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pdf

2023年10期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魏滨辉罗明忠夏海龙曾春影*摘要：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关键词：返乡创业农村消费消费环境准自然实验DOI：10.19592/ki.scje.410483JEL分类号：Q11,Q12,Q18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23）10-145-16一、问题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作为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顶梁柱（方福前，2021）。自2013年开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均持续超过资本形成，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转变到以最终消费为主要支柱的路径上，消费第一引擎的作用不断增强。近些年，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和世纪疫情冲击等多重背景下，正是消费所发挥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助推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然而，“崇俭黜奢”的小农消费观和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农村家庭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在中国农村尤其突出（叶德珠、陆家骝，2009）。尤其是，在近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率却仍长期低于城镇（赵佳佳等，2022）。可见，当前城乡消费仍处于失衡状态，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远低于城镇居*魏滨辉，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715，邮编：510642；罗明忠（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夏海龙，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E-mail:；曾春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感谢编辑部与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非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723730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对接电商市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2CGL02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小农户视角下农业数字化转型障碍因素及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机制研究”（2022A1515110614）资助。145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民，农村消费成为中国消费的“洼地”（程名望、张家平，2019）。事实上，消费作为衡量家庭可支配收入和财富能力的重要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个体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Blundell and Preston，1998；刘靖、陈斌开，2021）。同时，与收入相比，消费更加直接地影响效用水平，收入最终需要转化为消费才能真正使居民家庭受益（刘毅等，2013）。因此，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的改善，最终将表现为消费支出增长、消费结构多元化等，也只有消费水平和层次的提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质量改善。可见，将农村消费市场作为深挖消费潜力的主攻方向，推进农村消费换挡升级，不仅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更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针对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已有文献主要围绕农村居民自身状况，如收入差距、收入结构、非农就业、信贷配给（温涛等，2013；徐斌、陈建宝，2015；刘艳华、郑平，2016；温兴祥，2019），以及农村消费环境，如财政补贴、公共卫生投入、城镇化水平（于文超、殷华，2015；姚星等，2017；毛捷、赵金冉，2017）等影响因素展开研究。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再加上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等多方面影响，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城乡”就业创业的成本收益比较函数发生改变，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经历了从“外出打工潮”到“返乡创业潮”的转变，返乡劳动力的创业规模和创业质量不断上升。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表明，截至2022年3月底，中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120万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为消费的扩大与升级创造条件。如果说消费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最终结点，那么，创业就是生产的开端，是提供高质量供给的“源头活水”（王婷婷、郑馨，2022）。已有研究就创业活动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例如，杨碧云等（2021）的研究表明，创业行为在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上发挥了正向作用；刘禹君、刘雅君（2017）、汪发元等（2014）却指出，创业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具有抑制作用。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创业活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但主流文献并没有对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机理给予理论阐释，也未能对二者间关系进行验证，提供事实证据。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政策，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从2016年开始分三批次批复设立的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准自然实验。现有文献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黄祖辉等，2022；罗明忠、魏滨辉，2023）。与上述文献研究思路一致，本文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关注劳动力返乡创业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进一步拓展了返乡创业的价值研究视角和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的文献边界，而基于准自然实验进行分析也可为返乡创业与农村消费二者间关系的评估提供更干净、更细致的因果证据；其二，本文不仅从收入效应和环境效应两方面，解析劳动力返乡创业拉动农村家庭消费的微观作用机制，同时，进一步地从区域失衡、消费类型、消费差距等视角，探究返乡创业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特征，对于进一步挖掘农村消费大市场，让改革成果催化农村消费升级，提升农村居民自身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政策背景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新时代，鼓励和引导具有非农经历的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生产要素“城-乡”互动，已是必然趋势（罗明忠、雷显凯，2020）。尽管返乡创业是劳1462023年10期动力迁移的一种理性行为，但创业本身是一种风险性较高的活动，加之农村劳动力的资本积累有限，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完备的政策支持必不可少（魏滨辉等，2023）。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委，于2016年2月联合发布了 关于同意河北省威县等90个县（市、区）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的通知，开始实施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体而言，从2016年开始，中国分三批组织一共341个县（市、区）开展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工作，其中，2016年2月公布了第一批包括河北省威县等90个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随后于2016年12月以及2017年10月又陆续公布了116个和135个试点地区。根据上述文件，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将重点围绕返乡劳动力创业所面临的证照办理环节多、公共服务不配套以及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着重做好政务服务、资金支持、技能培训、创业孵化等平台的搭建工作。具体而言，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不仅在简化营业执照办理手续、设立企业续贷过桥资金池、减免创业场地租金、开展定岗式和定向式培训以及提供项目策划和专家咨询服务等方面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具体支持，还会在户籍管理、子女教育、社保关系接续等方面营造宽松环境，让返乡创业者拥有更强的获得感。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各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吸引返乡创业人员总量超过280万人，累计创办市场主体225万个左右，培育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返乡创业园区和实训基地；以全国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为例，截至2020年底，河南省21个试点县已有返乡创业人员57万人，创办市场主体39万个。可见，随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逐步推进，各试点地区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返乡创业发展路径，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返乡创业发展格局。总体看，中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事件，相当于一个准自然实验，为分析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证机会，有助于更“干净”和更“细致”地识别因果处理效应。三、作用机制分析随着返乡创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出劳动力会将城市的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传播到农村，对农村其他群体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促使居民的消费行为和习惯趋同，抑制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形成农村消费市场的羊群效应（周建、杨秀祯，2009；文洪星、韩青，2018）。同时，劳动力返乡创业可以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尤其是新产品或服务的开发与市场投放，能够迅速吸引农村消费者，拓宽消费者的商品选择范围，降低高端产品的消费门槛，更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不仅如此，返乡创业活动将加剧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促进居民消费倾向提高，释放重点人群消费潜力。可见，多层次和高质量的劳动力返乡创业发展格局为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促进农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提供了潜在可能性。进一步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表明，个人消费与自身绝对收入相关（Keynes，1936），同时，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则指出，由于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个人消费往往受到所处消费环境的影响（Duesenberry，1949）。为此，下文将主要从劳动力返乡创业所引发的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环境变化两个方面，探究其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一）收入效应：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一方面，创业活动是提高收入水平和扩宽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返乡劳动力的创业活动能够催147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生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民营小微企业，推动土地等生产资源的价格上升与合理利用，实现农村经济向规模农业和非农生产相融合转变，进而有助于拓宽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促使当地居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增加（罗明忠、魏滨辉，2023）。同时，劳动力返乡创业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能够发挥其在知识技能、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为农村开辟新的就业渠道，优化农村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带动农村居民在本地就业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任远、施闻，2017；王轶、刘蕾，2022）。经农业农村部综合测算，一个返乡创业项目，平均可吸纳67个农民稳定就业，17个灵活就业。此外，拥有非农就业经历的返乡创业者往往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容易在当地形成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当地的创业氛围改善和创业知识的溢出（罗明忠、张雪丽，2017）。不仅如此，返乡创业者还能通过依托返乡创业园等基地，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溢出效应，带动当地的弱势群体参与创业活动和提升创业成功率，更好地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温兴祥，2019）。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和费雪预防性储蓄理论均表明，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如果消费者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时，风险意识会不断提升，引致其增加预防性储蓄，并减少当期消费。事实上，传统的农业发展受到天气、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农业收入较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农村居民观念较保守，农村消费者更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以应对未来事件。相比于风险较高的农业收入，返乡创业活动通过优化农村产业经济结构，为农村家庭带来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更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保障农村居民的未来预期持久性收入平稳提升。可见，返乡创业活动能让更多农村潜在消费者拥有购买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有效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改善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二）环境效应：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村庄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理论上应由政府担当起供给主体责任。但是，原有的分散型村庄分布模式，导致农村公共品单纯依靠政府供给存在较大缺口，使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有所欠缺，亟须发挥社会力量进行补充（王学渊、苏子凡，2022）。既往事实已经证明，以农村创业者为核心主体，形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内生机制是可行的（黄启发等，2017）。其基本逻辑在于，在供给意愿上，返乡创业者大多对家乡有着本能的归属感，为了获取村庄其他群体成员的社会身份认同，他们将更愿意实施能使群体获益的行为，尤其是主动通过提供村庄公共品来为村庄发展做出贡献（彭长生，2008；Chen and Li，2009）。当然，返乡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行为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彰显自身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信号（Glazer and Konrad，1996），还能促使创业者把握机会，与村庄内部各利益相关方形成良好关系，尤其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契约，获取创业所需资源，以便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郑风田等，2011），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返乡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意愿。此外，在供给能力上，返乡创业者是乡村精英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务工、经商或求学期间，返乡创业者往往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经验，比普通农民更具创新能力、独立意识等，更善于与众多利益相关者权衡和博弈，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从而有助于实现村庄公共品内部的有效供给。可见，返乡创业者不仅具备强烈的供给意愿，还具备更强的供给能力，自然会在村庄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村庄公共品供给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拓展至关重要（唐娟莉，2015）。这主要是因为个人在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消费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加大农村公共产1482023年10期品的供给将促进农村家庭增加私人产品的消费，从而摆脱农民消费的“瓶颈”，不断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尤其是，以居住环境、农村通讯和医疗卫生等为代表的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品供给，更能促使农民需求往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层次方向发展，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张书云、周凌瑶，2011；曲延春，2012）。综上，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说：假说H1：劳动力返乡创业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假说H2：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是劳动力返乡创业提升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重要作用途径。四、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为了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一套2009-2017年包含户主、家庭、村庄以及所在县域的面板数据集。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1）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农户、家庭、村庄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该数据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各地区农户及家庭成员的生产、消费、就业、生活及其他各项活动。在对上述样本集进行清洗、整理和匹配后，分别形成对应的20092017年面板数据，再进行纵向合并和缺失值处理；（3）县域层面的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为了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本文以2009年为基期，对名义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使用各省CPI进行了消胀处理，从而获得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二）变量描述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消费，使用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表征。同时，结合不同类型消费的定义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问卷信息，参考已有研究（唐博文、郭军，2022），将分别从生存型消费（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和住房支出）、发展型消费（生活服务支出、文化服务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享受型消费（旅游支出、耐用品支出）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情况进行综合性考察。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由变量Treatc,t来衡量。具体的，根据历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布的返乡创业试点县名单，将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获批当年及以后的政策虚拟变量Treatc,t赋值为1，获批之前赋值为0。3.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理论和文献（张海洋、韩晓，2022；李文秀、刘俊杰，2023；刘明星，2023），在本文模型中对户主、家庭、行政村以及县域层面的相关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户口、文化程度与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变量为家庭经营主业、人口抚养比与年末存款状况；行政村特征变量包括是否乡镇政府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数占比、常住人口数量以及地势情况；县域层面则主要控制了基础建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4.机制变量。本文涉及的机制为收入效应和环境效应。收入效应分别从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不平等两方面来衡量；环境效应则从通讯、居住、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进行衡量，其中，通讯和居住条件分别使用全村已有电脑户数占比和饮用安全卫生水的户数占比来表征，而医疗和教育水平则分别使用医务室或诊所数量以及是否拥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来表示。表1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149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控制变量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户口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健康状况家庭经营主业人口抚养比年末存款状况政府所在地新农合占比常住人口数量行政村地势基础建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发达程度机制变量家庭收入水平收入不平等通讯条件居住条件医疗水平教育水平含义家庭消费总支出/家庭常住人口数，取对数食品、衣着和住房支出/家庭常住人口数，取对数生活服务、文化服务、交通通讯支出/家庭常住人口数，取对数旅游、耐用品支出/家庭常住人口数，取对数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县，则当年及以后赋值为1，反之则为0户主年龄，单位：岁户主性别，男=1；女=0户主户口，农业户口=1；否则=0户主受教育年限，单位：年健康状况，优=1；良=2；中=3；差=4；丧失劳动能力=5非农行业=0；种植业=1；林业=2；畜牧业=3；渔业=4家庭非劳动人口数/家庭劳动人口总数家庭年末存款余额，取对数是否乡镇政府所在地，是=1；否=0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数/全村总户数行政村内常住人口数量，取对数平原=1；丘陵=2；山区=3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县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家庭全年总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取对数基于家庭人均收入，利用Kakwani指数计算所得全村已有电脑户数/年末总户数饮用安全卫生水户数/年末总户数医务室或诊所数量，取对数是否拥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是=1；否=0均值8.9187.8766.6781.9720.01153.3710.8700.9626.9601.7200.8770.55110.1430.1740.9777.3791.8770.8290.21314.0409.2180.3510.2150.8780.5790.472标准差0.8060.7921.1512.8130.10313.9140.3360.1913.0270.9250.6570.6191.2030.3790.2280.7240.8370.4340.1710.9530.7240.2300.3260.4590.7710.499（三）模型设定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事件，可作为一项外生冲击事件设计准自然实验，为识别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村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证机会。为了对上文第三部分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同时考虑到返乡创业试点地区是分不同批次设立的，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方法，捕捉政策实施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差异，模型具体形式如式（1）所示：Consumptioni,c,t=0+1Treatc,t+nControli,c,t+c+t+i,c,t（1）在式（1）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消费水平（Consumptioni,c,t），核心解释变量Treatc,t表示县域c在第t年是否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县，是取值为1，否则为0。Controli,c,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家庭、村庄以及县域特征。c为县域固定效应，t为年份固定效应，i,c,t为随机扰动项。结合研究主题可1502023年10期见，Treatc,t的回归系数1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其衡量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净效应。五、计量结果与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表2报告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下返乡创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列（1）列（4）为逐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在加入不同控制变量之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系数始终保持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定性。具体而言，以模型（4）为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要比非试点地区的农村家庭高出22%，这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升的经济意义非常明显。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利于改变农村居民的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扩展农村居民家庭预算约束边界，帮助农民摆脱消费“瓶颈”，激活农村消费潜力，并最终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由此，研究假说H1得以验证。大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例如，户主较差的身体状况和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往往意味着家庭负担较重，将进一步抑制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则会激活农村家庭消费活力，家庭消费水平将得到明显提升。表2基准回归结果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户口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健康状况家庭经营主业人口抚养比年末存款状况政府所在地新农合占比常住人口数量0.232*（0.047）0.245*（0.051）-0.005*（0.001）0.027*（0.013）-0.127*（0.023）0.010*（0.005）-0.037（0.007）-0.004（0.007）-0.256*（0.007）0.050*（0.005）0.244*（0.051）-0.004*（0.001）0.022*（0.013）-0.124*（0.023）0.022*（0.002）-0.038*（0.007）0.001（0.007）-0.254*（0.007）0.046*（0.005）-0.027（0.032）0.006（0.020）-0.071*（0.025）0.220*（0.052）-0.004*（0.001）0.0193（0.013）-0.113*（0.024）0.022*（0.002）-0.039*（0.007）0.001（0.008）-0.255*（0.007）0.045*（0.005）-0.021（0.031）0.007（0.020）-0.080*（0.025）变量农村家庭消费水平（1）（2）（3）（4）151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行政村地势基础建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发达程度县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观测值R2控制控制268970.338控制控制248590.3890.043（0.035）控制控制229090.3890.035（0.035）-0.079*（0.026）0.088（0.125）0.172*（0.042）控制控制223190.390（续表）变量农村家庭消费水平（1）（2）（3）（4）注：（1）*、*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二）稳健性检验1.平行趋势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地区处理组与非试点地区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需要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不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否则，将违背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导致研究结论可信性降低。为此，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对政策冲击前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否具有相同变动趋势进行验证。由图1可发现，以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期，在政策实施前2-8年，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以前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表明在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本文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所获得的结论是可信的。同时，返乡创业试点县设立当年及第一年，试点政策变量均显著为正，表明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图1平行趋势检验1522023年10期2.安慰剂检验。为了进一步排除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否由宏观环境、个体特征等不可观测因素驱动，本文在研究样本中，随机产生一个返乡创业试点名单，保证数量与实际的返乡创业试点数量一致，其他县则作为对照组，从而构建新的虚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理论上讲，随机设立的虚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并不会对当地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产生显著性影响。在经过1000次随机抽样和回归模拟后，可以发现，虚构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0值左右，且真实样本系数估计值（0.22）远远偏离其分布范围，属于异常值。因此，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并未受到随机因素和遗漏变量问题的干扰，上文的研究结论是较为稳健和可信的。图2安慰剂检验3.PSM-DID检验。尽管上文就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验，但如果入选返乡创业试点的地区并不满足随机抽样，而是政策制定者根据多种条件筛选得出的，由此造成试点县与非试点县的分组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则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将会受到影响。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试点政策的“选择偏差”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PSM-DID方法，重新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先进行了匹配检验，匹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率明显降低，T统计值不显著，且最终通过样本的联合检验，表明在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县的处理组和未入选样本匹配对照组的两组样本中，基本上所有的协变量在匹配后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使用的PSM-DID方法是合理有效的。在使用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等三种匹配方法的基础上，本文仅保留位于共同取值范围内的样本，并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对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效应进行重新估计。从表3（1）（3）列的回归结果可见，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法，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显著性以及作用方向与前文结果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且系数值保持一致，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确实有助于改善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本文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4.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地区间的许多相似或相关政策是交叉或并行出现的，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是否还会受到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如果在本文样本期间内，实施了与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相关性较大的其他政策，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政策叠加效应，从而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通过政策梳理以及借鉴153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已有研究成果，样本期内还实施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这些相关政策也可能影响当地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而对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效应的识别造成干扰。为剔除同时期其他相关政策的干扰，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了上述两项的政策变量，以控制这些代表性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由表3模型（4）可知，在考虑其他政策干扰后，尽管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其他政策冲击并未影响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拉动农村消费的效应，前文研究结论依旧成立。5.控制联合固定效应。上文中虽然控制了不同县域间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不同省份在不同的年份出台实施不同的刺激消费政策，不同省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变化趋势也因此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变化。为此，本文借鉴刘瑞明等（2018）的做法，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控制省份和年度的联合固定效应，用以捕捉各个省随着时间变化的政策效应。由表3第（5）列回归结果可知，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并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根本性改变，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刺激作用依旧保持显著，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控制变量县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观测值R2农村家庭消费水平PSM-DID估计（1）0.224*（0.052）控制控制控制181240.391（2）0.224*（0.052）控制控制控制181280.391（3）0.229*（0.053）控制控制控制180050.392排除其他政策（4）0.204*（0.052）控制控制控制223190.390控制联合效应（5）0.220*（0.060）控制控制控制223190.395（三）机制分析1.减少收入不确定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本文使用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农村家庭收入情况，由表4第（1）列模型回归结果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确实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而收入水平的提升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家庭加大日常消费力度，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进一步地，考虑到收入不平等会使收入不确定程度增加，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会抑制自身消费需求以应对未来事件，由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情况的影响，下文参考Kakwani（1984）“个体相对剥夺”的研究，使用Kakwani指数来衡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充分体现农村家庭层面对不平等程度的感知。由表4模型（2）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越来越多外出劳动力选择返乡创业，将有助于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韧性，促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将明显缓解农村居民消费约束，促使其减少应对未来风险的过度储蓄行为，提升当前的消费质量，释放即期消费潜能。2.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农村公共物品可分为生产性公共物品和生活性公共物1542023年10期品。考虑到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通过改善农村生产和投资环境，促使农民收入增加来影响农村消费，而生活性公共物品则可以直接影响农村消费环境。为此，下文主要考察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以通讯、居住、医疗和教育条件为代表的农村生活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由表4（3）-（5）列回归结果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确实有助于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当地通讯、居住和医疗条件，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成本，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的挤占效应，从而刺激农户消费需求，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综上，研究假说H2得到了验证。表4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控制变量县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观测值R2家庭收入水平（1）0.150*（0.040）控制控制控制223080.531收入不平等（2）-0.040*（0.014）控制控制控制222640.437通讯条件（3）0.066*（0.014）控制控制控制218450.518居住条件（4）0.066*（0.019）控制控制控制190610.536医疗水平（5）0.228*（0.050）控制控制控制211580.538教育水平（6）0.019（0.026）控制控制控制223760.640（四）异质性分析1.区分不同区域的农村家庭消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提升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加大则将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发展，甚至阻断经济循环，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诱发经济危机。为此，下文根据农村居民所处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合表5中（1）-（3）列的结果可知，相较于东部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全国农村低收入人群大部分都在中西部地区，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大多选择到东部地区工作，意味着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有更多外出人群选择返乡创业。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提升作用将更明显，有助于缓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约束，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水平。当然，仅从区域层面进行分组存在难以剥离农民群体参与实际的局限性，为此，下文进一步根据农村家庭所处村庄在县里的经济发达程度将样本农户划分为经济发达、一般和较差三组。由表5（4）-（6）列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系数在经济较差分组样本中更显著且系数值也更大，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于处在经济较差地区农村家庭的消费改善作用更明显。可见，积极吸引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不仅有助于缓解因先天区域差异所导致的消费约束，还能进一步促进弱势群体增收致富，改善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家庭消费和福利水平，是推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55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表5区分不同区域的农村家庭消费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控制变量县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观测值R2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东部（1）0.135（0.082）控制控制控制75840.384中部（2）0.279*（0.126）控制控制控制111500.386西部（3）0.285*（0.082）控制控制控制35850.390经济发达（4）0.146*（0.084）控制控制控制77170.353经济一般（5）0.118（0.090）控制控制控制111470.410经济较差（6）0.291*（0.113）控制控制控制34540.4222.区分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消费。消费是衡量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Attanasio and Pistaferri，2016）。消费需求的扩大不仅是量上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则往往意味着居民社会福利的改善。考虑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必然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仅仅探讨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可能不够全面。为此，下文参考唐博文、郭军（2022）研究，将农村家庭消费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三类，从消费结构视角分析，考察返乡创业对不同类型农村消费的影响。表6列（1）在以农村生存型消费为被解释变量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返乡创业对农村生存型消费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样地，由列（2）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相关变量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发展型消费增长。对于农村享受型消费而言，核心解释变量试点政策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同样激活了农村享受型消费。可见，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不同消费类型具有一致的驱动效果。同时，上述计量分析结果间接验证了上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6区分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消费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控制变量县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观测值R2农村生存型消费（1）0.186*（0.051）控制控制控制223280.430农村发展型消费（2）0.138*（0.069）控制控制控制223280.984农村享受型消费（3）0.619*（0.237）控制控制控制223280.175从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