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实践论》导读(1).doc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矛盾论、实践论导读崔丽华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共同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导读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写于革命胜利延安，通过这个题目我们可以看到，其哲学味道是比较浓的，的确如此，它们是根据毛泽东在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的这样一个提纲，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个章节，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改编而成的。1937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油印版，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毛泽东他又重新地进行了一个修改，定名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于1950年的12月和1954年的4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今天我们大家就一同来学习毛泽东这两篇著作。引言：重读“两论”的意义和价值在学习之前我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两论”它其实已经距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非常久远，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重新来阅读“两论”，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在引言的部分跟大家谈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哲学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而且在世界哲学史上，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具有中国式的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特色的独特理论景观。具体来说，“两论”，第一，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为什么说它是开山之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它其实也为中国人民前进点燃了一个新的希望，但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一个问题，如何和中国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具体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绝对不应该是照抄照搬，或者是套用公示、套用公理这样一个问题，而应该根据中国社会运动的这样一种规律进行革命。“两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它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精髓，实践的这样一种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个具体化和新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阅读“两论”，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要性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定之作。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之后，到1937年，“两论”的创造的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经验和教训，急需对这样一种经验和教训作一总结和说明。当然，这样一种总结决定不应该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应该具有一定的过程，这样一个高度，尤其是当时党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教条式、本本式的一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一种公式，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来指导革命，存在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厘清我们党的这样一种思想路线还有指导方针的问题，毛泽东写作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两论”中，它揭示了左和右的这样一种错误，尤其是在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一种错误，系统地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和教训。自此，自“两论”问世以来，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可以从哲学上来有一个对中国革命的总结和概括，也正是有了哲学的一种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理解中国问题，也使得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中国革命摆脱了两次受挫的这样一种阴影，走向了一种胜利的大道。第三个，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经典之作。“两论”的第三个重要性，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经典之作。我们党历来是非常注重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是党保持先进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它始终就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一个首要和重要的位置，始终把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来武装我们的全党，在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同志，我们相信党中央的这样一种具体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它又无法去认识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走一条俄国式的道路，甚至怀疑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一场农民运动而已，在我们的同志的这样一种头脑中，始终是带着问号的，始终是需要对它进行一种回答的。因此就必须在思想上为革命做好准备。“两论”也是对于这样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它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不走俄国式的这样一种革命，我们党的这样一条革命道路为什么是我们自己开创的，它是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一条不同于俄国式的这样一种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做好了一个准备，也使全党坚定了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个信心，其实也为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开创新的革命阶段作好了一个思想准备，甚至很多共产党人也说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始的，特别是从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始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论”在整个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正因为此，我们今天来重温经典，重新去感受经典的一种魅力和价值，尤其是经典在今天我们当今这样一种时代下，我们为什么重新来阅读经典？我们今天想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背景；第二个背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内容。因为“两论”洋洋洒洒几万字，我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把它的所有的内容和所有的东西都跟同志们一同分享，因此在今天我的课堂上关于“两论”的主要内容就集中地来谈他们所表达的这样一种精华，或者是毛泽东是如何去思考问题，如何去想问题，他是如何把“两论”去照顾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今天这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一个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我们今天为什么重新阅读“两论”？它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重新阅读“两论”的时代价值。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两论”的写作背景。任何一个理论都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都有着它自己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包括马克思也有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说，“两论”它产生于20、30年代，也绝对不是偶然，它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的准备的。它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这是毛泽东他的原话，他说：“它是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作的，是为了批判和清算，甚至严重危害到中国革命发展的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特别系教条主义的这样一个而作的，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这样一个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作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一）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第一个问题是“两论”产生的一个大背景，它这样一个大背景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曲折经历，它是在深深地扎根于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之中的，它的创造、它的出版，甚至它的传播，既是一种思想生成过程，其实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这样一种时代的“烙印”，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其实也为“两论”创造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又使我们不得不回到中国近代史中去。这样一个近代史也就是“两论”所产生的一个社会土壤，我们看看它是在怎样一种社会土壤中产生和发展的呢？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840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记忆性或者非常屈辱的这样一个年代，自1840年之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就开启了它受奴役和受压迫的这样一个历史，为什么我们说在1840年我们就开启了它一个受奴役和受压迫的历史呢？这样我们也得去看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人类文明在15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转型，这个转型是从一个落后的文明向一个崭新的文明的转型和过渡的过程，这个落后的文明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一个转型，整个人类文明都是朝着这样一个大的转型在发展，但是我们的清政府怎么样，我们的清政府盲目自大，闭关锁国，错失了这样一次非常伟大的一个转型期，从而它在器物层面，在制度层面，在方方面面它都落后于西方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所代表的人类先进文明的这样一种落后。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现代化，也是从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从1840年开始的。正是因为我们错失了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转型，所以我们落后了，落后就会怎么样？落后它就会被挨打，我们近代史就是一个落后挨打的历史。面对这样一个历史状况，一代民族精英开始觉醒，他们带领着中国人民挺身而出，争取的是民族的这样一个独立和解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的这样一个篇章，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他们创立了太平天国，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纲领，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这样一个自身的局限性，提出出它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希望的是向西方学习，但是这样的一系列措施和这样一系列的主张都被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最后变法也失败了。种种的改良方案最终都宣布破产，中国人民才不得不选择革命的道路，我们为什么搞革命？其实它一开始也是希望搞改良的，也是希望通过他们内部中的一种渐进式的、稳健式的一种改良，实现它的最终那样一种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这样一种过渡，从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一种过渡的过程。但是我们所尝试的种种方案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革命的道路，革命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情，选择的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最终拿起了革命的武器，推翻了清政府，但是最终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一种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被他人所窃取。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这样一种无产阶级政党，它是中国历史的近代史上的一次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但是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正确之路，但是这条道路是非常曲折和坎坷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它经过了“两论”的创作16年的历时时间这样一个节点中，它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哪两次胜利？一次是1927年的北伐战争，它基本上推翻了这样一种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是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的一个胜利结束，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这样一种企图，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全国革命的一个新局面的一个到来，这是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到1937“两论”创造过程中的两次胜利，这两次胜利也给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但同时也有两次失败，这两次失败分别是1927年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革命的一个失败，以及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长征，虽然长征最后是成功了，但是长征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不愿意搞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种血的经验和教训中悟出了革命的一种斗争经验，这样一种斗争经验，一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其次就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样一个道路。因此，毛泽东他有一个话，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这样两次的比较，我们才充分认识了中国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世界。”这是对中国国情的一个充分认识，这样才得出了，我们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这样一个经验。正是因为此，他们成功开辟了一条工农武装格局的道路，这也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实践相结合而得来的。毛泽东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重要的著作，同志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读一读，这两部著作，它更多的是就事论事，丰富的革命经验和丰富的教训，为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依据，同时也需要将这样一个政策和这样一种革命经验，以及教训，加以一种总结和概括，并把它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从一种宏观意义上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是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此创作和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革命的问题，为具体地制定各种政策、策略，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一个理论依据。这两篇著作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对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个非常到位精准的分析，充满着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甚至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个哲学思想，这是整个“两论”创作的一个社会土壤，这是其革命背景。（二）党内存在错误的思想路线具体来说，“两论”第二个背景是它当时的党内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是对党内错误思想路线的一种反思和一种认识。刚才我已经反复在说，我国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是走了一条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这样一条道路，它经过了两次失败，这两次失败虽然主要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的这样一种力量悬殊所造成的，但是从我们内因来说，从我们党自己内部来说，它还有跟着我们党自己内部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路线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此我国迫切地需要，就对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一个清算，这也是我们党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党的错误的思想路线主要有哪些？在这里，我主要举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它主要的是针对革命领导权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发生在国共时期，在北伐战争时期，它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在野党的一个位置，放弃了对革命领导权的把握，甚至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对派实行的是全面的一种退让。这样一种错误，它就导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对领导权的放弃，也最终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在我们党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这样一个左倾思想，它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一种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这样一种实际，否则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样一个经典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当然这样一种理论、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也跟我们当时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党的成立初期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而存在的，长期它受共产国际的一个领导。这对于我们党的早期来说，它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共产国际它是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性质，并且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一种对革命的幻想，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思想，这种主张和这些策略曾经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斗争的能力，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但是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步步的强大，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一步步认识上的逐渐深化，我们对共产国际，由于它对中国革命的不认识、不了解，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就开始了有一种过度干预的问题。王明他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代理人，他上了台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为中共更加不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布尔什维克化是什么，它就是要百分之百地要忠诚于中国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路线，因此，它这样一个口号是得到共产国际的一个赞赏的，王明是怀着对莫斯科的这样一种崇敬，甚至怀着对这样一种忠诚地执行和指导着莫斯科的指示。王明他长期地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唯书唯上唯一外，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不顾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长期的发展，甚至以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来片面地附庸共产国际，这正是由于王明一系列错误的路线和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甚至几乎是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说：“王明的错误在哪里，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这个别人是谁？也就是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自己是谁？自己是中国革命，想得太少。”他是站在他者的这样一个（角度），他并没有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这样一种国情，而是片面地附庸共产国际的各种方针、策略。那么，为什么王明他不懂中国的国情？这跟他自身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多原因，他几乎是没有搞过基层经验的，他从没有到过根据地，也从没有在白区工作过。他也没有搞过军事斗争，也没有搞过实际的群众运动，他一直是浮在上面的，他在武昌上大学之后，虽然参加了一点点的学生运动，但没有毕业，他就去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先是留校任教，回国之后，就到了中央机关来工作，27岁的时候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就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很快他又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一住就是六年，到1937年底的时候又回国又在中央担任领导岗位。我们看王明的这样一段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王明为什么他始终是为共产国际想得太多，为自己想得太少。第一，他没有这样一个基层工作的经验，他对中国革命是不了解。第二，因为他这样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他是在苏联形成的，因此他对莫斯科的这样一种共产国际的各种指示和各种政策是充分了解的，在他意识里，他就认为这些是正确的。如上所述，无论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右倾，还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它是我们党内思想路线上存在着问题。他这样一种思想路线存在的问题，这就影响着我们党制定各种正确路线和策略的一个执行，如果我们去简单地按照苏联的指示，按照本本上地去打仗，去搞革命，中国革命只能走进死胡同。因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思想的高度来对中国革命进行总结。如果不进行总结的话，中国革命甚至就不能前进，因此我们党就迫切地需要从理论上，从哲学的高度来彻底地厘清我们党内错误的种种认识以及批判错误的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两论”最终是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上的一个演讲稿，他在讲稿时间分别是1937年的7月和8月，成稿的时间略早一些当时的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之际，它通过对这样一段历史的总结，从哲学的高度开始了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结论，也使广大干部接受了一次马克思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这是“两论”创造的第二个历史背景，针对党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它迫切地需要进行一种整理和进行一种梳理。（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第三个背景，它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样一种脉络产生的，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文中，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在欧洲创立了，并在世界范围逐渐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早期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等人也只是提及了马克思主义，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人所接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是“两论”产生的一个文化的土壤。它是扎根于当时中国的一个原则和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的一个文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第一，翻译介绍和论述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重点宣传的是唯物论，它翻译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这样一系列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第二个特点，这个阶段它还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不准确和不全面的特点。这是它第一个阶段。它主要是翻译、介绍和论述这样一个阶段。紧接着马克思主义就进入了它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到“两论”的产生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宣传唯物辩证法，成为这样一个时期的一个重点。比如说它有一系列的著作开始在中国被翻译出版，比如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及资本论。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一个极为深入和系统的反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标志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第一，它从译介刑上升为著述型，最初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一种翻译介绍，而之后逐步上升为一种我们对它的一个观点的重新理解，我们来展示我们自己的观点。第二个特点，通俗普及型上升为一种理论研究型，还有它就是从学历型上升为现实型，刚开始我们仅仅是关注它的一个学理思想，之后我们逐渐地开始上升为，把这样一个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第四个，从日常生活型上升为一种革命经验型。第五个，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它是有它自己的一种创新的，任何一个理论，它进入一个国家，它都面临着一个被选择、被甄别的一个过程。马克思进入中国，它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最初它是经过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思潮的这样一种对话的过程中，被我党确立为指导思想，之后它经过了与“三民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等一系列思潮的交锋，这样一种交锋，其实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样一种传播，是毛泽东创造“两论”的一个理论背景、文化土壤，也为“两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撑。另外一个方面，“两论”的创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有五个标志，这样一个标志也跟毛泽东老人家学习马列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他学习马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来进行简单地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在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先后草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的重要文件，从它这样一个阶段，它更多的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一个战略主张，到1930年10月开始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论断，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思想特征，这些都是从中国的这样一种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的指导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的。但是刚才已经反复提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左倾的教条主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共苏区都是得到了一种贯彻，王明他很早的时候在学生时代，他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此期间，他是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的著作，甚至并得到了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米芾的赏识。他在回国之后，在米芾的支持下，于1931年他就成了中共的中央常委，当时毛泽东仅仅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共中央常委有三个人，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王明，向忠发由于他这样一个工人的出身，他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水平并不如王明高，而周恩来他又没有生搬硬套地来理解苏联革命，来指导中国革命，因此他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批评，不被重视的。只有王明是响当当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所以王明当时在党内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在1931年到1935年的时候，王明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是长期地占有统治地位，因此毛泽东他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排挤和被打压的。王明是不懂得中国实际的一个留学生，他们对马列经典著作是倒背如流，他们常常以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家自称，对则就拿本本主义去教训人，甚至他很看不起毛泽东，他甚至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并对毛泽东一系列的主张进行横加指责，认为它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也是给他戴了很多帽子了。甚至在1932年十月时候的一个宁都会议上，曾经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这样一个毛泽东，竟被撤销掉了军队的军事领导的职务。因此，在苏区毛泽东就长期是挂着国家主席的名义养病、观察、蹲点、督导等，或者是随军行动，他是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办的苏区一点点地缩小，最后丢了个精光。因此，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使红军有了主张，正是这样一段经历，使得毛泽东刻骨铭心的，也促使了他对马列经典著作进行了一个阅读。他是为了回击和反击王明等人的指责，他到处找马列著作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的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理论。之后他也对很多外国友人说，他说：“我是在马背上学习马列主义的。” 红军之后到达了陕北，特别是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的上半年，国民党由于我们在西北军吃了几次红军的败仗，剿共的态度慢慢地缓和下来，西北的局势相对稳定，包括西安事变最终也使得国民党它停止了剿共的行动，这也为延安争取了一段安全稳定的环境，包括他读书的条件也明显地得到了提高和改善。因此，毛泽东他读书的时间相对地增多了，包括国内一系列的著作也被翻译和出版了，也能够送到延安，正因为此，他为了批判王明等的一个左倾的错误路线，总结中国革命的这样一种经验以及个人的一种经验和爱好，毛泽东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在延安，凡是能找到的马列著作和经典读物，他都找来读一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就请当时在统战区工作的同志们买来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斯诺，他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这样一段经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描写，他说，毛泽东是一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要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来谈，他花了3、4夜的工夫专心地读了这几本书，在此期间，他几乎什么都不管了。通过他这样一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老一辈领导人，他对马列著作是非常认真地阅读的。再包括他在延安的时候还组织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组织了一个哲学讨论者，这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学者是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大众哲学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非常推崇的一本著作，甚至在蒋介石后期他到了台湾之后，他在分析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他也说是没有创造出诸如大众哲学这样的著作，当然这些说法都有一些夸张了，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哲学小组来学习马列著作，他们这些小组他们来讨论“两论”，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一个问题等，这也为他之后修改“两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通过这样一段历史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毛学习马列主义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我在这里把它进行了一个总结，首先它是非常注重从实践出发的，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习，主要还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地学习到。他就认为，我们学习马列不应该从本本出发，就理论而理论，而应该把理论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甚至他说，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方法。他还跟他的朋友说，他说：“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当然这里是非常谦虚了，“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重研究方法。”他还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讨论人家长短，这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他对马列主义的一个学习是更多地是强调的，第一，从中国的这样一个革命的实际出发。第二个，把以问题为中心，第三个，注重他的一个方法性，更多的是学习的是它的方法，这是他对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一贯指导。除此之外，这上面我讲了三个大的方面，“两论”产生的一个社会土壤，革命土壤以及文化土壤，这是“两论”产生的革命背景，针对党内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路线，以及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个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除此之外，我们都还知道，“两论”的产生和写作还受到了国际方面的一个影响，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波德林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波德林思想是党内的一个教条主义，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理论的这样一个国外来源，这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也为中国重新理解，也为毛泽东重新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以上是“两论”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二、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地谈“两论”的指导思想。很短的一个时间来谈“两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更多地是想集中讨论一下“两论”的精华部分，或是“两论”的精髓。“两论”我们在前面也反复说，它是一个从中国革命的问题出发而写的一部哲学著作，它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总结。这从1921年到1937年我们党的十六年的发展过程中，它犯了不少的错误，甚至亟待对这样一个错误和亟待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一种总结。而很多人，他是就事论事，就革命说革命，就军事说军事，就政治说政治，而毛泽东是从就事论事的框架中跳出来，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论中国革命的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代伟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伟人？他必须得站得高，看得远，其实在这里也是说，他为什么推荐他们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哲学？出发点也在于此，因为哲学是能够让你站得高，看得远的。哲学是一个关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问题。“两论”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实践。具体来说，“两论”关注了两个范畴，一个范畴是实践的范畴，一个范畴是矛盾的范畴。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的范畴。从这两个范畴来出发讨论中国革命，讨论中国问题。但是“两论”还有它自身的特点，因此我们是分别来论述。我们先来看看实践论。实践论它的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叫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知和行的关系，通过这样一个副标题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一个思想，讨论知和行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很多讨论知和行，知易行难等一系列的一个讨论知和行的一个思想。毛泽东他就是说，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他是借助于这样一个老问题来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来谈中国的这样一个老问题，是从认识论上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其针对点针对的是教条主义，是对党内的一个错误的思想路线的一种揭示。它的整个逻辑框架是包含着五大部分，论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五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段到第五段，它着重论述了实践对认识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个部分，是第六段到第十八段，它着重论述了是实践到认识的这样一个飞跃过程，或是说明理性到对感性认识的依赖性，以及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辩证法。我们实践的两个阶段，一个是改进阶段，一个是理性阶段，它是如何运作的。第三个部分，主要就论述了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说明了认识过程第二次飞跃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发展理论的一个必要过程。第四个部分，第二十段到二十五段，主要是论述了认识运动无限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指出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一个辩证关系，并对认识论上的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等进行了批判，这是它的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第二十六段，它是对整个全文的一个总结，它是对人的这样一个认识运动规律进行了概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循环的形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也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五个部分是实践论的一个全部的内容。（一）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我们来具体说说它的思想。我们把它概括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深入的展开。中国的这样一个老问题，知和行它统一在哪里？它的统一点在哪里？它借助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实践。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他整个的一个思想是，我们整个对主观和客观，我们对知和行，它的统一在哪里？都是统一在实践上的。这样一个实践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深入的展开。先来谈第一个方面，在“两论”中他是对实践内容和形式作了一个科学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的旧的哲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是对整个实践的一个认识，在费尔巴哈提纲中，他说他自己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这样一个新的哲学，是之前在哲学史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歧，这样一个分歧也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二元论，二元论是身和心，我们这样一个心灵和我们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行为，它是如何统一的呢？身心如何达到统一的呢？它是没有解决的，在传统哲学史上它的没有解决的，它都是身心二元的，如在康德哲学的过程，还有黑格尔哲学，它都是出现了这样一种二元论的一种倾向。而这样一种二元论是在哪里消解掉了？在马克思那里被消解掉了。它是直到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它才将实践和人的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实践就是人能动地去改造物质世界的这样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它强调实践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把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生存和活动归结为实践，通过实践实现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实现了它整个哲学史上的一种二元对立的一个统一。它认为实践也是新旧哲学的分水岭，实践是一种物质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这样规定实践的，它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认识世界，才能够认识事物，才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和规律。这是马克思他对整个实践观的理解，他是非常注重实践的。之后恩格斯提出了实践“即实验和工业”等，在之后，列宁他提出了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深的观察、发现等，这是对实践的一个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的一个扩充。在毛泽东那里，他认为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之后，他对整个实践内容上他认为它包含生活活动、阶级斗争、政治活动、科学和艺术活动。即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客观活动，这些都是实践的内容。它具体的形式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其生产斗争，第二个方面是其阶级斗争，第三个方面是其科学实践。这是毛泽东他在实践论中对实践的内容和基本形式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在这样一个概括中，它还明确提出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一个地位和作用，第一个是说，实践是认识的一个来源。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为什么会说注重调查研究？他甚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也正是由于他整个搞调查研究，他并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整个一生他都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比如在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这个阶段，他都是长期地扎根于中国农村进行实践调查和进行实验的，在他看来，要想了解中国的革命，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充分的调研，才能对中国革命进行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样一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正是它基于实践是认识的一个来源的这样一个初衷。第二个，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问题才促使了我们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知识，更新我们的问题欲。在古代的时候，为了适应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这样一种确立气节和了解气侯的需要就产生了天文学，为了丈量土地、衡量溶剂和计算其他的计算上的一种需要，它产生了数学。再比如说，为了适应建筑工程、手工业以及战争的需要，它产生力学，这个“力”来说明实践是发展的一个动力。第三个方面，实践是对于外界认识真理性的一个标准，所谓真理是什么，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一个规律性，即主观符合于客观。要想使主观符合于客观，我们只能推动实践去检验。为什么？第一，思想本身它是不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检验自身的一个标准的，如果因为认识、思想不被认识，不和认识的对象所结合起来，就无法确定它的这样一种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其次，如果客观实际本身也是不能够直接地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因为客观对象它本身是没有正确和错误的，无法使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这是客观对象本身的一个原则。因此你要想检验真理就必须检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正确，只有依靠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因此实践是对于外界认识真理性的一个标准，这是它的第三个方面。第四个，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能动地去改造世界，认识是从实践中来，但认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最终的目的我们认为，毛泽东也指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了这样一个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样一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费尔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