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系列109（13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docx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 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
（“试金石”系列№ 10 9 ）

“蓝秘书号”微信公众号
2019年7月

目 录

1．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
要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 1
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刘守英：
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4
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
建立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 6
4．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蒋永穆：
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8
5．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洪乐：
夯实根基方能振兴腾飞 11
6．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周美雷：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12
7．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俊国：
产业振兴必须依靠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科技兴农 13
8．西华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徐雷：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共进 14
9．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恭礼：
探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新路径 15
10．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克俊：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发展县域经济 16
11．江西师范大学讲师蒋婷燕：
来自革命老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 17

12．四川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周学红：
新型城镇化如何实现城乡战略互动 18
13．浙江省嘉善县委党校科研室主任、高级讲师蒋星梅：
农房改造集聚的“五步工作法” 19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
（四川日报，2019年6月19日，2019年6月20日）

要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魏百刚

一、乡村振兴是我们党在新时代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并写入党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总书记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我体会，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高度重视，响鼓重槌、念兹在兹，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
第一，着眼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明显的短板仍然在“三农”，城乡差距大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如果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那就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第二，瞄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三个阶段的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安排是协调契合的。
第三，立足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过去的发展方式不适用了，原有的治理模式不管用了，迫切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乡村发展水平，使乡村迈进现代化的轨道。目前，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到了较高水平，完全能够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力度，有能力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总之，乡村振兴是贯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必须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二、发展县域经济乡村产业振兴是关键

从各地情况看，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重点要解决四方面问题。
一是解决质量效益不高的问题。多数乡村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创新能力不足，工艺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产品供给仍以大路货为主，优质绿色农产品占比较低，休闲旅游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小众类、精准化、中高端产品和服务。
二是解决产业链条偏短的问题。一产向后延伸不充分，多以供应原料为主； 二产连两头不紧密，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副产物综合利用程度低；三产发育不足，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能力不强，农业生态功能开发不充分。
三是解决产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一些农村供水、供电、供气条件差， 道路、网络通讯、仓储物流等设施未实现全覆盖；产地批发市场、产销对接鲜活农产品直销网点等设施相对落后，物流经营成本高。农田灌溉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高标准农田建设比重仍然偏低。
四是解决利益联结不紧密的问题。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大多是简单的土地流转、劳动雇佣和产品买卖关系，股份合作、利益融合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小农户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够。
今后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重点是促进“一产提质、二产提档、三产提标、融合增效”。“一产提质”就是要推动种养业提质增效。“二产提档”就是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提档升级。“三产提标”，就是要提升乡村服务业标准和质量。
“融合增效”，就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壮大县域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核心就是要重塑工农城乡关系，扭转长期以来“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思维定势，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藩篱，做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真正建立起向县域倾斜的体制机制。
一是优化现代乡村产业布局。亟须研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将县城或中心城镇产业发展作为重点，改善农村营商环境，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下沉重心，向有条件的乡（镇）和物流节点集中，实现加工在乡（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
二是加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一方面，培养本土人才，重点培育高素质农民和乡村实用人才。另一方面，吸引外来人才，破除城市人才下乡的制度障碍， 建立城市专业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搭建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鼓励各类

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投身乡村振兴。
三是创新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新路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允许在县域内开展全域乡村闲置校舍、厂房、废弃地等整治，盘活建设用地重点用于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乡下乡创业。如果把这个政策用足用好，就能解决大问题。
四是建立多元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要研究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加快建立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多元投入格局，进一步提高公共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出，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等。
五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大最直观，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差大。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制度接轨的基础上提高农村标准，让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六是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市民化。加快推进户籍、就业、社保等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让进城农民平等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务。

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 刘守英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高瞻远瞩，真正将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位一体纳入考量，明确了乡村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乡村振兴， 要站在乡村自身、城市化发展层面去精准施策。
一、从中国城乡角度理解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首先要认识乡村。中国从近代以来，我们对于乡村的基本认识就是农民是穷的、乡村是贫的、农业是苦的。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希望通过外力的介入来使乡村得到基本改造。但乡村发展出现的问题，或许正是由于外力过多介入所致。这种外力的介入导致整个乡村的结构出现不匹配，导致一些乡村发展迟缓。
传统的、健康的乡村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有机配合，农民从来就不简单的是一个单一的搞农业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工匠。这种双重身份，让乡土经济天然是农工混合的经济，乡村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同时由于农工混合，它的要素是在流动的。但现在，农业的利润率却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越来越少， 导致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
因此乡村振兴要从结构上做文章，而不是简单将人运回去、将城里人弄到农村去，或者是继续按原有的模式，大规模地工业化，扩大城乡差距。要在理解现实的基础上认识乡村。
当前的乡村有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农民的分化首先是职业分化，真正靠农业收入的仅有15%；其次年龄 分化导致代际理念不同，这个代际就是从80后开始的，农二代基本出村不再回村。因此在考虑乡村振兴时，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对策。
第二，对农业的消费需求变化。过去人们是吃饱就行，现在对于健康，对于安全，对于消费的质量都有了更高要求，这要求我们要重新研究什么叫作农业。如果对农业的基本概念就停留在粮食、种植业，我们的农业就只能解决温饱，这样农业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要改变对农业内涵的认识，拓展农业的功能， 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
第三，对村庄的理解有变化。首先村庄是整个乡村维系农民跟农民之间， 农户跟农户之间，农户跟其他组织，包括村庄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村

庄的这个基本功能不灭，才能有乡村振兴。其次，村庄分为两类，一类是衰而未亡的村庄，一个就是现在活起来的村庄，未来乡村振兴实际是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施策。对于衰落未亡的村庄，要搞活，让它体面，这就涉及到提高乡村公共治理能力，让房子等基础设施完善体面、老人生活水平有保障、公共服务补齐短板。其三，村庄形态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的乡村形态由农耕半径决定，但现在整个农业的发展方式有变化，随着科技发展、农业机械化，整个村庄未来的半径在扩大，制度也在演化。第四，城乡关系主动发生变化，从上一轮的生产要素单向从乡到城，到资本下乡寻找机会，到后来新的主体和新的人进到乡村，带来土地资源需求的变化，由此城乡关系从单向走向互补，从割裂走向了融合。因此，搞好乡村振兴，要理解这些变化，从趋势中找机遇。
二、找准乡村振兴的路径
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如果搞不出名堂来，三产融合无从谈起，乡村振兴就没有希望。第一要认识到，重视农业发展，根本是要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工业化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在城市可以做，乡村也可以做。因此，农业产业升级，就要让生产要素从低级到高级突破。
为此，首先要制度创新为先，重新分配、组合要素。比如，土地资产化股权化、三权分置等，让新的主体对涉农资本拥有更完整的权能。新的主体进来发展以后，乡村产业就上去了。
其次，要聚焦产业发展。在产业选择上，要选自己最强的、最独特的；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妨让农民、村庄和企业先吃螃蟹，接下来政府大规模地培植产业，培训农民，建设市场。最后要持之以恒，培植一个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一般需要12年到13年，不能两三年一折腾。
第三，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使单位土地回报提高，报酬上升。比如寿光， 原来的一亩棉花田收益800块钱，后来做成海鲜农场以后，收益累计2万4千块钱。单位回报率高了，农民就愿意干。
第四，“活业”方能“活人”。如果人不活，乡村振兴没有希望。但“活人”还要先“活业”，“活业”了才有人活，有人活才能“活村”。比如，谈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如果没有产业链，这个资源就没有抓手，只有做成产业链、向城市开放，才能激活资源。

建立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魏后凯

中央对乡村振兴已经作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乡村振兴，落脚点就是要生活富裕。而生活富裕的关键，核心就是农民增收。
一、影响农民稳定增收的几个因素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逐步加大力度， 但是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原因在哪儿？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城镇化也在减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放慢。到目前为止，滞留在农业农村的人口还是太多。2017年农业劳动就业的比重高达27%，而且农民普遍存在兼业化，小规模的兼业农户占绝大多数，农村缺乏坚实的产业支撑。农村大量的资源没有被激活，农村改革严重滞后。这几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虽快于城镇，但绝对差还在不断扩大，相对差距、城乡收入比至今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要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增收是短板中的短板。
第二，更重要的是现在农民增收的模式，总体来看是一种外源性的，并非是来源于农业农村的内生型的。农民增收这些年来主要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增长。经营净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急速下降。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速虽然很快，但是由于占比比较低，变化不大，贡献不大。再就是转移性收入的天花板效应。2014年到2018年，转移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经达到了24.5%，在逐步地接近天花板。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化在不断加剧，现在 实际上从全体情况看，高收入户增长很快，低收入户增长速度很缓慢，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直到2018年才有一定改变。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现行的农民增收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建立在农业农村之外，或者依靠城市产业支撑的城市导向型的农民增收模式，难以持续。这是导致农业衰落、农村凋敝的农民增收模式。所以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很有必要的，只有依靠乡村振兴，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增收模式，由过去城市导向型向农业农村导向型转变。
二、建立基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型农民增收模式

农民增收的来源最根本的原则，应该是来源于农业，来源于农村，而不是农业农村之外的城市产业支撑。未来农民增收总的思路，就是要通过农村产业的振兴和资源的激活，更多依靠农业农村逐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农业农村导向型的农民增收模式。
2014年开始，农业就业的比重已经由过去的加速下降变成减速下降，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城镇化也在减速。从未来发展的眼光看，相对于农业增加值，农业就业的比重仍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很大的空间。这里面的关键是使大量的兼业化的小农户愿意、而且顺利地转移出去。要建立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自愿有偿的退出机制，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规模化的专业化生产，推动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
再从城镇化的趋势来看，城镇化现在已经在减速，未来的城镇化主要靠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激活资源，拓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打通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财富的渠道，来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这种全面的深化改革，核心点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要建立各具特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关键是要降本提质增效，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工业化、社会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一定要将小农户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体系里面，要以农业为基础，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多维延伸，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的收益。这种分享产业链增值的收益也是未来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核心所在。在这点上，特色村庄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如果把特色村庄的发展分为1.0、2.0、3.0版三个阶段，1.0 版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村里面简单的产业集聚或者专业化。2.0版就是在过去的产业集聚的基础上，产业、文化、生态三位一体。3.0版是在过去的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加上信息化、品牌化，可以叫做五位一体，即在产业文化生态融合的基础上，有了信息化、品牌化。特色村庄是未来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关键是怎么来发挥它们的示范作用，促进更多的乡村农民增收，富裕起来。

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蒋永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续，又是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的新发展、新部署与新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能够充分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效解决“三农”发展的重大难题，而且能够充分结合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有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顺应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安排，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扎实稳步加以推进。然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不仅促使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产生更高需求，而且激发了更广泛和更多元的美好生活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难以满足这些新需求。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人民群众对农产品的要求不再仅是“吃得饱”的数量需求，而是“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舒心”的优质、健康、 安全等多元需求，仅仅注重“生产发展”，已难以适应人民群众对农产品的更高需求；随着农民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不仅需要较高的收入和富足的生活， 而且更加渴求高质量、高水平的生活，从而提升幸福感和安全感，仅仅注重“生活宽裕”，已难以适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多维需求；传统的“乡风文明”未能达成既定目标，急需更高层次的“乡风文明”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随着农村面貌逐步改善，农民对美丽宜居乡村的期望日趋增加，对幸福安居家园的期盼日趋强烈，仅仅注重“村容整洁”，已难以适应农民在乡村美好生态环境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农民思想观念不断进步，农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对乡村发展的知情、参与、管理、监督等权利要求日益提升，仅仅注重“管理民主”，已经难以适应农民对乡村治理的需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顺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实际，又能有效解决“三农”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即农业农村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在基本方向上、发展目标上、总体要求上的转变。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点在于顺应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三农”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从而有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其一，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遵循科学的实现路径，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的重大政策制度，分类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分类加强乡村人才支撑。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其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村土地改革首先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节约用地制度。其次，要深入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再次，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改革试点范围，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树立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着力强化现代设施装备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提升和发展农业，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着力建立和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现代农业经营效益；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农业经营利益分配和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业经营者和农民获得相应的收益， 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着力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政策不完善、小规模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不平衡、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其三，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三农”人才引进力度，着力充实“三农”工作队伍，积极推

动各类人才定期不定期流向“三农”工作队伍，强化“三农”工作队伍的培养， 确保用好人才、留住人才。要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建设、乡村法治建设、乡村德治建设。

夯实根基方能振兴腾飞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康洪乐

乡村振兴靠什么？我觉得一靠制度，二靠投入。制度和投入是互相影响的。只有设计出来很好的制度，才能吸引足够多的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来投入。只有设定出很好的制度，那些投入才不至于打水漂，政府的投入才会有效果。
制度方面，乡村振兴我觉得主要要关注这七大类制度，一是土地财产制度， 二是集体产权制度，三是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四是投融资管理制度，五是各类补贴、补偿制度，六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制度，七是乡村治理制度。
乡村振兴制度设计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第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这个作为一条红线，不能踩。第二、要遵循城乡一体化原则，允许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农村的要素可以自由进城，城市的要素也可以自由下乡。第三、要平等保护农民和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既要保护农民和农民主体的权益， 也要保护城市资本下乡应该获得的权益。第四、要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如果乡村振兴的制度要设计的话，一定要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你应有的权利我给你，你应尽的义务一定要做起来。第五、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顶层设计的灵感来自地方创新，如果没有地方创新，顶层设计也没有灵感。第六、要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相结合。乡村振兴制度设计一定要解决目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第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衔接。正式制度就是我们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非正式制度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第八、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这两个制度结合一定要互相融合，不能互相排斥，要能够自由转换。如果这两个制度体系是两个平行线是不行的。如果这些原则没有得到遵守的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来难度就更大。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周美雷

构建具有善治格局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首先要加强党在农村基层全面领导制度，构建全覆盖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委会主任，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 努力提高村干部待遇水平，让有能力的村干部进得来、留得住；拓宽村干部发展渠道，在村干部中定向招考公务员。
其次，运用好党员“积分制”和“党员夜校”等手段，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党员积分可采取三种渠道：直接积分、党员申报积分、支部提议积分或扣分，年底奖惩。同时，通过“党员夜校”不断提升党员的素质和服务农村工作的本领。
再次，充分运用好村规民约等规则化治村宝典，强化村民自治。梳理和理清现有乡村管理制度和规范，将村里难点问题和急需规范事项纳入制度体系， 将乡镇党委的治村意图与村民自治共意融合。村域范围内的违建、环境、安全、违法出租等问题均可列入村民自治章程。
第四，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进一步清理乡镇党政组织的权力、机构、人员及资源落实权力清单，整合基层公共服务、行政执法等力量，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农村综合管理、指挥、服务和行政执法的平台体制。大力培育新社会治理主体，特别是鼓励和引进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参与农村基层的治理。
第五，精准供给农村公共文化，引导乡村德治。推动志愿服务下沉到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相对紧缺的农村，探索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多渠道增加供给。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办法，扶持地方文化社团特别是农村文化社团的创新行为。去除农村攀比文化、人情文化带来的无效社会资本消耗。

产业振兴必须依靠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科技兴农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俊国

2018年成都全市农业增加值541.7亿元、同比增长3.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135元、同比增长9.0%。但仍存在产业融合性不够高、农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乡村产业振兴必须依靠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科技兴农。
一是以现代农业功能区和园区建设为载体，推动产业加速集聚。成都将把发展现代农业功能区及园区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加快建设“7＋7”现代农业功能区及重点园区，促进上下游产业集约集群，带动形成5大千亿产业集群。
二是以特色镇和川西林盘建设为重点，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注重植入旅游、 康养等产业元素，大力培育新型农业形态，加快塑造生产生活生态消费新场景； 同时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积极探索“特色镇+林盘+农业园区”等建设模式；建立高效多元市场化运营机制，促进市场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三是以重大项目促建为核心，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实施重大项目攻坚，完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库；加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构建项目招引、落地、协调等全过程促建服务机制；加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
四是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抓手，提升市场竞争力。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优化形成“一区、三园、N基地”建设布局；不断强化创新核心区与产业孵化园、创新集成示范基地的联动合作；加快培育一批实力强大的创新型农业龙头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
五是以构建“三大平台”为突破，完善要素投入机制。以“农贷通”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突破点，建设农村金融保险服务平台；以成都农交所为突破口，建设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建设乡村人才培育集聚平台。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共进
西华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徐雷

脱贫攻坚筑实乡村振兴基底，乡村振兴激发脱贫攻坚能效。两者在战略逻辑上相互衔接、内涵本质上共通统一、目标任务上充分交叠。如何让这两者衔接共进？
首先，根据资源禀赋和生态条件细分贫困地区类型，强调政策与地区的契合度。对资源缺乏的地区要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注重教育移民、易地扶贫等； 对拥有资源的地区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造， 推动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增收。
其次，通过要素、主体和市场的全面激活，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中入市，重点用于发展乡村产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鼓励企业就地建立产业基地，优先吸纳地区贫困人口就业；推行农业订单化，促进企业和贫困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三，加大早期教育投入和教育设施建设，引导优势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 开展初高中、职业教育并行试点，有针对性地做好转移就业创业以及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建立村干部轮训机制和后备人才数据库，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第四，通过易地扶贫将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目标衔接。除重点发展、城市 辐射近郊和特色保护类贫困村庄外，对地处偏远、环境恶劣的村庄进行移民搬迁；对于人口少、功能丧失的空心村实行撤并；引导经济欠发达、规模小、交通不便的村庄向发展潜力大的中心村集中。
第五，探索“党建＋乡村振兴”，改进政府的组织管理和评价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通过加强村级社区建设，解决贫困人口生活目标模糊、发展信心缺失等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提高基层依法行政能力，营造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贫困乡村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探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新路径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汪恭礼

首先，强化规划引领，科学确定城乡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科学确定乡村、 小城镇及大中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加强各类规划系统衔接和统筹管理， 形成多规合一、区域一体、城乡融合规划体系。精心谋划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等空间布局，形成现代城镇与田园乡村交相辉映、各具特色的发展形态。
其次，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重点鼓励和支持就业能力强、进城时间长、能够适应城镇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进城农民落户。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特色城镇和工业园区有序集中。把进城落户农村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障其子女与转入地城镇居民子女受教育同城同待遇，推动其参加当地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允许农民进城后依然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及集体收益分配权。
再次，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城乡劳动力资本双向流动格局；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使之成为乡村振兴主体力量；有序推进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致富能手队伍建设；加强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让务农有保障、有钱赚，吸引新生力量、专业人才回流，吸引更多城镇人才创业。
第四，发展高质量乡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整合相近区域内小规模产业，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研发一体化。积极推进“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等跨界融合，深挖乡村特色农耕文化。加快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整合推进信息进乡村入户，大力建设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培育更多“电商村”“淘宝村”“外贸村”。推动新型经营主体由交易联结走向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其开展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生产性社会化服务。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发展县域经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克俊

乡村振兴跟县域经济有什么关系？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这个产业不仅仅是农业，而是整个县域的产业，乡村振兴根本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谈。
我省是全国县级行政单元最多的省。推动四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特色日益明显，涌现出了一批工业经济强县、农业经济强县，但同质化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首先我们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坚定不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发展县域经济的短板在乡村、潜力也在乡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不能搞封闭，要适应新时代要求坚定不移地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全面激发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进而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其次，我们应更加注重以县城和小城镇建设为载体，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县域发展短板、促进县域融合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连接点的县域经济，只有把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时推进，才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以要加快县城和小城镇建设，通过县域内部的城市化，促进就地城市化。具体看来，一是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民进得了城、住得上房、生活得好；二是以完善功能为重点，推动县城扩容提质。三是加快发展特色小城镇经济，通过培育一两个产业和几个龙头企业，建立起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优势，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的产镇融合，使小城镇成为县域副中心、农民进城落户创业的重要平台。

来自革命老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
江西师范大学讲师 蒋婷燕

为把握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新方向，我们选择赣州市寻乌县为调研样本。寻乌县地处三省交界处，区位优势明显。这里不仅曾是中央苏区全红县， 还是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且有30余种矿产资源和农业主导产业，三十多年来，寻乌县的稀土开采由兴旺到衰落，经历了从池浸到堆浸再到原地浸矿三个过程，采矿和选矿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全县一度有稀土废弃矿山40处，总面积20.4平方公里。
2016年赣州市入围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并获得中央基础奖补资金20亿元。按照“因地制宜”的治理原则，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治理、 土地整治、水域保护、植被恢复四大工程，实现“废弃矿山”变“绿水青山”。整治后矿区内水土流失量降至32.3立方米，控制率达91%。通过在废弃矿山流域汇聚区域建设终端污水处理设施，涵盖了7.2平方公里的废弃稀土矿山，中坑寨河河水中氨氮去除率约为50%。
我们从寻乌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中得到六点启示。
一是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既然属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危机；
二是要尊重自然规律，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里主要体现为运用生态手段创新治理技术模式；
三是要坚持用整体思维开展综合治理，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寻乌县的做法主要是采取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江河流域上下游的综合治理；
四是坚持长远的生态利益高于短期的经济利益；
五是要坚持绿色发展，寻找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六是要坚持自然与文化的和谐统一的多元价值向度。

新型城镇化如何实现城乡战略互动
四川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周学红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思路。经过几年发展，我们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重城轻乡的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新型城镇化应着力实现城乡互动发展。
首先要研究城乡人口发展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把握全省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特征，研判新形势下的人口动态变化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类型的振兴战略。
其次要推动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科技人员下乡的机制；赋予农村土地的资产性质和农民的财产权利，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要优化城乡一体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建筑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要构建国土空间保护与发展格局，优化全省新型城镇化格局、农业生产格局及生态安全格局；强化城镇群综合服务能力，加快县城和小城镇提质扩容，以镇带村、以村促镇。
第五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水电路气和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共建共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向县乡镇村延伸，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巩固和发展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网络。
第六要构建城乡特色文化体系。“城乡战略互动”推动城乡文化要素不断整合、变迁、发展与创新，既要严格保护挖掘和充分利用城镇历史文化，也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注重传承与发扬传统乡村文化，凸显全省城乡历史文化特色。

农房改造集聚的“五步工作法”
浙江省嘉善县委党校科研室主任、高级讲师 蒋星梅

高质量推进农房集聚，紧紧抓住乡村振兴中涉及的“地”的因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的重要保障。我以浙江嘉善县为样本，研究得出了农房改造集聚的“五步工作法”。
第一步，规划要及时调整。县级、镇级都有相应的规划，都是通过了专家评审和地方人大的地方性法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有的布点规划与当前的实际会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因此需要抓紧修编完善各类规划并完成报批备案。
第二步，空间指标需要及时落地。实践中，常常面临土地计划指标不够的问题，建议上级政府在安排空间指标和土地指标时，要向农房改造集聚建设项目倾斜。同时执行者应优先保障中心集聚点的土地指标，但对自建点的启动建设，要持谨慎务实态度。
第三步，提高集聚处社区的治理能力。农房改造集聚点存在过渡期，这期间居民的户籍身份、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还挂在原居住村，但社会身份和生活身份属新社区，这增加了社区工作的难度。建议县级相关部门抓紧研究集聚农户户籍制度改革，同时研究制订一体推进方案。
第四步，要推进不同村之间的文化融合。传统的村都有自己的村落文化和习惯。通过农房改造集聚，不同地方的村民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同时，新社区没有形成独有的文化，难以迅速达到感化人、教育人、塑造人、培育人的目标。 所以需要创新发展集聚区的文化，使集聚区居民有归属感、认同感。
第五步，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房改造集中后，行政村存在的区划可能会被重新调整，这涉及到村级集体经济股权问题如何处置、