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对策.doc

-范文最新推荐- 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对策 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对策【关键词】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预防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到各个城市，外来务工队伍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特殊群体，在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城市和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外来务工群体流入城市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大，随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愈加复杂，如外来人口的安置、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等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城市犯罪中，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在逐步加大，其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作者试就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的现状、趋势、成因和对策进行探讨。一、外来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趋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公布数字显示：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占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总数的.，比年上升了，侵犯财产罪，占批捕总数的。据了解，近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逐年上升趋势。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占批捕总数的.，年批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占批捕总数的。全国检察机关自年至年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占全国批准逮捕总人数的。如某区检察院在20xx年办理的案件中，外来青少年犯罪在全区外来人口犯罪中所占的比例最高曾经达到52.6，状况堪称严重。分析外来青少年犯罪案件，呈现以下特点：1、案件类型以侵财型案件发案率为最高。在各类青少年犯罪案件中，侵财型案件占70.2，其中盗窃案件比例最大。总体来看，各类侵财型案件涉案数额一般不大，多为几千元数额，但是盗窃数额有逐步加大趋势，作案场所也由公共场所行窃向入室盗窃发展。同时，一般的盗窃案件有向抢劫犯罪方向发展的趋势，极有可能转化为严重侵犯人身权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愈发严重。2、犯罪形式向团伙化方向发展。由于青少年自身具有善于交友、重义气、喜欢从众的心里特点，加之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熏染，趣味相投、言谈投机使得青少年很容易形成小团体，一呼百应、是非观念不清、法制观念淡薄、缺乏鉴别力极容易走向犯罪。同时个体力量小、能力差、经验少，也使得青少年在犯罪时乐于结伙同行，以减轻恐惧感，也容易减少犯罪后的罪恶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来青少年多以同乡为聚集方式，一般居住地相对集中，逐步形成区域势力，成为解决个人纠纷的团伙势力。如在某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河南某地和安徽某地人员为集中居住的两个势力团伙，一次，双方中有人在同一火锅店吃饭，在吃饭过程中因琐事发生争吵，继而动了手，安徽这方的人吃了亏，第二天即纠集了七、八个同乡找到河南这边的人，河南人见势不妙，迅速喊来十几个老乡，带过来一麻袋砍刀，见到安徽人就砍，双方发生群斗，一20岁青年当场被砍死，另一人受重伤。3、犯罪手段向成人化方向发展。由于外来青少年远离家庭生活，较早地融入成人社会中，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更加成人化，很容易受到成年犯罪的利用和教唆。他们的犯罪由以往存在的偶发、稚气的特点向老道、狠毒的成人化方向发展，作案手段日趋成熟，由冲动性的犯罪向预谋性犯罪发展。特别是盗窃等侵财型犯罪中，预谋诡秘，组织严谨，呈现规模化和集团化特点。如某区办理的王某等八人抢劫、盗窃、销售赃物一案。其中最大的只有20岁，最小的15岁，共入室盗窃十余起，窃得现金上万元，还有金首饰、手机、邮票等物，销赃得款也达上万元。年仅17周岁的王某俨然是这个盗窃团伙的头儿，大部分时候他都亲自出马，其余人都听他的。每次作案约二、三个人出动，先采好点，哪几个人在外面望风，哪几个人入室盗窃，偷到钱物就赶紧跑，分工明确。这几个十几岁的少年胆大妄为，入室盗窃时手持菜刀，如有人进来即可采取威胁的方式。这群少年成天厮混在一起，将不义之财用来泡网吧、洗桑拿、上饭店整日吃喝玩乐，花完之后再去偷，靠此为生。4、犯罪主体多以流动性大、无固定职业青少年为主。外来青少年带着美好憧憬离家来到城市，而社会人口流动加剧也增加了寻找工作难度，加上一些青少年自身无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耐劳，在心理失衡、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意志薄弱者极易产生社会对抗心理，特别是看到身边一些人采取非法手段发起不义之财，便经不住诱惑，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些人员作案场所和区域流动性大，同时也给打击犯罪增加了难度。5、传统节日前成为侵财型犯罪的多发时间段。受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影响，逢年过节成为外来人口返乡的高峰期。特别是青少年务工人员更是念及家中亲人，每逢大的节日，如春节，更是他们离开暂住地回家团聚的时间。然而，由于一些人在外打工收入不高，怕回家无法向家人交代，便很容易产生走前捞一把的念头。于是，盗窃等犯罪一般在这个时间段在城市中成为多发高峰期。二、外来青少年犯罪的成因青少年自身的生理特征、社会辨别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等方面都处于不成熟阶段，缺乏辨别和控制能力，尤其是外来青少年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观念淡薄，加之其生活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很容易沾染不良习俗，从而极易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发生。分析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居住地社会治安不佳，生活环境差是造成犯罪的外部原因。由于受自我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从事具体工作区位限定，城市外来人口一般聚集在城乡结合部。这里作为城市发展和扩张的过渡性地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他们一般租借城市郊区人口的简易出租房屋，大多是多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合租在一块，其中难免参杂着一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员。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对生活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极为不利。城乡结合部人口流动性大，给相关部门的人口管理增加了难度，加之一些地方的主管部门对该地区缺乏长期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手段，使这里成为城市综合治理中的薄弱区域。城乡结合部大多成为城市犯罪的多发地带，犯罪率普遍较城市和农村地区偏高。在这种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居住于此的外来青少年由于缺乏辨别是非能力，极容易对某些不法行为盲目效仿，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受教育程度不高，结交不良朋友是产生犯罪的自身原因。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的良好教育、以及必要的生活约束对其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外来青少年大多是来自于农村，他们一般是初高中文化水平，为了家庭生计和自身的前途，较早地离开家庭，走入社会。由于脱离于家庭的管教，加上自我约束力差，他们大多形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无规律，交结朋友成分复杂，喜好结成小的生活圈子，很易被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特别是生活在同乡身份的朋友圈子之中，极易形成消费攀比、争强好胜、拉帮结派、江湖义气等不良行为，已经成为外来人口青少年团伙犯罪的重要特征。3、现实生活与预期相差大，是部分青少年走向犯罪的动因。走进城市中的青少年目睹富余的城市生活后，便自然地与自己所生活的贫穷相比较，心里容易产生不平衡。特别是经历自身劳动的所得还远不及城市的生活水平时，一些人心里上由羡慕逐步发展到嫉妒，便想到采取违法手段获取财富的目的，发生的盗窃、抢劫等案件大多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进行的。4、劳务纠纷是导致部分青少年犯罪的又一诱因。由于社会观念影响和社会劳动法制制度贯彻不力等因素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普遍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他们劳动报酬不高，而且经常受到包工头和业主的不公正待遇，拖欠工资报酬已不是偶发事件，为追讨工资而引发的犯罪案件近期不时见于各地。由于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加上自我法律意识淡薄，在自恃有理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采取违法犯罪的极端手段，以求得到自身利益的实现。分析这类犯罪的青少年，多是由于没有法律观念所为，一般主观恶意性不大。但这已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三、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外来青少年犯罪目前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治安工作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他们与成年人犯罪相互影响、互为结合，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加强对外来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找出防治对策，应该是社会各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实施社会整治工程。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扩展，外来青少年逐渐增多。政府应将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纳入社会治安的长效管理之中，构建对外来青少年成长的立体网络。在政府机构中，应设置管理外来人口（包括外来青少年）的专门机构，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起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学会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外来人员的犯罪，为外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利的社会法制保障。必须加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区的综合治理工作，针对多发性犯罪和苗头性违法行为，应及时研究对策。对外来人口要加强管理，不断优化社会治安环境，为生活于此的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对青少年犯罪应注重教育和挽救，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如对外来人口犯罪的审判，可以将法庭设在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组织当地青少年旁听庭审，寓教于审，创造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2、强化措施，使外来青少年生活和务工得到有效管理。党的十六大报告突出强调了社会稳定工作，提出了改进社会管理、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重要观点，为强化外来务工人口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高度重视外来人口管理工作，要把其作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应该建立统一管理、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对外来人口可以建立“谁用工、谁管理”、“谁租房、谁管理”管理方法，强化用工单位、业主和房主的责任制。要规范劳动职业中介行业行为、落实用工劳动合同制度。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正确引导他们用诚实的劳动服务于城市建设，达到个人劳动致富的目的。尤其是对青少年外来人口要在制度上保障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权益，可以组织开展优秀外来青少年评比等有益的活动，激励奋发向上的精神。3、调动一切因素，加强对青少年的管理和教育。要进行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重点，以培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教育活动，遵循规律，以人为本，抓住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青少年由于青少年处于成长和发育期，思想和观念都处于不成熟阶段，这个时期，对其影响最大的除了周围的社会环境外，自身家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于离开家庭生活的青少年，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及时与青少年家庭建立联系，随时通报其在外生活和工作情况，发挥其父母和家庭对其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应善于做青少年的知心朋友，建立亲情，赢得青少年的信任，以便随时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地方政府应为外来青少年创造学习生活环境，如建立外来工子弟学校、开设健康的文化娱乐场所等，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建立法律服务保障机制，对青少年务工人员的生活和就业十分必要。如开设外来务工法律维权站，及时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对青少年成长势必产生长期的教育效果。加强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青少年的管理，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系到城市改革的成败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只有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外来青少年问题，建立起多位一体的社会预防网络体系，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才能得以有效遏制与减少。 一种可能选择的制度安排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既表明高层塑造廉洁政府的迫切，也反映出一个体制转型国家，要在政府主导下建设一个市场经济，政府廉洁使命的繁重。经济转型中的廉政问题所谓繁重，是指在体制转型国家，政府与经济不得不保持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来得要比发达国家紧密。25年前，每个人每月吃多少粮食，穿多少衣服，都是国家计划的。从那个时代脱身，搞市场经济，也就是逐渐由个人、企业来解决自己的需求问题，自发的通过交易，形成前后左右相互需求的关系，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市场发育的过程。因为我们在这之前被计划惯了，突然要人自理需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市场经济就先由政府主导，比如改革之初，多生产的粮食钢材等等，你可以自己决定卖给谁卖多少钱，但前提是你得现把政府要的交了，政府好拿去给暂时付不起市场价格的个人和企业。在人与人、企业和企业还没拉上相互需要的关系时，即市场还在发育过程时，政府为这些交易主体的成长提供着稳定的交易环境，保持着发展与稳定的均衡。事实证明这是我国代价最低的市场化道路。这一点，不仅与前苏联改革的对比中已得到证明，而且我国年均9的经济增长奇迹也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但是，在经济学眼里，并没有全是收益没有代价的免费午餐。政府与经济较为密切关系，又使我国的廉政建设任务相当繁重。在市场秩序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而没有形成时，许多不该由政府维持的秩序依然需要政府来维持。我们不能指望每个维持秩序的官吏都是圣人，都尽心维持秩序而不干点别的事情。再说，计划经济除了留下贫穷外，它还留下原来用来管制经济的过多官吏。一定约束条件下，官可以靠政绩晋升来约束他们对经济的非分之想，而吏的晋升机会较少，吏跟官的最大化目标显然不同。因此。制度安排在建设廉洁政府时就显得尤其重要。在一个情况千差万别的大国，中央政府总结了计划经济因缺少激励、信息费用过高而失败的教训，选择了财政包干分成制度，给信息相对充分的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事权以激励，不仅改革和发展更加遵循客观规律，建设廉洁政府也更有的放矢。20xx年，我应邀在中央党校讲课，谈“政府价格”。内容就是我带人在浙江做三角洲观察电视节目时的观察。通过比较，我发现财政包干分成制度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客观上促使了各地政府纷纷降低自己的“价格”，注意廉政建设，以吸引投资发展经济。据说有中央领导接受我的看法，当年他去内蒙视察工作时就叮嘱当地党政官员，开发西部不要仅伸手向中央要钱，重要的是要让政府自己便宜下来。但是，我也注意到，即使是在同样的制度安排下，各地政府廉洁却呈现出较大差异。事情何以如此？浙江廉洁政府的激励何来20xx年，为创新政府电视节目我又去浙江。跟当地专家座谈和实地调查的判断是，那里的政府恐怕是全国相对较廉洁和便宜的政府。在一个资源相对贫瘠，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增长持续领先全国平均速度的就是证明。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价格很贵的政府会创造那样的经济奇迹。问题是，什么样的激励使浙江上上下下政府选择了降低自己价格，注意政府廉洁的呢？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选择，政府也是人，人总是趋利避害的，那是什么约束条件让浙江的大大小小政府觉得降低自己“价格”廉政，是不错的选择呢？浙江改革开放前，由于是海防前线，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国家自然在那里没有多大投资，国有企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和官员也相对较少。地方包干，地方政府要发送“GDP”政绩信号，要让自己手里多些钱花，只好靠民间私人商业经济来发育市场（浙江一些学者至今困惑，为什么重视市场的浙江，农村的土地承包相对要比全国其他地区来得要晚许多。我猜，浙江人多地少这个局限，让当地政府觉得农村改革并不能他们的“GDP”最大化）。靠发展私营经济来发送“GDP”政绩信号，让当地财政宽裕，就要降低这种交易主体的创业成本，就需要降低政府的“价格”。于是，我们见到了政府当初给私人经济带上集体红帽子，以节约他们交易费用；后来又见到了浙江金华在全国首创的政府办事大厅，瑞安的“锯柜新政”，以及一个农民竟然可以因为稻田里养鱼的水不合格而起诉环保局的故事。政府降低自己的价格，大大节约了新的交易主体产生以及创业的交易费用。有人创业便有人就业，便有更多的相互依赖的市场需求，便有了更多的收入和购买，自然也有了更多的“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济有这样联系的地方政府，自然有了激励来降低政府价格，抑制官员贪污，以及建设廉洁政府；而且，也有这样做的信息。我不是说，浙江的官吏就完全没有腐败。但由于在财政包干分成制度与剩余索取权清晰的交易主体的这种关系和组合，可能是浙江官吏较少贪污，成了中国相对最廉洁便宜政府的重要原因。外商为何从广东迁徙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廉洁，政府“价格”低，是会大大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但是，经济学也讲约束条件，各地交易主体不同，各地政府对廉洁的选择就有差异。广东的约束就与浙江不同。由于市场的空间成本，港澳台这种交易主体的投资，最初大都选择了这里。广东政府主要是依靠这种交易主体来发育市场的。由于这类交易主体来自经济远较中国发达的地区，对主导经济的政府的价格高低，没有浙江的交易主体那么敏感，再说改革开放初期，即使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官吏的索贿贪污，在港澳台这种交易主体看来也是毛毛雨，也相对便宜，不是多大的成本，所以依然有较快的市场发育，人和人繁衍出越来越多的相互需求关系。但从20xx年开始的，许多日本以及港台企业从珠三角迁徙到长三角的情况可以看出，广东对降低政府价格的激励没有浙江来得大。日本产经新闻对此所作的一个详细调查表明，这种迁徙除了劳动等要素的价格原因外，抱怨广东“桌子下面的费用越来越高”，是其有新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这类交易主体毕竟是有剩余索取权的企业，行贿毕竟有个局限，没有剩余的交易不做，因此，这个地方的人和人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依然在扩展，经济还在增长，有变化的只是速度。东北一些地方为何官吏成批倒下在东北和西部地区，在财政包干的制度安排下，路径依赖使当地政府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国有企业。依靠这类企业做大“GDP”，只好给他们身上堆放更多的非市场定价的资源，比如财政补贴、贷款、上市圈钱等等，结果使那里的人和人之间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发展缓慢。由于许多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在当地政府，企业要靠跟政府官员的关系才能获取，于是这些企业就通过赠送股票、与政府官员亲属做生意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行贿。而且，由于这类企业都是剩余索取权不清晰的企业（至今也难以解决），行贿也缺少节制，以致在越来越多官员被俘虏的同时，市场发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使市场真正需要的交易主体难以分娩和扩展。人们不难注意到，不少倒下的官吏大多跟企业股票有关系，而在前些年企业上市都是有指标有管制的分配，股票就是一种非市场配置的资源。地方包干带来的地方竞争，又使创业需求流向创业成本较低的地方，马太效应出现了，政府越贵越穷，越穷政府越贵。一些政府价格高的地方，干脆放弃了没有希望的竞争在这样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是选择贪污和寻租。东北一些地方，一个城市从上到下就有上百官员倒下，说明的就是，在竞争取胜无望的情况下，官吏是如何行为选择的。东北由于国企密集，不廉洁官吏的数量相对多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在国企不少的中西部地区，与浙江、广东比，建设廉洁政府的工作还是相对繁重许多。比如，这些年地处交通枢纽武汉的落后，被媒体夸张为“中部塌陷”，但不能说跟政府价格和官吏行为没有关系。我两年前到江西讲课，当地一位教授给我说他想写文章，认为当地餐饮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较大不好。我说守本分的经济学恐怕要分析假说的是，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吃喝比发达地区还来得厉害。后来湖南朱锡庆教授也说他那里的人也爱吃喝。我说，一个假设是官吏对创业需求的管制繁琐，办事情总得拉关系，于是就先投资吃喝。虽然吃喝是代价，但办成事的好处总要来得大些，否则选择吃喝的投资就会变小。但是，这有害于生产性的投资创业活动。前些年由于空间距离去内地的投资少，本地的私人投资大都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密集劳动，赚点汗水钱，利润薄。政府贵了，就可能使许多创业活动不发生了。从这个角度可以多少帮助我们理解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差异形成的原因。山西与山东等地的差异何在政府对降低自己价格缺乏激励，还有些特殊的例子。一些有垄断资源的地方，东西不愁卖，政府就靠它来发送“GDP”的政绩信号，无需更多操心约束官吏，降低市场的发育成本。前些年，并不以报道山西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一周之内就两次报道山西警察上路敛财，说明的就是这个情况（参见拙文20xx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能源紧缺，山西很好过，“GDP”也好看，但这是依赖其他地方市场发育良好的结果。上世纪末，能源大省的山西，人均可支配收入掉到全国最后引起当局震惊。现在主要靠煤炭过上好日子的山西，不知道对政府的价格，对降低市场发育的成本有没有新的体会。而在商品愁卖的、“GDP”主要靠市场交易才能做大的地区，对官吏约束就有很大不同。我注意到就在山西警察上路敛财的新闻披露时，山东政府却是发文讲话严禁权力部门上路罚款。那里的高官教育官吏的理由很简单，一辆在山东高速公路行驶的外地货车会给山东带来数百元的需求。我也注意到，山东的海尔、海信等家电产品都是要通过全国市场才能挣到钱，给当地创造“GDP”的。而这主要靠市场交易来获益的经济，才使在财政包干下需要做大地方经济的政府，有激励有信息来约束官吏和改善交易环境。商品流通中“政府价格”与经济成长的关系，陕西政府大概也是意识到了的。20xx年我到西安参加当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回来在咸阳机场候机看当天的华商报，发现当地政府宣布，即日起当地警察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外地车辆罚款，只准口头教育，动口不动手。一点猜想情况大致表明，地方财政包干分成制度的廉政效果，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较为明显。这是需要思考的现象。目前，我国还有几亿农民在市场边缘徘徊；再说，和谐理性社会并不是仅仅有了人和人、企业与企业相互需求的经济关系就能成就，还需要相应的文化来维系和粘连。因此可以预见，在我们这个大国，市场经济与政府较密切关系可能还将保持相当时间。这个背景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建设更廉洁的政府和更便宜的政府，地方财政包干分成制度，还需要与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相组合、匹配，与更多的民营经济和新的剩余索取权清晰的市场交易主体相组合匹配。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创造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河山，我国国际市场得手，一多半是产权清晰的企业开拓出来的；这个事实说明，不仅是他们创造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奇迹，他们可能还为我国塑造廉洁政府贡献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多年前对中国去的一位访问学者解释了中国的奇迹：“共产党加产权”。至今想来，你不能不感慨高人的湛深。 被挡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工伤农民工工伤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只有25岁20xx年8月至12月，某外来工服务机构在XXXXXXX农民工工伤者进行了探访，共完成673份工伤探访表。笔者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通过对这些探访表进行整理和统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基本信息、权益状况、受伤情况和治疗过程有一个比较客观清楚的认识。从性别来看，工伤者以男性居多，占84，女性只有16。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其中一半的被访者在23岁以下。如果从文化程度角度加以比较，工伤者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来工总体。统计显示，工伤者月平均收入为777元，明显低于一般外来工。不仅这样，有25的被访者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拖欠现象非常严重。与普通外来工群体相比，工伤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日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1个小时，每周平均工作68天，过高的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受伤。工伤者的权益在出工伤之后难以保障。65的工伤者未签劳动合同，企业也很少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统计数据还显示，少数（34）工伤者所在的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这就造成了工伤者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即使进入到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中，也增大了工伤者维权的成本。对于受伤的工人来说，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在外来工人看来，维持在当地的基本生存和多赚点钱回家永远是第一位的考虑。在毫无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失业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机会，因此“找不着工作、赚不到钱、无法生存”是他们面对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在工人的概念里远远超过了工伤的潜在威胁。这也是为什么73工伤者明知所在企业以前曾发生过工伤，而自己仍然坚持在危险的岗位工作的原因。调查还发现，受伤后工资降低，工资拖欠更加严重是工伤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问题。工人受伤住院后，只有41的人能够按时领到工资，有11的工厂只给工伤者发部分工资，有17的工厂干脆不发工资。不仅如此，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伤者无人护理。统计显示，有21的被访问者表示住院期间无人护理，探访过程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工伤者自己拿着吊瓶上厕所，自己靠在床头勉强吃饭的情形。另外，急救后续治疗不足也成为影响工伤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多数工伤者医疗经济承受能力低，并且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他们只能要求提前出院。这就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同时也影响机体功能的恢复。工伤农民工维权面临四大障碍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当他们受了工伤享受不到应有的治疗或赔偿，不得不维权时，维权的道路也格外的艰辛。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四大障碍。障碍一：被迫使用假身份证进厂，被迫用假名住院，被迫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等原因，造成农民工在受伤后维权困难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农民工经常被迫以假身份证进厂或者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这种“被迫”的进入得到了地方劳动管理部门的默认。当农民工受伤需要住院时，迫使工人用假名住院成为工厂的惯用手段，而医院和某些社会保险监管机构对此也予以默认，某种程度上，医院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还成为工厂对付工伤者的帮手。当工人申请工伤认定时，地方劳动管理部门会以身份不符为由不予认定。一位22岁的啤机工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受伤后，在住院登记时，老板让我用另一个名字登记住院，说他交了保险，这样我的医疗费就有保证了。我当时急着住院，也没想太多，就按照老板拿来的别人身份证登记住院了。后来发现不对劲，我就找到医院去修改，医生说要厂里出证明才行，我就找到厂里，厂里不答应，没办法，没改成。没想到后来出院以后，厂里就翻脸了，说住院的是张某，不是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障碍二：工伤者即使启动了维权程序，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最后所得到的补偿相比，往往也是得不偿失按照现行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整个程序持续的时间至少在360天到510天之间。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厂方和一些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地方司法体系，采用种种手段，将时间期限运用到最高限度，迫使工人走完所有的政策规定过程和司法程序，从而使所有的劳动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程序发生连接，最终使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得不偿失。35岁的秦某是某公司的电焊工，他20xx年4月4日被录用，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20xx年6月26日，他发生工伤事故，右眼受损，8颗牙齿脱落。20xx年7月19日，秦某向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9月3日被确认为工伤，9月5日被评为8级伤残。20xx年10月28日，秦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依法支付工伤赔偿金等费用。20xx年1月10日，仲裁委员会裁决部分支持申诉人请求。秦某不服，20xx年3月7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4月28日，当地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5月12日，厂方上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8月19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故发生后，秦某历经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诉讼等法律程序，历时将近420天，至今仍未拿到工伤赔偿金，为了这场官司，秦某已疲备不堪，一贫如洗。障碍三：工伤者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也将面对非常恶劣的结局部分拒绝和老板“私了”的工伤者在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合理的赔偿。但是，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制度、选择非必经程序等策略迫使工伤者即使付出了极大成本，其结局也非常悲惨。20xx年春天，四川籍农民工黎相树因给工人送饭时不慎滑倒造成脑外伤后右侧偏瘫，属伤残二级。为了给这起摔伤事故讨个说法，20xx年7月，他委托律师向所在地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请求，结果劳动局下发了工伤认定书，但黎相树所在公司不服，于是向劳动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成都市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复议结果认为，黎相树与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主要事实不清，责令当地劳动局重新做出认定。结果，劳动局在随后出具的几份工伤认定书上认定黎相树不是工伤，而且自相矛盾。于是，黎相树又只好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认为劳动局关于黎相树不是工伤的认定存在矛盾，事实不清，责成他们重新做出认定。就这样，同一起摔伤事故，同一个劳动部门，反反复复地工伤认定，使得他直到目前仍没有领到补偿金。自从20xx年6月12日摔伤，黎相树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生活十分艰苦。障碍四：厂方利用种种手段压制工友对工伤者的帮助支持在维权过程中获得来自工友的支持和帮助对工伤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如果工人使用假身份证而遭遇工伤认定障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由工友提供证明；如果劳动局认为工人申请劳动仲裁时已经超过时效，一旦有工友证明工伤者确实与厂方发生了争议，就会增加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可能性；如果工厂拒绝提供工资表，工友的证明也将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来自工友的可能的支持却受到厂方种种手段的压制，在劳动力市场绝对供大于求的前提下，工友们很难将支持进行到底。“左手受伤后，我申请工伤认定，但由于我进厂用的是假身份证，厂里就说没有这个人。有人建议我找几个同工厂工作的老乡，或者工友什么的，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厂的工人。我找过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敢答应。”一位24岁的锣机工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我们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时，他却说：“唉，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他们要是给我作证的话，工厂就会把他们开了，这还是好的，说不定还找人报复他们，我们那里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听说有些人给其他人作证被老板开了，有的还是老板的老乡什么的。”遭遇保险骗局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保险骗局，而这些骗局往往是在他们受了工伤，需要保险时才会意识到。即使是工伤者已经上了保险，他们如愿获取保险赔偿也将面临重重阻碍。由于商业保险的缴费率低，且没有强制性，因此许多企业都购买商业保险，故意告诉工人这就是工伤保险，并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保险费。而工人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很难将两者区分。同时，很多企业购买的是“雇主责任险”，其受益人为雇主，而不是工人。一旦事故发生，企业就将商业保险中对意外事故的赔偿部分用作对工人的工伤赔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一来，就出现工人出钱买保险老板受益的情况。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用工成本，一些工厂甚至采取了部分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办法，例如，只给本厂10的员工上工伤保险。在工伤发生后，就按照已投保的员工名单，让工伤者以假名住院骗取保险赔偿，并明确告诉工伤者，只有这样，厂方才会支付医疗费，逼迫工人“配合”。工伤者面对急需治疗的状况，一般都会接受厂方的要求。但问题在于，一旦以假名住院，在今后的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及工伤索赔过程中，由于诊断书上的名字不符，给工伤者索赔造成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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