，而企业文化的建设只有渗透于并支撑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企业的发展相适应，才更具生命力。
1．“以人为本”
企业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是“人”。“以人为本”的精神贯穿于所调研的几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联合电子的“座右铭”活动，还是帝伯格茨的每位员工进厂后制定一个目标，亦或合昌的各部门每月末制定下月工作要点、管理人员每年末制定下一年工作目标，都是以人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切入点，注重发现和发挥个人的特长，尽力将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至，最终为企业的发展服务。这是他们企业文化建设的共性。而围绕这一主题又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
联合电子：确立一个核心（“精益求精”理念）、实施三年规划（培训）、开展五项活动（植树、CIP、“座右铭”等）。
帝伯格茨：向员工灌输“不是企业能给你什么，而是你能为企业做些什么”的理念，鼓励二线员工努力工作、多做工作；强调团队精神；既有引进竞争机制的一面，也有好的评价体系，尊重人、公正地评价人，使员工心情舒畅的工作。
合昌公司：以提高职工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培训、训练机制；树立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注重道德、思想、超前意识的培养。
荣事达集团：以“零缺陷管理”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
2．对员工潜移默化的教育
“差不多就等于错”这是悬于合昌公司生产线上的一句标语，其对视质量控制如儿戏的员工无异于当头棒喝。帝伯格茨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这样评价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质量工作的差异：当工艺规程上的上、下偏差为±0.05时，美国人不是干到 0.05，就是-0.05；而日本人总是将其尽量缩小至0。这反映了不同的工作态度。那么，我们的部分员工是否总以“差不多”为自己的工作不尽力开脱，宽容自己“差”到“公差”之外的敷衍了事的行为呢？“差不多就等于错”、“不怕发现质量缺陷、就怕放过质量缺陷”，的确如此！
参观了荣事达的生产线，首先感叹于生产线的整洁、紧张、有序。悬于墙壁上的镜框镶嵌的“员工着装标准”和“考勤、管理制度”也异常醒目，这给员工的行为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其优点是一目了然、便于参照实行，且能给员工一种“法制

化”，而不是“一阵风”的印象。
3．加大宣传力度为企业改革保驾护航
改革的进行需要全体员工的配合，而员工受知识面所限，如果宣传不到位，必然会出现对改革的内容、精神的片面理解或误解。无论是帝伯格茨在推行TPM管理，还是合昌公司在推行5S及TPM管理时，均十分重视对员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员工知道“为何为、如何为”。
三、管理精雕细琢
所调研的几个企业中因UAES、上海大众、ATG、荣事达均具有起点高、人员负担小的明显优势，其管理的难度也相对较小。而合昌公司是一个经历亏损后被兼并重组的企业，其管理难度较大，也正因为如此，其取得的成就也更难能可贵。他们管理中各自的闪光点也许能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一些有益的启示。
1．饱满的工作量
仅举一例：ATG（帝伯格茨）管理人员在介绍工人劳动强度时说，他们在培训员工“一岗多能”的基础上，顺利实现了部分员工从过去看一台机床到现在看三、四台机床的过渡，现在工人每天的劳动强度平均在七小时以上（八小时工作制）。而且，他们认为，换工作服和洗手等准备工作不能占用工作时间。
工作的饱满大大降低了管理的难度，在这些企业的现场几乎看不到闲散人员。而事实上我们恰恰是在闲散人员的劳动纪律、思想工作上耗费了很多管理的精力。如何利用好有效工作时间（如换工作服、洗手、等着下班等至少可挖掘半小时以上），应该是有潜力可挖的。
2．5S及TPM管理
所调研的几个企业几乎都在开展TPM活动，TPM在强调全员参与的同时也赋予了每位员工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实现对设备的最优管理、维护和使用。
合昌公司开展的“5S”活动，对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劳动效率及生产现场的文明整洁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从“5S”与TPM的结合可以看出其无处不在和深入人心。
我想，在TPM的初级阶段，至少可以根除操作者思想中“设备出故障和维修都不关我事”的陈腐观念，从而一方面调动员工保养、维护设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减少操作者对机床的有意破坏及部分员工出去闲逛的借口。
3．“★”标识的班组管理
在UAES（联合电子）的生产现场中，每个班组的看板中都有负责本工段的各类管理人员（如设备、质量等）及本工段操作工人的照片、姓名及负责内容。使每个人的职责一目了然。其中，对操作工人的本工段各岗位技能进行“★”级评定，每个岗位的熟练程度以“★”的多少加以区别。此举不但能够有效掌握操作工人本岗位的技能，而且使各级管理人员对其“一岗多能”的程度有定性的了解，便于在急需时刻进行岗位调配。虽然这一考评尚未与奖金挂钩，但每位员工的扎实工作、勤奋学习的积极性已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由此可见，切实的激励方式也是增强员工进取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有效手段。
4．降成本不遗余力
合昌公司的降成本工作可谓不遗余力，从“节约成本从一个螺丝钉做起”到一年办公费用只有20万元（相当昌河一个月的2/3），其降成本的决心、行动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其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在“节能挖潜”上，他们追求极限的精神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管理基础。
他们的降成本工作的方式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5．环境建设
环境管理专业化、社会化，是如联合电子、上海大众等这样高起点的企业共同采取的方式。
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草坪的管理：因其社会化的管理，不但质量高，而且成本低。
单从成本来做一比较：
（1）因非专业化对剪草设备、器具造成的损坏。
（2）相同面积的草坪所花费的时间各车间抽调人员的累计要远远超过专职人员。
（3）拿高岗位工资干低岗位的活，有时甚至要先放下重要工作。
（4）因给检查造成不便和因分配、协调、监督草坪管理所浪费的管理人员的宝贵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率先提出的口号。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时间是何其宝贵。
我们的企业也继承了很多优良的传统、在改革中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固步自封、闭门造车是可怕的，我们在对公司做纵向比较的时候，还可以沾沾自喜，但做一下横向的比较，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会感到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以缩小差距。
在整个调研学习过程中，每多走一个企业，我们调研学习组的每位成员的危机感便多了一分，也就越感到了我们公司抓改革、强化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的改革只有不断的知难而进并持之以恒，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经受住一个又一个考验，才能不断的发展壮大。
学习、消化、创新，这是实现每一个成功跨越的必由之路。
上海“南浦大桥”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一位中学生的绘画作品。但愿我的一点体会也会有可能成为在改革进程中部分重要决策的一点借鉴。

 全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 推动襄樊旅游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是当前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们襄樊旅游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只有自觉顺应当前旅游经济发展趋势，牢固树立大旅游观念，不断强化整合意识，坚持把襄樊旅游放在湖北乃至华中地区进行审视定位，全力整合襄樊内部及其同周边地区的旅游发展要素，襄樊旅游经济才有可能在新一轮旅游大发展中有所作为。 一、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是发展旅游经济的必然趋势 第一，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是旅游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旅游经济是一种行业跨度大、产业关联度高的复合性经济，具体包含“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属性，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其六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有效整合。否则，就会因为某一个环节的“瓶颈”制约，引发起一种连锁效应，制约整个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旅游消费者（游客）层次不同，对同一要素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以住宿为例，有的游客要求豪华，有的游客要求经济，还有的要求方便，等等。游客的这种多样性、个性化需要，客观上要求不仅要对旅游各要素之间进行整合，而且要求对同一要素也要不断进行整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实际上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第二，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是实现旅游经济向集约方向发展的根本途径。旅游经济是一种开放式经济，在发展初期，普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随着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粗放式的旅游经营已很难给经营者带来效益。因此，实行集约式经营已是大势所趋。通过大力整合旅游要素，既可以促进提供不同服务的旅游企业实现优势互补，形成集聚规模效应，又有利于提供相同和不同服务的各个旅游企业共同组成一个地区的整体旅游形象，增加整体旅游吸引力，同时还能够提高一个地区水、电、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节约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等等，这些正是实行集约式经营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因此，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究其实质就是在旅游领域实行集约经营。 第三，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是创新产品、提高招徕游客能力的重要手段。在市场充分发育之后，产品创新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同其他产品一样，旅游产品也必须依靠不断创新才能招徕、吸引游客，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创新旅游产品主要就是对不同景区景点进行挖掘、进行整合。如古隆中，根据编排组合不同，可以成为“三国旅游”产品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诸葛亮”旅游产品中的一部分，还可以作为“中华名人”旅游中的一部分，甚至还可以作为“中华智慧之星”旅游产品中的一部分，等等。因此，创新旅游产品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对旅游发展最基本的要素——旅游景区进行不断整合的过程。换句话说，不断整合重组旅游景区景点，本身就是对旅游产品进行创新。因此，离开了对景区景点的整合，旅游产品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旅游经济发展也势必会走入死胡同。 二、襄樊旅游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大力整合旅游要素来解决 近几年来，襄樊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载体，大力实施“一把手”工程，使旅游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2003年底，全市共发展起对外开放的旅游景区29处，旅行社26家，涉外星级宾馆52家，各类旅游团队接待推荐单位17家，旅游从业人员达到13000余人。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行业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日趋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是旅游业的发展要素及内部结构不尽合理。集中表现为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交通等要素行业十分薄弱，全市100多家各类旅游企业中，甚至没有1家合乎规范的旅游车船公司、旅游购物商店和旅游娱乐场所，与宾馆饭店、旅行社和景区等要素行业存在着严重不对称性。这种结构失衡的状况不仅在“游、购、娱、食、住、行”旅游六大要素明显存在，而且在同一要素行业、同一区域布局之中也不同程度存在，如酒店、景区分别以二星、三星和1A、2A居多，一星、四星和3A、4A属凤毛磷角，又如我们的26家旅行社，八成以上都分布在市区，且只有1家国际社，等等。凡此种种，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产业素质提高。 二是旅游产品的品种结构过于单一。目前，全市虽然开发出了襄樊名城一日游、汉江水上一日游、荆山原始生态三日游、薤山、温泉休闲度假等一批旅游产品，并已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从产品类型看，襄樊旅游产品全部以观光产品为主，结构单一，没有形成观光产品、度假产品、专项产品、特种产品等成龙配套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三是襄樊的旅游景区、项目对游客缺乏吸引力。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目前，襄樊虽然已经拥有29家对外开放的旅游景区，但是，由于这些景区既非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垄断性的旅游资源，又非我有人无的独具创意的特色旅游项目，知名度十分微弱。因此，很难激发200公里以外的中远程游客专程前来旅游观光的兴趣。以襄樊唯一的国家4A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诸葛亮隐居地古隆中为例。古隆中虽然为襄樊独有，但是诸葛亮遗迹全国比比皆是，如南阳卧龙岗、成都武候祠等，论规模、论名气都比古隆中要大，游客要了解诸葛亮来古隆中的可能性自然会小之又小。这些问题，都直接制约了我市旅游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整合进行解决。因此，大力整合旅游发展要素，是襄樊快速发展旅游经济的唯一选择。 三、大力整合襄樊旅游发展要素应采取的对策 整合旅游发展要素，既涉及到“食、住、行、游、购、娱”要素及其内部之间的整合，又涉及到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之间的整合。无疑，这就必须依靠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双“有形的手”加以控制和引导： 一是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实现旅游要素及其内部之间的合理配置。要从襄樊的实际出发，突出对旅游交通、旅游购物和旅游娱乐等薄弱环节的支持、扶持力度。一方面，要针对性地制订出台收费、信贷等优惠政策，引导调控、鼓励支持各类资本、各种人才进入这些领域“开店办厂”、投资兴业，谋求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思路，结合旅游市场秩序整顿，淘汰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的旅游企业，扶持壮大一批实力强、管理好的旅游企业，培育、发展一批填补行业真空地带的旅游企业，推动旅游六要素之间以及同要素的不同结构的合理配置，实现整体结构的优化。 二是坚持有分有合的原则，开发创新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特色鲜明、内容多样、结构合理的旅游产品是旅游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襄樊具有人文、山水和环境资源相得益彰的整体优势，尤其是群山、汉水、原野与古城和谐搭配，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山水城古风公园”。因此，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牢固树立襄樊旅游一盘棋的整体思路，充分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分阶段、分步骤地整合创新市域内旅游产品。其一，抓好现有观光旅游产品的巩固提高。依托米公祠、古隆中、古城墙、绿影壁、古邓城、水镜庄、承恩寺等历史文化遗存，南、保、谷等县的自然山水生态，以及诸葛亮广场、滨江大道、沿江大道等现代城市建设成果，按照不同主题、不同思路进行不断整合，推陈出新，使襄樊名城一日游、荆楚生态二日游、三日游等一批观光产品永葆青春活力。其二，大力培育完善旅游度假产品。网络鱼梁洲分时度假村、汉江娱乐城、保康温泉、谷城薤山等重点度假景区，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避免非度假区域内的度假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意引导资金、企业进入城市现有度假区，强化景区内度假设施的配套建设，完善其度假功能，逐步培育出在鄂西北一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度假旅游产品。其三，深度开发特种和专项旅游产品。牢固确立“大旅游，大产业”的总体发展思路，把发展旅游与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和发展宗教事业等结合起来，加大对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老河口梨花湖、二汽试车场等工农业旅游专项产品，以及广德寺、真武山等宗教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包装、促销力度，大力培育具有襄樊特色和市场影响力的特种及专项旅游线路，逐步建立起能够满足适应不同层次游客需要的多元化产品结构体系。 三是按照有扬有弃的原则，整合周边资源发展区域旅游。区域旅游的形成主要是以空间结构为基础，以交通联系、产品联系为纽带。襄樊作为鄂渝川陕渝毗邻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在旅游目的地、旅游集散地建设上具有较强的区域空间优势：从交通区位看，襄樊位居华中腹地，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全国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从城市区位看，襄樊又是武汉、西安、重庆三大经济区的最佳结合点；从旅游区位看，襄樊又是神农架、武当山、大三峡、明显陵、西安、四川等全国风景名胜地的重要连接点。特别是与襄樊相距不到200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一大批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具有一定垄断优势的自然、文化遗产，如神农架、武当山、大三峡、明显陵等。这些，构成了整合景区资源，发展襄樊、神农架、武当山、三峡旅游区域的外部基础。因此，只要我们能够遵循区域旅游的经济规律，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人精我奇”的开发建设理念，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一批与神农架、武当山、明显陵、大三峡等周边著名景区景点风格相异、结构互补的旅游项目，合作开发一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难分”的旅游产品，创新一批包括襄樊知名景点在内的“五日游”、“七日游”等旅游精品、极品和绝品旅游线路，与他们共同创造一种“集体吸引力”，满足游客希望多游几地、旅游企业希望多地经营的愿望，形成合作各方双赢、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借此推动襄樊旅游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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