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从法国家庭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底层逻辑讲起.pdf

社会2023 4摘要：个体化常被当作生育率衰微的重要原由，二者的反向关联借由全球诸多国家的人口演变轨迹暂时得到承认，却在法国家庭政策成功实现生育反弹的历程中被消解。这一历程围绕对待家庭个体化的态度分为前后两段：20 世纪 60 年代末之前，以压制个体意识、重塑家庭秩序为核心理念，结果是婚姻家庭越发多变，生育水平不升反降；自 70 年代起，法律政策转向顺应个体诉求、尊重个人选择，同时又在经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上注重对弱势个体的帮扶和对强势个体的监督，由此带来了从 90 年代至今的生育水平的回升。后一段的经验投射出法国学界与政界对个体化两重意涵的充分认知：一方面，接纳且善用个体化展现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防范且遏制个体化导致的不公正。由此，在家庭政策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兼顾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底层逻辑，并以此为准绳一以贯之地进行政策的修缮和执行，最终疏通个体化对生育率的阻滞。这段历史不单旨在呈现具体的措施，更在于追问如何恰切地借助政策介入来扭转个体化对生育的抑制，以此为徘徊在崎岖路径上的各国提供思路和启迪。关键词：个体化生育法国家庭政策底层逻辑Is Individualisation an Obstacle to Fertility?A Discussion on theEvolution and Underlying Logic of French Family PolicyWU Zhen吴真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从法国家庭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底层逻辑讲起*作者：吴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Author:WU Zhen,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E-mail:*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家庭个体化背景下法国生育反弹的理论、实践及启示研究”（22BSH049）的阶段性成果。This article is sponsored by“Theories，Practice，and Inspirationon Fertility Rebound in France under the Family Individualisation”（22BSH049）of the National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感谢肖瑛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社会20234CJS第 43 卷154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Abstract：Individualisation is oft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ause for fertilitydecline.The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isation and the fertility ratewas tentatively verified by the demographic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many countriesaround the world,but it was questioned during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family policies in France which had led to a rebound in fertility.This process,revolving around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individualisation of family，could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The first stage occurr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1960s.Thecore concept was to suppress individuality and revive family order.As a result，theinstabilit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gradually increased，and the birth rate did not risebut fell.The second stage began in the 1970s with a new shift of law and policiestowards accommodating individual demands and respect ing individual choices.Thegovernme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ssist vulnerable individuals in the redistribution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This had brought about a rebound in fertility sincethe 1990s.The experience in the latter stage refl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nch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on 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individualisation.In theface of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individualisation，they advocated accepting andmaking good use of the initiatives exhibited by individuals，and thus introduced aseries of regulations and measures to ensure his or her autonomy in marriage andchildbirth.However，in the face of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individualization，attempts were made to level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 terms of gender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urb social injustice.As aresult，an underlying logic of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fairness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French family policies.The Frenchgovernment has used this as a criterion to consistently adjust and implement lawsand policies，and ultimately eased the fertility decline issue set by individualis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not only to present specific measures for encouragingbirthrate，but also to explore appropriate policy intervention to reverse the impact ofindividualisation on fertility，so as to provide ideas and inspiration for countries thatare still trying to find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Keywords：individualisation，fertility，France，familypolicy，underlyinglogic一、引言：个体化与生育率的谜题历史上，个体意识的崛起曾被视为干扰固有秩序、引发社会危机的155社会2023 4始作俑者（Roucloux，2006：185-211）。时至今日，这一看法依然流行：当人们将生育率的持续走低看作一场危机之时，作为个体意识崛起的社会性表征，个体化进程便常背负着解构家庭、抑制生育的名声。近两百年来，伴随着现代社会的生发与演进，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均在经历生育水平不断下滑的过程。1为此，有西方学者提出，生产方式及其变革颠覆了个体从属于家庭的传统惯习，打破了以血缘延续为单一目的的代际生息节律，导致个体生育时间的推迟、生育次数的减少和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J wiak and Kotowska，2008：225-236；Ehrhardt andKohli，2011：35-64；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138-147）。在中国，同样的情形也在显现：尽管独生子女政策于 2016 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同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和 2021 年落实的“三孩政策”均未促成新生儿数量的持久增长，人口出生率反而从原先的13.75间断式地跌至现今的 7.52，2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已开始遭遇人口再生产的滞碍。与西方学界相仿，中国学界同样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导致生育率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观念的萌生和强化。不少学者认为，较之以往，现在的年轻一代更加强调个人发展和多元选择，无论这些选择是条件所限还是自我决策，都在削弱制度化的婚育模式和扩展独异化的生活路径，如此一来，便渐渐营造出一种带有个体至上意味的“低生育文化”（陈友华、苗国，2016：14-23；陈滔、胡安宁，2020：28-38；杨宝琰、吴霜，2021：36-46；穆光宗等，2021：89-97）。就这样，“个体化与生育率的反向关联”成为各国学者申述的论点。可是，就在我们对此论点笃信不移的时候，一个反例乍然浮现。如果在家庭领域将“个体化”解读为由个体意愿主导的婚育自由度的提升，3那么，人们脱离常规婚育制度的行动与意向便可用来衡量一1.如，18202020 年，西欧地区的粗生育率均值从 37.4跌至 10.2，美国的粗生育率均 值 从 55.2 跌 至 12.0（数 据 来 源：https:/ 年 6 月 20 日）。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 年 6 月 20 日。3.一种对“个体化”的误读是将其等同于个体的孤立化，以及将个体与家庭（或社会）视为相互对立和分离的两类元素。实际上，“个体化”的概念更多是在描述个体与家庭（或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并非意在与家庭（或社会）割裂，而是倾向于以行动主体的姿态来构建、改造和重新界定家庭（或社会）。156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转下页）个社会的个体化程度。基于这一考量，我们将日本和法国做一比照就会发现，以上提及的反向关联内存疑点。首先，从脱离常规婚姻制度的行动来看，20102019 年，日法两国的年均粗结婚率分别为 5和 3.5左右，年均粗离婚率分别在 1.7和 1.9上下；4另据日本内阁府的不完全统计，2010 年非婚同居家庭仅占日本家庭总数的 1.3%，5而法国非婚家庭的比例在同年已高达 44.96%，2020 年更是上升至 52.94%。6仅从这两类数据看，日本社会虽已经步入了所谓的低欲望和超单身时代（大前研一，2022；荒川和久，2022），但多数国民依旧仰赖以婚约为基础的家庭构建模式。相比之下，制度化婚姻在法国社会的导向性和稳固性早已趋弱，个体在组建和解除家庭关系上表现出更多的能动性和易变性。其次，在涉及脱离常规生育制度的问题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鄄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18 年的数据显示，日本的非婚生育率仅为 2.3%，而法国非婚生育人口已占当年总出生人口的 60.4%。7还有调查发现，接近 70%的日本人认为婚姻是生育的先决条件，但持同样观点的法国人只有约10%。8单就对以上信息的比照来看，无论是行动还是意向，在法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更多的个体有机会突破既有婚育制度的束缚，运用其自主效能来扩展家庭组织与生育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的个体化程度确实在日本之上。如果个体化会抑制生育，那么前者的生育水平理应低于后者。事实上，近二十年来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2.0，多次位居欧洲国家之首，9国内人口也以年均 20 万的数量稳4.数 据来 源：https:/www.oecd.org/els/soc/SF_3_1_Marriage_divorce_rates.xlsx，最 后 访 问 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5.数 据 来 源：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research/cyousa22/kokusai/pdf_zentai/s3_1.pdf，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6.数 据 来 源：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2381498#tableau-figure1，最 后 访 问 日 期：2023 年 6 月 20 日。7.数据来源：https:/www.oecd.org/els/soc/SF_2_4_Share_births_outside_marriage.xlsx，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8.数据来源：日本基金会调查报告，https:/ 年 6 月 20 日。9.有观点认为，法国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得益于移民，但此观点有所偏误：一方面，欧美国家普遍有庞大数量的移民群体，但能够达到与法国同等生育水平的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有学者已通过统计数据证明，在法国的新生人口中，80%90%属于本国157社会2023 4步增加，10其中，法国公民占绝大多数，且无论是何种种族，均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与文化延续的人力储备。与之相反，日本同期的总和生育率最高只有 1.31.4，再加上严重的老龄化，自 2009 年起，其人口负增长的态势便难以遏止。11日法两国的对比似乎动摇了之前中外学者有关“个体化与生育率具有反向关联”的判断，甚至会让人以为法国生育率的催高来自于个体化的推进。然而，如前所说，纵览全球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在通常情况下会随着个体性的萌生显现下滑的趋势。例如，当今一些发展较为滞后的非洲国家仍在用一夫多妻（Faye，et al.，2011：663-667；Thry，2020：123-134）、童婚早孕12等压制个体性增长的陈规旧习来维持极高的人口出生率。13而拉美、亚洲等新兴地区已开始对自身的传统进行反思与改造，并纷纷转向个体之于家庭的重塑。这种与西方工业国家相似的发展路径同样带来了婚育制度的松动和新生人口的减少，14也再一次印证了“反向关联”的存在。以上错综复杂的论据令个体化与生育率的关系愈发扑朔迷离。如果从线性且普适的角度承认前者对后者的抑制作用，那么法国就会成为一个特例：它既深度涉足个体化的进程，又免于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这一独特性不禁引人发问：在婚姻家庭趋弱和个体意识渐强的大背公民子女，这就直接驳斥了“移民贡献占比大”的说法（Volant，et al.，2019：1-4）。此外，法国在人口统计和管理上并不像美国那样突出种族差异，相反，其人口、教育与文化政策旨在借由祛除对不同种族的标注而试图达成各民族的融合。这一导向虽然常被认为带有强制性而受到批评，但避免种族区分的做法仍能体现法国社会反种族主义的努力。10.数据来源：https:/ 年 6 月 20 日。11.数据来源：https:/data.oecd.org/fr/pop/taux鄄de鄄fecondite.htm#indicator-chart；https:/ 年 6 月 20 日。12.具 体 情 况 可 参 见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与 人 权 中 心 报 告（https:/www.unicef.org/wca/media/2601/file/Le%20mariage%20des%20enfants%20en%20Afrique%20de%20lOuest%20et%20du%20Centre.pdf；https:/www.chr.up.ac.za/images/publications/centrepublications/documents/child_marriage_report_fr.pdf，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13.非洲积聚了全球生育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如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马里、乍得等。14.从 1950 年到 2020 年的数据看，全球各大洲的粗生育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数据来源：https:/ 年 6 月 20 日）。（接上页）158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景下，它何以能成功维持人口的再生产？为了探求其中的答案，有必要历时性地将法国的策略和理路（即其长期摸索建构出的最终使生育得以提振的家庭政策及其底层逻辑）作为切入点，来揭示背后隐藏的个体化与生育率的谜题。二、历史的挫败：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思路针对个体性的滋长与兴起，百年前的法国学者其实不乏忧虑和指摘。孔德（Auguste Comte）在 实证政治体系（Systme de PolitiquePositive）中提到，现代社会充斥的危机与混乱应该归咎于大革命激起的个体主义思潮，它使个体逾越了家庭的束缚，动摇了本应以家庭为基石的社会秩序（Comte，1851-1854：30、54）。在他看来，若要压制每个个体内心的利己和躁动，就必须回到男性主导、养家，女性服从、持家的父权制模式，这是为了婚姻的和谐与团结，也是为了子嗣的繁衍与养育（Comte，1851-1854：34）。与孔德相仿，勒普莱（Frdric Le Play）同样视父权为维护家庭秩序的根基。他极力推崇既能维系传统权威又适合现代社会的主干家庭，并主张借助此类家庭的牵制来抑制自由放任的个体（Le Play，1875：280-288）。有异于二者，涂尔干（Durkheim，1892：2-14）并不排斥诞生于工业时代和民主制度下的新型家庭，也不避讳公共力量和社会思潮对父权制的弱化，但在对待个体性的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伴侣关系和抚育责任的时候，他与两位前辈同样抱持提防与拒斥的心态：一方面，在他眼中，个体天然具有孤立、自私和冲动的一面，若要消解这些弊病，就必须依赖婚姻家庭的感化和罩护，因此，作为一种过度表达个体意志和有伤婚姻积极效用的做法，协议离婚理应被严格禁止（Durkheim，1906：549-554）；另一方面，在子女出生之后，夫妻双方的身份与作为父母的义务被牢牢绑定，由此凝聚而成的合作关系需超越个人对私欲和自由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代的成长提供物质支持与道德示范（Durkheim，2012：35、53）。当这些往日先贤各抒己见之时，法国的粗生育率正在从大革命初期的 29.4快速跌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3.28。15尽管这种令人担忧的生育危机并未成为他们讨论的重点，但从以上言辞依然可以察15.数据来源：https:/ 年 6 月 20 日。159社会2023 4觉，在那个以婚姻来决定生育合法性的年代，对夫唱妇随和百年之好的推许就相当于间接为提振生育开出“药方”。这不仅迎和了当时法律政策制定者的思路，还为他们指出了方向：只有通过消解个体自觉，特别是泯除女性脱离于婚姻的独立意识，才能巩固家庭的传统属性和繁育功能。（一）民法的系缚：以婚姻促生育在固化婚姻制度、重塑父权体系方面，1804 年颁布的 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觭ais）即随后改称的 拿破仑法典（CodeNapolon）早有实践（Maestre，2009：67-86）。虽然这部法典推进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进程，并部分吸纳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权原则，但女性并不属于该原则的施行对象，甚至在该法案的 1124 号条款中，她们与未成年人、智残人士一起被界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者”（incapacit juridique）。16由于女性无权接受高等教育、独立从事劳动、拥有私人财产和行使政治权利，所以，如果要在社会中生存，就必须依附于家庭和婚姻，更确切地说，就必须仰赖父亲和丈夫的供给（Halprin，2006：44-55；Desrayaud，2012：3-24）。这也正是拿破仑及其法典编纂者的授意。在他们看来，大革命唤醒了女性对个体性的渴望，使她们不再安于履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既定义务，由此导致新生儿数量连年减少，使本就因战争和内乱而紧缺的人口得不到补足。为了遏制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法典将“妻子必须服从于丈夫”17“女性之使命是为男性诞下子嗣”的表述（V覺ltzel，1975：437-441）植入诸多与婚姻家庭相关的律令。此外，尽管法典保留了 1792 年 9 月国民议会通过的有关允许夫妻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的法案（Sardon，1996：717-749），但为了打消已婚妇女挣脱家庭束缚的念头，其中的许多条款借由剥夺她们的财产管理权、独立社交权、以配偶婚外情为理由的诉讼权，18缩窄了她们自主生活的可能性，变相提升了离婚的门槛（Saada，2012：25-49）。波旁王朝复辟后，1816 年，路易十八不仅承认 拿破仑法典的有效性，还对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进行更加严苛的修正，即彻底废止了任何形式的离婚，试图用强制捆绑的手段维护中世纪式的婚育模式。这项标榜“贞女不更二16.法典原文参见：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406276n.texteImage，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17.引自于法典 213 号条款。18.引自于法典 230 号条款。160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夫”“一纸婚书定终身”的法令实施了近 70 年，直至 1884 年 7 月 纳盖法（Loi Naquet）的出台，离婚权才被再次写入民法，但该权利仅限于夫妻一方存在通奸、欺辱、暴力伤害等“过失”的情况下方可行使。19又过了 91 年，在第五共和国总统德斯坦（Valry Giscard dEstaing）的助推和时任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的主导下，以保护女性权益为宗旨的 韦伊法（Loi Veil）于 1975 年 7 月颁布。由此，沿袭了上百年的律例才被推翻，协议离婚的合法性最终得以确立。20在约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其实不乏有法学界、医学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为争取个体的离婚权而请愿。据统计，18161890 年，向法国司法部递交的相关信函共有 164 封。21?1848 年革命期间，更是有不少女性加入请愿队伍，其中，有人将终身制婚姻比作对非洲人的奴役，要求立法者应像废除“奴隶制”一样废止 1816 年法案。1902 年，就在涂尔干发表 斥协议离婚（Le Divorce par Consentement Mutuel）的四年前，知名律师亨利古龙（Henri Coulon）还曾以 论协议离婚的必要性和道德性（Le Divorce par Consentement Mutuel：Sa Ncessit，Sa Moralit）为题向议会提交草案，以期通过强调个体的婚姻自由来推动民法的修缮。22然而，这些诉求几乎都未得到回应。由此可见，与孔德、勒普莱、涂尔干等学界智士的认知如出一辙，彼时的法国政界也秉持着捍卫旧式家庭制度、压缩个体自主空间的一贯立场，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强化纲常伦理来维护社会秩序，更重要的还有出于军事安全和民族持存的考量，试图用“保婚姻”来“促生育”，以便从人力资源上应对来自邻国的威胁（Rosental，2010：17-25）。（二）政策的参入：借家庭保生育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历届政府采取的婚育鼓励手段主要包括两类：其一，用以上提及的硬性法律条文限制个体独立于婚姻和家庭19.资 料 来 源：法 国 政 府 官 网，https:/www.gouvernement.fr/partage/9375鄄le鄄divorce鄄est鄄retabli鄄en鄄france，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20.资料来源：法国法律官网，https:/www.legifrance.gouv.fr/loda/id/LEGITEXT000006068520/，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21.资 料 来 源：法 国 司 法 部 官 网，http:/www.justice.gouv.fr/histoire鄄et鄄patrimoine鄄10050/proces-historiques-10411/quand鄄le鄄divorce鄄etait鄄interdit鄄1816鄄1884鄄2240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22.资料来源：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809445p，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161社会2023 4的行动潜能，以此迫使他们专注于履行孕育和抚养后代的“天职”；其二，建立以家庭主义和生育主义为主旨的家庭政策体系，用怀柔和激励的策略提升民众的生育意愿。1918 年，在洛里昂（Lorient）、格林诺布尔（Grenoble）等地零星出现了向劳工阶层发放家庭津贴（Allocations Familiales）的站点，这也是法国家庭支援制度的雏形。23此后，作为劳动法的扩充，1932 年 3 月 11 日颁布的 朗德利法（Loi Landry）将津贴的发放范围扩大到全国，并要求所有企业主都必须参与支付“补偿基金”（Caisse de Compensation），借此对育有子女的雇工进行经济上的扶助。24?19381939 年出台的修正案一方面把数量庞大的农民家庭纳入补贴范围，25另一方面将津贴发放对象从所有家庭改为二孩及以上家庭，26同时增加了单薪家庭的津贴数额，以此鼓励女性多生多育，并引导她们复归“主内”的传统角色。1941年 9 月，维希政府成立了“家庭工作公署”（Commissariat Gnral laFamille），1942 年 5 月，公署将一些致力于家庭帮扶的民间组织“收归国有”。同年 12 月，又颁布了内含 家庭宪章（Charte de la Famille）的 古诺法（Loi Gounot），27再次强调了父权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生养义务，以及家庭的人口繁育和道德教化功用（Chauvire，2014：57-70）。这种政策上的复古主义直到第四共和国临时政府执政时期才有所松解。1945 年，在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总统的主持下，出台了三项重要改革：一是成立“全国家庭协会联盟”（Un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Familiales）和各 个“省 级 家庭 协 会 联 盟”（Unions Dpartementales desAssociations Familiales），在扩大地方职权的同时，初步构成以监督、协23.参见雅克比绍（Jacques Bichot）的 法国家庭政策历史与发展（Histoire et 魪volution de laPolitique Familiale en France）（https:/ 年 6 月 20 日）。24.法 案 原 文 参 见：https:/www.gouvernement.fr/partage/8735鄄loi鄄du鄄11鄄mars鄄1932鄄les鄄allocations鄄familiales鄄sont鄄instituees，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25.修正案原文参见：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00480678，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26.修正案原文参见：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00305301/，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27.法 案 原 文 参 见 法 国 法 律 档 案 网：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00516785/，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162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商、援助为主要功能的家庭支持网络；二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Rgimede la Scurit Sociale），并将以往各地企业主分散支付的基金合并到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国家家庭津贴基金”（Caisse Nationale dAllocationsFamiliales），这标志着法国家庭政策体系的正式确立；三是在计算所得税数额时，引入以子女数量和女性就业情况作为权衡标准的“家庭收支商数”（Quotient Familial），意在通过使多子女家庭和单薪家庭受益，变相延续维希政府巩固旧式性别分工模式的思路（Rosental，2010：17-25；Sterdyniak，2011：333-366）。二战之后至 60 年代初的政策，除了为女性提供产前津贴（Allocations Prnatales）和产后津贴（Allocation de Maternit）外，还在住房、妇幼保健和特殊教育领域增设了各类补助（Mouhoud，2019：1-14）。总体来讲，这些措施依旧秉承着以调动家庭效能来抑制个体需求的逻辑，试图借此促使家庭为人口增涨和国家发展效力。然而，无论是法律对婚姻制度的维护，还是政策对女性生育的激励，从整体趋势来看均似如水投石。首先，就维护婚姻制度的稳固性来讲，18161884 年，尽管民众离婚的意愿一度被民法强行压制，但自 纳盖法出台以来，官方登记的过失离婚数逐年上升，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都曾出现过“离婚潮”。28在 1975 年 韦伊法颁布（即协议离婚合法化正式生效）之前，法国年离婚数已难以遏制地从 1900年的 8 220 对上升到 1975 年的 61 287 对（Sardon，1996：725）。这说明，尽管 法国民法典为婚姻关系的解除设置了重重障碍，但仍旧无法阻挡人们打破现行秩序、满足个人意愿的行动。其次，针对生育的提振，各项法律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在家庭津贴出现前，将女性与婚姻硬性捆绑是历届政府采用的手段，结果却是总和生育率的连年下滑；在家庭政策推出之后，又恰逢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虽然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带来近二十年的“婴儿潮”，但此后的生育水平又迅速衰微。29一方面，由数据可见，“离婚潮”与“婴儿潮”几乎同步发生，这表明婚姻关系28.比如，一战结束后，离婚数从 1918 年的 9 841 对飙升至 1919 年的 19 465 对和 1920年的 34 079 对；二战结束后，离婚数同样从 1945 年的 37 718 对猛升至 1946 年的 64 064对（Sardon,1996）。29.数据显示，18001920 年，法国的粗生育率虽然偶有回升，但总体上仍呈下跌态势。两 次 世 界 大 战 之 后，法 国 总 和 生育率 最高分 别 达到 1925 年 的 19.34 和 1950 年 的22.24，但每次“婴儿潮”之后又会迅速下滑（数据来源：https:/ 年 6 月 20 日）。163社会2023 4的稳固与出生人口的多寡并无太大关联，因此，此前法国政府通过强化婚姻来刺激生育的做法并不恰切；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婴儿潮”的形成并非得益于第四共和国政府（包括临时政府）建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更可能与女性彼时还未获得避孕权和堕胎权有关，所以，当这两项权利分别在 1967 年和 1975 年得到法律认可之后，“婴儿潮”便即刻退却（Knibiehler，2007：11-17）。总之，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集中涌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令护卫旧式婚育制度、宣扬女性牺牲奉献的法律政策导向愈发显得不合时宜，由此也使得战后戴高乐政府在家庭领域的巨大投入鲜能换来提振生育的预期效果。三、晚近的经验：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修正如果说这些变革发生于法国 1968 年的“五月风暴”，那么在风暴来临之前，有两种迹象早已昭示了家庭政策的转向势在必行。一方面，右翼政府极近保守的姿态和社会日趋分化的现实让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青年一代向固守性别区隔和传统规范的国民教育体系提出质疑，他们开始诉诸个性解放，要求重建一套凸显自主权利的新秩序（Youenn，2008）；另一方面，知识女性队伍的扩大及其职业身份的建立促使她们反思“第二性”在家庭之外理应保有的个人诉求和社会价值，这种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引导女性纷纷加入反对复古主义的阵营，最终与左翼人士和 青 年 群 体 一道 推 动 了 公 共 领 域 和 私 人生活 的革新（Ferrand，2005；MFPF，2006：75-86）。与此同时，就在 1969 年戴高乐黯然辞职之后，青年与女性的行动逐渐令家庭组织的样貌与此前的固有形态渐行渐远。首先，在世俗化与个体化的进程中，民众对婚姻的必要性和持久性越发看淡：19701990 年，法国全国登记结婚数由 393 700 对减少到287 100 对，2000 年虽略有上升，但此后又降至每年 220 000 对左右。30同时，自1975 年起，登记离婚数一路飙升，至 2005 年达到峰值的 152 020对，而后逐年回落，但这也是因为结婚人数下降所致。31其次，取代传统30.数据来源：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4277624?sommaire=4318291#consulter，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31.数 据来 源：https:/jetournelapage.fr/divorce-france-information-utile/；https:/ 年 6 月 20 日。164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婚育制度的新型家庭组建方式愈加普遍。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只有约 5%的 男 性 处 在 非 婚 共 居 状 态，到 了 1981 年，该 比 例 升 至 11%（Villeneuve鄄Gokalp，1996：33）。自 90 年代起，非婚家庭进一步侵蚀婚姻家庭的主导地位，比如，在 1994 年，非婚共居的男女比例分别已达 31%和 26%，而在婚男女比例仅分别剩 47%和 54%。此外，非婚生育率也逐年上升：60 年代初，非婚生人口仅占新生人口的 6%，70 年代中后期为8.8%，到了 90 年代，此比例已达 30%，特别是 19861994 年，非婚总和生育率从 1.1 提高到 1.9，甚至超过了同年 1.73 的全体女性总和生育率（Villeneuve鄄Gokalp，1996：30-40）。由离婚和非婚家庭衍生出的还有单亲、单身、重组等各种新型家庭，这些家庭引发的财产分配、儿童抚育等诸多问题也一并出现。于是，如何应对“私人生活的崛起”（Segalen，2008：26）及随之而来的个体对家庭的改造和挑战，就成为法国家庭政策纠错与修正的起点。（一）法律的转向：女性与婚姻的解绑从历史的挫败来看，将婚姻神圣化、家庭规范化、女性工具化、生育目的化，均非有效之举，反而会使家庭政策的初衷和收效背道而驰。在个体不断推进家庭变迁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女性对自身作为“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氛围中，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政府自 20 世纪6070 年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