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制度.doc

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制度毛泽东时代的医疗“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这是世界银行评估报告中的结论。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评价。1949年后的中国医疗，在实现了国民平均寿命、死亡率等国民健康数据的巨大飞跃同时，也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这一成就确实配得上世界银行的这一盛誉。然而在盛誉之下，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医疗体系从建立的开始就因其分隔城乡，对不同身份的国民区别对待而造成了不平等的局面。这一局面的造成，又与中国快速工业化道路息息相关。虽然1965年毛泽东大力推动农村普及医疗，但基本格局未变，城市居民依旧比广大农村民众享受了更多的医疗福利。这一格局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乃至对今天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一制度背景2013年11月20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尚丽岩本文摘自：辽宁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尚丽岩 题目：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一制度产生的背景要回答特定时空的具体制度的起源问题就必须以一定的既存制度为前提，既存制度决定了个人(群体)的行为空间和行为目标，各个个人、群体在各自一定的策略集中按其各自的目标通过博弈来选择自己的最优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传统马列主义为指导，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像苏联那样迅速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才能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战争威胁，才能改变落后农业国的面貌，发展工业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和物力的重工业，在当时的背景下，我国只能采取通过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形式，实现农业剩余价值的“工业化转移”。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共性的基础上，又构建了举世罕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其具体政策是：“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市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资金、资源、技术、知识的配置持续地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三位一体”的严密统治为主要特征，配之一系列辅助性制度，使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渗透到教育、就业、住房、社保等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村居民(农民)也俨然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医疗卫生体制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新中国的卫生体制完全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下的卫生制度模式，实行政府计划下的卫生供给制度，初步建立了基本覆盖城乡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包括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家根据城乡、所有制以及工人、农民和干部身份的不同，实行差别性的立法和治理。居民人口数量相对农村少得多的城市占据国家绝大多数份额的卫生资源，人口数量庞大的农村地区只拥有少量的医疗卫生资源。同时，国家通过制度设计，人为地让城市居民享受远较农村居民安全舒适的医疗保障服务。在城镇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建立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对企业职工建立劳保医疗保障制度，对职工的子女按不同的幅度享受其父母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两项制度基本覆盖了城镇所有职工及其子女。城市的卫生服务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不仅省、市、区政府管辖一定数量的医疗卫生机构，并负责其公共财政保障，而且，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企业“办社会”的格局。劳保医疗制度是根据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条例而正式建立起来的。享受劳保医疗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城镇国营企业工人和部分集体企业工人。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享受劳保福利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劳保的有关规定，工人及其直系亲属基本享受免费医疗。公费医疗产生于1952年6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其所属单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享受公费医疗的范围，主要包括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等。这是中国享受完全免费医疗保障的极少数精英阶层。总体而言，劳保医疗在性质上与公费医疗大致相同，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和经费来源不同罢了。这些制度保护了工业劳动力的生产和延续，为工业化提供了人力基础。对恢复我国经济、加快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医疗政策迥异、医疗保障二元割裂、医疗水平悬殊的局面。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了城市，农村医疗资源十分匾乏。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根本没有一项直接针对农村和农民的医疗福利政策。农民看病主要实行的是“谁看病，谁付钱”的自费医疗。2.7源自信念的绩效制度绩效就是制度的效果，进一步说就是通过制度实施所达成制度原定目标的程度。我们通常用制度结果所能达到制度预期结果的程度来测度一种制度绩效，如果二者相符程度高，则制度绩效就较高，反之就较低。就制度与行动者而言，“可供选择的制度的绩效应依照实质上谁得到了什么来确定，这样可以让利益群体回答什么对他们而言是好的问题。”诺思认为，认知决定了人类的信念，而信念决定了绩效。这一过程可以用下图描述。该结构明示的含义是：信念影响制度框架，制度框架进而决定了制度绩效。制度框架由三部分组成：(1)政治结构，它界定了人们建立和加总的政治方式的选择(2)产权结构，它确立了正式的经济激励；(3)社会结构，包括行为规范和习俗，它确定了经济中的非正式激励。就政治结构而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发展经济，快速实现强国富民。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苏联成功的经验对领导者的影响重大，以传统马列主义为指导，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随之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为合作医疗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产权方面，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集体公有产权制度，国家和集体拥有农村社会资源所有权，农民没有所有权，也就不能实现医疗需求的自我保障，社会结构提供的非正式激励方面，主要是合作医疗的设立与推行切合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广泛的制度环境中的文化规则具有重要作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政府、农民、赤脚医生的共同信念作用下建立发展，取得了不凡的绩效。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初步解决了“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问题，为农民看病治病提供了初级的保障；合作医疗也有利于发挥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作用，培养了一支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卫生队伍，形成了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障机制，有利于基本医疗和计划免疫工作的实施，有利于健康教育、爱国卫生、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开展。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期的200%0降至25.5%0，人口死亡率由17%0降至6.42%0；人均期望寿命由35岁提高到71岁。通过发挥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作用，使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在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能够顺利地开展，使危害农民最重的传染病、地方病逐步减少或消灭，大大增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农业劳动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显著改善了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延长了人均寿命，保护了人力资源，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卫生公平。在取得医疗成绩的同时，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和赞扬。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曾派专家组来我国考察农村卫生，考察组的报告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另一份考察报告中说，“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世界银行发表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中国“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s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1980年，全国约有90%的农村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也就成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卫生状况的显著改善和居民期望寿命的显著增加”，被世界银行誉为成功的“卫生革命”。这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进入到一个参与者共同认可的均衡阶段，但是这种均衡只是在一个连续动态的演化过程中的停滞点，而停滞不代表停止，均衡本身只能表明当下的制度对应于一组特定的环境参数是适应的，适应并不必然指向效率。也就是说，均衡只是表征一种状态，其并不必然与效率联系。当环境参数的异动足够，新的选择机制将被启动，那么均衡就会被打破。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2013年11月20日 来源：团结 作者：张栋本文摘自团结2011年02期 作者：张栋 原标题：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是医疗卫生事业当然的和唯一的举办者。这一时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从属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整体性目标，特色鲜明，以保护劳动力为目的，以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为导向，迥异于以个体健康为目的，以个体医疗为导向的市场化医疗卫生体系。建国之初，中央政府提出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大方针在之后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中得到有效贯彻，取得了显著成效。1.公共卫生事业。由于长期战乱，建国之初，我国的国民健康指标极其恶劣，公共卫生体系将近于无。194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产妇死亡率为15，多种烈性传染病广泛流行，寄生虫病广泛传播，全国仅有9个妇幼保健站和11个专科防治所。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生宣教机构。同时主要依靠财政支出，为这些机构建立起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筹资机制。在传染病防治方面，除一般性的卫生防疫体系之外，国家还建立起如结核病防治所、皮肤病防治所等各级专科防治所，这些机构以预防控制为主，辅以临床治疗，专门针对某种或某类疾病展开防治。在地方病防治方面，中共中央于1955年成立南方13省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并在各省、市、县党委成立相应机构，1960年，在血吸虫病防治经验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又成立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以加强对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地方病的防治。不仅是专门的公共卫生机构，在“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各级医院、厂矿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也都承担着从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到健康教育等广泛的公共卫生职能，在监测、预防控制和治疗等各个方面与专门机构协同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公共卫生服务基本是免费的，195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60年代初，又逐步开始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病等展开免费计划接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卫生事业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这个特色来源于党对一切社会组织资源全面控制而形成的强大动员能力。1952年中共中央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随后自上而下直到村庄和公社的各级党委都成立相应机构，每年都在生产间隙组织多次爱国运动。运动的内容从“讲卫生、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和臭虫）、消灭疾病”逐步扩展到“治理公害，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这种广泛动员的群众卫生运动在改善环境卫生、移风易俗、治理如血吸虫病等地方病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到1970年代后期，全国公共卫生机构发展到4千多家，卫生防疫人员9万多人，基本形成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方面组成的全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国民健康指标也有巨大改善，到改革开放之初，人均寿命已提高到将近70岁，婴儿死亡率降至34.7，产妇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在全国范围内，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被有效控制。在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卫生发展模式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向世界推荐，其中主要功劳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2.医疗保障体系。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保障体系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城镇，医疗保障体系分为两种方式：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于1952年，面向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残废军人，由国家财政按人头拨付给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实行专款专用、统筹使用原则。对于职工家属的医疗费用，由职工缴费的单位统筹负担或由单位福利费补助。劳保医疗建立于1951年，面向国有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县以上集体企业参照执行，1969年以前由企业生产成本列支的劳保医疗卫生费负担，以企业自留的劳动保险金和福利费补充，1969年以后，由企业医疗卫生费、福利费和奖励基金合并的“企业职工福利基金”负担。职工家属就医，由企业负担50%，对于困难家庭，企业酌情增加补助。在农村，医疗保障主要由合作医疗承担。在195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在农业合作化的启发下，自发建立了以集体经济和农民自发筹资为基础，具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并且在1959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得到正式肯定，由此在各地农村逐步得到推广。1968年，毛泽东批示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此后，推广合作医疗便不仅是一项社会事业，而且是一项执行最高指示的政治任务了，到1975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1970年代末，甚至达到了90%以上。在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农村的所有收入都在公社掌控下，合作医疗实际并不需要直接向农民收费，而是由公社扣除，建立和推广相对容易。作为一种合作共济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对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医疗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补贴和对药品价格的严格控制。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药品价格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上，而且国家还分别在1959年、1960年、1963年、1969年、1973年、1980年、1984年7次降低药品价格，主要是抗生素、解热镇痛药、维生素和地方病用药，降价幅度最高达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价涉及1200多个品种，占全部经营品种70%以上。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是一项广为称道的巨大成就，但其中也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公费医疗方面，过度保障造成多用多占和小病大治的广泛存在，浪费大量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尤其是高级干部保健制度，以极少人口耗费大量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在劳保医疗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之间，职工享受的医疗待遇差异很大；一些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单位，职工医疗费长期得不到报销，医疗费拖欠现象严重。在合作医疗方面，由于统购统销政策中，国家长期以极低价格收购农产品，农村公社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有限，广大农村始终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3.医疗服务体系。计划经济时代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以重工业为重心的经济政策，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一直较为薄弱，但布局相对合理。三级医疗体系在城镇由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厂矿门诊组成，在农村则是由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国家较为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在人员培训、经费提供和器械配置上，一直有所倾斜。尤其是在1965年毛泽东发表“626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医疗资源进一步倾向于农村。以全国病床数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总数的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医疗体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赤脚医生。“626指示”之后，卫生部和教育部确定在农村中学设置卫生班，加快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半农半医的医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城市医院也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服务并进行医疗培训。1968年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工作的经验，将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称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对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保障农民的医疗可及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赤脚医生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治疗常见病，也包括卫生知识宣传、推广计划免疫、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新法接生等多方面工作，对于农村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赤脚医生毕竟不是专门的医生，自始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训练，而且当时普遍坚持“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养药材)方针，造成医疗水平普遍很低。新中国60年社会保障制度回顾2013年11月20日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郑秉文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作者：郑秉文一、1978年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党和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立足于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点。在城镇，根据保障对象的不同，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可分为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制度和面向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二者在险种的设置上相似，主要是在资金来源和保险待遇上有所差别。在农村，土地仍是主要的保障形式，社会保障项目较为有限，主要包括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少量的救灾救济项目等。（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建与发展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确立。其特点为：（1）劳动保险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企业，但后来由于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导致劳动保险逐步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特权；（2）企业必须按月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3%作为劳动保险金，其中30%上缴中华全国总工会；（3）由于劳动保险制度是对计划经济低工资的补充，因此，它为企业劳动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障。与此不同，机关事业单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颁布单项法规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养老保险从分立到统一。1958年以前，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分立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二者建立的根据不同，在资金来源和待遇给付方面也有差异。但这种分立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195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工人、职工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包括所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工人和职员，这实际上是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起来。第二，医疗保险的分立。传统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医疗（以下简称“劳保医疗”），其中，公费医疗主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劳保医疗主要面向企业职工，二者在资金来源和管理方面亦不相同。随着制度覆盖人群的增大，再加上基本实行免费医疗，免费上涨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此国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第三，两种工伤保险制度。传统的工伤保险制度也分别面向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的工伤保险制度是根据劳动保险条例建立起来的，是城镇职工劳动保险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制度方面的规定最早见于1950年12月11日颁布的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后来经三次修改，标准待遇逐步提高。从本质上看，劳动保险条例所建立的社保制度是一种“国家一企业保险”制度模式。即以国家为实施和管理主体，国家和企业共同负担费用，由此形成国家的企业一体化的社保模式。其特点主要是：（1）覆盖范围大，保障全面。据统计，1956年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人数相当于当年国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94%。同时，由于劳动保险制度是对低工资制的补充，它为城镇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项目。（2）企业依附国家，国家承担无限责任。（3）工会管理、国家统筹和企业保险相结合。在具体事实中，企业缴纳劳动保险进的30%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管理，事实上是进入了国家统筹，其余70%由企业基层工会管理，并在企业内部使用，实际上是一种企业保险。“文革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国家企业保险”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1969年2月，财政部办法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这一规定使得“国家企业保险”模式蜕化成单一的“企业保险”模式，劳动保险制度成为各企业的内部事务，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繁荣改革开放前农村的社保制度主要立足于集体经济，一方面，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社保制度的建立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民公社也为社保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优越的组织条件。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保制度的发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集体供养模式下农村保制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五保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1956年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合作社应对社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社员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人民公社的尽力为五保制度提供了较好的实施平台，生产队或生产队成为安排和照顾五保对象的基本单位，集体供养模式更加规范化。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集体经济为五保工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言。五保对象在接受救助上比较心安理得，使救助真正成为个人的一项权利。到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待遇的有413万户，519万人。但在“文革”期间，五保工作收到了严重的冲击，据统计，到1978年底，全国敬老院仅存7175所，在院老人仅有10余万人，且生活水平很低，五保工作陷入极大困境。第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村就出现了合作医疗的萌芽，而该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1955年初，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最早实行社员群众出“保健费”和生产合作社会提供“公益金”补助的办法，建立起了当地的集体合作医疗制度。1960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关于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的报告称这一制度为集体医疗保健制度。从此，合作医疗便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制度。合作医疗的普及是在“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肯定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这是医疗战线的一场大革命”，“解放军了村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并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为点放到农村去，合作医疗随之被当成政治任务在全国迅速大面积铺开，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赤脚医生（人员）成为解决广大农村地区就医问题的三件法宝。到了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三）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评价对改革开放前中国传统社保制度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该制度覆盖面狭窄、资金来源单一、忽视效率、不注重个人责任等。但应当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该制度的产生在其必然性。“国家企业保险”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相适应。在城市，每个社会成员总汇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并从中取得相应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国家企业保险”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制度相适应。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基本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而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下，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甚至同一所有制的不同单位之间的福利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就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统一配制，有利于国家对劳动力的单调控。“国家企业保险”与计划经济体下的所有制形式相适应。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迅速一统统辖，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国家企业保险”是与就业相结合的保障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出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部分分配资金被用再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在总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充分就业”导致个人工资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保险制度谶纬计划经济体制的比需，福利成为就业的必要补充。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集体经济相适应。集体经济的繁荣使得合作医疗有了资金保障，为合作医疗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在集体经济先，人民公社超越家庭组织实现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农民的家庭遗老保障功能几乎丧失，对合作医疗的需求不断上证。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分配形式衍生了建立合作医疗的必要性，合作医疗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合理选择，为此，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作为经济体制下的子制度，传统社保制度不仅顺应了计划经济的发展，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保障人们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1年全国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人数仅为262万人，到1958年上升至1377万人，同时劳保福利指出总额不断上升，从1953年的14.5亿元上升至1978年的66.9亿元。进入60年代中期后，受“文革”的冲击，五传统社保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虽然劳保福利费用总额仍呈上升趋势，但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后虽恢复了一些，但效果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冲击了传统社保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其经济来源被切断。此外，传统社保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传统社保制度过于依附计划经济体制、个人过于依附单位、保障过于依附就业、制度覆盖范围过于单一等等。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国家企业保险”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在促经济增长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制度的内生缺陷导致其新形势下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适应性，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城镇的社保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苗木供应合同书甲方：乙方：周至县哑柏镇绿星苗圃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 （以下简称甲方）从周至县哑柏镇绿星苗圃（以下简称乙方）购买银杏苗木，（用于渭政办发2010205号文件，渭南市区绿化），并就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 苗木数量： 二、 苗木规格：胸径15cm以上，主干通直，树头完整，枝条匀称、丰满，无病虫害，树形美观。三、 苗木价格：每株计人民币四、 该价格包括：苗木费、挖掘费、包装费、装车费、拉运费五项。合计人民币（ ）五、 付款方式：任务完成后，10日内一次付清。六、 有关事项：1、 土球规格：苗木所带土球直径1.2米以上，厚度60cm以上，卸车前完整不破裂。2、 包装规格：土球包装腰带无间隙宽度12cm以上，纵扎草绳间隙在2cm以下。绳杆高度40cm，缠冠高度2米。3、 所有苗木必须是播种培育，均为本苗圃苗木，严禁从外省、外地调动，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由乙方负责。4、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时间、地点、数量要求按时送苗。（送苗地点，渭南市城区）并保证我县任务完成居全市前三名。5、 苗木结算数量以接收方接收单上的数据为准，因不符合合同条款中苗木规格要求的，接收方拒绝接收的苗木由乙方自行处理。六、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同意协商解决。七、合同条款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由造成损失方全额赔偿。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0一0年十二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