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十四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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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编写中注意把握五条线索，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理想信念、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党的自身建设。把握好这五条完整贯穿全书的主要脉络，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开展好党史学习的可靠途径。
线索一：党的初心使命
在全书叙述中，也始终围绕这一线索展开。从大事来看，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本身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阶段性胜利，就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在具体叙述上，从土地革命的意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等，都明确点出了党的初心使命。
线索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历史性读物，《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一大特点在于生动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简史》明确指出，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接着，叙述了在抗战关键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介绍了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与系统阐明的重大意义。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线索三：坚定理想信念
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这在百年党史上有很多事例。对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有丰富体现。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均有述及，这些精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体现。
线索四：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优良传统和成功密码，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重要线索。
线索五：党的自身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中国共产党简史》忠实记录百年党建的大事、要事。
【篇二】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近日，在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会暨专题宣讲动员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强调，“要广泛深入开展党史专题宣讲，坚持联系实际、用好红色资源、注重面向基层”，“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磨难、奋进、崛起一个个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事件，能让人们在迷茫时辨清方向、在绝境时找到道路、面对发展瓶颈时探寻线索、面对伟大梦想时充满底气，党史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当前，面对新的发展背景和要求，更要纵向加大党史教育力度，横向延伸教育长度，使教育效果有深度、受众群体有广度，引导广大党员群众自觉听党话、坚定跟党走，要注重以“三新”提“三度”，不断夯实教育实效。
学习资源要“新”，才能激发学习“活跃度”。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党史是我们党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丰富经验和智慧的汇总，所以党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鲜活的、与时俱进的，在党史教育中要注意长思长学、常学常新，用党的最新理论提高教育实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为行动上的自觉奠定清醒的理论基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更有说服力，要深入挖掘本土鲜活教材，并创新多种教育形式，通过老党员讲红色故事、打造村级“党史馆”、红色主题文化展演等方式，全面激发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性，使之切身体会发展历程的艰辛，让精神力量更加持久深入。
课堂平台要“新”，才能提高学习“灵活度”。时代在快速发展，教育也要跟上步伐，不能因循守旧，要善于结合时代特征，更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教育实现“乘数效应”。要建设好“线上＋线下”党史课堂，积极开发符合群众学习要求的云端课程，制作课时短、内容精、语言通俗易懂的“微党课”，实现课堂可“移动”、课程可“选择”，打破传统枯燥束缚的学习模式，灵活开展党史教育。积极与群众生活相关联，例如以节日“猜灯谜、学党史”或社区开展“党史知识大讲堂”等活动为载体，将党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搬进现场，促进寓教于乐，入脑入心。党史教育不是“集中突击”，而要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要定好学习的“生物钟”，利用每月“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内容，以“村村响”“党建之声”等广播方式将党史教育全面推开，打造“闹钟式”的学习平台，使党员群众养成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教育形式要“新”，才能保持学习“鲜活度”。红色教育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囊括了形式多样、素材丰富的多维度体系，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通过延长“教育链”，使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焕发新光彩。如今，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国内研学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各地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革命遗迹和旧址保护开发，统筹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发展，在坚定红色“教育底色不变浅、教育目的不走偏”的情况下，开发红色旅游项目，扩大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突出教育功能，开发“声、光、电”与现有场景结合的现场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模拟式教学等模式，增强党史教学的冲击力，营造庄严肃穆、引人深思的浓厚学习氛围，在达到良好教育效果的同时推动红色教育成为“旅游爆款”，实现一举多得，让红色基因在不断发展中代代相传。
【篇三】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收录了总书记2019年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文章强调，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启之年。组工干部要身体力行，从党史中汲取养分，继续弘扬“赶考”精神，以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向党和人民交出新的满意答卷。
用“苟利社稷”的担当，抓实“赶考”落实。组工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抓住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有利契机，引领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将换出一片好风气、选出一届好代表、配强一个好班子，作为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的工作抓手，把田间地头当“阵地”，经常“下地”，通过实地走访、谈心谈话等，了解各级领导班子在日常工作、队伍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中的成绩与不足。要深入一线，当好“协调员、监督员、指导员”，通过调研督导，加大对基层党组织“面对面”指导，确保换出赢得组织、群众“双满意”的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
用“抓铁有痕”的韧劲，走实“赶考”道路。国以才治，政以才兴。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管人才的人才，更加需要练就一双“鹰眼”，敏锐把握党员群众需求，为党和国家事业注入“一池春水”。在选拔干部时，公道正派地选出人民满意、为民谋利的优秀干部。用好“引留用”手段，不断培养“一肩挑”人选成为乡村振兴人才的中坚力量；
助力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致富。
用“登高望远”的胸怀，写好“赶考”答卷。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精神，认清形势、登高望远，和上级保持一致，组工干部不仅要认真按照文件要求执行，还要不断想方法找思路，在执行过程中去创新突破，让组织工作告别枯燥而活跃起来。用活红色资源，通过参观红色现场教学点开展研学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学思悟践、交流心得。挖掘打造“党建+”特色党支部，以党建促业务发展。采取挂职锻炼、学习培训、参观学习等方式提升干部能力素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好干部队伍，在实现“中国梦”的“赶考”路上，为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篇四】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篇五】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程和全部斗争之中，明确为什么学以及如何学党史的问题，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爱党爱国爱人民，更好地淬炼精神品质，提升政治意识。党员干部要在重温党史中践行“读、讲、看、做”，在“四字要领”中领悟党史、筑牢初心。
用功学，着手“读”，在书桌与书香的“畅游”中夯实信念。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需要常读常新、常习常研。学好用好党史教材，需要我们拓宽学的广度，提升学的深度。要紧密结合“四史”内容，在抓好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间脉络中贯穿党史学习教育精髓，在历史时空中把握共产党人的本质，真正领悟党史学习教育中的“红色精神与力量”，赓续“红色血脉”。结合四本“指定书目”，聚焦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紧密联系时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脉络，乐学善思、真学深学、细学深悟，不断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营养，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铸牢新一代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
用情讲，全力“讲”，在台上与台下的“撞击”中激荡思想。党课是党组织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党课宣讲也是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党课怎么讲？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在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中应思考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回忆他在讲党课情形时曾说，“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正所谓“给别人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讲好主题党课或微党课，授课人要“统讲”“活讲”“趣讲”，要站在百年风云激荡的时代洪流下，采取“历史视角+现实视角+未来视角”的方法，深入研习讲课内容，结合自身理解思考进行梳理归纳，对接工作实际，把本地区本单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摆进去，以“接地气”的授课方式，吸引台下“学生”的兴趣，确保党课讲授的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用心看，着眼“看”，在艳阳与和风的“熏陶”中升华灵魂。打卡“红色地标”，感悟“红色传奇”，党史学习教育当“动”“静”结合。中共一大会址，向我们铺展开“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的星火燎原路；
井冈山烈士陵园、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向我们展示了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铮铮铁骨；
“半条被子”的物印初心，向我们讲述着穿越时空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鱼水情深……这些红色文化地标，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燃烧着熊熊不灭的红色火种，成为信仰的丰碑。作为党员干部，当在接受红色教育洗礼的过程中忆党史、颂党恩，在“打卡”每一处红色教育基地、观看每一件革命文物与老照片中用心感受动荡年代中伟大优秀共产党员为保家卫国所做出的贡献，铭记革命英烈，深深感受伟大革命精神，感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中汲取滋养，使先辈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火炬的“热力”生生不息。
用功做，奋力“做”，在幸福与美好的“伴随”中践行使命。学党史悟思想，最重要的目的是办实事、开新局。打下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地基”后，修建学史力行的“红楼”，需要我们力推党史学习教育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翻开历史的画卷，焦裕禄、谷文昌、黄文秀等一批批耳熟能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矢志为民、无私奉献，向我们传递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强力担当做好群众的“贴心人”，从群众所想所急入手，以“微笑服务”“倾情解决”“群众满意”为抓手，在细小服务中诠释真情为民的初心使命，擦亮共产党员的政治底色，努力做无愧于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篇六】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因为党领导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繁荣富强。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