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中国古代书院与当代大学学校教育-论文.doc

试比较中国古代书院与当代大学学校教育
——以清代莲池书院、广雅书院、学海堂为例分析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而促使文化传播与继承的载体无疑应该是一个集教育、讲学、学术交流与研究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机构——书院。书院的主要内涵是聚徒讲学，书院的历史更是千年有余；实际上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孔子打破“学在王宫”而自由讲学便是最早的萌芽。而书院其名，最早见于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清人袁枚云：“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而自宋代之后千余年，经过逐渐演变、发展，书院已无可非议的成为研讨教育和学术的基地。
然而，学术界对书院的关注较少，主要原因是清代书院延续并强化了元、明两代书院的官学化趋势，人们习惯于把书院看作科举的附庸，缺乏自由度和学术创造力，而少有作为单独对象来研究，成为独立的领域。
从数量上看，确实清代绝大多数书院是课考时文，应对科举，但不能因此而机械化全盘否定其存在价值。无可否认，在考课式书院之外，清代还存在诸如苏州紫阳书院，长沙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以及阮元创设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不专以时文帖括为尚，而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书院，也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书院，更为世人推崇，闪烁着清代书院自身特有的光芒和气质，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至此，我仅从这些优秀的书院之中选取莲池书院、广雅书院和学海堂为例，希望尽量复原当时书院生活的原型，以窥得他们教育模式中的优良传统，并与我所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作比对，发现其中异同，取其精华作为借鉴，希望能有所收获。
一、书院性质
中国古代书院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的模式，它具有多种功能。书院属于一种民办官助的教育组织模式，与官学不同，它与政治的联系不如官学紧密，是官学的重要补充。
在书院中多功能中，包括学校教育、刊刻藏书、学术研究与交流等，我仅从学校教育这一个角度出发，进行叙述性介绍与观点的阐发。
二、以山长为中心的学校行政模式
1．山长的社会地位和书院内职位
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个书院聘请一位明贤大儒作为山长，普通方式是由省会的大书院由督、抚会同学政酌商聘请，也有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往往一些博古通今的名儒大贤，或退职的官员，不愿束缚在仕途中，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教学，于是退隐深山到自由讲学的场所，潜心讲学，朝廷鞭长莫及。
书院的主持者多称为“山长”，也有称“主讲”“掌教”“洞主”的。清乾隆时改称“院长。另外有“副山长”“讲书”“助教”“监院”等协助山长工作，组成以山长为中心的教育行政体制。
山长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自宋代书院兴起后，充任山长的有的是名儒大贤，有的是退职的官员。他们除讲学之外，总领院务。可以说，
他们类似今天学校的校长，对学校负责。
需要注意的是，自元代起，随着书院官学化，山长皆从官授，列入官制，“例以下第举人充山长”。到了清代，比较大的书院山长都是由进士以上的致士名宦充任，虽然官学化日益严重，然而进士、举人出身的山长各有专长，皆负一时之望，也有不少思想开放前瞻之人，使得书院学术文化一脉相传，不乏创新。（参见《学海堂部分师生情况表》）
2．协助山长工作的其他部分职事人员
助教：北宋时设置。《玉海》载：“祥符二年(1009)，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诚为助教。”
其实，在今天的大学里，每个教授同样配备一名助教，助教的学术水平不及教授，这也多作为他们学习教课、积累经验的阶段。
讲书：南宋时设置。
类似于今天的讲师，书院既是学术交流、研讨之地，必然博采众长，不可只局限于一位大儒，每位讲师各有所长，生徒根据自己的意愿择师，更是自主选择的专向发展，教师可根据兴趣和能力因材施教，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监院：宋代书院设有堂长，元代书院设有直学，皆为监院前身。其具体职责为管理书院财政，图书，生徒膏火奖赏，管理人员之考核与罢选等日常事务，但其主要责任还是在督导生徒，考其言行，协助院长工作。也可直接与巡抚、学政联系，传达其指令，实际上由是地方政府管理书院的代表，负有监督山长的特殊使命。
属于监督部门，这里书院的行政体系也明显借鉴了政治管理模式，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及监督，两者缺一不可，书院也如是。
学长：或称斋长，在小型书院如没有设监院的，往往设学长来代掌教员管理的责任，如稽查学生出入，管理住院事务，在院约束生童，以及考试时收发卷，分给奖赏、写榜等。
副讲：他的职责是协助山长，“批阅文字，辨析疑义”。要求“礼聘本省通五经、笃行谊者为之”。
堂长：清代堂长职责小了，乃是“立诱调和洞中学徒，遵巡行督视课业勤惰”，相当于今天的辅导人员。而堂长的选择指定，由“主洞、副讲即择学徒之优者为之；不称（职），则更易”，又相当于今天的班长。
除堂长外，另设有管干、典谒、经长、学长、斋长、引赞，都是择院中的学徒为之，相当于今天的学生干部。他们列入年度预算，“每年只给常例（即银两）”又像勤工助学领取报酬。这种全有学生干部负责书院行政管理工作，类似今天大学里的学生会，毕竟学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课外活动，这种方式及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主，也锻炼了他们的组织能力，使其自我管理，自我完善。
另外，为了保证住院学生正常的生活，书院一般还设有厨房工役、门斗、堂夫、斋夫、看司、看碑、看书、更夫、驿道书办、学书等职务，负责书院的饮食、卫生保洁，公共安全等等。一个学校正常的运行，这些职工必然需要。

以学海堂为例：
嘉庆二十二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援诂经精舍故事，创设学海堂提倡经古之学。嘉庆二十五年三月，阮元首开学海堂课，但课堂尚未有实地，只是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挂在城西文澜书院。 见《雷堂庵主弟子记》卷五“嘉庆二十五年条”
此后因连年以经古课试，士人中好古者越来越多，于是道光四年在粤秀山建立了学海堂。 见《雷堂庵主弟子记》卷六“道光四年条”

学海堂部分师生情况表： 本表节选自《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附录一，其表依据严文郁式《清儒传略》编制。

姓名
书院
身份
学历
生卒年
相关事迹
阮元
诂经精舍，学海堂
创设
进士
乾隆二十九年——道光二十三年（1764—1849）
嘉庆五年，借纂修《经籍纂诂》旧址，辟为学院（诂经精舍），选拔两浙学古之士，讲读其中。道光四年，沿诂经精舍之例，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专课经史诗文，不可举业。
李黼平
学海堂
阅卷
进士
乾隆三十五年——道光十二年（1770—1815）
阮元开学海堂，聘请阅卷。后主东莞宝安书院，课士一本诸经。
林伯桐
学海堂
学长
举人
乾隆四十年——道光二十四年（1775—1844）
好为考据治学，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无门户之见。教授生徒百余人。惟以敦内行、励实学相劝勉。阮文达督粤时，辟学海堂以课士，其间承事诸人以先生最久。诱掖多士，著作等身，有经师经人之目。
吴兰修
学海堂
学长
举人
嘉庆十三年举人
道光六年，与林伯桐、曾钊诸先生同为学海堂学长，造就甚众。精算学，兼工诗词。编有学海堂二集，以示为学旨归。
曾钊
学海堂
学长
拔贡
？——咸丰四年（？—1854）
笃学好古，阮元拔为学海堂首任学长。
钱仪吉
学海堂、大梁书院
主讲
进士
乾隆四十八年——道光三十年（1783—1850）
阮元门生。主广东学海堂讲席，定诸生读书法，勉以砥行谊，研经史。又主大梁书院，刻宋元诸家治经之书为《经苑》。
姓名
书院
身份
学历
生卒年
相关事迹
侯康
学海堂
生徒
举人
嘉庆三年——道光十七年(1798—1837)
阮文达建学海堂课士，赏其文，由是知名。后乃研精注疏，尽通诸经，于史学致力尤勤。
潭莹
学海堂
学长
举人
嘉庆五年——同治十年(1800—1871)
阮元督粤，识拔之。为学海堂学长三十余年，英俊之士，多出其门。
姓名
书院
身份
学历
生卒年
相关事迹
张杓
学海堂
学长
举人
嘉庆十年——同治四年(1805—1865)
尝掌教香山、榄山、南雅、道南书院，每日坐讲堂讲经史，来学者日众。阮元督粤，延之课子，并聘为学海堂学长。
陈澧
学海堂、菊坡精舍
生徒
学长
主讲
举人
嘉庆十五年——光绪八年（1810—1882）
学海堂第一届专课生，担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以经史实学教士，勉诸生笃行立品，成就甚众。
桂文灿
学海堂
生徒
举人
道光三年——光绪十年（1823—1884）
受业于陈澧，遍治群经，于清儒经注多有匡正。
廖廷相
学海堂、菊坡精舍
生徒
学长
进士
道光二十四年——光绪二十四年（1844—1898）
陈澧入室弟子，研治经史小学，曾任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张之洞督粤创建广雅书院，延主讲席。
林国庚
学海堂、广雅、两湖、端溪书院
生徒
分教
主讲
进士
咸丰五年——？
(1855—？)
肄业学海堂，从陈澧受经学。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延为史学分教，后移督湖广，聘为两湖书院分教。主端溪书院，教士有法。
梁鼎芬
学海堂、广雅、两湖、钟山书院
生徒
主讲
进士
咸丰八年——民国八年
（1858—1920）
早年受业于陈澧门下，后追随张之洞，曾掌教广雅、两湖、钟山诸书院。

三、以学规为中心的学校管理模式
中国古代书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在法规管理上有一套经验，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的学规。然而大多数书院采用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和程端蒙、董铢二先生《学则》作为底板，在此基础上有所添改，参以己见，而制定了他所掌教的书院教规和学约。
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完整的学规。其内容有五：1.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4.处世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形有不得，反求诸己。在学规后，朱熹还写了一段跋语，强调要严格遵守，不得违犯。
书院的学规概括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在德行层面所作的规定最多，也包含学问修养，饮食起居等，愈至后来愈加完备，直至从书院沿革、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招生指标、图书设备、搞活分配、考课奖励、经费来源以及房屋修理等等都形诸于条规之中，办院者只需照章办事，不再仅仅是今天的“学生守则”了。
我只找到清代明道书院章程，如下。
清代明道书院章程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学院邵谕：照得本院奏请于省城增建明道书院，所以讲明实学，陶育人材，肄业举贡生员。业经本院咨访阖省品学优长之士，调取来院，在诸生立志圣贤，讲求有素，自无庸重申告诫。惟念事属创始，一切规矩，俱宜严肃整齐。本院既已延订名师为诸生表率，更优给膏火，俾诸生安心读书。诸生在院者，当顾名思义，敬以持身，勤以自课，读书则精益求精，行事则慎愈加慎，将来学有本源，蔚为事业，方不负本院为国家一番作育之意。至提调绅士，尤当督率斋长，时加稽查。并一应闲杂人等均不得任意出入，作践喧哗，扰乱学规。除学程、学规并书院章程日行颁给外，理合晓谕。为此仰在院肄业举贡生员人等知悉，其各一体遵照毋违，须至告示者。计章程十条：
　　一、在书院以经书为根底，以史鉴为作用，尤须熟玩二程夫子遗书、《朱子全书》、《小学》及所颁《近思录》、《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吕司寇弟子职、《先正学规》、《吟呻语》、《杨园文集》、《三鱼堂文集》、《桴亭思辨录》、《正谊堂集》，皆当留览。《国朝中州名贤集》为此邦先达著作，去世未远，居地甚近，尤诸生所当取法者。
　　二、读书期于有用，非空谈心性，遂足谬托学道之名。经史先儒语录外，如兵、农、典礼、水利、河渠，凡一切吏治，《天下郡国利病书》，皆当留心。所尤要者，《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皇朝经世文编》、胡文忠、曾文正《全集》，不可不读。
　　三、读书贵有课程，计过亦有心史。肄业诸生应照所颁《张清恪公读书日程》，按日登记。此书已月刻板存于院中，每年春秋出棚时，按人颁给，每月一册。至吕子《省心记》，陈确庵《圣学入门》，宜各于案头置一册，以便省览。
　　四、学问最忌间断，忌夹杂。所谓间断者，百年为之而不足，一日坠落而有余。又曰一朝失足，万事瓦裂。古人所谓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者，良有以也。至夹杂之病，时而孔孟，时而释老，时而王道，时而杂霸，以此百年亦鲜完粹。须是时时省察，勿堕此弊。
　　五、学问先忌分别门户，诸生各有师承，学术不必悉合。其取法程朱，固是堂堂正道。有遵陆王之说者，亦不得谓之异端。要在心术能正，取古人之长，略古人之短，各术其是，皆属学问。不得纷纷辩论，至操同室之戈，反被他人讥议。
　　六、劝善规过，朋友之谊，况诸生一堂讲学，道义相交，尤非寻常可比。切磋琢磨，固是进德之事。倘有过失，俱各忠告善道，虚心听受。斋长为一院表率，尤当束身自矢，规劝兼施，方不负此委任。
　　七、文以载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可将程子作文害道一语，误会及古今文学，置之高阁，绝不理会。况科举以文取士，书院之设，并非要诸生绝意仕进，方为学道之人，须深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言，与程朱论科举诸说，酌立课程，以期文行并进。其大梁、信陵、辫香三书院官课斋课，悉听诸生往应。
　　八、每月课程，按季交提调绅转呈学院稽核。间有著述，亦得录呈学院。夏冬回省时，随意出诗文赋题或经解、策论考课，不必预定，校阅批还，不分甲乙。或一年中仅以课册空填塞责，毫无著述，考课所作文无精意者，由学院核明，次年不得住院。
　　九、书院院长，现已聘定湖南湘潭黄曙轩先生。先生志行高洁，学问渊深，为本院所心折。诸生幸模范当前，得所依归，自当敬信，率由虚衷求益，勉为有体有用之学，方不负培植之意。
十、肄业诸生，不准谈论时事，讪谤官长，所作文字不得妄议时政。至于心切忧时，讲求经济实学，自是吾儒职分内事。所当砥柱中流，挽回世远，为宇宙长留元气，为苍生长延福命，为中国读书人大吐一口气，大程子兴起斯文，范希文担当天下，窃于诸生有厚望矣。

可以看出在书院读书的学生可领取膏火，以安心读书，可以说有经济上的保障，才更可能安心于学问。另外，在教学内容上，书院教学以经学为中心，同时注重有关吏治的书籍，可窥探到明道书院一定程度是为了科考、做官而培养人才。在学习方法上，切忌夹杂、间断，很值得我们借鉴，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不再驳杂而在深入，唯有这样才是用心读书，古代圣贤特别把这一条列为学规之中，恐怕早知道潜心读书的精要所在，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
还有第五条中说“其取法程朱，固是堂堂正道。有遵陆王之说者，亦不得谓之异端。”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包容的心态，没有唯一的正确，古人认同思想是多元的，其碰撞也是正常之事，这一开放的心态其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四、以自修为主的学校学习模式
书院虽然比官学自由，也有一定的教学程式。根据明清一些书院教育家的概括，它的课程大致有八个方面：即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和自然科技。并且随着年龄段的不同，书院教授的内容也有阶段性的差异，自元代后，各书院基本参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安排功课。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填鸭式教学，古代书院有自己的教授和学习方式，师生关系紧密，所谓“教学相长”一点不为过。
1．课程设置
根据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参考，纵观书院千余年教学，始终以经史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经学：清代重视“宋学”，亦称“理学”，注重对经学“微言大义”的创发，也就是说宋学有着强大的政府支撑；而清代后来汉学崛起，声势浩大，宋汉两派门户对立尖锐，清政府采取调和两派的政策，所谓“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史学：清代王昶把史学分为四个方面，他说“史有四；有纪传之学，自《史记》、《汉书》至《明史》，所谓二十二史是也；有编年之学，《通鉴》、《纲目》是也；有纪事之学，袁桷《纪事本末》各书是也；有典章之学，《通典》、《通志》、《通考》、《续通考》是也。得一而熟究之，于古今之乱之故，无不了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大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著作。”因此，有些书院非常注重历史教学。
文学：清代除了学习传统的韩柳欧苏曾王八大古文家的作品外，还学习两晋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例如学海堂提出规矩汉晋、熟精萧《选》。认为骈体文，本原文选，嗣后，“婉丽莫如徐庾，宏博莫如王杨卢骆，清切莫入温李，工整莫如杨刘。虽非大儒所重，而精华可以应世。行有余力，不妨肄业及之”。
诗学：书院提倡诗学，科举考试也往往考诗学，所以书院的山长或学生，十中有九都是诗人。
小学：文字学。以《尔雅》《说文》为本，旁通金石、碑版之学。
算学：书院称《九章》之学为算学，即数学。
制艺帖括：这是指考科举时所作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清政府控制书院后，书院的教学重心转向考课，许多书院极为重视此部分的教学。
自然科技：属于自然科学，虽然书院教学以经学为中心，即以学社会科学为主，但仍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教学方法以课题为主，教师把数学题目发给学生，让他们自己研究，寻求解法。较难的题目则由教师做出示范答案。然后，定期将师生的优秀解法汇集出版，即称《某某书院算学课艺》。
广雅书院“实”字为先
广雅书院以培养既品行雅正，又经世至用的人才作为办学的宗旨要求，它的课程设置虽与以往书院并无很大差异，但在学习要求上却取舍分明，表现极为果断、大气，充分体现出通经与通今，学理与事功的关系。
课程要求“经学以通大义为主，不取索细；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泛；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
看过广雅书院对课程的要求，其扎扎实实的学风跃然纸上，读书不为科举应试，不为人前显贵，不把知识作为一种资本以卖弄，而是不空泛、不矫伪，不泛滥，不浮靡，不嚣张，这是读书的真谛，实为难得。
莲池书院课程创新
莲池书院有所不同，除了传统的课程设置，莲池书院在此基础上由于大师的前瞻，增设了许多新的课程，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
例如吴汝纶任莲池书院院长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课程的革新,提倡西学,给莲池书院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他认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他首次开设英语、日语课程,聘请外籍教师授课,并招收留学生,鼓励学生出国留学。莲池书院其他院长大多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办学方法颇具独到之处。
吴汝伦(1840—1903)在莲池书院任主讲，学历进士，他曾亲自赴日考察。从他的生卒年份可以推断，他出生那年正是鸦片战争打响的年份，他经历了大清王朝从盛到衰，日落余晖、苟延残喘的全过程，而这样一个进士出身的儒家学者，却以一颗与时俱进的心，敢于走进西学，赴日考察，并回国开设英语、日语课程，虽然对于当时整个中国只是沧海一粟，但是这种努力也可体会到吴汝伦的用心良苦，为书院教育做出的贡献，和书院在新思想传播上的不朽功劳。
2．教学安排
根据不同年龄段，书院教学分为三个阶段：
（1）8—15岁为第一阶段，实际是小学阶段。这一段有七、八年时间，要求学生读完11种教材，分别是《小学书》正文、《大学经传》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书》正文、《周礼》正文、《春秋经》并《三传》正文。
（2）15—22岁为第二阶段。这一段分两个段落，实际包括现今学制中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第一段3至4年，专力治经。教科书有：《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中庸章句或问》及《五经》。要求抄读，要求以玩索精熟为度，昼夜用力，全神贯注，严密省察。第二个段落为2至3年，主要看《通鉴》、读《韩文》、《楚辞》，以及考证制度，参看诸经注疏，诸史志书，《通典》、《续通典》和《文献通考》等，于今天大学水平相当。
（3）22—25岁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学习作文，练习时文八股以应付举业，州郡以上书院，大都为这一阶段服务。除读看制诰表章是先天读一日书，第二天做一日文外，其他是读九天书，做一天文章。类似现今的研究生阶段。
3．教授方式
自学，是明清时期书院教育共有的特点。书院大师虽然常常面授生徒，但只是提纲挈领，由生徒随其深浅自行体会。生徒有疑难问题，教师也仅是点拨一二，主要还是靠学生自学领悟。
古代书院常常延请大师登坛讲学，这种讲学形式和现代高等学校教育中的专题讲座比较相似，而一般不是系统讲授某一门课程，在这一点上，过于驳杂，不成体系，逊色于现代高校教育。
宪官或山长讲课往往是十天半月讲一次，所有功课，多归生徒自修，书院只加以监督。监督的办法是所谓“月有课，日有程”，学校的“课程”一词由此而来。多数书院学生都有“功课程簿”一本，将按日所读的书登在簿上，每逢月朔清晨，迎香之后，山长让诸生将功课程簿呈上，亲加翻阅，随抽默数行，类似今天的抽查学生作业。
记载广东书院生徒之学的课程，多订定生徒各立一功课册，册前各占温读何经，而册中每页首行先列日月，次行低一格，平列清晨、饭后、午间、灯下四候，于四候之下，双行开写所读之经某篇某节？温度几十遍？或读何书？看何书？以及读文、读诗、学字之类皆然。十天之内，院长示期查阅，抽背抽复。
“功课程簿”是一种督促学生自学的方法，不论古今，其实学生毕竟是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青少年，自律性不够强，采用自修的方法固然很好，却也有让懒惰生徒投机取巧之嫌，用这种监督的方法，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同时又起到很好的督促学生的效果，作为学生的我，很有感受。
学海堂教学方法
当然，除了学生自学行为外，教师讲授指导和师生互相讨论是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学海堂在近百年的办学历程中，聚集了大批学有成就的大师主讲其中。光学海堂主讲名师就有55人之多。李国钧．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诂经精舍与学海堂．岳麓书院通讯，1983
这些主讲大师们拥有显著的学术成就，及文学业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通过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对书院文学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学海堂创办者阮元，就是骈文大师，他不仅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深入到考课之中，还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政治地位聘任了许多明贤大儒到学海堂讲学，使学海堂的学术成就绵延兴旺。

学海堂采用八学长管理制度，八学长各用所长，学生们可以择师而从，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导师制”。不少学长以诗文名。学海堂办学近百年间，粤中学术、文学有成就者，多曾肄业其中，教学其中。
书院的教学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学生不但可以执卷请业，师生们还常在一起进行热烈的讨论，和一般书院呆板、肃穆的气氛大为不同。阮元首开学海堂课程，即与诸生相约：“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
可以说，一是有这些在文学上卓有成就的大师们授课讲学，二是有如此自由的学术论辩氛围，两者结合，让生徒们既有路可循，又不妨碍自身潜力的自由发展，学海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绝非泛泛之辈，而多负文名，突出的代表是出自学海堂的梁启超。
广雅书院教学特色
再如广雅书院的教师，教学作风极为勤勉。建院之初，院长一人频每日巡行各斋，以察诸生之勤惰，阅日记薄以考诸生之功课；升堂讲书，以观诸生之学识。 现存的记录朱一新与学生切磋学问的《无邪堂答问》，回答学生问题极为认真、中肯、娓娓不倦，毫不惜墨，乃至千言。在《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点校本，典校说明里写道：《无邪堂答问》是朱一新氏的代表作，笔记体，答问式，系作者及其讲学答问之辞而成。其宗旨在于“端正诸生之趋向”，“求诸圣凡共由之大道”，其所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问题，“纯粹平正”，“恳切详明”，内中颇多独到之处。 《无邪堂答问》朱一新，中华书局，2000

此外，张之洞本人（广雅书院创建者）也对书院付出巨大心血，书院成立后，他常在公余暇问，至书院“考业稽疑，时加训勉”。1889年移督湖广后，仍发题课广雅学院生。自光绪16年起，每逢四季，命题自湖北封寄粤省，诸生课卷亦汇送武昌，张之洞尽管案牍如山，仍亲自批览，并对此深感欣慰：“相随数千里，悦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这种眷恋之情，乐业之心，非常人能比，尤为可叹。广雅生徒，有这样的老师进行言传身教，自然受益良多。
教师的言传身教，尽职尽责固然重要，可是我们也应理解，古代书院生徒限定名额，一个书院之中不过几十人，至多一百有余，非今日大学所能比。故而教师才有精力有能力去因材施教，按照精英教育而非大众教育的方式教学，这一点的确是我们今天无法企及的。
五、以考课为主的学校考核模式
考课，是书院一种考核制度，也是中国教育的一种传统。它可以促使生徒努力钻研业务，写出论文，提高教学质量。而书院的考课督士，亦清代最为盛。一般认为，书院考课制度始于北宋后期的官学化书院，并大力推行而成为定制则在明清两代，尤在清代，所有书院，不分大小，无一例外。
究其原因，却是竞争。我们不难想到，书院所承受的规模有限，假如某所书院定额是20名，而来报名要求入院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就非得采用考课的办法择优录取不可。所以说，考课的出现是种必然。
1．考试的内容
清代课士，总的来说是以四书文（制艺）为主。张之洞《奏请广雅书院立案摺》云：“每课四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现在功令，五经并试，首场作论，改为试帖，科岁两试，亦止策及经文。今课期制艺试帖之外，如遇日永余闲，应作经文及策，或作律诗、解经，停止作论。” 《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杨布生，彭定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虽然各书院略有出入，有的增添对策、疏、论、词、赋等，终究不及四书文的重要。毕竟，大多书院的课考实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
2．考试的次数与日期、课期
大体定在每月的三、六、九日，或朔、望两日。
例如学海堂考课传统一直以来都是季课，即每年四课。从官师课所出课题来看，官试偏重文学，师课经训考据类题目比重增大。
针对考试制度，学海堂有进一步的改革，由学长拟题阅卷，每次考课由两学长负责，试题发放是开放式的，“发出题目，即行刊刷，粘贴学海堂及各学长寓所，随便分给，俾远近周知”。每次将试题张榜于学海堂门外。并在广州城内广为张贴，向社会上学子征文。每次季课从放榜到截卷，为期达一个月之久。这区别于一般书院封门发题、当日交卷的考试制度。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制度述论——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考察对象》 宋巧燕

值得一提的是，学海堂主要从事经史考据学、文学的学习研究，经史考据学研究注重资料和证据，用分析、归纳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获得结果，完全不同于科举考试中有套路可依的八股文、试帖诗的写作，也不同于宋明理学的随意阐释即有所依据却不落套路。它独特的考课方式适应了考据学研究的需要，也符合文学课程教学和创作的普遍规律，这实为人文学科需要借鉴之处。
在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广东总督卢坤订立的《学海堂专课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学长们出题考课，文学题目应“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诗题不用试帖”。不难看出学海堂课考也同样灵活而实用。
3．考试的形式与办法
一般书院都采取封门发题的方式，且必须在讲堂考试，不准携入斋社内，如点名不到，或原取无名，概不收阅。也有的书院严格规定，不准冒名顶替，查出后立即扣除试卷。清代考试作弊现象较为严重，除了请人代考外,抄录或挟带成文在清代书院课试中也较为泛滥，由此书院一般规定闭门发卷，并对交卷时间做出规定,一般规定当日某时交卷。其实各种方式，都是为使考试更加公平。

此外，书院考课都设有奖赏银。
例如莲池书院，在考课结束后,对成绩优异者给予物质奖励。斋课奖银八两;官课奖银的多少随主考官的意志而定;古课第一名最多可得奖银十两有余。并允许院外的学子参加考课,称为开门考试，若取得优秀成绩,也可得到一定的奖赏。 《莲池书院办学特色探析》田海龙,赵宏欣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
这种包容的胸襟和奖励机制激发了学子的学习积极性,以至省内外的学子愿意自学经史，徒步奔赴莲池考场参加考课,使莲池书院成为省内外的文化中心，蓬勃发展。
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额外奖励，也是今天学校教育采取的手段之一，比如每年颁发的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奖励等。用物质的形式给予奖励看来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六、以清幽为主的学校选址条件
莲池书院地理条件优越
莲池书院坐落在保定古莲花池园林的西北角。保定素有“京师之股肱”、“三辅之长城”之称,便利的交通条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助于莲池书院和外界进行学术交流。而古莲花池园林,又有“城市蓬莱”之美誉,这座园林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融合了江南和北方不同的造林艺术。明万历年间曾大规模扩建,更名为“水鉴公署”,园内池水碧波粼粼、莲叶田田、鱼戏其间,让人肃然自省,达到“水鉴”的目的。清代乾隆、嘉庆、光绪三朝帝曾先后把古莲花池作为行宫,“保定府属之清苑,莲花池、灵雨寺两所行宫”。 黄彭年·畿辅通志:卷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古莲花池跻身我国十大历史名园,因其拥有精湛的造林艺术和悠久历史,更因其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莲池书院位于喧嚣闹市而不喧嚣,远离山林而不失山林之趣,闹中取静、傲出俗世，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灵感与潜能,不得不说人心总是受环境影响的，一个清幽美丽的莲花池可以协助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所以人们总是倾慕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清华大学校园，同样不仅是因为它悠久的历史含蕴，也是其宽阔葱茏的校园环境，给莘莘学子宁静的心一个安居之所。
学海堂三易其址
学海堂寻址在粤秀山越王台旧址，皆背山临水，远离尘嚣，是读书治学、从事文学教育的绝佳场所。学海堂地址选择三易其地：“初拟于前明南园旧址，略觉湫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最后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视久之，遂定于粤秀山。” 学海堂志．林伯桐著，陈澧续补．光绪九年【1883】续刊本．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学海堂背倚粤秀山，面临珠江，群峰环绕，环境及其优美。阮元称之：“六艺于此，发其秀辉；百宝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之丽，区儒林之古境也。”堂内启秀山房，“阶前大湖。方石案一，明莹如玉，可供数人啸咏其间”。、同上11

“雅集”
阮元重视环境氛围对师生文学教育活动的影响和激发，特别提倡雅集。《学海堂志》专有一节载其事，认为“君子之学，息焉游焉。从于舞雩，未忠讲习”，提倡轻松愉快、劳逸结合的学习方式。志中说：“筑堂以来，岁有小集，讲礼于斯，会友于斯，来日无涯，宜详时序，志雅集。”这些雅集，都是师生们共同参加的活动，可使之在埋首于经史小学的课余，尽兴地陶冶于另一中轻松愉悦的文学氛围中。雅集成了学海堂制度化、规律化的文学、学术活动聚会。每年正月二十日阮元寿辰被定为学海堂雅集之始，其后在上巳花朝、盛夏溽暑、七月五日生朝、中秋前后、重阳寒食菊花怒放、冬至梅花大开等不同时节，定期雅集，师生们在雅集时融人美妙的各式时景中，“欣然欲赋”、“各携所业，从容讨论”、“或则作记，或者赋诗，亦以志一时也”、“展宋玉之赋，诵泉明之诗”、“赏奇析疑，抗言高论”，年年如是。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气氛相当特别，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教条与刻板，而是纵情于自然，放情于娱乐，堪称是一种寓教于乐，师生同乐其中，兴致盎然，而灵感与顿悟往往出于这不经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