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doc

-范文最新推荐- 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使农村税费征管工作和分配关系迈向规范化，较好地解决了征管工作中的“以债抵税”、“基层干部垫税”、“随意多收、以支定收、强行收取”和“农民互相观望而迟交赋税”的问题。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交得明白，交得放心”、“负担不重了，干部不凶了”。从本次调查的9个村看，没有发生一起因缴纳税费而上访的案件。从全省来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连续3年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三)税费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强化了服务功能，促进了乡镇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转变到落实各项政策、抓好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功能。税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从面上看，近年来，全省通过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撤并700多个乡镇，精减分流3万多人；通过开展村“两委”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近10万人，大大减少了财政负担。 （四）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费税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据统计，全省粮经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由2002年的57：43调整到2003年的54：46，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优化。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从与城镇居民的比较情况看，税负差距则更大。以我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002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20%，综合负担率大体为8.4%。从消费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工薪阶层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个人月工资收入低于800元不征税(相当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资收入超过800元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如超过800元以上、1300元以下税率为5%，即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只需纳税25元(年纳税300元)，负担率仅为1.9%(300元/15600元)。从经营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性质(即税负能够转嫁)，流转税忽略不计。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在所得不超过5000元时，税率为5%，其中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可税前扣除(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55.6%；缺口金额达83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9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3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8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3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对策选择 从上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幺农村税费改革就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合理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真正完成“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一）创新税费制度，合理增加税源 一是大胆探索与国际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农业税制体系。可以考虑，首先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和产品税；其次建立以农户收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二是改征农业税附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属于社区收费，社区收费可视为社区范围内全体居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生产的投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征收，应该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挂钩，一般非农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呈提高趋势，其相应征收标准也应适当提高。三是完善村委会“一事一议”制度，强化对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监督管理。 （二）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是按WTO规则，借鉴欧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经验，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向农业、农村倾斜。2003年，全省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生产总值的87%，第一产业降到13%以下，已具备了消除剪刀差，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条件。二是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系和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带动农村，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三）推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多“予”少”取” 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要强化服务职能，弱化管理职能；要按照政企、政事分开的原则，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来。二要把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与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结合起来。农村乡镇事业单位占乡镇行政组织的80%，各站所设置过多、过散，人员严重超编，体制不顺，部门干预严重，这些都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改革。三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要紧紧围绕“有利于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办真事”的原则进行大胆探索，可以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步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将其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相对于日本基层农协）或将乡镇党政合一，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在村一级，要抓紧做好撤村并村工作，压缩村级干部人数，加强村民自治。 （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2、要以转移支付维持基层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和村级自治组织的运转存在一定困难，对此，中央财政应适当转移支付以保障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3、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支持的转移支付力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困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 4、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要认真清理乡村债务，摸清底数，分清责任，区别情况，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当前，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新的不良债务。 一是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实施意见。这次竞争上岗活动从年初局党组就开始酝酿准备，为搞好这次改革，首先，由分管局长带队，深入各镇街进行调研，了解掌握基层司法行政队伍的现状：有的司法所长年龄和文化结构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缺乏竞争机制，队伍生机与活力不足，个别司法所长政治业务素质低，已经不适合担任相应职务；其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借鉴和学习其它兄弟单位的经验和作法，结合司法行政工作的实际，制定出了*市司法局关于基层司法所股级干部竞争上岗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对竞争上岗的指导思想、范围和条件、职数设置、方法步骤等做出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三是对实施意见（讨论稿）进行研究论证，几易其稿，反复讨论，并向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做了汇报，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确保了实施意见科学规范、切实可行。三是广泛征求意见，评价全面真实。为保证对每个参选人员有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评价，竞争上岗中，还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竞争人员进行三方面评议，并按基层司法所全体工作人员、局机关科室负责人分值占30；镇街党委分值占30；局党组成员分值占40的比例折算出每个人的得分。在竞争演讲中，也按百分制计算出个人演讲得分。同时，按民主评议得分占40，演讲得分占60折算出个人得分，根据所设职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取得任职资格人员。四是坚持三个原则，实行阳光操作。即坚持了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原则；坚持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的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整个竞争上岗活动全部公开透明，所有环节均实行阳光操作。为制止托人说情之风，还实行了局党组通报制度，即局党组成员之间对托人说情的互相通报告知，对有此行动的竞选人，局党组实行一票否决。整个竞争上岗过程中，无一例托关系说情情况出现，有效制止了竞争中的不良风气，使每一位参选人员都站在同一起跑线，平等地参与到竞争去。五是组织严密细致，竞争上岗圆满成功。专门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局长*同志任组长，其它党组成员为成员的竞争上岗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竞争上岗工作。制定出了竞争上岗实施方案，将整个竞争上岗分为制定方案、宣传发动、报名自荐、民主推荐、初先入围、竞争演讲、公示结果、确定岗位八个步骤，并将时间细化到具体每一天。同时，还邀请市委纪委、市委政法委、市人事局的有关领导参加动员大会、竞争演讲评分等各个环节。整个竞争上岗有条不紊，从7月26日开始，10天内全部圆满结束。 基层司法所实行竞争上岗经验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来看，这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它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职能替代者。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控制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但作为新的市场管理参与者，温州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变得敏感。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但是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新生力量的复活 2004年7月19日下午四时，广州东方宾馆门口热闹非凡，一片喜庆气氛。 酒店前已经停满了各种豪华汽车，但是车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开来，负责接待的酒店服务生忙碌着开车门，做着“请”的动作。各种彩旗和硕大的气球在微风中荡来荡去，伴着乐队欢快的乐曲，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活动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 “真是大手笔！”一位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啧啧称奇。 “你不知道吧，据说这些钱全部是广州温州商会筹措的，好几百万呢！” “这是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我们那里的市长要来参加都被这边拒绝了！” 据了解，这次商会年会上，广东、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广州市和温州市政府领导，全国各地驻穗办事处领导都来捧场。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年会有如此的规模，在中国恐怕还是前所未有。 此次年会主要围绕“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务实创新”的主题展开活动，期间进行了温州招商项目推荐会、年会会长座谈会、广州财富投资项目推荐等。加强异地商会之间的联系，同时政府借此加大招商力度，成为年会的主要目的。 据了解，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经达到93个，另外还有9个城市正在筹建之中。在温州本地，到2004年上半年为止，温州共有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14家，占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王文介绍，目前全国登记的社团有14万多，其中行业协会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近几年新批的社团，基本上都是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大部分属于政府管理体系，被称为“二政府”，并不是真正的行业协会。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1988：复活 清朝光绪32年1906年是一个动荡颓败的年代，而在温州一种新鲜的力量开始滋生。 光绪2年（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量洋货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了自保，一些行会开始出现，称为同业公会。 根据戊戌变法以后商部奏定的商会章程，为了“保卫商业，开通商情”，清光绪32年温州府商会成立，它的发起者是酱园、典当、钱庄、药业、木业、布业等六个同业公会。 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就此开始。 曾专门对温州商会进行系统梳理的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向经济杂志提供了如下数据：自温州府商会成立后，旧同业公会最鼎盛的时期数量达到103个，温州在建国前夕尚有98个同业公会。 温州商会一直是民间组织，但到了近代，温州商会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民间社会。 1930年国民党政府开始控制温州商会，安排亲信担当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工商联取代了商会，商会的性质、功能发生了完全的转变。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特别是1958年“反右”以后，同业公会完全停止了活动。 沉寂近40年后，温州商会再次复活，并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温州商会的再次复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温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但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假冒伪劣质产品充斥市场。 如温州的劣质皮鞋“享誉全国”，甚至在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上也恶名远扬，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皮鞋。 眼看温州的鞋业就要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自发性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当时确实没有办法了，几十块，甚至几块钱的皮鞋怎么不会一穿就破？如果我们协会、商会不带头这样做，恐怕温州鞋业这块牌子从此就砸了！”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理事长陈锡强说。 温州的另一个重要行业服装业也是如此。 1994年前后的温州服装已经进入到恶性竞争的阶段七、八十块钱的西服满街都是，各种牌子都有，很多衣服品质低劣，一扯就破。 奥奔妮服饰公司董事长郑晨爱说，在那个阶段，虽然有的企业也在努力，但是人们不相信你温州也会生产好衣服，整个行业的形象更差，没有一个能够叫得出去的品牌，“连上海的大商场都进不了”。 “这是大河和小河的关系，为了拯救温州服装行业，服装商会必须成立！”郑晨爱说。 “你知道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吗？以前我们是害怕说自己是温州人，别人都怕和温州人打交道。可是现在我们说自己是温州人、是温州商会的人，从商人到政府官员都会多看几眼。”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感慨地说。 政府管理的替代者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市场经济来看，这并不具有成本上效率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人财力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 五金商会主要对新产品的“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及“包装设计”进行维权认定。企业研制的新产品，经商会维权委员会登记、调查、测试合格后，由专家鉴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确定维权期限，并在报刊上进行公示、通告，发给维权证书。 据了解，维权几年以来，商会共维权280多起，但是仅发生侵权行为12件，而且通过维权委员会调解，侵权单位都是主动销毁模具。 让人惊奇的是，一些商会主动邀请质监部门直接上门来年检，温州的眼镜、皮革化工等商会，甚至与质监部门或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分别建立各自的质量检测中心站。这在一些政府性行业协会看来都是躲都躲不及的事情。 湖北省服装协会秘书长毕焰说，目前他们还没有在维权、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而政府现在还没有一个整体规划。 “温州商会的维权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根本不像其他地方，由政府出面进行维权。”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秘书长邵颖说。 事实上，在温州许多事情政府出面，即使花费更大的成本，也是很难有效果。 温州打火机市场曾经自相残杀，劣质打火机四处泛滥，据温州市政协主席，前常务副市长蒋云峰说，“别人的打火机钨丝粗细度是11.5，我们的就是8，有的做到5甚至4，一烧就断”。 针对此，当时的烟具行业协会要求，如果你要进入打火机市场必须要通过协会组织的检测中心，但后来还是有人暗地生产，没办法大家就将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当时有人提出来，表面应付公约而暗地里依然在生产劣质打火机的怎么办呢？ 一着急，大家就发了诅咒：“谁用4或者5的钨丝就是狗养的，不是人生的。” “显然，这些不是政府强制能够起作用的，温州人天生爱面子，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你根本不会在其他地方的政府性行业协会中看到这样的处理问题方式，而且会取得效果！”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笑道。 温州商会还是一个互助性组织。 1994年8月，17号台风袭击温州，温州灵昆岛上得伊莉莎、金发、夏梦等服装企业受到重创，得到消息后，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立即决定前去灵昆岛慰问。“当时没有桥，先坐轮渡，再坐岛上的惟一交通工具农运拖拉机。” 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说，曾经服装商会的一家企业因为邻居失火殃及自己，商会紧急召开会长大会，现场就捐了5.8万元，没有一家企业不慷慨解囊的，企业三个月后就恢复生产。 以前这些都是政府统一组织的，一些救助活动也要组织好长时间，但是商会却在最短时间帮助了企业。 集体力量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据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说，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温州商会成立。安阳市委破例把成立仪式放在市府大楼前，而且特批500多条庆祝成立的横幅悬挂在安阳各主要街道，这在安阳历史上是没有的。当时工商局就不满意了，准备发难，可是当听说是温州商会，而且除市长因公外，其他市委领导全到场，市委书记还亲自揭匾，就只好作罢。当地电视台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将商会成立放在头条，而将政协会议召开放在后面。 “现在只要是各地温州商会成立，当地政府要员都是拼命欢迎，大开各方面的绿灯！” 陈金楼说。 1997年四川省温州商会成立的时候，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大力支持。 全国首家民间异地商会昆明温州总商会成立准备期虽然历经波折，费劲口舌，但是会长张国光告诉经济说，成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是悉数前来捧场。 武汉温州商会会长周冠成在武汉同样是政界的红人。 周冠成告诉经济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要求湖北省邀请国内国外五个人来谈如何发展武汉市的民营企业。其中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仅为8分钟，但是在谈的时候，周冠成一个人就给了40分钟。 更让周受宠若惊的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上任后13天，就找到周冠成商讨武汉企业的发展问题。 现在周冠成参加湖北省、武汉市的各种会议。“有时候太忙了，今天还在温州，明天武汉开会，还必须赶回去！”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岳清告诉经济杂志记者说，他们全力支持内蒙古温州商会，“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将此归结为地方政府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温州商会带给他们的是税收、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好处，从交易角度考虑，自然会多加照顾。 据温州市协作办主任蔡永进提供的数据：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积投资达到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 有政府的热捧，温州商会在各地办事如鱼得水。 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说，只要有事情需要市委领导解决，商会都会出一个和政府文件一样的商会文件包头温州商会文件，格式即是内（蒙古）包（头）温字某某号，然后请领导签字就可以，“领导很爽快的！”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占据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于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企业的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包头温州商会会长常务副会长何经鹏至今仍难以忘却自己在包头的经商经历。 何有一家编织厂，规模一直不大，1994年以后一家媒体对何的工厂做了点宣传。没想到第二天何经鹏就傻眼了。工商税务全部上门来查账，原因是既然你何老板这么有钱，就应该来查查，“一年六次啊！虽然我们是守法经营，但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 后来何经鹏加入了包头温州商会，他的烦恼终于有了了断。“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感到有多大作用，后来经过商会协调，作用还真大！”何经鹏目前已经成为政协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你知道吗，我现在和以前查我账的那些工商税务的局长坐在一起，很好协调，根本不像以前。我也有了政治地位。”何经鹏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本土化与国际化接轨 一个关于温州商会的传言说：很多人在见到温州市领导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市领导。 “民间毕竟就是民间，市长就是市长。中国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温州市总商会副会长吴祖联笑着说，不过商会到国外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通常老外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和政府官员握手。 温州商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有时是不可替代的，其中经典之作是反击欧盟对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行动。 2002年6月28日，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反倾销”案件，政府不能介入，而且不能在一些相关场合出面，而周大虎他们从未经历过此事，对“反倾销”一无所知。 2004年7月14日，当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后，周大虎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依然感慨万千。 “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 “大家这样一听，更炸了锅。但是不打白不打，不打白挨打。商量后，大家觉得还是只有协会出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协会是民间组织，不是政府部门，而且可以集结力量。” 但在请专家、律师以及启动资金筹钱捐款的时候，20多人在会议室里面僵持住了，谁也不肯第一个掏腰包。“有人给我说，大虎，你不要在最前面捐款，你如果出多了，你让我们后面的怎么办。” “没办法。看来还是要我会长带这个头，于是我捐了10万！” 后来这次捐款有近百万也成了第一批打官司的启动资金。开始参与的有20多家打火机企业，最后定下为16家。经招标，协会选择了最贵的一个国外律师。 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当时我们只知道胜诉的感觉真好，后来才通过媒体知道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周大虎说。 还有一个让温州打火机企业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协会出面组织温州打火机企业带来的胜诉，现在不管到哪个地方、部门，十个人有九个人知道温州打火机。“这是我们协会、行业花几千万广告都得不到的效果”。 17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