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系列225（11篇）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docx

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 高峰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2020 年1月目录1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晓宏：应关注提高治理能效问题12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罗厚如：加强互联网领域调解队伍建设33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一级高级检察官王祺国：夯实基层治理网格化基础44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金伯中：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55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社会治理可借鉴数字经济治理模式76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范明志：网络空间治理需法治自治相结合8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韦犁：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98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昌军：开展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人民战争109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旗帜鲜明地倡导技术向善反对技术向恶1110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林维：应提倡技术相关法规提前规制1211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赵鹏：政府需要设计合理的平台责任13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法制日报，2020年1月14日）编者按:1月7日，由法制日报社主办、法制网承办、阿里巴巴集团协办的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新环境、新治理、新机遇”，聚焦数字经济治理。来自全国各地政法机关、研究机构、互联网企业的代表近300人参会。现将与会嘉宾发言主要内容摘登如下应关注提高治理能效问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阎晓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提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开辟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枫桥经验”虽然岁月久远，但仍然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社会指导意义， 要从“枫桥经验”中汲取智慧，提高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能力，要从枫桥经验中增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和担当精神。围绕这个主题，对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共治，要关注怎样提高治理的能效问题。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和“四个自信”，对外做好国际上的宣传。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寻找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差距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第二，客观看待我国打击侵权盗版和假冒伪劣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认真履行国际承诺，开启了坚持不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进程。中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击侵权盗版和假冒伪劣的领导小组。同时， 对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修改。第三，平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规范网络秩序、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各大网络平台积极主动地付出了努力，对经济社会有重大贡献。从阿里发布的2019 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可以看到，有责任担当的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这些成绩需要面向国际国内，用事实和数据，做好宣传工作。在社会共治问题上平台承担多大的责任、拥有多少权利，值得思考。加强互联网领域调解队伍建设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 罗厚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调解是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的智慧结晶，是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 也是“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司法部高度重视调解工作，认真履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指导职责，部署开展了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推动中国特色调解事业实现了新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加快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难题。对此，司法部近年来在推进数字法治、智慧司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指导各地加强互联网领域调解组织建设，加快智能移动调解系统的应用和推广。下一步，司法部将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领域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继续推动在具备条件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等建立调解组织;建立健全符合互联网领域特点的调解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互联网领域调解组织之间以及调解组织与互联网法院之间的衔接联动;加强调解工作的大数据分析和运用，推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为行业治理、社会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夯实基层治理网格化基础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一级高级检察官 王祺国浙江是“枫桥经验”的诞生地，也是互联网的强省，更是数字经济的先行地之一。浙江省委把“互联网+社会治理”纳入“枫桥经验”六大工程之一。数字经济的强势崛起和网络问题的错综复杂，全面深刻影响着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的途径和方法。检察机关是推动数字经济条件下“枫桥经验”新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聚焦依法严惩和有效预防网络违法犯罪、应对各种网络法律纠纷这一绕不过去的工作重点，浙江省检察机关积极会同其他法治力量努力实践和丰富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一是坚定不移坚持“少捕慎诉”的工作方针，推动浙江连续成为全国最具有安全感的省份之一。二是积极探索引领性的涉网全国案例。浙江省检察机关站在“枫桥经济” 的社会治理立场，结合“四大检察”职能，努力在实践中把网络案件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推进网络领域法治化治理的先行优势。三是坚持不懈地推动互联网法治研究。站在互联网发展的制高点上，浙江省检察机关较早认识到应当加强涉网法律问题的研究。站在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视角，我就数字经济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坚持源头治理，夯实基层治理的网格化基础;坚持惩防并举，在情理法相结合中执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整体推进，提升大数据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化、体系化。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枫桥经济”新发展的系统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让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精髓更多地注入到法律法规中。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 金伯中“枫桥经验”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见证了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枫桥经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走出了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向“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跨越。新时代“枫桥经验”实际上是“枫桥经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实现了从“枫桥经验”到“枫桥理论”再到“枫桥制度”的历史性飞跃。第一，以党建为统领，完善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以党建为核心、以多元共治为主体、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为基本治理方式、以数字治理为支撑、以人文治理为基础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 实践创新的一个制度性成果。第二，以培育壮大社会组织为重点，加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从警务共同体建设到平安共同体建设，再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转型和发展，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创新的基本路径。第三，以深化社会建设为目标，完善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综合性机制建设。建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立完善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预防机制和评估、化解、管控机制，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机制，并以法治思维和法律体系加以支撑和保障，最大限度地把社会风险和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现代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要以人民满意为目标建立政府政务系统，以民意为导向建立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包括建立民意收集研判、干部接访下访、流动人口旅馆式管理等一系列为民服务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五，以科技为支撑，大力推进数字社会建设。要顺应科技信息化潮流， 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特别是5G、区块链技术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第六，大力弘扬“枫桥精神”，加强治理文化建设。“枫桥经验”的社会基因形成了枫桥独有的“枫桥精神”。要以“枫桥精神”推动包括和谐文化、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内的文化建设。第七，以“枫桥式”创建为载体，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深入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司法所”“枫桥式退役军人管理服务站”等创建活动，全面推广枫桥警务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可借鉴数字经济治理模式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 郑俊芳互联网生态的治理经验正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场景中。在数字经济时代， 以技术和共治为内核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和经验，创造着新的商业机遇，不仅在解决商业问题上发挥作用，在参与社会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上，也提供了借鉴和更多想象空间，为社会创造更多新价值。新的环境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新的治理。要想实现新治理，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技术和数据，而是人们的意识。正如“枫桥经验”在随着时代历久弥新，打破老思维、老办法，打破常识，才能拥抱新技术和新治理。如何让治理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一直是阿里安全不断探索的命题。从管控、管理再到治理现代化，如何用包容创新、尽职免责、审慎监管的思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不仅让治理成为赋能商业创新创造的新动能，也为以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治理新思路。数字经济治理的理念，为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在本届高峰研讨会现场，阿里巴巴集团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指导下，正式对外推出“打假无疆”平台，用技术重构线上线下一体化打假格局，鼓励消费者去举报线下假冒门店、假冒商品及制售假窝点等侵权线索。网络空间治理需法治自治相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范明志当我们谈起社会治理的时候，大家想到更多的是法治。从古至今法治和自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的。法治和自治的有机结合，则是社会治理比较理想的状态。从网络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网络既需要法治，更需要的是自治。但是自治也需要规范，自治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网络平台企业塑造的网络空间表面上看来是虚拟的，而实质上是把一部分的社会关系，比如把电子商务关系从现实中转移到了网络空间中，这就导致了网络企业与现实企业的不同。网络企业要进行空间的治理，这个治理不仅仅是对自己产品和经营的治理，还包括与平台相关所有社会因素的治理，比如个人隐私、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等方面。平台自治能力是网络平台成长的“小脑”。网络平台要把网络平台治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因为这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要通过网络自治实现的路径把整个网络平台的社会生态培养好，企业才能快速健康发展。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企业，充分运用“枫桥经验”形成的平台治理生态能力，成为“枫桥经验”的实践者，促进了网络平台的健康发展，值得学习。对于网络平台来讲，这种平台治理所产生的意义不仅仅是能把平台维护好、发展好，为社会作贡献，其对于法治的意义也非常重要。平台在治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规则，经过一定的时间沉淀，为未来网络规则的制定提供了借鉴意义。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副司长 韦犁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有效解决了基层各类矛盾和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进入互联网时代，“枫桥经验”也在继承和发扬中历久弥新， 在互联网治理特别是数字经济治理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数字经济具有一系列新特征和新问题。面向长远和未来，需要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数字经济需要共治，共治需要政府的监管、行业的自律、企业的自治，以及消费者的参与。其中，企业自治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企业自治不仅对企业自身非常必要，对于消费者权益以及政府监管职能而言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做好自治工作，企业在面对新的机遇时，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发展壮大的企业，需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开展大量的工作。自治是民事手段，平台规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格式化合同。不同的是，过去的格式化合同只是面对消费者，现在平台内的格式化合同面对的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如何发挥好“枫桥经验”，决定了今后企业能走多远的问题。互联网时代，有些问题单靠企业自治是无法解决的，所以除了企业自治之外，还需要政府监管，只有将这两种方式有机结合，才能有利于互联网市场健康发展。开展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人民战争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杨昌军网络犯罪是少数高智商人的犯罪，网络结构的先天不足导致安全漏洞很多和后天治理乏力，执法特别困难，因而与普通的犯罪相比，网络犯罪具有高度机会性，具体表现在爆炸性、暴利性、高技术性、强隐身性、非接触性等犯罪特点。但是，网络犯罪也有二重性，是虚实世界的交错和重叠，从而也具备可治理性。如今，网络犯罪占侵财犯罪的三分之一。如何用“枫桥经验”来解决网络治理问题?我的回答是开展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人民战争，具体建议为:第一， 竖杠杆。针对网络空间丛林法则乱象，要让责任和利益捆绑起来，形成能有效调节网络世界行为的治理杠杆。可借鉴西方国家一些做法，如美国的纽约州贩毒者责任法规定，不仅仅是网络毒品的受害者，受害者的近亲属、监护人、保险人都可以提出诉讼，索求赔偿。或是通过公益诉讼，律师诉讼赢了可以分享受害损失补偿等，进而广泛地调动受害者和老百姓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第二，立支点。把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真实要素做实，虚工实做，建立实在的支点，以实名化、实体化和痕迹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三，建社区。把虚拟空间的匿名式原子化的个体锚定在各个实在的网络载体和社会群体中，再以社区警务模式开展有效治理。旗帜鲜明地倡导技术向善反对技术向恶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 姜颖众所周知，北京互联网法院是在2018年9月9日新成立的，到现在15个月的时间里，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了全流程一体化的诉讼平台，实现了案件从立案到庭审到宣判到执行全程在线，给当事人提供了非常便利、高效和经济的诉讼模式。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挑战，互联网法院承担着重要的司法职能，对于网络空间的法治化进程起到司法保障和推动作用。北京互联网法院仅仅在2019年就受理案件42000件。从案件比例上来分析，目前受案的案由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著作权案件，第二位是网络购物合同案件，第三位是网络侵权案件。给司法带来的挑战都是在互联网前沿最新的问题，而这些主要是新的技术催生的新的业态、新的经营模式带来的。司法如何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如何通过裁判树立新规则，规范网上行为，是我们互联网法院应当承担的一个基本职能。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传递的一个司法理念，是要保护新型的创作成果来鼓励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审理这一类案件表达司法鲜明的态度:鼓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向价值的传递，鼓励优质内容的创作和传播。在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大多数技术的使用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有一些技术应用却给市场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倡导技术向善，反对技术向恶。无论怎样，北京互联网法院都会把治理网络空间的职责和使命进行到底，为维护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贡献司法力量。应提倡技术相关法规提前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林维人工智能时代必须加强规则的治理，互联网法院的优势不应仅仅是强调其技术优势，因为任何先进的技术最终都可以并且也应该平等地应用于任何法院， 未来的法院都应该是互联网化和智能化。考虑到未来线上线下社会生活、法律行为的高度融合，从管辖范围来讲， 可能会促使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的现有特殊性相对淡化，因为很多相关案件的主要甚至绝大部分都将网络化。因此，互联网法院在新时代的优势，应当是考察互联网时代乃至智能时代公众诉讼观念的革新和诉讼模式的创新。在智能时代，刑事司法应当秉承开放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智能社会的技术创新，但是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并不意味着让子弹乱飞。一方面，对于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比如恶意索赔、恶意诉讼的问题，刑法必须穿透式地理解互联网时代犯罪行为的变形，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另一方面，我们有太多模式创新和技术革新，除了提倡技术向善之外，更要提倡的是相关规范、法规的提前思考、规制，虽然很难做到超前立法，但也不能过度滞后立法，尤其在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做到全程的风险监控与评估，力争使社会损失和风险负担最小化。我们应当吸取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违法犯罪的经验教训。过去的经验在促使我们反思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理念变化和模式创新的时 候，还要时刻关注相关法律规则的构建，确立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权利体系和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并细致分析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进步和破坏的两面性问题，进而促使互联网法治有新提升，为互联网时代的司法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政府需要设计合理的平台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 赵鹏数字经济的崛起，根本性、革命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环境，使信息的生产、传播、利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整个互联网领域呈现的是快速迭代的技术、不断演化的生态、快速演进的边界。这对法律规制来说， 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如今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管是商业模式还是政府治理模式，都在快速变迁。在规制体系难以相适应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讨论如何激励平台进行自我规制。对于治理路径的选择，平台、政府要理性地认清自己的责任，形成协同治理。其中，网络平台是自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因为它还原了曾经熟人社会中的信息环境。大量行为聚集在网络平台上，激励着平台在总结最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平台规则，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设计合理的平台责任以激励平台创新。无论是黑产还是恶意投诉等，都需要政府与企业来形成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法制网）本文为网络搜集整理，仅做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