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使用社交媒体、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研究.pdf

【政治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中 以人民为中心 的公共利益达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年度专项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创业促进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作者简介：姜艳（），女，安徽肥东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东盟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区与社会工作。公众使用社交媒体、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研究姜艳（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桂林）摘要：目前，我国政府正在应用社交媒体来提供补充性的信息传播、沟通渠道，使公众能够方便地获得政府社会治理工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文章利用 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运用 软件做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显著正相关；（）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与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和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项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证明了三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又与国外相关研究做了详实的对比，丰富了现有的文献资料。关键词：政府社交媒体；政府信任；政府透明度；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3）00 一、引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构成要素。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众多，而且不同学科关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经济学从成本和绩效的视角研究，心理学从公众心理特征的视角研究，政治学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研究。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学探究政府信任产生的各种来源：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1，社会经验和社会化，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以及对政府透明度的看法都与政府信任的产生密切相关。政府信任的形成，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互动的一种良性关系，是政府取信于民的过程，政府履行责任达到公众的预期就能获得拥护和信任。当然，政府舆论传媒对政府信任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公众从大众媒体和社会交往中获取的关于政府的正面信息越多，越容易影响个人的判断，激发对政府的信任和积极情绪；相反，如果获取的政府负面信息越多，则易产生对政府的怀疑、不信任和消极情绪，这种心理影响可能会发展成为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社交媒体在各级政府中迅速广泛传播，不仅因为它们具有更便捷的使用体验和更好的公众参与潜力，而且因为它们能改善政府绩效和政府透明度。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提升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一些学者认为，公众在政府网站上使用信息服务与满意度正相关，进而与信任度正相关；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存在这种关系。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效性、可访问性、响应性和满意度陆续被视为中介变量1。但是，构建的社交媒体信任模型，大多数是对静态政府网站上的信息和服务方面进行研究，很少有从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政府信任之间互动关系视角开展研究。虽然也有文献在理论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203 年 月（第 期，总第 3 期）,203(No.,eneral No.3）社会科学家203 年第 期上对感知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关系进行过讨论1，但是缺乏实证检验的证据。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二、文献回顾（一）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和感知政府透明度良好的政府透明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要保证信息的完整性，政府可以通过积极披露其相关活动和决策的信息，使公众能够方便获得完整的政府报道信息来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是提升信息的可理解性，公众在有效了解政府活动之前不会意识到政府的透明度，因为产生透明度感知是对整个事件履行过程的感知，而不是一个截面的时间点上信息能够形成的。所以，政府透明度可以被描述为“公众能够接触政府机构和官员以及了解政府正在做什么的程度”。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使政府能够增加双向信息共享，越来越多的政府信息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此同时，公众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政府信息。公众利用政府社交媒体不仅能够彼此互动，而且能与政府机构和官员互动。另外，社交媒体的多对多关系结构促进了公众之间的知识共享，不仅包括使用政府社交媒体的用户，还包括通过政府社交媒体建立联系的非用户1。通过这些方式，公众可能会感受到政府更大的透明度。当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时，就能够更频繁地接收关于政府正在做什么的过程信息，从而感知更高水平的政府透明度1。据此分析，提出假设：假设：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感知政府透明度正相关。（二）感知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信任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信任为一种心理状态，包括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接受脆弱性的意图。”1学者们同意风险和相互依存是信任形成所需的基本条件，试图理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便找到通过更好的公共绩效和管理来恢复和提升信任的方法。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以通过三个信任产生模式来创建、维持或恢复：基于制度的“制度信任”、基于过程的“委托信任”和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信任”，其中“制度信任”和“委托信任”与公众与政府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互动的背景最为相关1。以上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解释了公众如何建立对政府的信任，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公众拥有更多信息会有助于增加其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与之前未能阐明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假设人们只有在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时才会信任政府。负面信息即政府违背公众最佳利益（）的信息，可能会增加潜在损失（）或遭受损失的机会（政府不可信的概率：），从而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1。既有文献证明，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之间的负面关系可能是由文化价值观或政治环境造成的，然而政府不太可能通过社交媒体自愿传播关于其糟糕表现的信息，并且可能会控制社交媒体关于政府的内容。另外，有学者讨论了公众感知政府透明度对政府信任存在的积极关系，但遗憾的是没有在研究中测试这种关系。提高政府透明度可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为政府透明度有望通过告知公众政府如何为他们工作，从而提高公众对政府的委托信任所获得的收益概率（）。综上所述，提出假设：假设：公众感知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正相关。（三）感知政府透明度的中介作用信任可以理解为一方（文章中的委托人：公众）在特定背景下（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对另一方（接受者：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态度，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影响态度的社会因素。在心理学中，态度被认为是信念和结果评估的函数，也就是说，信任可以通过对特定环境下预期结果的信念和评估来形成。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比如公众对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信任，可以理解为他们对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态度，这是由他们对使用政府社交媒体的预期结果的评估所形成的。现有的政府社交媒体信任模型将有效性、可访问性、互动性、满意度视为中介变量。但是，国内还没有实证测试感知政府透明度在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服务和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政府的社交媒体有助于实现政府透明度、公众参与和协作。据此推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由他们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时增加的对政府透明度的看法决定的。所以文章认为公众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时通过其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提出假设：假设：感知政府透明度，在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提出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见图）。图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文章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马得勇教授课题组主持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年版）。该数据为公开数据，可以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官方网站上免费下载。调查时间为 年 月，调查中从问卷网收集样本 份，从微信、微博等渠道搜集样本 份（已清理剔除不合格样本），合计可用样本量 份。调查对象年龄都在 岁以上，男性占比，采用李克特 点计分。尽管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是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的，但它适合于本研究，因为它包括了与政府社交媒体服务相关的一些题项。研究模型中有一个外生潜在变量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个调查问题用于衡量结构。有两个内生潜在变量公众“感知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感知政府透明度”是指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态度，由 个调查问题对其测量，“政府信任”由 个问题测量。（二）测量工具与测量方法文章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因为文章中的研究模型包含三个潜变量，所以用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更全面地展示潜变量、观察变量及残差变量的变化。另外，文章使用 软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如上文所述，公众感知政府透明度潜在变量只有两个测量题项，软件做结构方程模型时通常要求用三个或更多的题项测量一个潜变量，所以 软件不适用本研究。第二，原本 软件也可选择，它不仅能够处理具有多元非正态性的数据和具有形成性指标的结构模型，还能够处理仅有 个题项测量一个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但是，文章在模型分析的后期考虑到要加入多个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被视为观察变量，在 软件使用中添加控制变量遇到了一些技术困难。最后，通过尝试并最终选择 软件顺利解决以上两个技术分析上的难点问题。四、数据分析结果（一）测量模型分析三个潜在变量（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政府信任）都有各自的测量题项，它们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量都大于，组成信度基本都大于，说明问卷的题项信度良好。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大于，都在可接受的范围，说明每个潜变量都有收敛效度。根据 （）的建议，区别效度检测矩阵中对角线上放潜变量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开根号值，下三角放潜变量之皮尔森相关，所有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皆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变量的标准化相关系数，说明具有区别效度（见表）。（二）结构模型分析首先，标准化路径系数能够反映变量之间影响程度的大小。对政府信任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感知政府透明度（，），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其次，内因潜在变量的能够反映模型的解释力。政府信任被解释的方差占比比值是 （），超过了最低标准，说明文章的概念模型具有中等水平的解释能力（见表）。另外，模型拟合度的评估指标也达到了临界值，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结构质量（见表）。公众使用社交媒体、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姜艳社会科学家203 年第 期结构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代数符号都是正的，符合研究模型中提出的理论假设。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他们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有着积极而显著的关联，而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又加强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假设 （，）和假设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公众感知到的政府透明度和对政府的信任之间的结构性路径是积极而重要的，这是模型中最强的关系，假设 （，）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见表、图）。表信度、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分析表潜变量题目数量因子载荷量组成信度收敛信度区别效度 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政府信任；对角线粗体字为平均方差萃取量（）之开根号，下三角为潜变量之皮尔森相关。表研究模型假设分析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非标准化系数标准误非标准化系数标准误标准化系数值*检验结果支持 支持 支持 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政府信任；*，*，*。图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政府信任；箭头上的数字是标准化回归系数。（三）中介效果分析学者 使用 年美国电子政务调查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看法，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和政府信任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并且引入控制变量以后，原模型中公众使用社交媒体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的显著性消失，换句话说，公众感知政府透明度在公众使用社交媒体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的是完全的中介作用。为了验证他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做同样的实验，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之对比。控制变量包括了几个社会心理学变量：受访者的政治身份（“党员”，“非党员”）、政治意识水平（“低”，“中”，“高”）。几个人口学特征变量：年龄（“岁以下”，从 岁每 年增加 个单位，最后是“岁及以上”）、性别（“男”，“女”）、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硕博士”）、收入（“万及以下”，“万”，“万”，“万”，“万”，“万”，“”，“万”，“万以上”）和职业（“在政府部门工作”，“不在政府部门工作”）。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以后，模型拟合度发生了变化。减小了、减小了、减小了，这三个指标减小说明拟合度更优了。另外，和 这两个指标的变化也在可接受的范围（见表）。使用 抽样（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见表）描述如下：在没有控制变量限制的情况下，模型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果占比。间接效果（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信任政府）值为，它的 置信区间 不包含，说明间接效果显著。直接效果（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信任政府）值为，它的 置信区间 不包含，说明直接效果也显著。引入控制变量以后，模型仍然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果占比为。显然加入控制变量以后，模型的间接效果减少了，直接效果的显著性有所降低（估计值标准误由 减小到），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性消失的程度。另外，在 和 的研究中提到控制变量的政治身份 （）*、年龄（）*、教育程度 （）*分别与政府信任相关，其他控制变量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年龄 （）*、政治意识水平 （）*、政治意识形态 （）*分别与政府信任相关，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见图）。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概念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评估指标临界值（，）（前）检测值（后）检测值变化量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无控制变量总效应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显著性*置信区间下限置信区间上限效应占比检验结论部分中介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有控制变量总效应*部分中介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注：（）；（）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图引入控制变量以后概念模型分析结果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政府信任；箭头上的数字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里数字是标准误。公众使用社交媒体、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姜艳社会科学家203 年第 期 五、结论与讨论（一）结论文章探讨了公众如何使用政府社交媒体让他们更加信任政府的这个问题。利用 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运用 软件做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这一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文章发现，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感知政府透明度显著正相关，进而提升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文章还发现，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他们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使用政府社交媒体过程中对政府透明度的看法所导致的，呈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文章通过使用最新的调查数据来探索社交媒体在建立政府信任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推动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交媒体应用研究。研究模型同时测试了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感知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认为，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了解到政府正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进而感知政府执政能力和透明度，最终对政府信任产生评价。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建设政府社交媒体平台，给公众提供优质的政务服务和及时发布政府信息，是提高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和构成政府信任的重要途径。（二）讨论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服务更频繁地与公众沟通，让公众了解政府为实现其最大利益所做的事情，促进与公众的良性关系，增加公众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当公众通过社交媒体与政府建立联系时，会认为政府是一个更大的“在线社区”的一部分。在这个社区中，公众不仅与政府机构和官员建立联系，而且与其他不积极使用政府社交媒体的公众也建立了联系，这是因为任何进入政府社交媒体网站的人都可以看到他人与政府或官员进行互动交流的记录。研究的结果和 、的研究结果对比，相同的结论是实证数据都证明了感知政府透明度的中介效应。但是，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认为感知政府透明度是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政府信任的完全中介变量，而且政治身份、年龄分别与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教育程度、收入分别与政府信任显著负相关；而我们的研究认为中介效应并非完全中介，乃部分中介，同时政治意识水平和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年龄与政府信任显著负相关，性别、政治身份、收入和职业与政府信任相关性不显著。以上中外研究结果的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中西方政治体制差异造成的。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政体，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在这种约束力下，媒体能把所有的政治系统都置于自身的监督之内，包括总统与国会要员，从制度建立角度看比较透明，公众可以了解政府行为并评判政府绩效，这也是外国公众获得政府信任感知的主要渠道。相反，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高层政府有能力调动力量客观传播政治信息，在国民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高尚、利民、亲民的政治形象，自然提升他们的政府信任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政府执政为民，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我国公众的政府信任来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只依靠媒体渠道获取。政府社交媒体是传播政府信息的有效手段，为公众提供了及时获取最新政府信息的机会和渠道。反过来，公众也会感受到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联系更多、更容易了。这种与政府有联系的感觉会增加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也就是说，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会强化政府透明度的观念，从而促进其对政府基于制度的信任。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也会受到他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诚然，公众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与他们对政府信任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有学者提出过公众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互惠关系，认为完全合理的互惠关系让“政府信任影响公众活动”，因为参与活动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信任。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对政府高度信任的公众很可能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服务。然而，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可能导致公众与政府接触，以便他们能够监督政府的活动。虽然公众对政府信任与使用政府社交媒体之间因果关系的调查超出了研究的范围，但是我们也尝试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测试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使用政府社交媒体的公众与不使用的公众之间对政府信任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最后，文章中提及的政府透明度概念，其本质是公众通过访问政府社交媒体感知到政府主动披露行为以及信息操作的可见性。可是，透明度本身是一种复合结构，它包含许多方面，比如包含信息容易被公众所理解。例如，政府虽然可以传播信息，但是除非公众理解信息，否则这种信息也是无用的。迫切需要全面衡量透明度的其他方面，以便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有效地指导政府在建设电子政务服务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必须应用信息技术，通过电子政府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参考文献1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王丽娜，马得勇新媒体时代媒体的可信度分析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3李鹏，柏维春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行政论坛，（）：4，.，（）：5，.，（）：帅满，罗家德，郭孟伦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上官酒瑞新媒介赋权与网络政治“悖论”.宁夏党校学报，（）：，？.，（）：1游宇，王正绪，余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研究：民主政治的环境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薛可，余来辉，余明阳媒介接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中国网民群体的检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责任编辑：粟红蕾助理编辑：刘晴晴公众使用社交媒体、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