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pdf

-42-一、研究缘起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提质挖潜转变，步入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a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功能与产业扩张，加剧了村镇城市、城市城市间人口多向空间流动，城中村改造、城市工业区升级等城市更新运动改变着原有城市邻里关系以及工作与居所距离，异质迁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与社会适应难度大，b社会鸿沟在扩大，“不可沟通”成为城市病的重要症候。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促进异质人口的城市融入、改善街巷邻里关系等沟通性（communicativeness）问题受到关注。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历史地段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在中国历经历史文化保护区（1986 年）、历史街区（1996 年）等概念演化后，2002 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首次提出法定意义上的概念。c2008 年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重新界定了历史文化街区，“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作为城市活态遗产，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存量”提质挖潜实现活化，既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本文系 202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建设研究”（20JZD01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何国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陈烨，珠江电影集团办公室主管（广东 广州，510310）。a 徐千里、郭卫兵等：城市有机更新，当代建筑2022 年第 2 期。b 杨菊华：空间理论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c 胡敏、郑文良等：我国历史文化街区总体评估与若干对策建议基于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材料的技术分析，城市规划2016 年第 10 期。2023 年第 10 期何国平 陈 烨摘 要 以可沟通城市为理论框架，本文建构以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会参与与交往、街区认知评价为操作维度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以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对恩宁路、新河浦、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广州历史文化活化街区予以考察。研究发现，三片活化街区沟通基础设施中的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认同度或满意度都在 83.9%以上，而信息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五级量表偏向“不满意”占 40%；参与与交往行为中 30%的受访者不清楚街区的决策参与方式，88.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而实际参与社区文娱活动的为 55%；91%以上的受访者对认知评价中的满意度与认同感两个二级维度予以正面评价，而在地方感维度中，88.2%的受访者以粤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同时，活化街区存在传统街巷空间格局与现代交通冲突、街区活动参与度低、异质性群体语言交流沟堑以及街区绅士化后形成街区区隔等沟通性问题。关键词 可沟通性城市 广州 历史文化街区活化 提升路径中图分类号G07；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10-0042-08广州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43-层次，a又是“保护与建设性破坏两种力量较量的主战场”。b拥有 2200 多年建城史的广州，是我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2 年）。2016 年，广州市荔湾区西关老街恩宁路的永庆坊在政府主导下，由中标企业“在保护活化的原则上”完成微改，c2018 年 10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永庆坊时提出以“绣花功夫”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整体复兴。d 2022 年 1 月，永庆坊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成为全国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文化地标。e然而，如果对历史文化活化街区的可沟通性进行经验研究，应从哪些操作维度建构合乎理论的街区活化提升路径？以永庆坊为代表的广州历史文化活化街区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如何实现？基于上述关切，本文以恩宁路、新河浦、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历史文化活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以可沟通城市理论为框架，考察案例街区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二、文献综述（一）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街区活化滥觞于“二战”后西方大规模城市推倒重建式城市更新，历经全球产业链转移，西方采取“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更新方式，应对物质环境更新对城市原有社会肌理和内部空间完整性的破坏，通过改善内城及人口衰落地区的城市环境增强城市活力。f在中国，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 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首倡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022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为破解历史文化名城及历史街区更新中“保护性衰败或建设性破坏”g和“拆真造假”等“保护性破坏”h难题，吴良镛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城市“有机更新”论，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的关系，使每一片的发展达到相对的完整性，通过持续的城市“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i 历史文化街区活化（revitalizing）是有机更新论在城市中观区域的创造实践，指基于社会与人文关怀，以保持（conservation）为尺度对历史文化街区实施更新，j实现街区功能提升、“修旧如旧”的肌理修复和城市文脉延续，以改善邻里沟通与交往、增强攸关方对街区的地方认同。k随着国家“城市双修”（城市修补、生态修复，2016 年）政策与城市有机更新制度推行，历史文化街区活化保育受到重视。以广州大小马站书院群历史文化街区活化方案为例，政府构建多方交流平台，转变价值观导向，l遵循国际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与文化多样性等核心原则，m在活化中赓续街区与城市发展的联系，恢复与重建街区的城市功能。n西安三学街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以社区文化馆改造为媒介a 仇保兴：风雨如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30 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19 页。b 张兵：探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中国道路兼论“真实性”原则，城市规划2011 年第 S1 期。c温士贤、廖健豪等：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实践：广州永庆坊案例，地理科学进展2021年第 1 期。d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革命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 年 10 月 26日第 1 版。e陈薇薇：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公布 永庆坊入选“国家队”，大洋网：https:/ 年 1 月 11 日。f 徐千里、郭卫兵等：城市有机更新，当代建筑2022 年第 2 期。g 徐琴：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走出保护性衰败与建设性破坏困境之路，城市观察2011 年第 3 期。h 张松：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到建成遗产保护，中国名城2019 年第 5 期。i 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年，第 67-69 页。j 沙子岩、毛其智：从欧美案例探讨北京历史街区保护的有效途径，北京规划建设2013 年第 4 期。k吴良镛：北京旧城居住区的整治途径城市细胞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探索，建筑学报1989 年第 7 期。l谭俊杰、谢涤湘：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的难点及策略建议以广州大小马站书院群为例，城市建筑2018 年第 11 期。m J.Whitehand and Gu Kai,“Urban Conservation in China:Historical Development,Current Practice and Morphological Approach”,Town Planning Review,vol.5,no.78,2007.n 甄茂成：欧洲历史街区保护流派及其对北京的启示，北京规划建设2013 年第 4 期。-44-的历史街区活化策略，形成进程更新、空间塑造、模块置入、功能改造、规则共识等有机微更新方法。a上海“从拆改留到留改拆”、南京“扩大居民参与度的小规模、渐进式”和广州“以绣花功夫留下城市记忆”等活化模式，b为保护城市传统风貌、提升街区功能、推进活化利用作出有益探索。c（二）城市融入、邻里关系和绅士化历史文化街区活化改变了既有邻里关系、人居环境等社会网络，街区融入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融入（integration）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如何消解文化差异，达成文化共识和认同机制。d城市新移民总体融合度偏低，移民的心理和身份融合较快，文化和经济融合相对较慢，自我隔离（self-segregation）和缺乏社会网络支持是影响融入的主客观因素。e社区依恋测量城市融入的情感联系维度，对广州市老城区的社区依恋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住房条件、公共服务设施、社区安全及社区依恋的评价显著高于青壮年；居住时间及对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公共服务设施、邻里关系及社区安全等因素的评价直接影响社区依恋水平，年龄类型调节邻里关系与社区依恋水平。f住房市场化以来，中国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处于较低水平。g2006 年北京城区居民邻里关系的调查显示，邻里关系在总体上呈表面化和浅层次，邻里间日常互动的频率相对较低。老城区邻居是日常求助的最重要的对象之一，承担着重要的守望相助的日常社会支持功能。h 2015 年清华研究团队在北京大栅栏街区调查发现，街区“熟人社会”并没有“邻里之间的亲密”，老旧街区的紧密空间充满邻里间的冷漠甚至冲突。i“邻里关系的空间转向”被用来解释这一现象。其中，高度异质性（heterogeneity）社区的街邻关系水平低于低度异质性社区，具有普遍的异质性负效应，在社区层次对街坊/邻里关系水平发挥选择性削弱作用。j基于人口流动、聚集以及街区活化所产生的空间重组，“新邻里主义”被提出，指以个人的独立个性和自由权利为基础，以共同的利益、兴趣或情感为纽带，由日常互动形成的人居关系体系。网络型、社团型、治理型和集体记忆型等认同机制强化了“邻里”共同体意涵。k“绅士化”（士绅化，gentrification）是城市更新与社会重构过程的解释工具，关注更新后人的情感历程与社会公平等，包括旧街区物质环境与社会构成重塑和“新中产阶层”置换工人阶层的复杂演替过程。l资本在旧城区的再投资、高收入群体推动社区的升级、城市景观的改善、迫使低收入原住民迁出，是判断街区绅士化的依据。m从传统绅士化、新建绅士化、学生绅士化到乡村绅士化，广州 6 个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了我国土地制度和市场转型条件下绅士化的复杂图景。n“政府主导型绅士化”是a高浩、张倩等：基于城市有机更新视域下的历史街区更新策略研究以西安三学街社区文化馆改造设计为例，城市建筑2020 年第 21 期。b 夏子清、刘唱：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现状、政策研究，建设科技2021 年第 6 期。c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中国政府网：http:/ 年 9 月 3 日。d Monika Habermann and M.Stagge,“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Elderly Migrants in the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for Elder-care”,Bundesgesundheitsblatt-Gesund-heitsforschung-Gesundheitsschutz,vol.6,no.58,2015.e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5 期。f 谢涤湘、谭俊杰等：广州市老城区老年人及青壮年的社区依恋异同研究，城市发展研究 2019 年第 5 期。g Barry Wellmon and Barry Leighton,“Networks,Neighborhoods,and Communities: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Urban Affairs Review,vol.3,no.14,1979.h孙龙、雷弢：北京老城区居民邻里关系调查分析，城市问题2007 年第 2 期。i北京工业大学大栅栏课题组：老旧街区邻里关系的空间转向：以大栅栏为例，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9 年第 1 期。j贺霞旭、刘鹏飞：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社会结构与街坊/邻里关系研究，人文地理2016 年第 6 期。k舒晓虎、陈伟东：新邻里主义与新城市社区认同机制对苏州工业园区构建和谐新邻里关系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3 年第 4 期。l Laretta Lees,Tom Slater and Elvin Wyly,Gentrification,New York: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2008,pp.10-35.m Mark Davidson and Loretta Lees,“New-build Gentrification and Londons Riverside Renaissanc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vol.7,2005.n何深静、钱俊希等：转型期大城市多类绅士化现象探讨基于广州市六个社区的案例分析，人文地理2011 年第 1 期。-45-对上海新天地等更新研究中提炼的绅士化类型，是我国绅士化的主要特征。a对广州逢源街道耀华社区保护活化利用的研究发现，旧城商业繁荣是广州内城形成自下而上传统绅士化的主要动力。b在反思西方绅士化后，“沟通空间”的意义被发掘：合理的沟通空间能促进社区融合发展，建构“共生性竞争邻里场所体系”。c（三）可沟通城市“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指充分地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满足城市和区域的信息需要，以保证社区的活跃和市民生活的品质。d可沟通城市研究在三方面扩展：扩大参与范围，将公共空间网络上分散参与与决策结构结合；明确“活跃社区”的组织性，扩大公民权重；以宽容、开放和尊重多样性为标志，跨越区域与外界建立联系。e因此，可沟通城市是城市的建筑、空间、结构等因素促进人们在城市中传播、寻求、接收、交换信息和观点，营造自主、安全和自由的城市氛围，实现信息自由流通。相较于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强调沟通、对话在城市中的重要意义是可沟通城市的创新性。f可沟通城市包含三个基本面向：城市提供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社交互动机会；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因素；城市创造鼓励自由的政治表达和参与的环境。g在中国，可沟通城市是“让共同体概念在中国城市复活，城市应该为市民而建，而通过城市居民之间相互连结，形成更好的城市系统，继而通过城市规划、媒介对城市的介入，建立更好可沟通的社会。”h它意味着城市基础设施应为市民提供日常交往空间和机会，鼓励政治表达和公民参与。连结、沟通与共享“分别反映了物质技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传播意涵”，i构筑了与 Gumpert 等意涵互通的可沟通城市维度：由基础设施构成的城市实体空间和信息技术编织的虚拟空间，城市治理和人际交往，意义空间的共同体建构。j总之，已有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活化提供了方位、标准与方法，城市融入、邻里关系勾勒了城市移民和传统街区的异质性与交往问题，绅士化是解释活化街区后果的现代性工具。可沟通城市通过设施、沟通与意义建构，探索城市打破区隔、促进交往的愿景，为本文提供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三、研究设计（一）案例选取根据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4 年广州市政府遵循原真性、完整性、连续性和便利性原则，划定 26 片历史文化街区。本文选取其中的新河浦、恩宁路和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已经活化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案例，一方面基于街区风貌整体性、建筑群落相对独立、物质与非物质真实性以及功能业态的实用性等，另一方面以活化街区的社会口碑和创新性为依据。1.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该街区位于越秀区，形成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是当时达官显贵的侨a He Shenjing,“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Urban Affairs Review,vol.43,2007.b陈嘉平、何深静：广州旧城区传统绅士化现象及其机制研究以荔湾区逢源街道耀华社区为例，人文地理2012 年第 4 期。c魏华、朱喜钢等：沟通空间变革与人本的邻里场所体系架构西方绅士化对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启示，人文地理2005 年第 3 期。d K.R.Kunzmann,“The Future of the City Region in Europe”,In Mastering the City North-European City Planning 1900-2000,Rotterdam:NAI Publishers/EFL Publications,1997,pp.16-29.e Nico Carpentie,“The Belly of the City:Alternative Communicative City Network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70(3-4),2008.f Cees J.Hamelink,“Urban Conflict and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70(3-4),2008.g Gary Gumpert and Susan Drucker,“Communicative Citie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70(3-4),2008.h胡吉：直面转型中国 探索城市传播“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2）会议综述，新闻大学2013 年第 2 期。i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7 期。j孙玮：可沟通：构建现代城市社会传播网络，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2 期。-46-居空间，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策源地，规划面积为 62.55 公顷。现存 493 栋小洋楼，拥有广州规模最大的中西式建筑群。近年来，街区活化以民国建筑群为文化格调，营造艺术氛围，街区焕发生命力。2019 年，“广州东山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工程”项目获“亚洲都市景观奖”。2.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该街区位于荔湾区西关文化核心地带，形成于清末民初，完整保存各个时期的建筑群，规划保护面积 16.03 公顷。街区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被称为“西关风情的活体博物街”。2016年以来，通过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BOT）活化模式，街区肌理得以保存，谨慎置入适合当代生活的功能模块，成为风貌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代表。3.海珠南长堤历史文化街区。该街区位于越秀区，拥有典型的“鱼骨街巷式”街巷格局，是广州内城文化的集中反映地，保护面积为 16.55 公顷。街区内的大新公司、先施公司是民国时期众多高档时尚商品集散地；爱群大厦、长堤大马路等历史建筑，承载了“老广”的城市记忆。拆城墙、拓马路、建骑楼、筑新堤等节点性历史事件记录了广州城市转型，是广州“西风东渐”和城市转型的缩影。街区活化在维持原有传统商业的基础上，突出岭南文化特色。（二）概念操作化与调查方案基于可沟通性城市理论，本文将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界定为以经过保护性有机微改激活的历史文化街区中的物质与非物质元素为载体，实现沟通要素畅通，参与与交往方式丰富便利，攸关方有地方认同，街区实现整体和谐的能力与状态。本文建构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为活化街区的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区公共参与与交往行为以及对街区的认知评价等三个维度。运用定量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在定量方面，问卷从街区交往基础设施、交往沟通网络、意义网络等构念编制题项，量化考察活化街区的交往基础设置、社区公共参与与交往、认知评价的情况。在质化方面，2019 年 5 月2021 年 3 月和 2022 年 34 月间，作者多次深入案例街区对街区的居民、居委工作人员、外来务工者、游客等开展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获取对活化街区的感知、评价素材。（三）问卷调查问卷通过线下和线上方式于2019年5月2020年3月在三片街区发放，其中线上217份，线下84份，合计 301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0 份，有效率为 93%。问卷以 SPSS Statistics 23 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对问卷中的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区参与与交往、认知评价三个维度的感知判断类问题进行内部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 系数最小为 0.765（交往基础设施），处于 系数“较高”分布，因此问卷整体信度较高。对交往基础设施、社区参与与交往、认知评价变量效度检测结果显示，KMO 检测均值在 0.7 以上，Bartlett球形检测显著性概率均值在 0.000，问卷内容达到开展统计分析的要求。3.人口统计变量。问卷人口统计学资料包括街区、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学历（表 1、表 2）。（四）深度访谈本文深度访谈的对象为常住居民选择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在案例街区生活、工作 2 年以上的人员；游客感知评价以街区寻觅的方式产生。受访者学历在高中及以上，每位受访时长为 2 小时左右。经筛选，共招募 9名深访对象。男性用 M 代表，女性用 F 代表。新河浦街区用“X”表示，表 1 年龄和性别交叉表性别总计男女年龄35 岁及以下28679536-54 岁466511155 岁及以上344074总计108172280表 2 职业与学历交叉表职业学历总计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学生00212216企事业单位人员612186019115国家公务人员02420733自由职业者24110219个体户001203其他9283423094总计17466012730280-47-海珠南长堤街区用“H”表示，恩宁路街区用“E”表示（表3）。四、公共交往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是考察活化历史文化街区公共交往基础设施提升路径的二级指标。第一，街区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分为三个三级考察指标：安全保障设施，考察对象为监控摄像头、信息平台、治安亭、消防栓、街区巡逻人员、路灯等的有无与数量等；公共交往空间，考察对象为凉亭、公园、教堂、咖啡厅、公共健身器材区等；文化汇聚空间，以博物馆、美术馆、工艺馆、图书馆、音乐厅、名人故居等为考察对象。“认同”街区安全的受访者占比 99.3%，即活化街区维护社区安全的基础设施完备，治安环境好；收集居民相关信息的平台正规，注重保护隐私。“住在这里还是很安全的，特别是改造后，增加了很多摄像头，路灯也多了，晚上回家安心很多。”（F-E-2）“平时放学路上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所以即便车多人多，感觉还是比较安全的。”（M-X-2）83.9%的受访者认为街区的公共交往空间数量能够满足日常沟通交往需求，公园、便利店、凉亭、咖啡厅等为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交往实体空间。“东湖公园是我们这群老人家经常来的地方，绿化环境不错，以前这个湖会发臭，现在整治了好多了。”（M-X-2）“大树周边新堆砌了树台，方便大家坐在树下聊天。”（F-E-3）受访者对活化街区的文化汇聚空间与公共聊天场所的满意度较高（分别为 84%和85%）。深访了解到新河浦街区最为突出：具有东山特色的洋楼作为实体建筑空间，以小型会所、画廊、工艺品店、咖啡厅等物理空间发挥“第三空间”功能；以共享理念改造的东山少爷南广场社区公园，打造流动生活剧场，使社区空间贴近居民生活，填补了社区配套休憩功能。第二，街区交通基础设施。街区交通便利程度“基本满意”及以上的受访者占 92%。田野调查发现，街区居民出行方式便捷多样，步行和公共交通是主要方式。居民能较便捷地到达公共交通站点，满足出行和交往需求。但在访谈中发现，街区的人车矛盾突出，尤其是海珠南长堤街区。“人流量大，街道又比较窄，有时运送货物的推车多了会阻塞交通，按喇叭的也多，会带来噪音污染。”（F-H-1）“批发商很多，有私家车、火车、推车在街道上穿来穿去，这一片交通压力蛮大的。”（M-H-2）第三，街区信息基础设施。通讯网络是实现连接和共享的基础设施。三片街区通信信号整体较强，满足居民的基本通讯需求。但调查对象对 WiFi 满意度较低，占比 40%。“我们这里没有公共 WiFi 的，在外面都是用自己的数据流量，如果政府能提供公共 WiFi，那当然好啦。”（M-E-3）“网络信号不好往往影响沟通的质量和沟通欲望。”（F-E-3）街区 WiFi 的可供性和连接性不令人满意。交通标识牌、标志牌等标识是街区的重要语言景观，是街区服务功能及游览信息的载体。92%的调查对象认为街区公共区域的路标、信息指示牌信息清楚明确，易识别和读懂。三片街区统一设置的“广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标志牌发挥了重要的位置指引功能。在恩宁路知名历史建筑门前，除了醒目的建筑名称标识外，还有建筑名片二维码，游客通过手机扫码了解建筑的历史文化、建筑内部布局等信息，“可看、可听、可读”历史建筑。五、社会参与与交往街区参与与交往考察受访者参与公共民主活动和文娱活动等，通过调查居民参加活动的类型、频率、意愿、方式来了解。在街区公共民主活动方面，受访者接收街区信息的渠道多样，街区的公告栏、居委的微信公众号、宣传单页居前三位。街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主要有个人参加会议、线上讨论、代表决策等，但超过 30%的受访者“不清楚”所在街区决策的参与方式。在关注街区公共议题方面，“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占 71.8%，但 36.4%的受访者“较少参加”，即街区公共议题决策时参与人数远低表 3 受访者信息编号性别年龄（岁）身份F-X-1女23咖啡店员工M-X-1男26居委工作人员F-E-2女60国企退休人员M-X-2男67企业退休人员M-E-3男45安保人员F-H-1女63个体户F-E-1女24游客F-E-3女29企事业单位职工M-H-2男78企业退休人员-48-于居民预期愿意参与数。深访了解到，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年长居民比例较高，线上通知和在线参会成为横亘在长者前的数字鸿沟。在街区文娱活动方面，街区的文娱活动形式多样，包括文化类的绘画、书法等，体育类的有广场舞、篮球等，表演类的文艺汇演、旅游节推广等。“活化和更新后，街区越来越活了，由于一些店铺的进驻，他们商家会在节庆搞一些活动，比如万圣节、春节等，街区氛围还是比较活跃。”（M-X-1）参加社区文娱活动意愿调查显示，88.6%的受访者有参与意愿，表明社区文娱活动的群众基础好。但在参与频次题项中发现，“三个月内一次活动也没有参加”占比高达 55%，即受访者实际较少参与社区文娱活动。深访发现，文娱活动在类型上缺少“体现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的民俗活动，缺少受居民、游客喜爱和有参与性的精品活动，而以商业化色彩浓厚的活动居多，比如某品牌的露营主题活动等。六、认知评价活化街区的认知评价指受访者对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和行为活动的体验感受、认识、记忆等的主观态度和价值评判。在街区满意度方面，受访者对街区的政务公开、新闻报道、文娱活动、保护活化等四方面的满意度整体比较高，其中对政府保护活化街区的满意度最高（92.3%），街区文娱活动满意度得分最低（“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占 17.1%）。以年龄分组，对街区总体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因数据在各个分组内均满足正态分析，且满足方差齐性（F=2.941，p=0.0540.05），故采用 ANOVA 检验判断各组均值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ANOVA F=6.238，p=0.0020.05，即不同年龄段的街区总体满意度得分差异具有实际意义。两两比较的结果如表 4 所示，35 岁及以下与另外两个年龄段之间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35 岁及以下年龄段的满意度得分（MSD 为19.723.41）显著低于另外两个年龄段；而 36-54岁与 5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街区认同感方面，街区认同感指受访者对城市文化和精神特质的一致感觉和认知，从对街区的归属感、自豪感两方面考察。91.4%的受访者对所在街区有自豪感和归属感，认为所在街区比别的地方文化厚重、有特色。一些深访对象虽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街区，但对街区的文化认知不深，对街区故事传说、建筑年代、历史事件等停留在“听说过”层面，不熟知具体内容。以海珠南长堤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居民基本知晓潮州会馆、爱群大厦、孙逸仙革命纪念碑等建筑，知道“上海有外滩，广州有长堤”“曾经有名的金融街”，但不清楚海珠石传说，拆城墙、拓马路、建骑楼、筑新堤等重要历史事件。在街区地方感方面，街区地方感指受访者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情感依附，主要从语言沟通和依恋感两个维度调查。粤语成为 88.2%的调查对象日常交流语言，普通话交流占 61.8%。94.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留在所在历史文化街区生活、工作，对所在街区有依恋感的占88.6%。街区的居住、工作、学习体验感较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七、结论与讨论以可沟通城市为理论框架，本文建构了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可沟通性的三维度：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区参与与邻里交往、认知评价。以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新河浦、恩宁路、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广州历史文化活化案例街区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首先，三片活化街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整体认同度较高，较好地满足交往与沟通需求。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步行和公共交通出行较方便。通过经营性公共空间拓展与入驻、免费公共空间治理（东湖公园湖水整治）、文化汇聚空间的“第三空间”功能、封闭空间与开敞空间的合理配置等，提升了活化街区的交往、休闲和商业氛围。各类标识牌匾和指引数字化等语言景观清晰明了。活化街区的公共交往基础设施整体实现物化空间（space）向场所营造（place making）的转化，建构了街区的场年龄NMSDANOVA两两比较（p）Fp35 岁及以下36-54 岁55 岁及以上35 岁及以下9519.723.416.3280.002136-54 岁11121.13.380.006155 岁及以上7421.22.470.0080.9741表 4 年龄对街区总体满意度的影响（N=280）-49-所精神。但街区交通基础设施难以满足现代交通需求。其次，受访者参与街区的公共民主活动的渠道畅通，关心街区公共议题；参加街区民主活动的意愿较高，但实际参与频次较低。由于活动的形式、途径、类型与居民需求不匹配，部分街区长者被数字鸿沟阻隔，影响活动参与。最后，对街区满意度和认同感较高，但对街区历史知晓流于表层，88%以上的日常粤语沟通和街区依恋感表明受访者的街区地方感较高，粤语方言沟通使用率高于普通话。语言是认同的表现，作为地方感表征的语言，在恩宁路、海珠南长堤街区“异质”迁移者与本地居民间形成语言沟通的社会鸿沟。新河浦街区则因大量原住民迁出和新消费空间打造表现出空间分异与文化区隔。a无论是 2006 年北京城区居民邻里关系的调查、2015 年清华团队对北京大栅栏街区的调查，还是 2014 年广州市荔湾区城市更新社区（富力广场）与未活化传统社区（公寿里）的比较研究b均表明，在三条路径上历史文化活化街区的可沟通性都得到提升。针对活化街区可沟通性的不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开拓折叠空间，增强街区活力。城市车生活加剧了活化街区的人车紧张关系，开拓折叠空间可以成为阶段性改善方案。“折叠”即“交叠”的意思。开拓折叠空间有两大方向。一是利用组合机制，含空间组合与功能组合。空间组合即利用作息潮汐规律，如经营性空间主要在白天营业，晚上或打烊时间可利用这些空间分时段停车或通行；功能组合即在不破坏街区肌理的前提下将公共空间开辟为可移动的功能组合性升降停车场。二是拓展共享空间，鼓励协作性消费，按照共享经济原理，个人将私有空间共享可以获取共享性收益。开拓折叠空间的方法论意义是通过各类空间的释放、激活与拓展以增强街区活力，即通过增强邻里互助和信任来托举街区成为公私空间界线分明的安全与交往之所，提升街区空间和路网系统的效用，防止“保护性衰败”。第二，提升社区公共参与，增强网络可达性。无论是街区活化前的方案票决，还是活化后的社区感营造、社区公共事务的议决，都应该从体制与机制完善提升社区公共参与，以彰显街区的公共性与攸关性，防止低参与和被迫参与导致社区极化与社会隔离。体制上，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出发提升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程度与方式，使社区参与感成为提升具身性沟通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着力点。机制上，借鉴“守望相助、相互信任、联系密切”的“新邻里主义”行动方案。通过提升 Wi-Fi 的可接入性（accessibility）与长者的新媒体素养，快捷高效实现人和人的交往、信息和人的连接、人和地点的连通，弥合数字鸿沟、拓展公共参与途径。第三，促进异质性迁入者的街区融入，建构街区记忆。大批身份不同的异质性群体迁入形成新河浦的传统绅士化、恩宁路的旅游绅士化和海珠南长堤的新建绅士化类型，型塑了广州城市现代性。但是，机会不公、社会极化与空间隔离等社会问题也在型塑中输入。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街区原住民和异质迁入者的利益诉求的表达与仲裁机制，弥合社会、空间、文化与年龄鸿沟，以增进地方认同为基点促进街区融入。通过各类载体、平台传播街区的历史文化知识，讲好街区故事；建立街区不可移动纪念碑性空间实体，综合性空间如街区博物馆、街史馆（墙）、文化馆；单体纪念碑铭，如纪念街区历史人物、记述街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等，通过可感知、可触摸的手段赓续、传播、留住、激活街区记忆，筑牢街区共同体意识，增强街区荣耀感。总之，通过上述可沟通性路径的提升方案，以期街区实现“把所有居民整合为充满活力的整体”“帮助市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街区“作为传播系统整体能够在移动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既有创新又不忘记历史”c的可沟通美好愿景。责任编辑：王 冰a Placido G.Martinez,“Authenticity as a Challen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Urban Heritage: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f the Guozijian Historic Area”,Cities,vol.59,2016.b常江、谢涤湘等：城市更新对居民社区依恋的影响：基于广州新老社区的对比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19年第 9 期。c Leo W.Jeffres,“An Urban Communication Audit:Measuring Aspects of A Communicative City”,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70(3-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